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了李朝全，就是认识了踏实、勤勉和忠厚。作为知名的评论家，他总是那样谦和地微笑着，用大量精力去发掘别的作家的光彩与奉献，同时再挤出时间从事自己的创作。他的头脑进行的是全息劳动，左脑做研究，右脑搞创作。他像一台挖掘机坚持着文学的追求，深度和力度同时向前延伸和拓展。”①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副主任、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蒋巍对李朝全的一段评价。这样简括生动的文字见形传神，大致可得这位身材瘦削、行走快捷，以报告文学为主业者之本真。因着某种机缘，北京大學考古专业出身的李朝全，却与中国当代文学相遇了。长期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工作，关注更多的是报告文学。他是继李炳银先生之后的又一位中国报告文学的“管账先生”。从2000年起，一年不落地评述年度全国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将20多年的综述文章汇聚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部进行时态中的报告文学编年史。与此同时，李朝全还编选各种报告文学作品选，写作报告文学文体理论课题研究的论文，撰写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出版了《非虚构文学论》《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等学术著作。在过往一个时段，尽管李朝全也写作出版过《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居里的故事》《硬汉子作家——厄尔斯特·海明威的故事》《世纪知交——冰心与巴金》《少年英雄——20名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的故事》等纪实作品，但他主要是以报告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进入新时代，李朝全在文学界的形象有所变化，他虽然依然有为于报告文学的研究评论，但似乎更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先后发表出版了《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国家书房：“中国好人”金兴安和第一家农家书屋》《最好的时代》《奔跑追梦人》《春天的前海》《为国铸剑——记共和国功勋于敏》《2020武汉保卫战》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的声名日隆。这些作品以其多样的题材选择、独特深刻的主题表达，用实诚的笔墨叙写生动感人的中国故事。现在的李朝全已由报告文学评论家转型成为报告文学作家。由报告文学评论家的身份进入报告文学的创作，李朝全的报告文学更多了一种文体的理性自觉与具体创作的感性经验有机相成的特质，在时代性叙事中具有理性穿透的力度，在人物再现中凸显其精神形象。这样的特质存在及其生成之由，是值得我们关注并加以研究的。

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中，报告文学已然成为一种重点文体，尤其是主题文学的创作更是一枝独秀。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身份背景相当多样，有以报告文学的写作为其职志的，有新闻记者出身的，也有的原本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等等。写作主体背景的不同，在其文本中就会显示出各异的“气质”风格。以报告文学评论家的身份，成规模地创作报告文学，李朝全是第一个。长期研究报告文学使其形成较为稳定的文体认知，这种认知内化为主体的报告文学价值观和创作论。这种自觉的价值观和创作论，制导着李朝全的报告文学创作行为。胡适1916年在倡导文学改良时，提出了“活文学”的概念。李朝全借此概念言说报告文学及其价值所在。“报告文学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也是能够存活下去的文学，是活文学。”“我认为，所谓的‘活文学包含了它是直指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是以人的思想文化精神需求为旨归的，是鲜活的、灵动的，富于生机与活力的文学。如果作品缺乏社会担当和历史担当，不指向现实生活，没有现实意义，这样的作品不足以被称为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因对历史的记录和书写而具备文献价值、认识价值；因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的逼近与切入，而具备教育价值；因对文学性的张扬与强调而具有审美价值。因为具备以上这诸多方面的价值，报告文学所以能够留世和传世。”②在李朝全看来，报告文学之“活”活在它与时代现实的接通接活。“时代”是他观照、评价报告文学价值的前提尺度，也是他综述年度报告文学创作的核心关键词，许多综述文章标题的主题词都有“时代”（《2002年报告文学：激荡时代强音和民族精神》《2003年报告文学：勇于承担记录时代的责任》《2005年报告文学：和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2019年报告文学：时代的风向标和晴雨表》《2022年报告文学：讲好新时代故事，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报告文学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时代报告”，因其对时代的及时真实的报告和对历史的挖掘存活（历史书写关联着现实），才有可能生成它独特的“文献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因此，非虚构的时代性叙事，正是报告文学诸多价值实现的根本所在，而这恰好也是李朝全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

李朝全报告文学的取材是多面向的。有人物个体故事的讲述，有群体人物精神面貌的再现，人物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也有创办农家书屋的退休老人、创办盲人特教学校的盲人校长。有报告深圳前海改革开放的进行时，也有关于浙江长兴改革开放40年的史志。不同题材的叙事有着共同的时代性统摄。作者站在时代的全局，锐敏于它林林总总存在中蕴含的价值要素，从中发现选取与自己相得的题材及其具体的人物事件，通过翔实的非虚构的典型叙事，记录行进中的时代新变，再现与时代深有关联却正在渐行渐远的历史，彰显新时代的主题，抒写模范人物和普通人的崇高精神、美好人性。《最好的时代》是一部记录浙江长兴改革开放40年发展史的史志报告。作者对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用“题记”作了解题：“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也是长兴县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作者笔下的“最好时代”是“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时代之“好”好在通过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美起来，使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对于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不少报告文学作家各取所见进行了多维度的书写，何建明的《浦东史诗》大写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性创造，陈启文的《为什么是深圳》解释世界城市发展传奇的密码，章石山的《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以百万字的篇幅全景式立体地反映广东改革开放、追求小康、迈向现代化艰难而壮美的历史，唐明华的《大风歌：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1978—2018）》则如题所示再现的是民营企业曲折前行走向壮大的历史图景。很明显，《最好的时代》的独特性在于以长三角的长兴为个案，以县域为单位富有深度地透视一帧伟大的时代画卷是如何渐次打开的。“长兴的改革发展之路就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缩影。”对于这样一个“缩影”，作品以“穷则思变：首要之务求发展”“凤凰涅槃：发展更须讲科学”“绿水青山：生态为基环保先”等篇章对历史进程加以深描细述，不仅记录社会的经济发展轨迹，而且也以“双腿走路”的专章，呈现精神文明建设的焕新面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特写。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它既是创造历史新时期伟大成就的根本动能，也是推进新征程新发展的时代主题。

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时代性既是此类写作所需要遵循的一种总体规定，同时它又不是一种模糊的“概念大词”。它具体体现为作者对时代主题的理解和把握、对时代特质的领会和表达。一个时代具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特质。这种主题和特质往往反映在具有时代刻度的国家行动、社会取向、典型人物、重大事件等诸多方面。2020年暴发的新冠感染是全球性流行的重大疫情，这样的公共事件很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在第一时间加以实录。李朝全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带领报告文学作家小分队“逆行”武汉。他是第一现场的见证人，又是新冠危机和人民抗疫实况的“直播者”。其《2020武汉保卫战》以“武汉历‘险记”“勇敢的女孩”“一心赴救，无惧生死”等人物、场景和故事的讲说，为我们书写了一份“武汉保卫战”的报告，彰显了人民“‘同济战役”的伟大力量。近年，李朝全将目光投向了深圳的改革开放创新创业，写作《奔跑追梦人》《春天的前海》两部报告文学，唱响“经济特区奋斗者之歌”，谱写“改革开放的壮丽乐章”。其中的《春天的前海》以“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为题材，通过“改革基因裂变”“汇通天下”等六章的细写，告诉读者这个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新时代的出海口”内部的结构要素和它的新创造。在这里，前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标志，它高唱的是改革开放不停步的“中国好声音”，表达的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原则。由此可见，作品的主题紧密地关联着新时代新使命的重大议题，反映出作者李朝全对“国之大者”的敏感和把握。

二

报告文学之“报告”也可谓之“报道”（报导），我国台湾有“报导文学”的称名，意近报告文学。“报道”（报导）由新闻而来，新闻的要义一是客观真实（非虚构），二是有价值地为受众提供感兴趣的新信息。这样的释义不仅规定了它有别于小说、戏剧等的文体属性，而且也表明其核心价值之所在。因此，报告文学的时代性，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需要落实为具体的报告性或者说新闻性。对此，李朝全有着自觉的认同。在他看来，报告文学的创作“它是把新闻性包括真实性和信息性放在首位的。尤其是真实性更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底线。一篇带有虚构成分的作品从根本上就丧失了作为报告文学的资格，因此它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划入报告文学范畴。而如果作品不具有新鲜的信息性亦即不能带给读者新的信息新的资讯，这样的作品亦很难被归入报告文学范畴”③。李朝全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知是清晰而坚定的。尤其是对真实性的意义和如何获得真实性多有论定。“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根与本，基石和柱础，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它需要落实到“所写内容、人物、事件和历史的可证性上。报告文学作者往往是通过倾听当事人的讲述、回忆，借助看或听当事人或知情者的日记、录像、录音、视频、微博、微信等资讯，采用田野调查的形式，运用多名‘证人证言、多种证据材料来反复印证、质证、校正和核实所采集内容的真实准确。这种工作类似于考古发掘和历史鉴证，也有点像法官的法理调查、证据质对（质证）”④。以“可证性”核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这是李朝全关于这一议题最为严格的表述。不仅如此，他还给出了达成“可证性”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其以“考古发掘”等作类比也是很有启示意义。报告文学非虚构真实性的获得就需要具有考古工作者发现发掘久久为功的专业精神。这样的言说既来自李朝全本科考古专业的训练启发，也得自于他自身的写作实践的感悟。我注意到李朝全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时间标注细节。他的许多作品最后都标上一稿、二稿甚至三稿的写作时间，如《国家书房：“中国好人”金兴安和第一家农家书屋》，“2015年7月—2016年1月31日一稿”“2016年4—7月二稿”“2016年9—10月三稿”，而采訪也很认真，“2014年11月至2016年3月，我先后近十次专程前往安徽采访”⑤。作者的标注和说明告诉我们这部作品的采访写作用时很多，显示出的正是他特别的写作耐心耐力以及支撑其行为的考古之心和工匠精神。由此作者所获得的关于书写对象的信息是丰富厚实，而且也是真实可信的。

报告文学是关于有价值的信息的有效报告，信息构成文本的基本内存。采入作品中的信息其类属和形态有很多，所谓“有价值的信息”是指与所写题材中的人事物景紧密关联、反映对象本真、体现写作本旨的故事、资讯、知识等。我们阅读作品要有所得，其“得”最为基本的就是要从作品中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关注的信息。其中因得所写对象的独特而给出的专门的专业的信息，更是让读者趣味兴然，增长见识，不虚此读。李朝全的《奔跑追梦人》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视为一部集纳广泛的知识信息的报告。比如由植物基因组专家黄三文的叙事，读者可以了解“黄瓜基因组和重要农艺性状基因研究”“番茄育种对果实代谢组的改变”等成果的机理、应用以及意义等。又如，“大数据”是一个热词，但普通读者对此知之甚少。数据的“生产、共享、清洗、存储、变现、深加工环节”，可以分别对应于“石油开发中的油田、输油管、炼油厂、储油罐、加油站和石化厂”。阅读其中的一节“大数据是一座‘特大油田”，读者就可以获得形象而近切的感知。《春天的前海》更是一部信息量很大的报告文学。前海作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其法律服务的先试先行特别引人关注，作者以“法治化，国际话”的专章作了翔实的报告。“首先是构建域外法查明与适用的规则体系”“其次是建立系统规范的香港地区陪审员制度”“此外，前海法院还特别创新了香港法律专家在线出庭协助法律查明机制，打破了跨境商事纠纷解决的空间限制”等次序分明的条目及其适度的展开，使“前海法院的香港模式”叙写得以具体化。而“让中国仲裁拥有‘国际话语权”这一节则以“率先建立国际化的法人治理机制”“率先聘请境外仲裁员”“率先探索互联网仲裁”等10个国内“率先”的一一展示，使读者对深圳国际仲裁改革开放的新作为有了更为切实可感的深刻印象。凡此种种努力，使李朝全的报告文学脱虚向实，具有广博的信息容量。

报告文学虽然由新闻演化而来有其诸多的独特，但毕竟归类为文学艺术的样式。我们说它是关于有价值的信息的有效报告，其中的“有效”意指着这种报告应当遵循文学艺术的基本通则，并且需要注重作品非虚构审美品格的实现。因此，一方面作品的写作整体上要体现出书写的形象生动及物，另一方面要注意“文学”的报告应当“以人为本”，作品的信息流量更多的由人物故事而生成。对此，李朝全的认识颇为到位。他以为，“报告文学的力量来自于它的真实性，来自于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及时客观、生动形象的刻画与讲述”，“对人物的塑造与刻画是文学的一项基本功能，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⑥因此，即使是《最好的时代》《春天的前海》这样说事的作品，也能注意事由人为的逻辑，在叙事的重要节点上对相关的重要人物进行充分的刻画，而《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国家书房：“中国好人”金兴安和第一家农家书屋》《为国铸剑——记共和国功勋于敏》《奔跑追梦人》等人物报告，则更是以人物叙事为主，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地呈现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卓然事迹和崇高精神。报告文学的人物叙事，不仅是作品书写内容所需，而且人物刻画是否形神兼得直接关系到作品的艺术性品位。“艺术性是指报告文学文本要具备形象化特征，要具有艺术感染力，能够作用于受众的心灵精神世界引起其共鸣触动”，“艺术性往往通过作品的文采和感染力来表现。主观抒情，灵动飞翔的想象，文学修辞等艺术手法、艺术技巧的运用也是作品文采与艺术性的一种体现。”⑦总体而言，李朝全是以实诚之笔书写时代报告的，他的作品少有张扬恣肆的抒情、文采浸染的铺排和无根的夸饰想象，体现出更多的是“踏实人”写作的风致。李朝全报告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来自他对人物形象的真实再现和人物精神叙事的心灵抵达。李朝全所写的“中国好人”金兴安、“全国自强模范”穆孟杰、“共和国功勋”于敏等，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英雄，但他们在精神层面上与英雄是等值的。“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雄的价值就在于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强大的人格和精神的力量，信仰和理想信念的力量。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精神的高地，代表着一个民族精神的精华和标杆。”⑧李朝全基于人物不同的存在，将人物归位到故事发生的现场，通过具体的情节，特别是核心细节的叙写，再现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和克己利他、甘愿奉献社会，服务国家的精神风范。

《为国铸剑——记共和国功勋于敏》是一部人物传记，作品将于敏个人史、家庭史和国家民族史交融一起展开叙事，重点记写了于敏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成长史、突出贡献和卓越的人格品格，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科学家精神。作为“中国氢弹之父”，28年隐姓埋名，只为祖国惊天动地的“亮剑”；他更喜欢也更适应基础研究，但一次次被要求转换研究领域而自觉自愿，“好！我转！国家需要，我服从安排。”他曾经一次次休克晕倒，是因为“他经常夜半醒来，触发了灵感，便立即起来伏案工作”。于敏是将工作当作自己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的科学家。这些富有表现力、说服力的叙写，为我们雕刻出一个杰出科学家伟岸的精神形象。与于敏相比，穆孟杰只是一个特教学校的校长。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也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穆孟杰四岁时，“从光明掉进了黑暗”，成了“小瞎子”的他受尽刁难欺负。穆孟杰在屈辱中立志，“十三岁出门远行”，“一根竹竿闯天下”，备尝苦难艰辛终有所成，流浪卖唱18年，积攒有近百万元的收入。人物苦难的个人命运和自立自强的奋斗故事，已经足以让人感动致敬，而他“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盲人争口气；不怕苦，不怕累，只为盲人不受罪；不怕黑，不怕暗，要为盲人作贡献”，推己及人的利他助人精神更是超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仁爱精神宝库中的又一感人范例。穆孟杰以心灵的光芒照亮盲人、照亮社会的独特事迹和高卓境界，正是《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这部作品最具艺术感染力的聚核之所在。《奔跑追梦人》写的是在深圳创业创新创造的群体。作品分为上篇“我们都是追梦人”和下篇“我们都在努力奔跑”。他们中的许多人，“工作在前海，吃在前海，住在前海，几乎24小时都在梦工场里忙乎自己的创业，忙乎自己的工作”。“奔跑”是他们的身影，更是其精神形象的特写。作者通过扎实而别异的故事叙述，将“奔跑追梦人”这个既彰显着时代风采同时又独具深圳人精神特质的形象落到了实处。作品非虚构的艺术感染力也由此得以强化。

三

报告文学需要直抵读者心灵的艺术感染力，但这种艺术感染力不是凌空蹈虚的抒情“表演”。“在创作中过度抒情、抒发滥情、刻意煽情的内容比比皆是，感叹句、感叹号满纸飞，这也需要引起报告文学作者高度警惕。”⑨坚持实诚朴素写作的李朝全，抒情性不是他的写作追求。因此，他的作品看起来缺少一些“诗情画意”。他更用力于回到人物及其故事的本身，用具体的事实叙事。另外一方面是作者在止抑过度抒情的同时，注意凸显出思想思辨的理性存在。以理性介入叙事，成为李朝全报告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通常而言，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等文体特征，而“报告文学的政论性是指在反映现实生活时，运用夹叙夹议的表现手法，对所‘报告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评议，抒发作者的感情”⑩。其实，政论性是报告文学写作理性精神的一种体现方式，它不只是“夹叙夹议”方式的论理，另有对写作题材价值的发现和把握、对写作主题的凝练和揭示等。思想理性的直接表达，是报告文学和小说文体一个重要区别。同为叙事性写作样式，小说的美学原则是讲究自在叙事的具体化、形象化，一般不鼓励作者在叙事中直接地大段地论评人物事件及其社会存在。而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作者可以以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主观的思想和对所写对象的评价等。在这里，报告文学的“报告”既要报告对象客体，也可以报告写作者主体，“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揭示文本的意涵，对读者作思想的启发”。对“报告”的这种解读，“关系着对报告文学文体基本特征的认知”11。报告文学这种思想理性的直接表达，在新时期的写作中寻常可见，受到思想解放新启蒙的激发，一些作家奉行“思想为美”的理念，以思想激扬文字。进入21世紀以来，这种情形并不多见，作者更追求作品的叙事性建构。置于这样的背景中看取李朝全的作品，其普遍的理性介入，就不只是一种特色，而且也具有了价值。

李朝全看重报告文学的理性存在。“报告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要有思想性，要有理性思辨的光芒。”12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是一种“‘有我的写作”，“写作者是文本内容的记录者、书写者、表现者，同时也是文本内容的参与者、介入者、思考者。在文本中能够看到作者主体的身影，能够看到他的情感表达和抒发，也能看到他的思想深度及思考力度。”13李朝全的报告文学是典型的“有我”写作，“我”的思想贯通于其写作工程，主体思想的在场使作品的叙事平添了理性的力量。同其他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一样，李朝全写作理性介入见诸他对作品整体构架的理性定向把握上。《春天的前海》的序章文字简要，却给全篇立定了总纲要旨。序章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调研考察前海的内容切入。习近平对前海的定位要求，使读者得以认知前海的意义大端，同时这也为作品的叙事展开提供了结构要素。《国家书房：“中国好人”金兴安和第一家农家书屋》的副标题和主标题有着怎样的关联，作品的引言作了说明。作者用党和国家领导人读书的故事，告诉我们“读书是一桩国家大事”，由此揭示出金兴安农家书屋创办的意义，为全篇叙事的展开立定了主旨。

与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不同的是，李朝全有着自己的理性介入方式。这种方式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成为其作品的一种特色表达景观。李朝全的这种方式就是在作品主文本之外，设置“采访手记”“作者手记”等“副文本”。《最好的时代》正文和序章共8章，每一章后面都附有一个“采访手记”，分别是“长兴为何炫人眼？”“理念一变天地宽”“幸福皆自奋斗来”“刮骨疗毒实上策”“‘农民一去不复返”“世上什么最珍贵”“长治久安百姓福”“精神为根文化魂”。《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对应于每章也设置了“教育改变命运”“如何衡量人生的价值”“让善行薪火相传”“利乐人世就是大善”“做一个中国好人”等8个“采访手记”。这些手记是对相关篇章叙事内容的“卒章显志”，揭示上文书写的内涵，具有某种“导读”的意义；又是主体的“自我报告”，报告着作者对笔下所写的思考和联想。其中有像《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中“自助者天助”一节手记所写：“人最绝望的不是走投无路，不是自己身体残疾，而是心理的残疾，是不相信世上总会有给人走的路，不相信自己能行，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帮到自己。”“穆孟杰不相信命运，他相信自己”，“他自信、自助”，“自助者，人必助之。自助者，天助也。”这样的议论是对主人公人格力量的深刻揭示，也是对“自助者天助”哲理的一种解读，具有理性的精透之美。《奔跑追梦人》书写中理性的意味也较为明显，在我看来，这是一份具有某种“研究性”特点的深圳人才报告。作者不仅描写孔雀深圳飞，人才在此大有作为的景象，而且通过特置的“深圳为什么行”“是什么打动了我”两段“作者手记”，直接解析了深圳何以人才立市、强市的关键密码，读来给人以诸多的启示。

【注释】

①《为国铸剑——记共和国功勋于敏》的“推荐人语”，推荐人蒋巍，载《中国作家（纪实版）》2022年第5期。

②李朝全：《报告文学的范畴泛化及创作底线》，《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③⑦李朝全：《报告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

④13李朝全：《非虚构：报告文学的特质和创作方式》，《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⑤李朝全：《精神的一次长途跋涉》，载《国家书房：“中国好人”金兴安和第一家农家书屋》，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第261页。

⑥⑨李朝全：《讲好新时代故事，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文艺报》2023年5月26日。

⑧李朝全：《烛照社会生活，突显时代叙事——2019年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综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⑩罗宜辉：《论报告文学的特征》，《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11丁晓原：《转型的风景：全媒体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东方出版中心，2023，第16页。

12李朝全：《报告文学和国运紧密相连——何建明文学创作四十年的启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报告文学的现实关怀与文体流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JJD75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