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静是我的师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妹，是严格意义上的师妹——我们都是韩毓海老师的研究生，按照流行的说法，属于一个师门。

但在李静到《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工作之前，我跟她却不熟，甚至可以说不认识，现在想起来，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韩老师没有什么门户意识，他认为学问的天地很大，不要搞成圈子、门派、江湖，就鼓励学生到不同的老师那里去学习，在观点的争鸣、知识的博弈、思想的淬炼中磨砺自己。我记得很清楚，2001年我刚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时，他多次向我推荐李零老师的课，弄得我一头雾水：我一个学当代文学的，还要去听古代文学的课？我的愚钝让我错过了听李老师课的机会，直到后来读了李老师的文章才理解了韩老师的苦心。大概因为有放学生到无穷的远方与无数人中去的想法，韩老师很少组织师门聚会之类的活动，这样我跟“同门”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二是我比李静高几届。我硕士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2009年又考上韩老师的博士，“回炉”再造。李静不一样，她自谦是“小镇做题家”，但其实她的起点很高，本科就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真正的万里挑一，而且优中选优，本科起点直博，是真正的高材生。算起来，我读博士的后两年（2012、2013年），她开始直博，应该有一定的交集。但那时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读书，加上2010年又有了孩子，每回去学校都像打仗似的，匆匆忙忙到教室，慌慌张张听课，一下课就火急火燎的，不是往单位跑，就是往家里赶，跟同学们接触极少。说实话，我那时候真不知道有个师妹叫李静，以后还会成为同事。或许，她可能对我有点印象：这个行色匆匆的师兄到底是个什么鬼？

我跟李静真正熟悉起来，是2018年上半年她博士毕业找工作时。这就说到我们的老所长、老主编祝东力老师了。我是2016年从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工作的，祝老师那个时候是所长，后来又兼任《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主编。那个时候，编辑部人手极缺，加上祝老师、崔柯、杨娟，技术编辑丁爱霞，连兵带将，一共四个人，实在忙不过来，祝老师就约我做特约编辑。即便如此，依然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我印象很深，2017年终述职时，祝老师说自从接了刊物主编，自己压力山大，一年下来，头发也白了，牙也掉了。我当时还“笑话”祝老师小题大做，不能举重若轻。后来我接了祝老师的班，才知道其中的厉害，编辑学术刊物，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编好真是太难了。我接手时已然兵强马壮，但一年下来头发也白了不少，幸亏牙没掉。

所以，那时候，物色人才，招个好编辑，是祝老师的一大心事。当时，院里有规定，应届毕业生进院工作，必须到行政岗锻炼两年。为了解决这个障碍，祝老师反复找院领导汇报、沟通，争取了一个用人指标，而且不用到行政岗锻炼，直接做编辑。李静之前给编辑部投过稿，质量很高，顺利刊用，她也参加过所里主办的几次学术活动，给人的印象很好。李静参加院里组织的应届毕业生招聘考试，报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的编辑岗，顺利通过笔试、面试，确定入职。

没想到，这时候又出了岔子。院里领导更迭，班子会上讨论应届毕业生入职事宜时，没人提醒新领导这个岗位的“前史”，决定李静还是要按惯例到行政岗锻炼两年。祝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坏了，跑到我办公室说，要是真到了行政岗，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呀！说着说着脸都红了。我记得当时是下午四五点钟，他十点左右就要乘航班出国，他是真急坏了。我建议他去找新领导汇报，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尽力争取。祝老师连忙联系新领导，新领导正在原单位办公室收拾东西，让他过去谈。他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我在办公室心神不宁地等。半个多小时后，祝老师给我打电话，说问题解决了，李静还是到编辑部。

就這样，《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来了个年轻人。

介绍李静的文章，花这么大篇幅说祝老师，有点跑题，但其实也没跑多远，我绕这个弯子其实是想说李静是所里和编辑部急需的人才。

果然，李静入职后，编辑部一下子多了一名生力军，运行顺畅多了。从那个时候起，说起刊物时，祝老师再也不说头发白了牙掉了的话，反而脸上多了笑模样，轻松了不少。后来祝老师跟我说起这事来，有句口头禅，他自己可能没意识到，这句口头禅是“一个顶好几个”。既然“一个顶好几个”，祝老师就量才使用，既压担子又悉心指点，李静成长很快。祝老师升任院领导后，工作更繁多了，就把写“卷首语”的任务交给了李静，此前一直他自己写，把这看作刊物的“文眼”。后来，这个安排一直延续了下来，“卷首语”也成了刊物的一个亮点。

短短几年时间，李静也从一名年轻的编辑成长为年轻的副主编。

二

从2018年7月进入编辑部工作到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李静慢慢成了院里的熟面孔，加上这些年院里老同志退的多，新人进的也多，新旧更替频率有点快，李静承担了院里的一些急重任务，做起来有条不紊、善始善终，完成质量很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被一些新进院的更年轻的学者称为“老师”，她渐渐还有了点“准老人”的样子。由于工作关系，她跟所里、编辑部同事接触更多，我对她的了解自然也越来越多。认真说起来，我对她的整体印象就一个字：清。

这个“清”首先是清爽。我们是研究文学的，文学里特别讲究人物出场时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个第一印象好不好是这个人物成功与否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静的“出场”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当初见到她，就觉得她相貌清爽，衣着清爽，言谈清爽，举止清爽，一看就是个利落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很到位，没有丝毫冗余感。如果说，当初因为不那么熟悉，她可能有些刻意，可这么些年下来，大家都熟了，我发现她仍跟当初一模一样，这说明清爽是她的本色。

李静不仅注意衣装言行清爽，还注意工作环境清爽。在期刊工作的人都知道，编辑部的一个特点就是刊物多，书多，近乎仓库，稍不留神，人就容易被书、刊给淹没了。我读到一些新老编辑的回忆文章或访谈，多数都谈到这个现象，谈到人被书、刊包围，进出还要突围。

这么看的话，我们编辑部就有点不像编辑部了。我们编辑部空间不大，也就三四十平方米，里边摆了五张办公桌，文件柜、书架等一应俱全。但我们五位编辑却从来没被书、刊包围，成为它们的附庸甚至俘虏。其实她们也没什么秘诀，就是勤快，编辑部东西一多，立马就整理、清理。进门第一张办公桌就是李静的，不管什么时候进去，一眼看见，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洋溢着书香气，感觉很惬意。

人如其名。李静不仅清爽，而且清静。我们院科研岗、编辑岗不坐班，除非特殊情况，基本上一礼拜集中一次。大家长时间不见，见了面难免聊几句，有时候聊得高兴，就会叽叽喳喳地说上一阵子。如果有其他部门的人加入，那就更开心了，有时候还会发出开心的笑声。但我发现，李静很少参与这样的“闲聊”，大家见了面，笑微微地打个招呼后，就坐到办公桌前，有稿子就打开电脑编稿子，没稿子就打开书看书。有人来找她谈事，她会笑微微地认真对待，但事情一处理完，就继续回到桌前，要么编稿，要么看书。让人看了，心里安静。

其次就是清楚。这首先体现在文字上，不只是论文，而是一切文字。李静的学术文章清楚，这我早就知道。但我也见过一些学术文章写得不错的人，一写其他文字就面目模糊，很不像样。说起来不堪，我就见识过连请假条都不会写的学者。李静到编辑部工作后，特别是前几年，因为年轻，一些公共事务，比如开学术会议，难免要她处理一些琐事，比如写会议通知、新闻通稿，编排会议议程。这样的文字，看起来好写，但写好很难，因为要把会议主题、时代背景、人员信息等水乳交融，还要分类归纳，分明条理，最后要找一条主线串起来，文字太学术了不行，不学术也不行，要“雅俗共赏”。所以，我有时候不是从学术文章中看一个人的文字能力，而是从“小作文”中看。交给李静的“小作文”每次都写得很好，不仅信息清楚，而且眉清目秀。

在编辑工作中，李静就更清楚了。分配给她看的稿子，返回及时，意见中肯。不管建议刊发与否，她的意见往往提纲挈领，直指要害。其实，很多时候，“清楚”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立场。如果立场站在刊物、学术这边，那么判断起来就容易得多，态度自然也清楚。

李静的清楚还表现在善于发现问题上。有的稿子，不怎么出色，但也不很差，中不溜秋的，在可用与不可用之间。这种情况很考验编辑。我发现处理这样的稿子，李静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全面考察，排除隐患。有一次面对一篇这样的稿子，我举棋不定，就征求她意见。结果她看后建议退稿，因为这篇文章在学术规范上有一些隐患，如果刊发，可能会触“雷”。编辑刊物，真的需要清楚的眼光和头脑。

三

最后，我还想简单谈谈李静的评论。

在这个方面，李静的特质就是清醒。

李静很勤奋，我前边说她“清静”，很少闲谈，就是想说她勤奋。我们现在“看”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成功，而很少或简直就不看别人的付出，这样心态容易出问题，老想为什么别人成功了自己却没有。鲁迅成名后，有人称赞他是天才，他说自己哪里是什么天才，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工作罢了。这提醒我们：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因为勤奋，这五年，李静收获颇丰，不仅发表了大量论文、评论，而且出版了专著《更新自我：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另一本《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也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因为勤奋，这五年，李静也获得不少荣誉。在院里，多次被评为优秀。她的论文《当代“诗意生活”的生产原理——解读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的文化症候》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度优秀论文奖，评论《当代喜剧节目的“现实性”及其潜能》获中国文联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她还被聘请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等。

勤奋能保证作品数量，但不一定能保证作品质量。李静之所以能得到编辑部同事肯定，得到学术界认可，跟她的勤奋有关，但更跟她的能力有关，即她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质量普遍比较高，这主要体现在她的学术自觉上，即她的著作、论文、评論中有一种清醒的意识。

现在，文学研究看起来很兴旺，著作很多，论文很多，评论很多。有些读的时候觉得还不错，溜光水滑的，甚至还流光溢彩。可时间久了，稍微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又觉得没什么收获，难免有些失落。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丧失了学术自觉，忘记了学术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是为了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的。就文学研究而言，是为了找出人类精神、思想、情感中的病灶并加以疗救，进而改造生产关系，调整社会关系，使人能够像人一样生活。这样的研究不能脱离物质生产领域的勘察，但又一定得回归精神领域。我以为，正是因为丧失了这样的学术自觉，现在的许多文章就是知识的搬运和堆积，以至于不同作者的文章看起来都一个样，像近亲繁殖。

就目前的成果来看，李静的研究不乏学术自觉。我这几天细细读了她即将出版的《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这看起来是一本科幻文艺研究专著，实际上不止如此，这是本以点带面的著作，以重要科幻作品、科学议题为切入点，探究现代科学话语在中国不同时段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在结果中，又更看重对后果的探究。扩大点，可以说这本书的主题是现代实践和话语在中国的发生及后果。

正因为有自觉的问题意识，使这本书中的一些论述极其精警，颇富启发，对此，钱理群老师已经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有多处引述，我就不再画蛇添足了。我的一个感觉是，李静在研究中一直十分注意人的位置，特别是普通人的位置。正是从这一出发点，使她能够勘破种种高大上话语的迷思，找出其上的斑点、暗面及演变中的变形、变异，以及这些斑点、暗面、变形、变异给人带来的或明或暗的压抑与伤害。就当下来说，这样的“清醒”之作不能说没有，但也不多，因而可贵。

如何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让物质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一直是个现代难题。随着现代科技发展，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社会、重钱轻人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一个症候就是文科贬值——在一些人眼中，“文科都是服务业”，归根结底靠“舔”。这样的言论能够公开说出来，一方面揭示了所谓“文科”的窘境；另一方面印证了物质至上的“成功学”有多么成功——相当程度上，这还是文科的杰作。不过，这也反过来提醒我们，清醒的学术意识、严肃的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看，李静的研究、评论刚刚起步。我愿为她加油。

2023年12月16日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