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曼玲

摘要：近年来，快速变迁的社会正对人类记忆产生重大影响。数字记忆平台承担保存记忆内容的重任。因此，我国各地建设了各种数字记忆平台。为了使得记忆得到更好的保存，本文对这些平台的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技术功能、丰富资源供给、增加宣传渠道和组织多元主体的对策。

关键词：数字记忆；社会记忆；文化传承

随着科学技术蓬勃发展，数字技术被用来保存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数字记忆”便应运而生。2007年，国家档案局局长杨东权在全国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提出，电子文件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国家数字记忆的保存。[1]2015年，数字记忆国际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的主题是 “数字记忆：构建、认同与传承”。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到 “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由此可见，数字记忆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热点趋势。

数字记忆是以数字方式采集、组织、存储和展示，在网络空间承载、再现和传播的记忆形态。[2]数字记忆有以下特点：首先，重视 “数字技术”在数据生命周期中的运用，包括数据的采集、存储、加工、呈现等。“数字记忆是以电子文件方式存在并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形成的一种社会记忆类型”。[3]其次，重视记忆的开发和利用。“数字记忆从本质上讲，就是运用新兴数字技术对承载记忆属性的档案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一种建构活动”。[4]最后，强调保存社会记忆和传承文化文明。数字记忆 “利用数字技术以数字形式来捕获、记录、保存、重现社会记忆，进而实现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5]

数字记忆如今已经运用在了各种记忆保护项目中。数字记忆平台是数字记忆项目的载体，研究其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所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能够帮助数字记忆更好地发展。

一、我国数字记忆平台建设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有上百个地区实施了 “记忆工程”项目。本文选取东部地区的 “北京记忆”和 “记忆高迁”、中部地区的 “湘西州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和 “九江记忆”以及西部地区的 “贵州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和 “四川古镇古村落数字博物馆”这6个数字记忆平台进行分析对比。

（一）信息呈现方式

这些平台网站的信息呈现方式各不相同 （详见表1），在所选取的平台中，所有的平台都提供了文字和图片的展示服务，一大半的平台能展示视频解说，而一半的平台提供了可视化地图的服务，这能够提高用户使用网站的趣味性。

（二）功能设计

数字记忆平台的功能设计是否良好决定用户的使用意愿和使用感受。本文从平台介绍、信息分类和信息检索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详见表2）。

在所选取的6个平台中，只有一半提供了平台介绍。

大多数平台对信息进行了分类。“北京记忆”将内容分成 “数字资源库”“我的北京记忆”“专题列表”和 “精彩推荐”几部分；“记忆高迁”和 “九江记忆”平台将内容分成人物、历史、风俗、地点等方面进行展示；“贵州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则在村落的二级栏目设置了地理、建筑、民俗等选项。而其他的几个平台分类则不是很清晰。

在所选取的平台中，三分之二平台提供了信息检索服务，但是使用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例如，在 “九江记忆”平台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只显示文本内容，不显示含有检索关键词的 “老照片”。

（三）交互方式

总体而言，交互服务可分信息反馈、资源下载和资源上传三个方面 （详见表3）。

在选取的平台中，只有一半平台在网页底部提供了电话或者微信可以与之互动。

用户可以对平台上的资源进行下载。在 “记忆高迁”平台的VR全景展示页面，图片能够本地保存；在 “贵州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平台，用户可以点开 “建设管理”栏目，下载 “挂牌文件”。

一些数字记忆平台提供资源上传渠道。在 “北京记忆”平台的 “我的北京记忆”栏目中，个人用户可以向网站投稿。

二、我国数字记忆平台建设的问题

（一）技术功能欠佳

技术问题会影响用户对数字记忆平台的使用感。一些数字记忆平台所展示的内容无法得到显示。例如，“北京记忆”网站内 “我的北京记忆”和 “数字资源库”两个一级栏目点开后有较长的加载时间，且最后显示 “当前无法使用此页面”，出现同样情况的还有 “湘西州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平台上的惹巴拉村全景展示链接。这种情况会影响使用者的體验，降低他们浏览平台内其他内容的兴趣。

另一个技术问题与检索相关。一些数字记忆平台所展示的检索框无法得到应用。如在 “四川古镇古村落数字博物馆”首页检索框内输入内容，却检索不出来内容。同样的还有 “记忆高迁”平台，该平台提供了检索框，且用户可以在检索框中输入文字，却不能获得检索服务。还有一些平台所提供的检索功能不完善。用户只能对网站内部的某些标题关键词和村落关键词进行检索，不能够对详细文本内容进行检索。此外，所有选取的网站均没有实现二次检索、布尔检索等功能，由此可见，这些数字记忆平台的检全率和检准率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资源供给不足

资源供给不足包括多个方面。

一是平台更新缓慢。在数字记忆平台上，历史建筑、人物和事件的介绍更新缓慢无可厚非，但是许多平台上展示的近期动态却长时间不更新。如 “九江记忆”平台的 “诗文荟萃”栏目在2016年停更，这从侧面反映了相关机构对数字记忆平台疏于管理的问题现状。

二是平台信息资源挖掘不充分。一些数字记忆资源平台对于某些建筑、人物和事件的描述缺乏详细的介绍。比如，“四川古镇古村落数字博物馆”平台在对阿坝九寨沟县大录村进行介绍时，提到村内有一座膑果贡巴寺，然而，对该寺的介绍只有 “它属藏传佛教萨迦教寺庙，建于15世纪，内有各种文物法器、泥塑镀金大山佛、经书等佛教瑰宝”这样一句话。四川有上百个这样的古村落，许多村里拥有珍贵的文化和文物，如刺绣、民族服饰、民间舞蹈等，而平台对于这些珍宝的介绍仅仅是 “该村拥有某某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四川古村落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却没有在数字记忆平台上体现出来。

（三）宣传渠道缺乏

在选取的6个数字记忆平台中，基本所有的平台都是网站展示，没有和其他媒介联通起来，如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缺乏与用户进行互动和分享的渠道，这样就无法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来扩大网页的曝光和知名度。而普通用户如果不是特意在网页上搜索这方面的内容，恐怕很难留意到这些平台。此外，这些平台网页很少被其他网站引用或链接，缺乏与其他网页的合作和推广。而外部链接可以帮助增加网页的可信度和搜索引擎排名。平台缺少進行在线广告投放或参与相关的宣传活动，无法将信息传达给更广大的受众群体。这些都将导致网页的访问量和流量低，无法吸引足够的目标受众。

（四）参与主体单一

现阶段，承担数字记忆平台建设任务的往往只是一个机构，如档案馆、高校和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鲜少与其他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群众进行联合建设。这不符合 “档案治理”模式所强调的多元参与理念—档案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档案治理活动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提升档案治理效能。在所调查的6个平台中，只有 “北京记忆”这一个平台设置了用户上传资源的功能，其他平台皆没有将公众这一资源渠道利用起来。一个机构对记忆资源的描述往往比较简单和单一，如果公众参与到数字记忆平台的建设当中来，能够丰富记忆资源的细节。

三、我国数字记忆平台建设的对策

（一）完善技术功能

针对平台展示功能不稳定的问题，平台建设机构应当加大对平台的维护力度。除了将建设成效纳入工作考核外，机构还可以定期组织培训，让相关管理人员学习网站维护知识，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组织这些人员去其他数字记忆平台建设较好的机构参观，学习先进的技术，从而更好地更新和维护网站内容。

数字记忆平台需要将网页上的详细文本内容放入到检索库中，从而解决用户不能够对详细文本内容进行检索的问题。布尔检索系统能够大幅提升用户的检索使用感，因为运用布尔检索能够缩小检索的范围，使得检索的结果更加符合用户的需求。二次检索能够让用户在第一次检索的结果范围内进行更精确的检索，也应当应用到平台的建设当中。

（二）丰富资源供给

针对数字资源更新缓慢和信息资源挖掘不充分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首先，当地政府可以向平台建设机构提供激励方案来促使他们更新网站内容，包括奖励计划、补贴或其他形式的支持。其次，平台建设机构可以制定审查制度来对资源建设进行规范，定期审核网站的更新频率。如果发现网站长时间不更新，可以采取提醒、警告或惩罚措施，让相关人员更好地管理和维护平台网站。另外，可以鼓励公众参与，收集他们对网站内容和更新的反馈意见，这可以通过调查、意见征集等方式实现。通过了解公众需求和意见，政府和机构可以更好地指导和要求网站管理者进行更新。最后，重视资源的深入挖掘。前文中提到，许多古村落拥有丰富的有价值的文物和文化，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平台建设机构应该对这些文物和文化进行详细描述，建设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VR和AR等数字资源于一体的特色数据库，并将其运用到数字记忆平台的建设中来。

（三）增加宣传渠道

目前，数字记忆平台没有通过主流传播渠道进入大众的视野。针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一是社交媒体营销。建立和维护社交媒体账号，定期发布数字记忆平台上的建筑、人物和事件等内容，与用户进行互动和分享，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提升平台网页的知名度和流量。二是合作和交换链接。与其他相关网页进行合作，互相引用和链接，扩大网页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例如，将数字记忆平台作为一个文化栏目放在当地政务网站或者档案馆网站下面，增加流量。三是在线广告投放。考虑在适合的在线平台上进行广告投放，以增加网页的曝光和访问量。四是实地合作宣传。平台可以和当地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协作，让这些机构帮忙在馆内进行宣传。

（四）组织多元主体

在建立数字记忆平台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各种建设机构的作用，充分认识档案馆、政府、高校以及个人在记录历史、创造社会记忆方面的重要作用。数字记忆平台的建设可以由档案部门主导、多个部门合作并且全社会联动协作。档案馆具有档案资源的优势，保存着一个地区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史料，这些史料是建设数字记忆平台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当然，也可以由政府部门主导，政府需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提供资金设备支持，保证档案馆在数字记忆平台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机构积极参与建设。此外，档案馆还可以与高校合作，高校人员可以提供智力支持，如中国人民大学便参与了 “记忆高迁”平台的建设。除了机构的参与，数字记忆平台的建设也应当面向社会公众。在建设数字记忆平台的时候，可以给公众开放建设入口，让公众分享资源，这样能够更好地记录社会的变迁。

四、结束语

社会记忆由神话转为纸质化，再到现在的数字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目前，数字记忆平台的建设仍处在数字化采集和管理层面，存在建设技术、建设资源、宣传渠道和建设主体等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深入，这些问题能够被解决。

参考文献：

[1] 张建辉.全国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经验交流会纪实[J].电子政务，2007（6）：88-89.

[2] 冯惠玲.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3）：4-16.

[3] 戚颖.数字记忆：电子文件视域下社会记忆再探析[J].办公室业务，2014（3）：143-144+147.

[4] 牛力，曾静怡，刘丁君.数字记忆视角下档案创新开发利用 “PDU”模型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9（1）：65-72.

[5] 加小双，李宜芳，谭悦.数字记忆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J].山西档案，2019（5）：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