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作家都具有多套笔法，“两栖”或“多栖”写作在整个文学史上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不少人既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也进行原创，涉及不同的文体，很多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同时也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如丁帆的散文写作，张清华、张新颖的诗歌写作。近年来，不少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学者纷纷推出了小说作品，这一“多栖”写作的现象值得关注。学者小说因其创作主体的文学修养，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准，良篇佳构不断涌现。学者小说的流行与文学无界时代背景下作家群体构成变化有较大的关系，也与文学的属性和作家的特征密切相关。学者参与小说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对文学“泛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形成理论和创作的良性互动，引领小说进行“变革”。无论是在技法层面、主旨方面，还是放置在整个小说的发展进程之中，这些文本都富有代表性。梳理学者小说的创作成果，分析其成因，探寻其价值，也是当前小说研究的题中之义。

一、概览：学者小说良篇佳构不断涌现

本文所指的学者型小说是学院派写作的一个小分支，与那些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不同，也并非那些因写作成名而到大学任教的作家，而是单指常年从事文学理论工作，更多的是在学术周期的晚近几年才推出小说的作家们，或者是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在研究之余也进行文学创作的一批人的作品。近年来，这一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如张炯、於可训、劳马、王尧、吴亮、李陀、李庆西、张柠、梁鸿、靳明全、邢小利、止庵、李美皆、房伟、李云雷等。青年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开始进行尝试，并有相应的成果推出。《中国作家》杂志2022年第3期还推出了评论家小说专栏，集束式呈现批评家的小说。这些学者参与小说创作诞生了不少学者型的小说，很多小说具有较高的水平，甚至处女作就成为现象级的文本，不少作品都获得了学界较长时间的关注，可以说良篇佳构不断。

吴亮是学者跨界写小说较早的代表，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批评家，尤其对先锋文学的推介功不可没，近年来他也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朝霞》《不存在的信札》是其主要的作品。李陀从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小说《重担》《光明在前》等，1982年后李陀放下小说，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从事批评工作三十年后，李陀推出了长篇小说《无名指》。张炯长期从事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工作，早年间有零星的文学创作经历，涉及小说、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电影剧本、诗歌等多个文体，在耄耋之年，推出了长篇历史巨制《巨变：1949》。於可训与他的创作历程较为相似，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多年，创作理论著作数百万字，近年来相继推出一系列小说作品，既有长篇巨制，也有短篇佳构，於可训早年间也有零星的小说创作，收入他的文集之中，只是近年来更为集中创作小说。其他的还有，李敬泽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多年，在近几年也出版了不少小说作品，收入《青鸟故事集》等。学者王尧也推出了首部长篇小说《民谣》，并且在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

近些年，还有多部学者小说推出。张柠相继出版了《春山谣》和《玄鸟传》，加上早几年出版的《三城记》，张柠一出手就奉献了“三部曲”。邢小利长期担任文学评论刊物主编，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新近出版的《午后》是作为学者的他在晚年推出的首部小说作品。止庵的《受命》也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李美皆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推出了长篇小说《产妇备忘录》《结婚年》。张鸣是从事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教授，也出版了《袍哥旧事》等长篇历史小说。

这些作家大都出手不凡，作品主题深刻多元，有部分作品触及小说书写的“盲区”。张柠的《三城记》讲述80后的成长故事，聚焦当下；《春山谣》讲述80后父辈的青春故事，进入历史与回忆；《玄鸟传》则关注知识分子群体，从其成长历程来书写这一主题。这一系列的第三部作品计划把视线投向80后的祖辈，三部曲最终汇成了一部百年中国史。邢小利的《午后》以知识分子为题，讲述知识分子在生命的“午后”的生活故事和精神状况，从一个侧面展现一个时期的時代风气和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止庵的《受命》通过对花木、商品、交通、服饰、饮食、展览以及建筑和新闻事件的精准搭建，为读者描摹出1980年代的风貌。张鸣的《袍哥旧事》讲述了一群袍哥的起伏人生和四川军阀之间的权力斗争，展现了袍哥文化的特色与魅力。晓风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也从事小说书写，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大学三部曲”及长篇小说《回归》《湖山之间》等，主要集中在高校生态书写上。

还有一些作品是中青年学者们的业余写作。朱琺学的是古典文献学，致力于域外汉文文献的研究，在学术研究之余，相继出版了《卡尔维诺与计划生育》《安南怪谭》《安南想象：交阯地方的异物、幽灵和古怪》等小说。姜玉琴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典诗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从事科研的同时，出版了《粉色蝴蝶》《纸月亮》《断翅》等多部小说作品。房伟在从事文学研究的同时，也出版了不少小作品，如《血色莫扎特》等，并且还在继续创作。李云雷以批评家身份活跃于文坛，同时也创作了不少小说。更为年轻的学者那里也是如此，这些学者一开始就有多套笔法，如项静、赵依、尹林、于昊燕等。还有很多青年作家进入高校，攻读学位，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向着学者迈进，但依然在进行原创文学的书写，如走走、徐小雅、谢尚发等，虽然他们还没有多少长篇巨作，但是中短篇已不鲜见，这些作品都是学者们的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据吴俊考察，“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惯常的跨界写作更是渐成一种风气了。举其显著者，1980年代李陀就在小说和批评两道引导风气、领袖文坛；吴亮可能是较早试水小说创作的批评大佬，直到今年（2020）上海书展仍有新小说诞生。杭州李庆西也是小说和批评两道卓然名家的新时期文学人物。早先还有批评家李洁非等试水小说，著名编辑家程永新也有过多文体写作。”也由此，他在《小说评论》开专栏，“目的就在针对创作领域自成一家的学者批评家现象，专题探讨其学术批评以外的多文体创作贡献，或就其学术批评与创作进行贯通研究”①。学者型小说只是跨界写作的一个分支，却也是极具代表性和成果较多的领域。

二、成因：无界时代文学重新定义作者

究竟是什么原因催生了这一类学者小说的诞生？首先是文学和作家理念发生了转变，作家队伍构成发生了变化，具体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头是专业作家越来越专业，另一端是越来越多的非文学专业的人进入文学领域，开始了跨界写作。其次，在这样一个“跨界”“无界”的时代，这种跨界思维十分盛行，跨界、出位的写作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最后，“多栖”写作的根源在于文学内部的相通性，长久以来都存在这样的写作。还有一些原因也不容忽视，很多外部原因也不得不考虑，最直接原因，很多学者其实一直在心里酝酿着属于自己的小说，很多人早期在创作上有所成绩，且一直没有放弃。当学者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不小的成就，衣食无忧，不为外部利益所动，且有足够的经历、精力后，重拾旧业会更加得心应手。

首先，是作家队伍构成的变迁。在这样一个“无界”时代，作家队伍发生了较大变化，科班出身具有学者潜力的作家不断出现。同时，跨界作家也越来越多，且并非都是文学专业的，很多其他领域的人加入写作行列。房伟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2018年，我参加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的评审，颁奖会上，我发现获奖作家从事的专业五花八门，有财会、建筑、医学、军事、机械、计算机等，但没有一位获奖作家出身中文系。这无疑提醒我们注意，文学教育已出现很大问题。很多年轻学者，都是由于喜欢文学创作，进而走入学术研究领域，结果，陷入规范化的学科规训之后，最后反而不喜欢文学了。”②不过，这种不喜欢只是暂时的，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并不会彻底放弃文学创作，成为学者依然会进行创作，而这种跨界写作现象反而说明，文学的跨学科、跨媒介在当下及未来的一段时间，会成为常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学者内部的“多栖”写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专业作家越来越专业。在文学教育普及下，作家天才论受到质疑，通行的观点变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很多作家是科班专业出身，学历教育的普及，写作班不断，尤其是，近年来，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声势浩大，而这一学科将理论和创作结合得十分紧密，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抑或是学生的培养，都将写作与写作研究看得同样重要。这正是在为“多栖”写作提供必备的人才，这种专业而系统的教育，其实为学者开始进行创作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比如叶炜，正是创意写作培育的代表性作家。

其次，是文学“无界”时代的来临。在这样一个“跨界”“无界”的时代，这种跨界思维十分盛行。跨界、出位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文学无界”论开始萌芽，近年来，由《收获》杂志牵头，相继举行了“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空”为主题的论坛以及“无界·收获APP双盲命题写作大赛”，正如程永新所言，“文学的边界其实是人为设置的，属于文学观念的老化。我认为新世纪以后，文学的边界不应该存在。”③这种文学无界论其实正是这种跨界协作的一种升华和提炼。2021年，学者吴俊在《小说评论》开专栏，讨论这种“多栖”写作现象。其主要缘由，就是基于“無界”时代的到来。跨界文化的背景与“无界时代”的来临，让“多栖”写作更为流行。当然，所谓“无界”并不就是文体的混杂、越界。而是承接上一个问题，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发现和发明新的文学性”④。

最后，是文学体制内外合力作用的结果。学者小说的诞生还跟文学体制内外的合力作用有关。一方面，“多栖”写作的根源在于文学内部的相通性，长久以来都存在这样的写作，从最根本的原因来讲，原创文学和文学研究虽然是不同的路径，但在内部都有一致性。无论是“大文学”观的提出，还是跨体裁写作的实践，基于文学内部具有一致性这一文学的根本属性。“文学本是最有生命活力气象的领域，多栖写作本是文学题中固有之义。”⑤另一方面，文学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些外部原因是直接刺激，不得不考虑，比如最直接原因，就是学者们或是源于退休，或是因为学术领域成就巨大，让他们有了更多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学者其实一直在心里酝酿着属于自己的小说，不少人早期在创作上已有所成绩，且一直没有放弃。于是，“社会体制的松动，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空间的扩大，个体选择和存在方式的多元化，不仅产生了一大批走向文学市场的职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也直接催生了学者型的作家的产生”⑥。这些外部原因，则直接刺激了学者小说的诞生。

三、价值：“多栖”写作疗救小说的同质之疾

这些学者型小说在数量上无法与非学者作品的庞大数量相提并论，但是在作品成色、创作理念及其产生的影响上，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很多学者小说因其本身具有较高的水准，甫一发表就成为现象级文本，且具有经典化的潜质。对整个小说界来讲，都是一件幸事。学者参与小说写作，可以对文学“泛化”的纠偏，形成理论和创作的良性互动，甚至引发新的“小说革命”，都不是不可能的。

首先，学者参与小说创作，对“泛文学”书写有一定程度的纠偏与引领作用。近年来，小说书写饱受诟病，有质无量、有高原无高峰也成为讨论较多的话题，这与文学大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写作主体发生了变化。作家从神坛圣坛走下，不再神秘，在发达的出版业和网络媒体以及自媒体的催生下，人人成为作家成为可能，尤其是，文学在当下还能带来经济收益、就业、奖励、职称晋升等多方面外在利益，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甚至达到作者比读者多的程度，文学开始“泛化”了，在这样一种文学“泛化”的时代，作家本身的良莠不齐必然导致作品的参差不齐。

而这些学者型写作对此具有一定程度的纠偏，甚至还具有引领作用。近年来进行小说书写的学者，大都经历了多年的学术训练，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和文学修养，且大多数人步入晚年，非文学之外的目的并不多，这就保证了写作者的文学追求的纯正性，彰显出一种大器晚成的“晚郁”风格。事实也证明如此，这些作品很多都成为现象级的文本，如《朝霞》《民谣》《三城记》等。李敬泽戏称自己为小说新秀，但诚如吴俊所言，“在文章一道上出手实足惊人，成就不让批评文字，堪当兼融古今、出入中外、行文至远、波及海外”⑦。这也是很多学者小说所共同有的影响力。

这些学者小说，首先在技法层面十分成功，因为多年的研究让他们对小说技法太熟稔了，但技术上的娴熟仅仅是表层的功绩，更深层次的，则是主题上的。这些作品普遍具有深度的现实介入情怀，具有一种责任和担当精神。在选题上也并不单一，学者小说并不只是关注学校和学者们的故事，而是将视野放开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是某些“隐秘”的角落。晓苏长期在高校工作，而其作品大都书写乡土和民间。李云雷的小说既有《假面告白》这样书写博士生活的作品，也有《父亲与果园》这样的普遍生活的书写。李陀的《无名指》从心理医生的角度，切入当下现实，关注个体的精神世界，小说中的主人公杨博奇为了从“人的内部”理解人的秘密，修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以心理医生为职业在北京谋生，这个特殊的职业使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并能够窥见他们的内心世界。小说同时还写到经济不断发展，人的内心却无处安放，人在光怪陆离的现实面前也会失去判断力，这些都是深度反思的结果。

张柠的小说主题也较为丰富。《三城记》书写个体的成长，《春山谣》是一部主题多元发散的作品，涉及成长、奋斗、青春、乡土、时代等多个方面。《玄鸟传》仍是关于成长的故事，描写孙鲁西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极致精神生活的追求。小说中作为精神图鉴的《玄鸟录》也有更深的隐喻。王尧的《民谣》书写历史，小说最大的主题其实是指向历史的，关于中国的历史，数不尽的小说文本已经书写过了，而《民谣》对历史，又有了自己的表述模式，这些“杂篇”中的文字，看似是一堆冷冰冰的文献，其实也是叙述者精心编织的，带着历史的另一重体温。其他的作品涉及主题也很广泛，张炯的《巨变：1949》书写战争题材；於可训的《才女夏娲》书写他所熟悉的学术圈、《特务吴雄》书写特殊年代的工厂生活，关注底层世界；梁鸿的《梁光正的光》由她的非虚构“梁庄”系列而来，是对乡土社会的人类学考察；房伟的《血色莫扎特》用一桩刑事案件讨论人性的复杂。总之，小说选题并不局限在学者内部的生活世界，而是延伸至生活的各个角落。

蕴含在这些主题下的内在思想也是值得注意的。当前有一些作品仅仅浮于表面，并无多少思考在其中，仅仅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这些学者型小说几乎都寄托着自己独特的思想，比如於可训、李敬泽对古典文学的情怀、对传统小说的回溯，王尧对历史的独特体悟，张柠对时代与成长的关注，张炯对历史的发掘，房伟对人性的深描，靳明全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等。更为深层次的，还是作家和作品所彰显的一种反思性。一般的隔靴搔痒不但戳不到痛处，还会误入歧途、贻笑大方。这些学者小说既有熟悉的生活，又有升华的主题和深刻的思想，对当前“泛文学”书写导致的小说书写同质化有一定的纠偏与引领作用。

其次，学者参与小说创作，能够实现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良性互动。不同的创作体验无论从哪一方来讲，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很多学者的基本观点其实可以从其原创作品中寻觅到新的解读方向，同样，他们的原创作品也寄寓着自己的批评理想。这些文本进行互文阐释，能够全面透彻地理解这些学者的思想。

学者赵毅衡的《沙漠与沙》于2021年再版，这部小说集是其从事研究工作十余年后所开展的“试验”：“既然讲了那么多符号叙述学，何不自己來实践一次，免得让自己或旁人怀疑做理论只是二流人才眼高手低。换句话说，我是想证明符号叙述学描述的花样百出的可能性并非空谈，确实可以对写作有益。”⑧这种研究和创作的结合，正是学者小说的典型特质。这些小说的创作是基于作家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积累，其时主要是进行叙事学和新批评的研究，所以，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其早年出版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这样的理论著作中，都能够找到相应的解读点，正如这部小说集新版推介语所言，小说作品与叙述理论完美融合，别有一番境界。通过对照阅读，无论是理解其小说还是理论思想，都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很多学者的小说作品和其研究著作都可以对读。张柠的小说极为注重小说的细节，而阅读其《论细节》⑨这一理论巨制，便能有更直观的感受，也能明白作品中的这些细节考量是基于多少理论的支撑。小说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援引山多尔·马劳伊的话指出：“只能如此：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能理解本质细节……”⑩伍德的小说批评也多从文本的细节处着手。大部头的作品在阅读和阐释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忽视细节，但作家不会无缘无故插入一些东西。当某些细节在作品中重复出现的时候，作家就寄寓了特殊的使命。透过张柠对细节的论述，就能明白《三城记》《春山谣》《玄鸟传》中对细节的重视之缘由，也能通过细节一步步理解作品本身。

李庆西、吴亮、李洁非等人都是在批评的基础上进行小说书写，小说文本与批评文本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作为批评家的吴亮形象已经根深蒂固，虽然他已经写过不少小说，但是其作为批评家的批评的锋芒丝毫不减。比如《不存在的信札》首先就是一个关于艺术批评的文本。作品聚焦的是1990年代艺术圈的故事。一方面，作者曾转型到艺术界很长时间，对这一圈子的生活较为熟悉，这也可看成是生活的实录。另一方面，小说是很典型带着个人锋芒的艺术批评文本，因为作品涉及很多艺术现象、观念、流派、作品的交锋与论争。同时这也是一部百科全书体的小说，涉及多种知识、观念，这些描写很多都不是情节的书写，而是一些观念的探讨，具有批评的意味和理论的高度11。学院派作家格非也是两者互动较为成功的作家，在小说创作的同时，在大学任教，其很多学术讨论都是和他的小说创作高度契合的。总而言之，理论与创作形成了良性互动，对理论和原创作品的互文阅读，无论是对理解作家的学术观点，还是小说理想，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学者参与小说创作，能够驱动小说新的“革命”。作为学者，拿起笔写小说自然不会局限于某一部作品的价值和功能，说到底，这些文本具有实验性质，是需要放在整个的文学大潮中去考量的。这些文本在当前语境中自然就有了另外的价值，那就是这些作品多为小说这一文体同质化书写中的异质性文本，甚至不乏小说“革命”的意味。从形式层面而言，这些作品都有一定的颠覆性。比如於可训的作品，具有文体的开创性，他的“临街楼”专栏系列作品就挑战了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模式。这些作品有意在复兴一种中国传统的小说体式，正如李遇春所言：“於先生以《乡村教师列传》和《乡人传》为代表的小说系列，从中国小说文体演变的角度看，其中正隐藏着中国小说‘传奇文体的种子，这大约就是先生‘衰年变法的艺术秘密。”12这种回溯性编码，其实也是一种文体的自我修正，也暗含一种“小说革命”的意味。

吴亮的小说也是一种具有创新意味的文本，在批评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游走。最为明显的就是《不存在的信札》，小说不但文本从形式到内容都打破了小说的固有形态，就连其属性都很难界定。在形式上，《不存在的信札》全书有两百多个小节，大部分是信札，很难归为普通的小说相，人物、情节、时间等小说的基本元素在小说中也并不明显，反而像评点派的批评文本。除了书信，还穿插着谈话录、日记残章、自述、研究、残稿、讲义等不同形式的短章，总之，这是一部实验性质浓郁的小说作品。朱琺的《安南怪谭》也有一定的独特性，小说继承了很多小说大师的传统，但又回到民间叙事中去。此外，作者撰写了等量齐观的注释与按语，与故事彼此映照，意在打破小说的连贯性，形成一种非线性的阅读效果。

王尧的《民谣》更是“小说革命”的文本实践，与他的“小说革命”理论直接相关联的。小说除了文学性的叙述段落，还有大量的文本引用，包括作文、代写稿、入团申请书、检讨书、倡议书、儿歌、揭发信等。与此同时，小说还有另一嵌套的文本，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稿《向着太阳》。这种关于记忆的书写，满足了作家多年的写作夙愿。文字追求的普遍的意境化和诗意化，与这种经过岁月精酿的记忆相得益彰。从文本形式上来看，小说已经溢出了近年来主流文本的范畴。一直以来，作为学者的王尧都有学术文体之外的另一套文学笔墨，只不过更多地聚焦于散文，创作了大量的学者型散文。只是这样的写作对语言的异质性探索并不明显，到了小说中，则是一种更加大胆的尝试。当我们联系到王尧关于呼唤小说新的革命的论述13、结合着他对“跨文体”14写作的理解时，就更能明白小说中这些“异质性”元素的指向性。

大部分的学者小说，都有一种探索的意味在其中，这正是一种期待小说新变的“革命”情怀。期待小说新的革命在当下成了一个讨论较多的话题，2021年张莉教授在《江南》杂志组织题为《今天，小说如何革命？——关于小说革命的专题讨论之一》15的栏目，从“今天的小说是否应该革命”和“小说如何进行革命”角度切入，向目前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发起了问卷调查。《文学报·新批评》专刊也开展了关于“新‘小说革命”的一系列讨论，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和热议。2021年的7月份，由陕西省作协主办，陕西文学院、《小说评论》杂志社、《收获》杂志社承办的文学活动“‘小说革命与无界文学”在西安举行16。这些关于“小说革命”的各种话题、讨论和活动，都是源于在不少评论家眼中，中国当前小说总体上并不让人感到满意，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而这些学者们的小说，大部分是基于期待小说书写现状整体的改变而作，具有一种革新的情怀，驱动着新的“小说革命”。

四、结语

学者进行小说创作源于他们多年来的独特文学记忆与经验，更大的动力则在于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学情怀，这份情怀并非仅仅是抒发一己之感悟，而是一种对文学本身以及历史时代和社会的思索。对那些逝去的光阴，除了经过记忆滤镜的美好，更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学者型小说的涌现是文坛一种自我净化调节的现象，对文坛有一定的纠偏和引领作用，在批评和创作的互动中，用批评推动原创，丰富小说书写，对小说书写具有一定程度的纠偏和引领功能，同时以创作反思批评本身，达到两者的良性互动。同时，作为小说叙述主体的学者具有自反性，既反思自身，即知识分子这一独特的群体，也反思社会，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在主题上，这些作品深度介入现实，具有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同时，这些文本在当前语境中还有另外的价值，那就是这些作品多为小说这一文体同质化书写中的异质性文本，甚至不乏小说“革命”的意味。学者小说丰富了当前小说版图，很多作品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还会不断有学者加入进来。学者创作小说对整个小说生态会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是其不容忽视的存在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注释】

①⑤⑦吴俊：《“三栖评论”专栏致辞——代首期主持人语》，《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②房伟：《论“学者型作家”与“作家型学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③罗昕：《打破“圈地自萌”，文学内部对话的可能与限度在哪里？》，澎湃新闻2021年1月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705250。

④李敬泽：《作为哪吒的文学——在〈收获〉APP“无界写作大赛”启动仪式上的发言》，《文学报》2021年8月19日。

⑥黄书泉：《从“学者作家化”到“教授写小说”——对当前一种文学现象的解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⑧赵毅衡：《新版后记》，载《沙漠与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⑨张柠：《论细节》，《当代文坛》2021年第5期。

⑩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第42页。

11刘小波：《批评的文本还是文学的文本？》，《文学报》2020年3月5日。

12李遇春：《回到中国小说的“传奇”种子——读於可训近期小说系列》，《长江文艺》2021年第15期。

13王尧：《新“小說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2020年9月24日。

14王尧《跨界、跨文体与文学性重建》里的观点与此相通：“如果‘学术是研究‘文学的，‘学术文体是否可以有‘文学性？在中国的文章传统中，表达思想、价值、知识的文体其实是多样的……之所以把‘学术性和‘文学性纠缠在一起，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者在互动中循环，学术性和文学性常常会相互定义，并影响着文学文体的演变和文体内部各种因素的消长。”见王尧：《跨界、跨文体与文学性重建》，《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15张莉等：《今天，小说如何革命？——关于小说革命的专题讨论之一》，《江南》2021年第1期。

16参见《从“小说革命”到“无界文学”：写作需走向更广阔的原野》，《文学报》2021年8月19日。

（刘小波，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