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

二、“五四”前后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三月间，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他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们讲述自己在北京的经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还特别谈到所知悉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他要大家加强对马克思学说的学习。毛泽东同志为了解决自己的必需生活。在修业小学教了几堂历史课，月薪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毛泽东同志仍继续组织湖南有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同时进一步与社会上各方面不满现实的人士来往，交换对时局的意见。除开各个学校的革命者年以外，他接触了更多的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因为这时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巳到教育界工作；新闻界的人对时局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和教育界一样，对张敬尧的压迫也是历来极为不满的。

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的时候，正是“五四”的前夜。“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巳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巳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之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注一）这时全中国的爱国人民正注视着巴黎和会中关于我国山东问题的争执，全国人民要求取消袁世凯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要求收回被日本帝国主义在欧战中趁火打劫夺去的山东权利。北京、上海和各地报刊舆论迅速传播着人民的这种呼声。

可是昏庸腐败的北京军阀政府与亲自派大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与等对于巴黎和会束手无策，实际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之下；但同时，却加意防范人民的不满，首先防范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的不满。

湖南人心同样甚为激昂，特别是青年学生们最受震动。他们的课堂原来就是极不平静的（张敬尧的部队还驻札在许多学校里面，教育经费经常拖欠着，教员和学生常受到“北兵”的侮辱），他们这时更不能平静地读书了。

毛泽东同志以全力注意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每日精心地研读报纸，最关心巴黎和会的动向以及国内有关山东问题的舆论和人民的各种爱国活动。

新民学会的会员，这时已发展到四、五十人，增加了许多进步的小学教师；长沙各重要公私立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大都掌握在新民学会会员或与新民学会有关的先进青年手中。毛泽东同志很熟悉这些学校中的先进分子，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毛泽东同志将湖南革命青年的核心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何叔衡同志这时在楚怡小学教书，毛泽东同志常召集新民学会的会员在他的住处开会。

关于形成湖南学生的统一组织问题，过去曾有过酝酿。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段琪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订立共同反对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全体罢课，被日本警察拘捕很多。在全国学生奋起响应中，湖南学生也有请愿废约的行动，进而组织学生联合会。但组织很不健全，从来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这时以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等最有基础的几个重要学校为骨干紧张地进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工作。与各学校主要干部的接触中，毛泽东同志给学生运动以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首先是力争山东主权的完整，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对于必然会到来的张敬尧的镇压，也可以详细分析。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起来迎接严重的艰巨的斗争。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的两万五千学生，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底发出通电。这个通电代表了全国爱国人民的共同呼声：“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

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注二）

这个通电给予湖南青年学生和爱国人民很大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同志说过：“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度党，但是巳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注三）毛泽东同志和李大钊同志就是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澈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澈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四）

北京五千学生和市民群众在五月四日的游行示威中，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并且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第二天全北京学生总罢课了。

革命的风暴立即席卷全国。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和华南、西北、东北各省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段琪瑞的走狗张敬尧知道形势严重，在湖南进行了严密的横暴的控制：警察厅每天派员检查报纸，严禁刊登有关爱国运动和不满段政府的消息，而且不许报纸开天窗；同时严格禁止学生作爱国活动。然而张敬尧这种高压政策，并没有阻止了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的奋发。

毛泽东同志自己写了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的传单，以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散发出去。新民学会的会员日夜紧张地活动，动员各校学生准备罢课，推选代表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在毛泽东同志的推动和领导之下。湖南学生联合会终于在六月三日正式宣告成立。成立之日，为争回青岛发布了罢课宣言；宣言最后一句是：“请斩曹、陆，以谢天下。”（注五）就在这一天，长沙全体学生总罢课了。不久，全省各地学生也陆续罢课了。

学生联合会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学联的组织分评议部和执行部（评议部分代表会议的性质，执行部分日常工作机关，当时全国的学生会都采取此种组织形式）；评议部主席是商专学生彭璜（注六），执行部的主席是第一师范学生会的代表，他们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有时也住在商专里面，就近指导学联的工作。

在六月三日以前，参加五四运动的主要还是青年学生。由于六月三日这天，段琪顼政府逮捕了在北京街头讲演的学生千余人，激起全国更大的恼怒。首先是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罢市；紧接着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上海七万产业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唐山和长辛店等地工人也起而响应。

自此，五四运动成为全国工人、学生商人等联合的全国革命运动了。

湖南各界公法团体，如教育会、商会等早在五月间就成立了“国货维持会”，但由于缺乏群众力量，抵制日货根本没有形成为一个运动。学联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领导学联积极参加国货维持会，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工作。于是长沙和湖南全省的抵制日货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青年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张敬尧再也压抑不住了。商会参加“国货维持会”，实际是为了“维持日货”的。学联洞悉内中情形，便派了许多调查员分驻在纱号、纸业、苏广（即百货）、南货、印刷、玻璃各行业，进行详细的调查；检出日货，即予封存，限期拍卖完毕。调查员对于那些窃运和偷卖日货的商人，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促其自觉自动实报；同时按国货维持会的规定，给予那些情节较严重的商人以罚金、没收，直到烧毁的处分。学生联合会逼使参加国货维持会的商人弄假成真了。当时一些奸商分子，见到学联的调查员，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害怕。

学联的调查员动员了长沙各商号的店员工人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运动。如著名版卖日货的吴大茂百货店，因为店员的检举，该店就被苏广业的国货维持分会开除了。这时奸商的抵制花样是很多的。有一浏阳庄布号和太平街一绸货商店偷运日货，被调查员查获，又不遵从国货维持会的处理办法；为了惩一儆百，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国货维持分会等在七月七日这天，联合举行烧毁日货（张敬尧统治下的报纸，和后来的蒋介石一样，不准用“日”字，只能称“某货”、“某布”）游行示威大会。据第二天报载：游行队伍从绸布公所出发，高举“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前导，接着是军乐队，学生队伍人肩着一疋日本布，其后是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游行队伍经过长沙最热闹的街道后，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参观的群众才散走（注七）。

与抵制日货的同时，学联和各界团体发动了”爱国储金”运动，学生们减餐捐款，成立十人储蓄会，号召上们为国储蓄、准备物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对于推动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北京、上海天津各地经验，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人民，学生联合会于七月九日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当天参加成立会的工商代表有苏广业、纱业、染织业、轮船业、泥本行、磁器业等三十多个主要行业。

会上组成了包括二十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各界联合会成立之后，即以学联为主干，发行了以鼓吹新思潮为宗旨的会刊。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是救国十人团，这也是从北京、上海传来的经验。救国十人团是比较广泛的群众

组织，各界爱国人民都纷纷加入。例如在徐特立同志等领导下的教育会所属各校教职员，共成立了二百五十余团。长沙的报纸用“风起云涌、蒸蒸日上”的话，形容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和发展。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在四百多个“十人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备会，十月下旬，正式成立了十人团的联合会。毛泽东同志的战友柳直荀同志（当时在一教会大学读书，一九三三年于洪湖革命根据地牺牲），被举为这个联合会的副总干事。

暑假期间，学联组织各校留校学生在长沙成立讲演团十四处，到街头和挨家挨户作反日爱国宣传。在赤日炎炎下面，学生们奔走呼号，有的累得吐血。讲演团常宣传朝鲜亡国的惨痛，几家共一把菜刀，朝鲜人怎样被残杀。真是讲者垂泪而道，听者掩面而泣！讲演团还常出演各种新剧，如“鸦片战守”“哀台湾”、“高丽亡国惨史”等。

学联和工人群众也有一些联系，因为有许多学校办了夜校，动员了工人上学。长沙第一纱厂。黑铅炼厂、造币厂等产业工人和泥木等行业工人，都组织了宣传队，和学生一起行动。

在学联的推动和长沙爱国热潮的影响下，抵制日货的运动很快地在湖南各县开展起来了。宁乡、醴陵、衡阳等数十县的国货维持分会，大都是长沙学生回县联络各界组织的。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同时组织了讲演团。益阳、常德、汉寿、岳阳各地讲演团也出演各种通俗新剧。平江的讲演团及其他爱国组织尤其活跃。

在沸腾的爱国热潮当中，毛泽东同志除了极其电视群众的下层组织外，还特别注意到如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他认为如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巩固其革命热情，革命运动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热闹过后，还是会没有结果的。

因此就非常迫切地需要出版一个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毛泽东同志便着手来筹办这样一个刊物。

（注一）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

（注二）转引自胡乔木：“青年要发扬‘五四爱国精神”，载延安《解放》周刊七十期。

（注三）（注四）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

（注五）原来的宣言找不着了，此语为当时参加五四运动的人们所深记。

（注六）彭璜号殷柏，五四运动时湖南的学生领袖。一九二二年死。

（注七）见一九一九年七月八日长沙大公报。

三、主编《湘江评论》

如何利用报刊和创办一个期刊，以传播新的革命思潮，是毛泽东同志回湖南后常加思考的问题。

“五四”以后，在领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工作时，为了进一步提出群众的思想觉悟，更有力地推动革命运动前进，毛泽东同志以最大的精力主编了《湘江评论》周刊。这个刊物的重要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宣传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透辟地阐明着为推翻反动统治、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观点，引发读者对当前实际问题、国内外政治问题研究的兴趣，鼓舞人们向阻碍社会前进的旧思想旧习惯作斗争的勇气，特别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与当时全国同类性质刊物（如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相较，《湘江评论》在政治性和思想性方面还显得更为突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同志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一种刊物。《每周评论》当即予以介绍和赞扬，认为这是自己的朋友。

《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刊物的形式亦如《每周评论》，四开一张，每期约一万二千字，报头右侧有“发行所址长沙落星田湖南学生联合会”数字。

关于《湘江评论》发刊的主旨，在“本报启事”（注一）中有这样简略的说

（图片见原版面）

明：“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篇幅每周一张，遇有重要文字，发行增刊。文字全用国语（按即指白话文）。”

第二天，长沙各报刊出的“湘江评论出版了”的新闻里面说：“学生联合会的《湘江评论》已于昨日出版了，内容仿北京的《每周评论》，分湘江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浙江杂评、新文艺等等，全用白话，很是精彩。”（注二）

“五四”前后，各种小型刊物多如雨后春荀。长沙许多学校的学生会也出有兼对外性质的周刊，如湘雅医学院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狱云中学的《狱云周刊》、高等工业专门学样的《狱麓周刊》等，共达十余种；内容虽属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但多累赘重复，缺乏见解。《湘江评论》最大的特点，便是有毛泽东同志的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有独到见解的政治论文；对国内外大事有述有评，事实经过分析得头头是道，给尾必击以作者声中要害、指出前途的评论；文字又特别生动有力乙通俗易懂；除开长文之外，还有短小精悍的“放言”（这是当时一种时新的文体，有的取名“随感录”，有的即名“短评”），三言两语，说到读者心坎里去了。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印了两千份，当天就销尽了，继续来订买的极多，随着又重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外地的需要。因此，自第二期起，每期改印五千份。这个份数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长沙和湖南各地以至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部分中学教师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都成为《湘江评论》的好友。尤其是思想进步的学生，口袋里总放着一份《浙江评论》。每一期送到各校阅览室，大家纷纷抢阅，先睹为快。广大群众认为还是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

许多学生义务上街卖《浙江评论》，毛泽东同志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湘江评论》虽是学联的刊物，但写稿的人很少。每期付印前夕，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齐。毛泽东同志便自己多写几篇，在溽暑和蚊虫的侵扰下，“常常写到半夜以后，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注三）。从写、编到排版、看清样，他都要包打包唱。毛泽东同志这时仍住在修业学校；他的行李简单极了：一顶老蓝夏布蚊帐，一床旧席子，几本书作枕头。他很穷，经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

据当时参加《湘江评论》校对工作的人的回忆，由于印象深刻，还大体记得创刊号上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一篇发刊词，占二分之一以上篇幅，另外还写了两篇短文，。内容都是分析中国当前问题，政治、文化节谈到了。其中有一共同观点，即认为中国几千年改朝换代都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每一次的改革运动没有广大民众作基础，没有为广大民众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农工商学都要联合起来，从县到省到全国，一致团结组织起来，这样国家社会的改革运动才能有结果。另有一期提出许多问题让大家研究讨论，内中除有关政治、社会、国内外形势等问题外，还有孔子问题（包含政治、教育、伦理等主张）和男女问题（包括不平等由来、政治经济如何求得平等、婚姻问题等）。为了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写了一篇语体散文诗，题为《我不要了》，说昭明文选我不要了，古文辞类纂我不要了……这在当时是号召知识分子去掉旧的，迎接新的；去掉糊涂思想，迎接科学先生的檄文。”（注四）

湖南解放以后，经过多方的长期的努力搜集，才获得一张《湘江评论》第二期和一张八开的“临时增利”第一号（注五）。

《湘江评论》第二期是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出版的。第一版第一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同志写的（署名“泽东”），约二千余字！占了一版的四分之三篇幅。占第二版全版和第三版一部的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西方大事述评：“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第三版还有毛泽东同志写的有关德国签约的两篇世界杂评的短文。“临时增刊”第一号也是七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整个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三分之一，刊载毛泽东同志写的浙江大事述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健学会是当时湖南许多不满张敬尧统治的教育界

（图片见原版面）

人土组织的一个有进步竟义的学术团体，每周讲演一次，何叔衡、徐特立同志等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志是赞助这事的。在驱张运动中，这个团体的多数成员都是积极的活动者，后来在谭延岂、赵恒惕统治时代，健学会中的许多分子，这些五四运动中的右翼——知识界的上层人物，卯逐渐犯析的统治者分流了，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支柱之一了。不过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同志仍和这些代表中产阶级的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关系。

“临时增刊”第一号上，还有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生写回的通信，和两段“对于救国运动的公言”。

从“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最早的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认为历史上的改革或反抗运动，从宗教、举术到政治、社会，斗争双方必有大联合；胜负所分，决定于联合的坚脆。毛泽东同志说：近世强权阶级——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统治、使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痛苦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于是起了革命、而有人民的大联合。毛泽东同志认为俄固十月革命的胜利，即人民大联合的胜列。贵族、资本家不论有武力、金钱、乃至“知知”三种法宝，但他们究竟人数太少。广大人民如果觉悟提高，因而大大联合起来，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同志并指出采取这种革命办法的首领，是德国的马克思。这篇论文的结尼这样大声疾呼：我们要知道别国（按一九一九年时除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外，欧洲德、奥、意三国正在举行革命）的同胞们，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毛泽东同志还在求学时期，就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他通晓中国历史的民族特点和它的珍贵遗产；他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力量，对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性有最充分的估计；他尤其熟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历史及其失败的教训。在八十年之中，中国人民和每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却打过仗，从来没有向任何反革命势力屈服过、毛泽东同志深深地懂得，只要有正碓的领导。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形成为一个极其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联合力量。远在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同志就这样明碓地开始提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略之一：必须进行人民力量的大联合，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领导湖南人民的“五四”爱国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以及随后的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特别丑领导伟大的湖南初期工人速运动，毛泽东同志都创造地卓越地掌握了这个中国革命的很木法宝之一——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以革命群众、工人阶级力量为主体，和又团结又适当斗争的方法，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建立了正确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一九年七月所为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是他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固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宣言之一。

《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一文，详述签约前提的经过，指出德固今后的唯一出路，应和俄、奥、捷联合，成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指比第一次大战以后、如有战争，就必是阶级战争的性质；在欧洲，其结果必是东欧诸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文章圾最后对自以为获胜的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这样讽刺道：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按：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以汉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稳固！

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当时在反动政府和反动文人的各种诬蔑宣传下，社会上一般人都有一种恐惧心理，好像“布尔什维克”来了，就大祸临头了。短论“放言”中就简单明了地将“布尔什维克”予以通俗解释：“这不过是要强制作工”；“不愿做事的，就让他没的饭吃，就让他饿死”。

这样充满“反叛”精神的《浙江评论》，当然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他们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中，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痛快和力量，许多平时焦虑的问题得到解答，人们的思想大大开朗起来，觉得前途充满希望。然而社会上一般守旧分子，则认为这是：“怪人怪论”（长沙一家报纸的评语），是“无秸之谈”，是“大逆不道”；他们最不满意的是白话文，是攻击孔夫子，是劳工神圣和男女平等。对于军阀张敬尧的统治来说，这不帝是接连投下的炸弹，宣布反叛的力量巳在成长。

张敬尧在节制舆论上是很有经验的。承印《湘江评论》的湘鄂印刷公司就常有军队去检查、捣乱。一九一九年八月上旬，《湘江评论》第四期正准备付印时，张敬尧派出军警查封了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轮》；并警告湘鄂印刷公司，以后绝对不淮再为承印。

毛泽东同志便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革命活动。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三期，但对于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于省内外广大的爱国青年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毛泽东同志自己的回忆说：“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专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办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注六）萧劲光同志在“悼弼时”一文中，曾谈到任弼时同志和他自己怎样受到《湘江评论》的影响：“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那时，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知道得还不多，而对于帝国主义和当时的卖国政府则是充满了不可抑遏的仇恨。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弼时同志，就是

这样以一个坚决反帝国主义反卖曾政府的革命战士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注七）

“湘江评论”被查封以后，各校学生会出的周刊仍继续坚持出刊。当时在毛泽东同志介议下，曾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学生周刊联合会”，各周刊派一代表参加。这个周刊联合会团结地毛泽东同志和“湘江评论”的周围，每周开一次会，商议如何在宣传内容上步调一致。毛泽东同志也为“女界钟”等写过文章。湘雅学生会办的周刊“新湖南”（注八），因学校放暑假后，写稿人更感困难，周刊的主持人原来就是极其佩服毛泽东同志的，见到“湘江评论”被封闭，便邀毛泽东同志来主持“新湖南”周刊。因此“新湖南”周刊自第七期至停刊，都是由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新湖南”继承了“湘江评论”的精神，对张敬荛的横暴统治开始作正面的进攻。据“亲朋湖南”原来的主持人说，第七期以后大部分文章也都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每期都有一篇较长的政治论文。对于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在脑子中酝酿成熟，材料也早收集好了；那时写稿用的是一种红格子纸，他坐下来两三小时就可写一二十页，往往大家在旁边谈话，讨论问题，他就一边写成了。

关于毛泽东同志主编以后的“新湖南”的内容，“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曾有以下的介绍：

“‘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七号已与前大不相同；请看第七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

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发行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愿。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再看第七期内容，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又有评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器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注九）

张敬荛后来将所有这些不利于他的期刊统统查封了。“新湖南”挣扎到第十期左右，终被封闭。一九一九年十月以后，毛泽东同志再想利用一种期刊和张敬荛作战，就完全不可能了。

但是毛泽东同志利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继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随感录等，对张警荛的黑暗统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侧面的揭露或正面的进攻。

（注一）这个“本报启事”载“湘江评论”第二期中缝广告处。

（注二）是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长沙大公报。

（注三）是周世剑：“我所认识的毛主席”载一九五○年七月一日新湖南报。

（注四）是陈书农、枷士：“毛主席故事拾零”载一九五○年七月一日新湖南报。

（注五）这张“湘江评论”第二期及“增刊”第一号，是从长沙天伦造纸厂收买的旧书报中清检出来的；湖南文物委员会与该厂订约，一切收买来的废书报先由该会清查一次。

（注六）是“西行漫记”第四章。

（注七）是萧劲光：“悼弼时”，载一九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注八）戊戌政变以后，湖南爱国志士杨笃生在日本印行“新湖南”小册子，唤醒国人奋起自强。杨后来在伦郭蹈海死。湘雅医学院学生会刊即援用此名。

（注九）见“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