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视角下女性养老现状及对策

2024-03-31何梦玲

国际公关 2024年2期

何梦玲

摘要：当前老龄化社会处于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老龄化和经济发展趋势、传统养老理念和性别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性成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存在较大的养老供给压力和迫切的养老需求。对此，需要加强养老制度保障、发展多种养老模式和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减轻女性养老供给负担，回应养老服务需求。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供需；女性养老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 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 064万人，占总人口的13.50%）。据相关研究机构推测，老年人口比重将持续上升，而80岁以上的女性人口在各年龄群体中的占比最大。同时，“9073”养老格局的形成表明，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选择集中在家庭，且由家庭中的女性承担主要的照护任务。

一、女性养老供需的现状

（一）女性养老供给压力大

一方面，我国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女性承担主要的养老照护责任。老年群体对于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选择意愿不强，养老供给重任落在家庭中。虽然现代社会的发展推动女性职业化程度提高，但是就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来看，她们仍然是家庭照护的主要提供者。在男性和女性都有工作的情况下，家庭照护中男女无偿劳动的工作比例仍然是失衡的。努力在事业与家庭间追寻平衡的似乎总是女性，而且不管就业状况如何，女性总是主要承担老年看护责任。进一步来说，女性现行退休年龄比男性至少提前5年，部分女性劳动力因种种原因暂时性或永久性地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限制了女性劳动要素的发挥。[1]本应处于劳动年龄区间的女性人口大幅减少，转而加重了女性对于家庭的养老供给负担，整个社会的养老供给压力也随之增大。

另一方面，从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来看，女性在养老服务产业中的任职占比非常高。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养老服务人才状况专项调查报告可以看出，目前养老服务人才以女性为主，各类受访者中女性占比为82.3%。但是由于养老产业发展滞后而存在种种风险，女性在养老服务产业中得到的政策保障不足，养老护理员的工作缺乏认可和激励。女性在养老护理岗位上面临较大的身体和情感压力，同时难以获得等值的回报。因此，养老服务产业中的职业女性服务供给负担重，且承受着较大照护压力。

（二）女性养老需求更迫切

女性对于养老的期望和准备状况有所差异，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面临较高的养老风险。女性的养老意识逐渐提高，但是对于养老的风险认知和准备仍显不足，女性面临较大的养老风险。具体而言，女性面临的养老经济风险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有研究预测女性预期平均寿命较男性更长，预计到2035年两性寿命差距将达到7岁。这意味女性对于养老财富的需求更大，无论选择何种养老模式都需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支撑。同时，年老后女性更有可能缺失配偶的陪伴，承受较大的情感压力和经济负担。第二，女性平均工资水平低于男性，女性平均年工资水平比男性低10 400元，意味着女性养老资金的缺口更大，在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中易处在经济依附地位，对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较弱。第三，女性工作时间短，这意味着现有养老制度下，女性的养老金积累少于男性。目前，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性别差异明显，女性比男性低14%。女性在职场中也处于劣势，薪资水平相对较低，资金积累不足，且将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第四，女性受婚姻和家庭影响较大，职场发展受限，不利于养老财富积累。对于他人遇到的养老问题易于共情，担忧老龄时期缺乏情感依托而产生孤独感。老龄化背景下媒体和公众放大风险和问题，也使女性易于产生老龄价值焦虑。第五，养老基金 “三支柱模式”下商业养老保障的渗透程度有待提高，商业化养老金体系亟待快速发展。[2]2019年第二、三支柱在养老金总资产中占比不足50%，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低，缺乏补充层面的保险保障。[3]仅有不到10%的女性认为需要在30岁之前开始养老计划，对于商业保险的持有率不高，距离其养老储蓄目标较远。

基于较高的养老风险，女性面临更为迫切的养老服务需求。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养老服务需求是养老政策和实践关注的重点。女性是主要的养老服务供给者，也是主要的养老服务需求者。由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女性将为养老照护付出更多精力，更有可能忽视自身的身体状况和健康需求并产生健康问题。因此，女性在未来的养老中会产生较大的医疗保健相关的需求，健康风险管理将成为女性养老的主要诉求。而且，随着女性权益意识的提高，女性更加重视养老的品质，希望获得更多元化和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而不仅仅满足于晚年的身体健康，还希望获得更多情感和服务支持。

二、女性养老供需问题的原因

（一）老龄化和经济发展趋势影响

随着老龄化进一步发展，社会面临的养老负担较重，政府财政难以负担不断增长的养老需求。地方政府在提供养老照护服务时也需要评估自身财政能力、照护需求及照护成本，加之我国老年人口众多，因此难以提供高比重的正式照护服务。对比正式照护和非正式照护成本，正式机构养老入住门槛高，老年人支付能力相对匮乏。中低收入的家庭受经济水平限制，既难以得到公立机构的养老照护，也无力购买私人市场服务，只能转向家庭照护。与此同时，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照护资源的可达性也存在差异，进一步影响养老照护服务的供需契合。[4]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提出，意味着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将更加复杂多元。性别因素对于养老服务供需的影响将更为显著，老年人口及其养老需求的性别及队列差异将直接影响养老需求结构及资源配置格局。[5]除了晚年的养老服务条件，当前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等现实问题也引发女性的养老焦虑。

（二）传统养老理念和性别职业观影响

就情感和现实而言，家庭养老始终是 “中国式养老”的主流和政策发展的重点。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性别意识的变化滞后于养老责任态度，家庭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仍旧存在。[6]在传统养老理念的影响下，社会主流文化意识认为照顾老人是家庭尤其是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的责任。这种养老意识使居家养老成为主流，而社区养老和機构养老利用率较低。并且这种性别观念被投射到养老服务职业发展上，使女性在当前养老服务供给的队伍中成为主要的角色。就职业观念而言，传统 “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由来已久。虽然当前我国女性的权利意识和社会经济地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遇到的性别不公现象仍然存在。而且男性参与护理工作时较之女性而言可能会产生性别刻板印象压力，并且遭受客户 “歧视”。[7]这给男性进入养老护理这一行业造成一定阻碍，也反过来使护理工作逐渐发展为女性的 “本职”。由此可见，性别困境和养老照护问题紧紧关联。在老年照护中，女性自我发展和孝道的冲突、男女权利关系的变化、职业发展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保障的盲区对于养老服务的供需影响都值得审视。

（三）政策完善程度和教育水平影响

当前，我国养老相关政策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获得养老保障的程度。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年轻人享受到的养老金待遇与之前存在差距。就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它在设计上的性别差异体现了不平等，复制、延续甚至强化了女性群体在经济安全上的弱势地位及依赖角色。[8]同样地，具有性别差异且强制性的退休年龄制度对于男女预期寿命差距欠缺考量，一定程度上对老年女性的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养老保障以及独立尊严和自我发展的权利造成侵害。[9]另外，老年人口中男性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差别显著，且这种性别差异会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断扩大。[10]教育水平也会影响女性的养老服务供需，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更可能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上居弱势地位。

三、女性养老的供需对策

（一）加强养老制度保障，降低女性养老风险

面对老龄化趋势，“未老先备”是必要之举。完善养老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要在政策内容中体现对于女性本身性别价值的认可和对其非正式照护劳动价值的重视。首先，要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强化基本养老金、企业或职工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对于养老的支柱作用，使女性能够减少对于子女、配偶等亲属的养老依赖，从而获得更为独立的养老经济来源。其次，从女性个体角度而言，应当提前进行养老规划并提高对个人养老金的重要性认识。女性可以制订储蓄计划，通过定期存款、投资基金等方式获取收益，为衣食住行提供保障。还可以学习理财知识，合理分配财产，以及通过购买医疗和养老保险应对养老风险。再次，在退休年龄制度的设计中应当主动避免同质化，建立女性弹性退休制度。实现女性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减轻女性群体的养老负担。最后，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帮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获得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加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责任观念，推动家庭内部分工平等。通过教育促使女性对于就业、养老等问题形成清晰的认知，降低女性的养老风险。

（二）发展多种养老模式，减轻女性照护负担

女性作为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需要在多种养老模式中对女性给予价值认可和政策支持。基于老龄化的普遍事实，对非正式照护者尤其是家庭女性进行政策支持正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需要仔细考量政策组合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以及推动多部门合作，重视女性为家庭老年照护服务提供的非正式照护及其社会价值。对此，同样由家庭女性成员肩负大量照护工作的家庭主义福利国家西班牙的政策经验或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西班牙将非正式照护视为社会劳动，将其计入工作年限并可获取由政府支付的工资，使非正式照护者可与其他正规就业者一样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11]

女性是养老服务的需求主体，需要给予女性多元化的养老模式选择。在蓬勃发展的 “她经济”下，需要对女性养老市场增加关注。通过发展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保障各类正式照护方式的相互平衡，促进正式照护对非正式照护的有效补充。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通过 “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增加养老服务有效供给。女性可以选择组团养老、护养结合、老幼结合等新型养老模式，延伸街道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缓解女性养老压力

女性对于未来养老生活质量的期望较高，需要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对不同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的女性老年人群体进行分类和评估，明确养老服务的对象、内容、标准以及责任。通过发展银色经济，为女性养老提供医疗保健、日常消费、休闲娱乐和生活保障等全面而精准的养老服务。其中，医疗保健服务是女性养老的首要养老需求，需要侧重对女性的健康管理和失能照护。加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扩大医联体提供医疗服务的范围。发展 “互联网+照护服务”实现云养老，提供系统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养老服务，使居家养老成为可能。培育智慧养老新业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指导各地出台家庭适老化改造标准。帮助老年人通过适老化改造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立，从而减轻女性照护的工作量、降低养老照护成本并提高服务效率，甚至可以让被迫放弃工作的女性重返工作岗位。深入开展 “银龄行动”，把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相结合。充分发挥低龄女性老年群体的作用，探索适合老年人的灵活就业模式。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依托多样化的文体活动，老龄女性可以拓展自己的社交圈，获得情感和社会支持。

四、结束语

受传统养老理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现有的老龄化政策和养老服务体系设计未反映女性养老在供需上的性别差异，使女性面临较高的养老风险和养老负担。因此，需要着力于养老制度、养老模式以及养老服务，推动养老服务供需实现性别平等。

参考文献：

[1] 陈友华，孙永健.放大与缩小：中国人口老龄问题中被掩盖的事实：兼论中国老龄研究中的指标改良与理论反思[J].人口研究， 2023，47（01）：3-22.

[2] 赵静.有效提升我国养老服务供需融合水平研究[J].全球化， 2023（05）：83-95+134.

[3] 林义.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优化与服务拓展[J].社会保障评论，2022，6（05）：56-65.

[4] 陈颖颖，孙彩霞，杨莉芝，等.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城乡供需现状比较分析[J].护理学杂志，2022，37（01）：84-86+105.

[5] 胡湛，孙昕.反思中国式养老的 “立”与 “破”：基于家庭和性别的视角[J].妇女研究论丛，2023（04）：10-18.

[6] 晏子.倾向传统还是走向现代：性别意识与养老责任态度：基于中国、日本、韩国的比较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8，11（06）： 112-136+212.

[7] 张智慧，苏熠慧.男性养老护理员的情绪劳动与性别气质展演：以上海 “长期护理保险”的社区居家照护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22（02）：57-69.

[8] 王健.我國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应对[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06）：67-76.

[9] 秦秋红，王苗苗.“白发浪潮”下老年女性养老问题探究：性别差异视角的制度思考[J].思想战线，2012，38（03）：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