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炎

正当全国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问科学进军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青年同志却在沉重地检查和批判自己在向科学进军中的“个人主义”思想。经过检查，很多青年不敢再提出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的愿望，问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团支部犯了“路线上的错误”

当党提出要迅速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以后，经济研究所的青年，情绪很高，团支部按照科学院党委的指示，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联系实际作了讨论。通过学习，大家对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检查了过去有些同志不尊重老科学家，不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的思想，提出要做好老科学家的助手，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讨论会上，对于在工作中培养青年干部、系统学习和争取学位等问题讨论得比较热烈，并且对行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

在培养青年干部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过去领导上对他们使用多，培养帮助少，因此提高较慢，要求领导上加强在工作中培养干部的工作，关于确定专业方向问题，有些同志感到自己的工作方向是不明确的，因此要求领导上明确每个干部的专业发展方向，减少工作调动。同时为了更好争取导师的指导和帮助，还要求建立师徒关系，以便加速对青年干部的培养。

在学习问题上，很多同志认为领导上对青年的学习重视和支持不够，尤其各研究组的领导很少过问同志们的学习问题，希望领导上注意领导青年进行一些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并保证学习时间，有的同志还提出是否可以抽出一些工作时间来学习。对于学位问题，很多同志认为博士和副博士学位的设立是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从事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水平的一种标志，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该争取学位。

经过团小组几次讨论以后，就由党支部宣传委员林里夫同志作了一个报告，接着又在支部大会上讨论了两次。会上大家对某些问题展开了争论。团支委会为了统一团内认识，并协助党和行政逐步解央一些问题，就由团支部书记乌家培同志写了一个书面总结交给林里夫同志，请党支部提出些意见，以便修改后，向全体青年报告，作为这一次学习的总结。但是，林里夫看了这个书面总结以后，对青年所出的意见要求并没有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也不认真检查过去在培养青年干部中所存在的问题，就认为这个总结是和党的政策针锋相对的，是“集中了团员中的落后思想”，“向党进攻”。团支部在领导团员学习中犯了“路线上的错误”，违反了党的要求。林里夫认为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主要是依靠老科学家，青年只是为老科学家准备工作和生活条件，做好老科学家的助手。老科学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工作中就能提高，不应该要求老科学家花时间来培养。他认为青年团支委会不引导青年向这个方向讨论，却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引导青年讨论怎样培养青年干部问题，怎样取得学位，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加要求抽出工作时间来系统学习，还要求明确师徒关系，让老到学家分出一部分时间来培养青年。这样就要“妨碍老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就是拖老科学家的后腿，结果十二年达到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任务，要二十四年才能完成。关于学位问题，：林里夫认为学位制度是可有可无的，没有学位制度并不妨碍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还认为学位制度是和工厂中的超额工资制度一样的，青年不必去争取；特别是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应该为共产主义奋斗，更不应该去争取学位。因为“争取”就是有“个人主义思想”动机，把“共产主义人生观”降低为“候补博士人生观”。这样，就给团支部下了一个“犯了路线上的错误”的罪名，并且立即雷厉

风行地采取“纠偏”的措施。

对待青年的粗暴态度

林里夫立即责成团支部重新写团支部学习总结，检讨团支部在领导这次学习中的错误，对领导这次学习的团支部书记乌家培同志和梁文森同志，叫他们作检讨，威胁乌家培说：“不好好检讨，就要发动群众斗争。”并动员全体团员和青年揭露团支部领导的“错误”，和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但大家只是从林里夫的动员报告中知道团支部的总结是非常错误的，而总结的原文始终没有看到。有的同志提出要求看看总结，林里夫也没有给大家看。大家就只能根据林里夫已经歪曲了的一些事实来检查和批判团支部的“错误”。只要过去在讨论会上讲过关于“培养”和“提高”问题的同志都进行了“检查”和“检讨”，这样接连开了三次支部大会，八次小组会。林里夫还要团支闻书记根据大家的发言，按问题做了162张“思想卡片”，以便于他掌握青年思想。乌家培和梁文森同志被迫在党内和团内做了几次检讨才算通过。林里夫同志从乌家培同志的阶级出身批判起，给他加了一大堆罪名：“对党不忠诚”，“欺上瞒下”，“有组织向党进攻”……等，而且采取组织手段，要他的助手——青年团员张卓元在团支部大会上提出撤销乌家培同志已经当选了的科学院团代会代表的资格，张卓元同志没有按照他的意员做，便不合组织原则地由党支部组织委员提出撤销了乌家培的团代表资格。张卓元同志因为没有按照林里夫意见去做，事后，受到了林里夫严厉批评：“在紧要关头上表现无原则”。他并且夸大张卓元的缺点，责成团支部把张卓元同志作为这次批判重点之一。张卓元在团的会议上检讨了几次，还不行。该所代理所长，党支部书记狄超白同志也同意和支持了林里夫的这些做法。他粗暴地责骂青年。在一次团支部大会上，他说：“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生，一点自学能力也没有，还要保姆（指青年要求老科学家帮助，建立师徒关系），谁有工夫带你们，任务重，领导人少，还要培养！人家要研究，你们却拉着吵吵嚷嚷的要指导，不害羞，还是党团员。”更严重的是当青年不满意这样做法，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意见后，他们则采取打击的手段。青年共产党员吴敬琏同志认为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的做法是错误的，他给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在党支部大会上，狄超白同志声色俱厉地追问他，为什么要给中宣部写信。认为这是“不信任科学院的党组织”，一定有“个人不纯动机”，逼着要他交待“动机”和“企图”。当该所罗元铮同志向中国青年杂志社反映了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的错误做法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片面看法以后，狄超白竟说罗元铮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宗派，故意在外面挑拨，破坏党的威信”，是“品质问题”。这种雷厉凰行的“检讨”和“批判”，从3月8号开始，一直到4月上旬，中共科学院党委要去检查他们9的工作时，才阻止了他们这种做法。

作为一个具有一定锻炼的共产党员，老科学工作者，能这样来对待科学战线上的新生力量吗？能这样来对待来自群众的批评吗？

是否犯了路线上的错误？

事实怎样呢？团支部是否犯了路线上的错误，与党对立，引导团员去向候补博士进军，并且因为要向候补博士进军而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呢？

青年所提出关于培养青年干部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大部分都是好的，值得领导上考虑和改进的。比如有些青年提出过去领导上对他们使用多，培养帮助少，工作组织得不好。象农业经济组和生产力配置组有的同志外出调查时，事先领导上对调查的目的和意图没有明确交代，事后，所写的几个月的调查报告，领导上又不看；“经济研究”编辑部有的同志华年多来所处理的稿子，领导上一直没有看；这样他们感到帮助不大，提高较慢。还有些干部使用不当，譬如领导上强调所里没有一定水平的翻译，就把在苏联学习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得到候补博士学位的刘国光同志当作翻译来使用，而对专门担任翻译工作的同志，又不积极加以使用，不注意给以锻炼机会。又如农业经济组的剪报工作没有人搞，领导上也没有积极想办法解决，就让研究实习员裴俊生同志长期做剪报工作。这些问题都应该设法解决。

在学习问题上，很多同志因为工作需要改变了专业，对目前业务知识比较缺乏，在工作中经常碰到很多困难，所以有些同志迫切要求系统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过去领导上虽然也规定青年研究实习员要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俄文，但具体贯彻执行不够，很多人的学习时间不能保证。因此领导上还是应该进一步来考虑和改进学习中的问题。还有的同志要求订立个人进修规划，预备在若干年内取得学位。有的要求明确工作中的专业方向。这些意见和要求也都是正当的，值得领导上考虑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青年都是正确的。青年所提出的意见和要求有一些也是不恰当的。比如有的青年曾认为在工作中学习是支离破碎的，因而忽视在工作中学习，而偏重于书本学习。有的也曾提出把工作和学习并重，希望半天工作半

天学习，有的认为只有通过理论学习才能加快培养速度。还有的青年对向科学进军的范围了解的比较狭隘，认为仅是学术研究，在若干年内取得学位。有些青年本身也有些缺点，比如对老科学家的确不够虚心，不够尊重，有的工作不够钻研、踏实，有的不愿做野外调查工作，而愿钻书本等。

但这些毕竟是个别或是部分同志的看法和缺点，在讨论过程中也受到了批判，

团支委会基本上是按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科学院党委的指示，家领导团员和青年学习的，并没有犯“路线上的错误”，也没有引导青年向“候补博士进军”。在学习前一阶段，他们引导青年讨论了如何做好老科学家的助手，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在林里夫同志报告以后，由于青年在培养青年干部问题上意见比较多，在是否要争取学位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团支部就让青年着重讨论了这些问题。讨论中一些不正确看法，团支部在学习总结里也批判了，提出：要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要做好老科学家的助手，坚持了在工作中学习的方针；在学位问题上团支部也指出，青年应该争取学位，但不要把学位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更不要把它作为满足个人主义欲望的手段。但即使着重讨论了关于培养青年干部问题，和由此而提出的一些要求，是否是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呢？难道培养青年干部不是向科学进军的一部分吗？何况经济研究所在这方面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呢？当然团支部的学习总结在个别提法上也有不够恰当的，在这次学习中，对领导大家具体和深入地来讨论如何做好老科学家的助手也是不够的，

问题在那里

重要的问题是作为领导应该怎样来对待青年的这些意见和要求呢？

对于青年科学工作者应该是爱护和关心的，对他们的一些缺点和不正确的要求，即使严重的，甚至真是违背党的政策，也应该采取耐心地说服教育和积极引导的态度，使他们提高认识，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特别是有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可以展开讨论研究，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粗暴的态度呢？何况经济研究所团支部的做法基本上还是正确的。青年也并不是都是个人主义很严重的？我们就拿林里夫同志认为个人主义严重、使团的工作犯了路线上的错误的团支部书记乌家培来说吧，他在财政组工作是全所公认的刻苦钻研，工作踏实认真的青年，任何一件具体琐碎的工作，他都是认真地去执行。他直接在苏联专家领导下工作，他的工作得到了苏联传家的好评。正因为这样，才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和科学院团代会的代表，而林里夫却认为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领导团员学习中，根据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去混乱青年思想。其他青年，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的优秀生分配来的，大都也是兢兢业业去完成各种工作任务的。

狄超白和林里夫不仅不是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首先肯定和吸收青年的正确部分，同时也注意帮助他们端正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要求，积极诱导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反而夸大了青年的缺点，并简单地归结为个人主义。青年提出争取学位，就认为是个人名利思想；要求建立师徒关系，加快培养干部的速度，就是想走捷径，懒汉思想；青年想将来成为一个专家，就认为是“狂妄自大，不知道天高地厚”；青年认为领导对青年干部使用多培养少，就认为是只考虑个人提高的个人主义，青年要求系统学习，就认为是教条主义偏向，……。这一来，正象该所一个青年同志所说的：“心里想的是我们的个人主义，处处就看我们的个人主义，当然要想法整我们的个人主义。”林里夫同志不仅夸大了青年的缺点，而且还无中生有地给团支部和青年制造了一些“罪名”。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片面了解和解释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十二年内（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认为“政策的中心是依靠老科学家”，因此只片面强调要依靠老科学家，要做好老科学家的助手，而忽略了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提高。当然，青年科学干部的成长主要靠青年自己刻苦努力，而不能有任何的依赖思想，但毕竟需要帮助，需要老科学家化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的，所以领导上应该采取积极态度和老科学家研究解决，而不要消极地安于现状甚至打击青年的正当要求。很明显，培养了青年科学干部，壮大了科学工作者队伍，正是为了更快更有力地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怎么能说是延缓向科学进军的速度呢？

对有些问题的看法，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也片面化了。他们认为对青年应该着重强调做好助手，虚心问老科学家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不要把争取学位作为满足个人名利私欲，

防止个人主义滋长，这些也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他们特别是林里夫对这些正确意见作了片面的解释。譬如要青年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做好老科学家的助手，这是对的，但是林里夫认为青年虚心就不应该和老师有不同意见，特别是说服不了自己老师时，应该放弃自己意见，按照老师意见去做，老科学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叫怎样做就怎样做。当然，在工作上应该服从老科学家的领导，完成科学家所分配的任务，但抹杀了青年的独创性，不许青年有独立见解，这就不对。要青年在工作中学习，重视实践，防止教条主义，这也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强调“做好工作就是学习”，忽略或否定系统学习，或者认为要求系统学习理论就是教条主义。要青年不要为了个人目的去追求学位，但也不是消极地叫青年不要去争取学位。

不相信青年和粗暴地对待青年，不仅表现在这次向科学进军的问题上，还反映到日常行政工作、学术研究及政治生活中。

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打击和挫伤了青年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有些青年的棱角被磨光了，使他们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发挥自己的见解，特别是这次学习受到批评后，当时大家都不敢想自己的理想和进修计划，学位和培养等问题都不敢提了，连对工作和学习中的一些正当意见和要求也不敢提，有的同志的意志很消沉。同时有意见不能发表，不能取得同一见解，也影响了全所的团结，对经济所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不能不有很大妨碍。

现在，中国科学院的行政领导和中共中国科学院党委，已经重视并采取办法来解决狄超白和林里夫在领导青年向科学进军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我们希望经济研究所迅速改变目前这种状况，扫除在科学进军中的思想障碍，充分发挥一切可以发挥的积极力量，迅速地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