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摘要：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往往忽视与现实问题之间的联系，掣肘公共政策的发展，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公共政策研究存在以后果主义为导向、脱离社会现实等问题，民族志方法的运用无疑会使公共政策的过程更加规范透明。本文从民族志方法着手研究公共政策理论与民族志方法的契合程度，并将民族志方法运用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分析中，以改善公共政策过于强调理论的局面，从而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社会的平稳运行。

关键词：公共政策；民族志方法；公共政策过程

马林诺夫斯基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志方法的奠基人。今天，诸多学者在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志进行了一些探索。西方学者偏向对人类学科学化进行探究，或者基于民族志政治学理论视角研究，“它们都被民族志的实践所鼓舞，并且反过来激励着民族志实践，民族志实践是它们在分化时期的共同的标准”。而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是田野现场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双向互动。在中国，以高丙中、王铭铭、徐黎丽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从理论层面对民族志书写的特点进行分析探究；朱炳祥、胡鸿保等学者从实践层面对民族志书写方法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中外学者对民族志的考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志发展应将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完美结合，以理论指导民族志实践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运用，关注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传统人类学研究现状掣肘公共政策发展

公共政策的出台不是简单的决策，需要前期进行详细充分的调研。这就要求公共政策要走进公众生活，关注和重视文化背景，理解公众对公共政策实施与执行的态度。在这样的方法论指导下，传统人类学研究已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应顺应时势向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解决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公共人类学转型。而民族志方法可以很好地将人类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发展联系起来，真正将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1]

（一）传统人类学研究已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环境的需求

传统的人类学偏重于对某些文化现象的研究，忽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忽视了人类学应如何真正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问题。以学术为核心焦点的传统人类学研究低度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对社会实践的应用，纯粹是 “为了学术而学术”，对现实社会的贡献极为有限，无法保证其能够顺应当今时代的潮流继续发展下去。因此，新时代背景下传统学术人类学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结合社会现实发展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主动承担问题的公共人类学，从而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支持思路和发展空间。[2]

（二）传统人类学研究趋向发展为公共人类学

由于传统的学术人类学一贯脱离实践的 “清傲孤高”的风格，造成理论偏颇的局面，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使人类学的发展过程遭遇重重阻碍，严重影响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人类学发展要面向社会，就要改变传统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使之更 “接地气”，同时还要借助新的媒介对人类学的知识进行传播，使民族志研究成果可以被大部分社会公众所接受和理解，突破民族志研究一直以来的 “学科樊篱”，发展为立足于社会总体、摒除个人私心杂念、怀有强烈公共关怀意识的公共人类学。

（三）民族志方法与人类学研究具有最直接的联系

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问，是对人类生活环境及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态度、情绪等进行考察的艺术。人类学家借由民族志方法，对普通大众的言谈、处事及日常行为习惯进行考察，通过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文化之间构造内在的联系，从而赋予公共政策实践以人文意义。因此，现实社会环境下，人类学家应遵照真实、客观、自然的要求进行亲身的实地田野考察，与研究对象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交流，以便获得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而整理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便形成了民族志，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和真实可靠的信息资料，并在政策问题议程阶段显示出极强的预测准确性。[3]

（四）民族志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反映社会现实问题

民族志本质在于将人置于中心进行评论和表述，它的形成过程必定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双方相互观察的过程，继而客观地描述田野调查的结果。但 “任何田野工作者在进行实地考察时，他的大脑都不可能是一片空白。实际上，他的大脑中已经充塞了来自他自身文化背景以及所受到的科学训练的种种假设”。因此，人类学的不断发展要求对社会现实的表述更加规范，民族志田野研究也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考量，其所提供的新的視角和观察体悟应该成为政策过程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二、民族志研究特性与公共政策理论的契合之处

通过实地田野调查所呈现的民族志作品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公共问题的真实反映，可以使公众认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因此民族志方法的运用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合理选择，也是公共政策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必要条件。基于民族志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民族志研究的特点与公共政策理论存在诸多契合之处。

（一）民族志研究的客观性可以真实反映社会公共问题

田野调查是民族志的必要前提，民族志是田野调查的产物，它研究的是特定区域内某类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分析其中的内在关系结构，并考察环境与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影响。“民族志知识很大程度上基于调查者的田野经历。人类学的真实性要比其他任何学科都依赖于参与观察者的经历。这种经历可以获得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但同时也严重限制了所获取的知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提到的，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仅要求研究者长期深入现场亲身观察和实践，而且强调调查主体不能对田野现场的现象和做法作出任何主观的评判，应如实记录被观察者的真实想法，然后思考这些观念产生的原因和变化。因此，民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公共问题的真实反映，是将田野调查结果转变为公共政策的中间环节。[4]

（二）民族志研究的扎根性可以推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用

民族志的研究结果通常是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问题的形成是第一步，也是之后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因此，政策问题的认定要求研究者以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政策问题，包括已经存在并引起一定后果的问题，或具有隐蔽性但威胁性极大的问题。若政策制定者对政策作用的真实环境条件不够了解，又缺乏对公共问题的感知能力和专业素养，那么政策问题一旦形成，极易产生错误导向，更会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今，政府部门往往采取信访、听证等手段来了解存在于公众之间的社会问题，但由于政府与公众双方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对于问题的把握仍然存在 “政府立场”的主观性与片面性。在此背景下，深描的、扎根于实践的民族志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之处，很好地运用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因此，民族志研究的扎根性可以很好地推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用。

（三）民族志研究的包容性可以推动公共政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公共政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是在大量实地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不设前提条件，并结合新的政策理论，发展出为特定地方服务、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理论模型。俗语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公共政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应该深入现场，亲身实践，观察地方的风土人情、习俗以及民众生活习惯，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和实际需要，制定适合地方发展、能被地方所接受和认可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共政策，最终总结出本地政策形成的依据和制定的理论。通过对地方公共政策理论本土化建构的研究，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念有所改变，参与途径更加多元，政策制定也会更立足于事实背景，从当地人真实需要的角度为地方发展提供更加多元的思路和想法。[5]

三、民族志方法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就公共政策过程而言，笔者主要针对民族志方法在政策问题发现、政策方案制定、政策实施与执行、政策评估与终结等阶段展开讨论，这几个阶段相互影响，串联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由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可知，政策从制定到实施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表现为渐进式的政策过程。因此，民族志方法的具体运用会贯穿到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

（一）政策问题发现阶段

政策问题发现阶段是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政策问题是指能够引起政府注意并进入政府政策议程，值得政府花费时间、精力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此阶段要求公共政策制定者深入田野现场，体察民情，发现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只有理解公众的有效需求才能合理分配社会公共利益。因为大多数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真实需要的缺位以至于限制了公众的利益选择。因此，在政策问题发现阶段，政府能否及时有效关注到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并将其列入政策议程是关键，这也是政策是否具有公正性的参照。同时，政策问题必须以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实际需要为最终目的，这是公众对政府政策问题认定的要求。[6]

（二）政策方案制定阶段

民族志方法在政策方案制定阶段的运用有助于保证政策效果惠及更多人，使利益分配更加平均，这也是政策公平公正性的体现。《论语》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体现了人们对平均思想的追求。罗尔斯也曾在平等原则中论述过公平正义思想。他认为各项职位及地位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下对所有人开放，同时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差异，也就是所说的机会平等和差异原则。因此，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具有公正的价值取向，以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准则；其次，公共政策应面向全体公众提供同样的机会和条件；最后，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在保证双方信息充分的前提下，呼吁广泛参与，严格遵照科学规范的程序。

（三）政策实施与执行阶段

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完善的政策方案设计，更有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在这一阶段，政府部门需要通过民族志方法深入观察公共政策方案不适应具体情境的地方，了解政策受众的态度和真实想法，并将受众的反馈意见传达给政策制定者，以便及时作出调整和修改。而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公共政策设计完成后，必须通过具体执行才能实现政策目标，解决现实的公共问题。另外，政策执行可以检验与修正政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標准，只有通过政策执行的实践过程，才能检验公共政策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实际需求，从而及时修正不符合现实状况的政策，使之更完善、更贴近现实。[7]

（四）政策评估与终结阶段

完整科学的政策过程不仅包括合理地设计、有效地执行，而且包括对政策过程和政策效果的分析与评价以及对政策的调整和修正。这种对政策过程和绩效进行调整和修正的活动就是政策终结，也是政策过程科学化、民主化的 “必经之路”。基于民族志方法论的指导，政策终结的表现形式也会作出调整。第一，政策替代。新的政策取代不能满足新环境要求的旧政策，但政策所要实现的目的是一致的。第二，政策分解。原有的政策按类别分解为几个新的政策。民族志方法运用下分解的各个政策依据现实的情境条件独立发展。第三，政策修正。即针对原有政策中一些过时或尚不完善的地方进行修改或者补充，以求更好地发挥政策的积极影响。第四，政策废止。即在现有政策目标存在严重问题或政策已完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及时废除和终止。[8]

四、结束语

民族志方法在公共领域的运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人类学学科的不断进步，人类学与公众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人类学本身就是研究人的学问，通过民族志方法在公共政策过程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对公众的人文关怀，同时也是将这种公众取向向具体社会实践转换的方式。因此，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应借鉴西方公共人类学独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和具体实践，探索适合我国人类学研究的独特发展道路，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新思想、新方法，并将公众取向和具体实践统一起来，在实践层面为广泛的社会大众提供公共关怀。

参考文献：

[1] 阮云星，韩敏.政治人类学：亚洲田野与书写[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76.

[2] 高丙中，曹荣.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J].民间文化论坛，2017（2）：2.

[3] 陈兴贵.从田野到文本：民族志的生成过程及其真实性反思[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21-26.

[4] 张丽梅，胡鸿保.没有历史的民族志：从马凌诺斯基出发[J].社会学研究，2012（2）：182-203.

[5] 周琼.浅谈公共政策的本土化建构模式：以民族志为方法[J].经营管理者，2015（9）：315-316.

[6] 李银兵，李丹.自反性、主体间性与现代性：民族志书写特征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7（5）：121-129.

[7] 李家驹.当代公共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公众取向下的多元途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38-43.

[8] 佟春霞，阎耀军.人类学之于公共管理实践的历史渊源及重要性[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