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研究了旅游发展水平在中国不同地区样本省份之间的差异，通过各个样本省份所包括的地区级以上城市旅游统计数据之间的对比，揭示不同地区之间在国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和星级酒店数量等统计指标上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在前两项指标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该差异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外向型”和“中心聚集式”。而在第三项指标上，中部地区具有“中部枢纽式”的特征。这些发现对于优化旅游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旅游发展水平；区际差异；国际旅游收入

中图分类号：F59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24）09-0010-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4.09.003

1 研究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旅游行业发展整体有所停顿，有的地方的旅游业甚至出现了严重下滑。2020年之前与之后是两个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这种阶段性差异在统计数据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旅游业是服务行业，需要由旅游从业人员为旅游消费者提供直接或者间接的服务，因而对于接触点的要求不仅要数量多，而且要质量高，这都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有着明显的不同。服务业中比较强调和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活动，而防止疫情扩散又必须严格管理人员的接触与流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旅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论是旅游景区、旅行社、餐饮企业，还是旅游消费购物场所和住宿的酒店，都需要人与人的接触式管理来处理一些业务问题，缺乏人员的参与，旅游活动就无法有效地开发。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这些服务环节不得不采取线上服务方式，进而影响了旅游企业的营业额和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2022年年底，中国防疫措施有了较大程度的调整，一些困扰旅游行业发展的问题也随之消除，这为整个“十四五”期间的旅游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但是，做好“十四五”期间的旅游行业管理和旅游市场发展工作，首先还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旅游行业和旅游市场的特征和特点有正确的认识，即把握旅游这一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既要处理好地区内部的旅游潜力发挥问题，又要正确处理旅游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不同地区的旅游潜力与它们之间的旅游发展水平的差异有深入的了解。在旅游发展方面，不同地区之间有哪些共同点？除了前面提到的地区之间、省份之间的差异外，还有哪些差异没有被发现？这是文章准备研究的问题。地区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影响着旅游发展的战略和方向的选择。文章通过对比不同地区样本省份内的各个地区之间的旅游统计数据，分析各个样本省份的旅游发展方向，进而提出中国“十四五”期间促进不同地区之间旅游协调发展的建议。

关于地区之间的旅游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

（1）聚焦于收入。收入是国内旅游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高收入阶层在国内旅游发展的早期阶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Gu和Liu，2004）。产品市场的一体化降低了实际收入的不平等；然而，资本市场的整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地方产业多样性与空间不平等有关（Zeng，2015）。旅游业可以减少中国的收入不平等（Li C，et al，2016）。

（2）聚焦于就业。旅游业是就业机会的重要创造者（Mehdi，2019;Zhang L，2021）。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带动系数大、当地社区就业机会多的特点（Tian和G，2021）。特别是，中国等人口大国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然而，旅游业需要充足的基础设施和训练有素的人力（Mehdi，2019）。旅游业的发展为当地人创造了就业机会（Zeng和Cui，2015）。

（3）聚焦于地区之间平衡发展。城乡平衡发展应采取措施，突破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化战略中的体制障碍，减缓老龄化进程，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优化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增加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Zhao， 2018）。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地区的发展成本高于城市地区（Zhang，2021）。旅游业作为一种重要的扶贫手段，可以吸引投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Das R，2010;Qin，2019;Zhang，2021）。有必要不断加强和引导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行业收入分配更加公平（Zhang，2021）。

（4）聚焦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例如协调旅游政策，如公共外联战略（Mak，2017）；可持续旅游发展中的产品和路径依赖（Ma和Hassink，2014）。

事實上，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旅游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矛盾。由于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在旅游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就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发展状态。但是，如果在同一个地区之内的不同省份之间，旅游行业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就会对地区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因此，认识差异并维持市场之间的平衡发展就是一种有效的发展路径。在关于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不同省份的旅游行业发展对比研究方面，从旅游收入与支出方面探讨是较为常见的研究方式。有时，分析旅游收入的构成与旅游消费支出的构成，以及进行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对比，对于旅游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四个区位划分来分析中国不同地区旅游行业发展水平的差异。通过对比这些地区以及其内部各个省份之间的旅游收入和旅游消费支出，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研究方法。而纵向的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数据对比，更能够从动态角度揭示不同地区旅游行业发展和演进的轨迹。从对中国旅游行业发展的整体感知来判断，一般认为，旅游行业发展与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整体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即东部沿海地区的旅游行业发展比较快速，规模大而且发展水平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相对缓慢。尽管在统计上，有相关的数据能够支持这种判断，但是这只是一种基于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情况而得出的总体判断，很难由此而进行更加深入的差异化分析。因此，全国总体指标值、地区平均水平以及各省份的旅游收入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地区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省份内部的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为此，文章尝试通过选取不同地区的样本省份，进而分析各个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数据差异性，以此来揭示不同地区之间在旅游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点。

2 样本的选取与分析

由于各个省份在统计数据提供方面所采用的指标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很难就研究的问题而获得全国各个省份的旅游统计数据。为此，必须选择地区代表省份来对比不同地区的旅游发展水平。考虑到旅游发展水平受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在选择具体样本省份时，首先要考虑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其次要考虑当地的旅游资源优势；最后要考虑沿海、内陆和沿边等发展旅游的区位特点。具体结果为，东部：广东、江苏；中部：江西、安徽；东北：吉林；西部：广西、四川。在这些样本省份中，除了统计数据缺失的个别地区外，各个省下属的地区都包括在内，共有90个样本。由于疫情以来旅游行业发展并未处于一种正常状态，因而文章所选取的统计数据以各个样本省份2020年统计年鉴中的2019年统计数据为准。文章选用的统计指标分别为：“国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和“星级酒店数量”。

图1是各地区样本省份的国际旅游收入比较。通过图1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广东和江苏两省的数据分布比较分散，广州、深圳属于极端值，苏州属于奇异值；中部地区的数据分布比较集中；东北地区样本省份吉林省的延边地区属于奇异值；而西部地区样本省份中的成都、桂林、南宁属于极端值。从箱体图的形态来观察，与其他地区相比，东部样本省份有明显的差异。中部地区没有极端值和奇异值，说明这个地区样本省份内的各个地区之间在这项指标上差异并不是十分明显，旅游发展水平比较平衡。其他三个地区存在的极端值和奇异值表明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和具有明显优势的旅游城市如桂林，以及沿边城市在发展旅游方面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因而与地区样本的其他城市相区分。也就是说，在国际旅游收入方面，这些城市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可以把这些城市理解为旅游“外向型”城市。样本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国际旅游收入方面，沿海、沿边的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国际旅游在地域上具有“由外向内”的逐级扩展特征。

图2是各地区样本省份的国内旅游收入比较。从中可以发现，四个地区的箱体差异并不是十分明显，但是除了中部地区外，其他三个地区都存在着极端值或奇异值。东部地区样本中广州、苏州、南京属于极端值，无锡属于奇异值；东北地区样本中长春是极端值；西部地区样本中成都、桂林和南宁是极端值。从这些数据分布状态来观察，省会城市的优势仍然比较明显，旅游资源优势的城市如桂林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是也有既非省会也非优势特别明显的城市在国内旅游收入方面表现突出，如无锡市。从各个地区样本数据的分布特征来观察，沿海、沿边的特点并不明显，而省会城市和旅游资源优势城市在扩大国内旅游消费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因此， 四个地区的样本数据分布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具有“中心聚集式”的典型特征，即省会城市和著名旅游城市发挥着重要的“磁场”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中部地区的国内旅游收入在数据分布上比较均匀。

图3是星级酒店数量比较。由于统计数据缺失，只能比较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从箱体图可以看出，6个样本省份中，有3个省会城市的该项指标属于极端值或奇异值。桂林市在该项指标上表现突出，河池的星级酒店数量比较多。中部地区的样本中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城市，但是其酒店数量的中位数却比其他两个地区高。也就是说，如果仅就箱体内部的数据进行地区之间比较，中部地区酒店数量的中位数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这个分布特征表明，除了省会城市的特殊作用外，星级酒店作为重要的旅游服务设施，具有“中部枢纽式”的特征。

除了进行箱体图这种比较直观的对比外，还可以利用其他统计分析工具来进一步比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由于90个样本中，不论是国际旅游收入，还是国内旅游收入，经检验都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文章利用K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方式来完成这项对比。Kruskal-Wallis 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至表4所示。

3 政策建议

（1）国际旅游收入以“外向型”旅游文化城市的品牌建设为主。发挥这些外向型城市在吸引国外游客方面的重要作用，建立旅游“外向型”城市的品牌形象，在政策和措施上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突出这些地区的地理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发挥沿海、沿边具有旅游优势城市的核心引领作用。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国际旅游收入与国内旅游收入分别是1312.54亿美元和57250.9亿元人民币，如果折合成相同货币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比例约为1∶6.23，在90个样本中，仅有深圳、珠海、东莞、江门高于这个比例，惠州、长白山接近这个比例。这表明中国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扩大内需。

（2）国内旅游收入以“中心聚集式”旅游文化城市的品牌建设为主。发挥这些内向型城市在启动和扩大旅游消费市场中的核心作用，做好服务于国内消费者的旅游接待工作，完善相关服务设施，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突出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积极效能。中国各地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因此，通过“中心聚集式”扩大旅游内需，能够把关键的建设资金投到最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领域，进而实现以点带面的效果。

（3）星级酒店等服务设施的建设以“中部枢纽式”旅游文化城市的品牌建设为主。在一般地理空间概念下，处于中部地区的省份通常是联结周边省份的纽带，也就是说，周边省份之间的相互经济贸易往来需要通过中间省份，因而中间省份的桥梁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星级酒店建设上，这个特征也体现得较为明显，中间省份的星级酒店多，而周边省份的星级酒店略少一些。从国内游客设计旅游线路和安排行程的角度来观察，旅游中转通常是一个必经的环节，这时就需要提供相应的酒店服务和其他服务。尤其是自驾旅游和乘火车旅游时，这种中转式的旅游或停顿休息就显得很重要。这表明，中部省份需要发挥区位优势来提高酒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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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苗月新，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就职于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研究方向：市场营销、品牌管理、营销渠道、旅游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