颜浩

正当党号召把一切积极因素动员起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们却痛心地看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的领导人，发生了严重地打击和挫伤青年积极性的事件。

从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文艺界中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之后，又经过了从农业合作化问题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按理说：对必须重视和培养新生力量，对必须爱惜群众任何微小的积极性，人们是应该开始懂得，应该对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有所领会了。但是，在经济研究所发生的事，却说明在我们的同志中间，仍然有人没有吸取一年多来生活一再教给人们的重大教训，没有真正接受党反复教导的思想。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在经济研究所这次事件中，不是按照党的要求，在加强对老科学家的工作的同时，鼓励和扶植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热情；耐心地引导青年更正确更踏实的前进；并且实事求是的考虑为培养和提高青年科学干部必须改进或创设的条件；相反的，却是迎头打击青年们为党的号召鼓舞起来的热情，却是采取和党的作风相违背的粗暴的压制手段，而且，丝毫不考虑过去经济研究所在这方面存在的缺点。现在事情的结果摆在大家面前，这便是：在全国知识青年一片问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在经济研究所的许多青年同志，却“不敢再提出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的愿望，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挫折。”造成了这种“反常”的现象，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也许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因为照这两位同志的看法，他们是在“纠偏”，是在和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他们是完完全全正确的。但是，判断要根据事实，而“中国青年”记者所揭露的全部事实，都向我们指明了：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是没有足够的理由的。

林里夫同志声称经济研究所的团支部犯了“路线上的错误”，但是读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人，都明白：为了“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十二年内，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党的路线正是须要首先发挥现有科学家的力量，又要及时注意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老科学家确实担负着沉重的担子。他们是我们赶上前去的现实力量，是党当前在这一工作中的重点。然而大家知道，我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过十万人，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却是数十万人，上百万人。量的发

展和质的提高不可分割，扩大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正是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就不能忽略培养和提高青年科学干部的问题。老科学家自已的科学研究，是为了“赶上去”的主要工作，分出一部分时间来帮助和培养青年，也是为了“赶上去”的主要工作，这里绝不能把后者看做是什么累赘、拖腿的事情。由此可见，经济研究所的团支部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基本上并无措误，而做了片面解释的，倒是林里夫同志。

在团支部的学习总结里：是明确地提出了当好老科学家的助手，批判了一些青年同志曾经有过的错误思想；是肯定了在工作中学习的方针是不可动摇的；是采取了正确的对待学位问题的态度；而不是片面强调培养青年，不是引导青年离开工作去进行学习，也没有提倡什么“候补博士人生观”，把“罪名”和总结对照起来看，这些“罪名”实在是无的之矢，是“莫须有”的加在经济研究所的青年同志头上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一问：为什么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会根本忽略了党的政策中培养青年这一面？为什么会如此轻率地否定青年的要求？为什么会无所顾忌地对青年进行压制？看来，答案不能从“认识分歧”这种说法里找到。问题的本质，仍然是从这事件中透露出来了的，为党所早已严厉指摘的，对待新生力量采取轻视和歧视的态度。

自然，这里的确没有出现象前年的“文艺报”加在李希凡、蓝翎第一篇文章前面那样的按语，但从林里夫同志在团的会议上多次的发言来看，在他们思想中：对于十二年内攀上科学高峰的任务，看得似乎是和青年没有什么关系；在执行党的这一任务时，似乎是无需考虑有关青年方面正当的要求；似乎觉得青年用不着什么自己的长远规划，也用不着什么独立见解；而在青年对他们过去培养青年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的时候，就大发雷霆，把青年一整再整。试问，这里假如不是存在着一种极其忽视和轻视新生力量的思想，难道凭空会产生出这些东西来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对青年的估计。应当指出：我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解放后，在党的直接教养下，进步是很快的，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他们的确普遍地充满了争取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结合国家需要产生了提高自己的迫切要求。我们当然不能说青年当中已经没有缺乏觉悟的分子，在热潮中没有任何人存在着个人主义思想。但好的一面健康的一面，确实是基本的和大量的情况，是今天的本质和主流。任何人只要肯到青年群众当中去实际地看一看，都会承认这才是正确的估计。但是这两位同志偏偏没有看见存在于青年中的好的健康的一面，夸大了青年的缺点，甚至把青年的正当要求都当作个人主义的要求。难道这种估计真是符合实际的么？

在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当中，在青年们中间的确也存在着缺点，比如有的人片面地理解向科学进军的内容只是搞学术研究，而不包括精通业务；比如有的人忽视一切为了做好工作的目的，而只热衷于获取学位；比如轻视在工作中学习，而只强调系统的书本知识；又比如象好高鹜远，依赖思想和要求过高过急等等，这都是不正确的，这些现象在经济所的一部分青年当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应该给予指出和帮助。

但是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怎样正确的教育和领导青年，采取什么方法来介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党一贯的方针和态度是十分明白的，那就是要从爱护和关心青年的观点出发，采取说服教育，和从积极方面引导的方法，进行细致地耐心的工作。即使他们有比较严重的缺点，应该严格批评，应该坚持进行思想上的斗争，但基本的态度、方法和作风也还是如此。所以要这样，是因为青年是接替我们事业的新的一代，比起老一代更富有进取心，更易接受新事物和易于接受教育；是因为青年的错误，大多是由于缺乏知识和经验，幼稚单纯，因此才容易片面，急躁，容易弄不清是非，只要讲清道理，就可以帮助他们改正。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注意正面教育和积极诱导的，就必定能充分发挥青年人的积极性，高度的激发他们的自觉心，带领他们愉快的大踏步前进。而粗暴的打击手段，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因此，我们认为，林里夫和狄超白同志在这次事件的主要的错误，就在于违背了党在这方面一贯的方针和态度。而值得我们许多人记取的教训，也就是在解决群众思想问题时，任何时候也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粗暴的手段。

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提起毛主席的话，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说过：“我们应该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他。”这是充满了共产主义思想感情的话，但愿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胜利的前进道路上，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忘记这两句宝贵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