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抱着来听子平老师讲课的心情来参加这场讨论的。以前因为各种原因，很遗憾一直没有机会完整地听子平老师上课，刚才的开场白有些简短，听得还有点不过瘾。当然，听的时候，我也做了一点笔记，下面就着自己的笔记，谈几点感受。

有关“同时代人”的讨论，在子平老师这里并不是新话题，此前在不同场合、因不同契机已经有过展开。我读过其中一些文字稿，当时读的时候，就有一点好奇：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受阿甘本的影响，也喜欢谈“同时代人”这个话题，子平老师讲的“同时代”和年轻人讲“同时代”是不是一样呢？当然，听了子平老师开场的发言，我们会知道，差别应该蛮大的。虽然他也提到了阿甘本，但大约只是一种援引、呼应的关系，他对“同时代人”这个概念的使用，历史要长得多，刚才也讲到，最早可以追溯到40年前，从源头上说，更多与“别车杜”的批评传统相关。用了什么理论资源，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子平老师已把“同时代人”变成了一个个人专属、有独特内涵的概念，这里面结合了太多他这一代人深厚的历史经验、思想感觉，也包括对于中国和世界40多年来巨大变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依照阿甘本的方式，从几个方面作大致的说明，但这个概念在子平老师这里的意蕴，可能要更复杂、更难以言传一些。事实上，要成为“同时代人”，也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不是说每过10年，自然就有一代人冒出来，这需要很多前提的条件。子平老师提到了历史的断裂，如果没有这样的断裂，或一种由“断裂”造成的时势，在一个相对平安或内卷的时代，一代人可能根本冒不出来。即便冒出来了，估计也不会特别清晰，形象反而会是模糊、暧昧的。刚才庆东老师讲，我们今天面对了既往时代的解体，面对了不太可知的未来，在这样“时势”中，会不会有新一代人出现？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即便有了相应的历史条件，成为“同时代人”也还需要主体的积极投入、实践，甚至需要非常艰苦、非常坚韧的思想和知识努力。在座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老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同时代人”，不单是因为彼此关系友好，更是因为在特定的时刻，他们共同完成重要知识思想的工作。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为什么要谈这个？在五六年前，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也在热烈讨论“同时代人”。我被拉去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认真听了讨论之后，感觉有点困惑，似乎并不是特别能把握“同时代人”的具体内涵。在阿甘本的定义中，要成为“同时代人”，第一条就是在深嵌于时代生活的同时，还要保持一种不合时宜性。所谓“不合时宜”的态度，自然是年轻朋友们强调的重点。年轻人总会有一种被社会忽略的感觉，总会有一些反体制的情绪，也总会寻求不同于当代通行思想的可能，这很正常。但我又觉得这样的“不合时宜”又是很合时宜的，就像体制与反体制往往是同构的，由某种与社会对峙的感觉而形成的“不合时宜”，或许恰恰是一种时代给定的感觉，这并不是阿甘本意义上的“不合时宜”。如果真的要找到自己的历史站位，成为一个可以称为“同时代人”那样的主体，需要艰苦的、长时期的努力，特别是社会感知和思想认知方面的努力。周遭的生活世界或社会环境可能不让人满意，甚至很糟糕，我不喜欢这样的时代氛围，所以我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了吗？真的要做到“不合时宜”，首先还要了解、认识你所不喜欢的社会，才有可能从内部去对峙那些给定的感觉。

在阿甘本的定义中，“同时代人”概念的第二层意涵，涉及作为“同时代人”如何把古代带到当代的问题。这似乎也是常识性的说法，比如，我们常常会说做研究要有“历史的同情”，也会谈文学史研究中的“当代性”，强调在返回历史现场时不能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等等。对于如何将古代带到当代，如何将历史与当下打通，类似的讨论我们不会陌生。可要真的理解其中更内在的层次，可能没那么简单。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钱理群老师的《1948：天地玄黄》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比较多地着力于40年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也是沿了钱老师开创的轨辙。在这本书的后记中，钱老师特别谈到历史写作要面对的一个“时间差”，由“彼”到“此”的“时间差”，历史写作因而应表现为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过程：

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去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也即某种历史命题是怎样产生的；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后果）。

在钱老师这里，“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两个原则，是相辅相成的，要求研究者既能入乎其内，在进入历史现场时，保有同情的理解，又能出乎其外，保持一定历史距离的冷静与客观。我觉得，这段话不仅概括了钱老师自己的研究经验，同时也是某种“同时代人”经验的总结，像钱老师、赵园老师这一代学者研究中饱满的主体性，往往就表现在进入历史内部的同时又对历史后果保持“反思”的迫切态度。但如何“设身处地”去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的选择呢？子平老师的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他说要和过去的人成为“同时代人”，必须要有一种共享“无知”的感觉，就像底牌还未被翻开那样，我们和当时的局内人一样，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想了想，常见的“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往往不是这样，研究者好像总是知道了底牌之后，才心安理得去返回现场的。既然知道了历史的结果和后果，返回时的心境自然会比较平安、有理性，自然也会自认为进入历史的方式较为妥当。可抱着这样平安的心境、妥当的态度，真的能进入“彼时彼地”吗？依照子平老师的意思，可能只有分享了“彼时彼地”之人的“无知”，甚至分享了他们的茫然、焦灼，“彼时彼地”的历史脉络和多种可能性，才会真的向你敞开来。

其实，钱老师对“此”与“彼”之间辩证往返的文学史观，后来也有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中，他还是谈到如何看待历史的“后果”问题，但强调“后果”的复杂性，有短期和长期的后果，也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面对这样的历史复杂性，要有一种承担重负的“坚韧”，避免以“成功”与“失败”或成功程度的大小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避免完全排除历史的偶然性，把某种趋势和选择视为普遍的必然。这些思考都非常有启发性，和子平老师的谈到要共享“无知”的感觉，我觉得是比较接近的。最后再谈一点，前面几位老师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当下的时代状况，包括陈平原老师谈到“后冷战”时代似乎也已过去，新一轮历史即将拉开序幕。这种危机的、对未来不确定的感受，這种时间即将重新开始的感受，在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现代中国”不止一次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有能力把历史中的人变成我们的“同时代人”，重返那些危急的时刻，分享那些“无知”中的迫切思想，我想，不仅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对于怎样去理解、把握我们自身的时代处境，也应该是有帮助的。■

（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