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浩

摘要：2022年11月，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研发的新款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正式发布。作为工具的ChatGPT应用于其他场景是科技进步的必然。但是，ChatGPT赋能其他应用场景时，过度追求工具理性，使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异化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由此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信息安全风险、社会治理风险等尤为突出。种种弊端说明单靠ChatGPT自然演化是不可行的，需要政府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通过法律制定、将核心价值观融入ChatGPT框架、打破信息壁垒等手段引导、规训ChatGPT的发展。

关键词：ChatGPT；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2022年11月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ChatGPT一经发布就成为全球探讨的热点。各国民众争相体验深度交互式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魅力，创造了发布2个月内用戶数量破亿的新纪录。依靠独特的文本再生产能力，ChatGPT已经被应用到各种场景中，包括医疗、学术、科技、教育等。但风险也逐渐显露，如技术垄断和霸权风险、学术伦理道德失范风险、知识产权危机风险、数据安全与隐私隐患风险、社会治理风险等。种种弊端说明单靠ChatGPT自然演化是不可行的，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应对ChatGPT狂潮带来的负面影响。关于政府如何应对ChatGPT带来的影响，张夏恒指出类ChatGPT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中要坚持包容审慎原则，积极构建类ChatGPT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管理机制，但这种机制却依然残缺；孙伟平指出ChatGPT出色的 “类人智能”颠覆了传统的脑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的职业地位可能被取代；丛立先、李泳霖指出，ChatGPT可能被用来传播虚假信息或通过 “算法歧视”产生有偏见的结论，从而威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等。这些学者的观点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几个层面陈述ChatGPT带来的影响，但很少有学者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视域探讨政府如何应对ChatGPT带来的影响，本文深度从该视域展开探讨。[1]

一、概念鉴定

（一）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含义

作为哲学最根本问题之一的理性起源于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 “逻各斯”和阿那克萨哥拉强调的 “努斯”。“逻各斯”与 “努斯”的统一形成了古代关于理性的最初概念，展示理性的双重意义，即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

对理性最早的研究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他将理性定义为人对于伦理道德普遍定义上的最高追求。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率先将人定义为 “理性的动物”，他认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才是具有真知的人。古罗马的许多思想家也将理性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尺。例如，政治家西塞罗将理性定义为上帝和人所共有的，任何人都具有理性。后来黑格尔将理性推向了世界本源的高度，他提出理性不仅是人的本质，而且是整个宇宙的本质，理性几乎包含一切，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 “绝对理念”。近代以来，“逻各斯”与 “努斯”逐渐产生了分裂趋势，“逻各斯”演变为技术理性，“努斯”演变为价值理性。哈贝马斯通过发挥 “交往理性”的作用，试图彻底改变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不断分裂的趋势，但并未起作用。梳理理性的发展过程，得出本文关于 “理性”的观点。本文认为理性是实践的理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思维能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其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马克思·韦伯在社会行动研究过程中抽象出社会行动的四种 “理想类型”，分别是目的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情感行为及传统行为。他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又把理性行为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董礼胜综合韦伯的思想以及国内普遍认知关于工具理性的定义，将工具理性定义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道德作为成果的目的。本文赞同董礼胜关于工具理性的定义，同时本文认为工具理性强调 “手段—目的”的合理性，通过精确的手段和缜密的逻辑去达到所设定的目标，但是不关心行为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具有极强的功利性。韦伯在 《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将价值理性描述为：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在韦伯的观点中，价值理性关注行为本身是否合乎目的，注重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要求人的行为必须追求美好的价值。[2]虽然韦伯在官僚制中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开，但是韦伯的思想并没有将二者截然对立。本文沿用韦伯关于价值理性的定义，同时也赞同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思想。

（二）ChatGPT的含义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简称为ChatGPT。其不仅能够在线回答用户问题，而且能够帮助用户开展编码、提炼文章、开放性问答、文本生成等活动。ChatGPT背后搭载了两类核心技术：一是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语言模型；二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l-Generated Content，AIGC） 模型。GPT模型是自然语言处理 （NLP） 模型的一种，自然语言处理 （NLP） 模型基于Transformer程序来解决各种任务，如文本编辑、文本生成、文本翻译等。ChatGPT基于Transformer程序不断进化，经历了GPT-1、GPT-2、GPT-3、GPT-3.5阶段，顺利成为现在的 “现象级”话题。ChatGPT所搭载的AIGC模型是一种自动化内容生成技术，其可以根据语料库、语言模型等生成所需要的内容。这种技术能够即时生成大量内容，并且根据需求对内容进行优化。正因为搭载了这两种关键技术，ChatGPT才能根据用户不同需求进行个性化、智能化的文本生成。[3]

二、工具理性：ChatGPT的赋能

借助科学技术的普及，人类的各种欲望得以实现，传统农业社会逐步瓦解，工业社会成为历史的主流。科学和资本的结合更是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力量促使理性裂变，“逻各斯”与 “努斯”分裂趋势越来越明显，工具理性不断膨胀。运用计算、测量、统计等精确工具达成预期目标成为首选手段，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价值层面上的判断被剔除。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借助工具以最小投入达到目标与现实的吻合、追求效率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极端追求工具所带来的高效性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使用工具的主体价值因素沦丧。将ChatGPT赋能于其他应用场景是科技进步的必然，但在赋能过程中过度追求工具理性时，工具的过度张扬性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一）ChatGPT赋能教育场景

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从利用数据库学习的 “自动化”发展为利用大模型的 “创作化”。ChatGPT“创作化”的背后有强大算法支持，万物互联进入ChatGPT数据库，再由ChatGPT背后的GPT模型和AIGC模型转化为需要执行的命令结果，由此输出为文本。根据用户要求生成文本、能够联系上下文理解用户需求等特征使ChatGPT进入教育领域成为可能。

ChatGPT赋能教育领域能够为学生的日常论文写作、作业完成、资料查找提供帮助，减少重复性的烦琐工作，帮助学生散发创新型思维。ChatGPT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人类的语言，并且形成对话式交流，学生通过与ChatGPT的交流能够得到启发性的观点。与此同时，学生在质疑ChatGPT文本内容时，培养了其批判性思维。ChatGPT赋能教育领域改变老师传统的备课方式。ChatGPT能够帮助老师整合课程资源、制订教学计划、分配课程任务，可节省老师备课所耗费的精力。ChatGPT结合不同的教学方式运用于课堂中，赋予课堂智能性与趣味性，打破原有教学方式的枯燥与呆板，从而提高学生接受课堂知识的积极性。

（二）ChatGPT赋能公共管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要 “全面推进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字化智能化”。ChatGPT的发展为我国数字化政府建设提供新的途径。ChatGPT具有强大的数字文本理解能力、数字文本生成能力，这些能力能够运用于政府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智能计划、智能决策、智能监督、智能服务等。

三、价值理性：ChatGPT的塑造与异化

（一）价值理性下ChatGPT的塑造

将ChatGPT引入政府管理从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类ChatGPT技术的推动下，政府的智慧治理衍生出 “ChatGPT+社区”“ChatGPT+养老”“ChatGPT+应急管理”等应用场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从而实现更加有效和公正的治理，把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 “行为的最后基准点”贯彻于目的实在化过程中。[4]

（二）价值理性下ChatGPT的异化

“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对 “异化”的定义。价值理性在确立社会行为的 “最后基准点”中发生了异化，作为社会行为发出者的人在使用ChatGPT时发生异化就表现为其价值理性异化。ChatGPT作为一种高科技的产物，是人工智能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ChatGPT的背后蕴藏着庞大的资源和技术，但是这些技术掌握在私人以及垄断组织手中，垄断极有可能带来价值入侵。有研究发现，工具的快速性方便性提高了学生作弊的风险，学生极有可能利用ChatGPT进行学术不端行为。学生的价值理性在确立作为 “最后基准点”的价值观念时已经背离了学术精神，显而易见学生在利用ChatGPT前价值理性已经异化。

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政府行政理性

作为实践的理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思维能力，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政府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才能够有效应对ChatGPT带来的各种风险，实现行政过程中的理性。

（一）借用价值理性规训ChatGPT

价值理性是理性人注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也就是能否实现社会伦理公平正义等，追求价值理性不计较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只在乎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政府要通過价值理性中的伦理、道德等去规训ChatGPT，大力宣扬核心价值观，提高使用者的使用人工智能的素养；坚持引导正确的伦理规范，规避因为开发者的主观因素而造成的算法歧视；将价值理性整合进ChatGPT的框架中，对ChatGPT的输入端信息进行真实与完整、原创与引用、虚假与危险等标注，保证结果正义的同时力求过程正义。

规训ChatGPT是将其不符合伦理道德的部分进行修改，而不是抑制ChatGPT的发展。ChatGPT作为一种新兴科技，其代表的是新一轮创新趋向。合理规划ChatGPT的裂变式发展趋势，将其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内，从而保证ChatGPT向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前进。[5]

（二）借用工具理性审视ChatGPT

工具理性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理性人的某种功利需求服务，是一种纯粹的工具崇拜和技术至上的价值观。在使用ChatGPT时个人隐私会被收集，由此产生的个人隐私泄露风险难以规避。理性人使用ChatGPT时，会衡量风险与收益，风险大于收益时ChatGPT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并不能被享受。在将ChatGPT引入公共管理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ChatGPT为治理效率带来的增效是否大于ChatGPT来带的风险。增效大于风险的情况下，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将ChatGPT带来的增效扩大。官僚制背景下，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壁垒重重，只有打破物理政府之间的信息壁垒、改变各自为政的作风才能释放ChatGPT的技术红利。打破信息壁垒的同时注意信息安全问题。政府作为特殊机构有其隐私性，做好信息与数据的分级分类及授权管理，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政府行政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并不是对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的调和，而是探索一种模式，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回归 “逻各斯”与 “努斯”统一的 “理性”。政府在应对ChatGPT带来的影响时应同时兼顾工具理性所代表的 “效率”与价值理性所代表的 “正义”，做到行政理性。新科技的发展对现有制度的冲击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政府既不能故步自封阻碍科技的发展，也不能盲目激进忽视新科技的无序，其中的度量需要政府去实践，也需要理论给予指引。

五、结束语

ChatGPT赋能各种应用场景开启了新一轮的技术风暴。但过度宣扬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价值理性缺失问题不容小觑。政府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在鼓励ChatGPT有序发展的同时将价值理性融入ChatGPT框架，发挥宏观规划与监督的作用。ChatGPT带来的变革或将持续下去，ChatGPT为政府带来的挑战无法消退，政府只有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才能保证行政理性。

参考文献：

[1] 陈新汉.论价值理性的异化[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2）：31-42.

[2] 教军章，杜威.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J].行政论坛，2020，27（4）：53-59.

[3] 于文轩，马亮，王佃利，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应用与规制”笔谈[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9（2）：28-53.

[4]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21-225.

[5]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54-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