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围桌谈麈”，真的颇有古人“挥麈清谈”之雅。各位老师讲得都很真诚，既有古风，又很有“时代感”，我是深深地被打动了。陈平原老师说他是四十年前来到北京大学，我也是四十年前来到北大——他是来读博士，我是来读本科。10月14日举行了我们83级入学北京大学四十周年庆典，这个庆典的规模，不知道是不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我们83级当年两千多人，此番回来七百多人。沿着未名湖围了一圈拍集体照，本想使用无人机拍，但是北京不允许，所以只能采用环湖拍照。我顺便得知了一个数据可以广而告之：未名湖七百人围不过来。七百多人手拉手，还差一百多米，大约九百人可以“合围”。

我也沉浸在这个四十周年庆典的激动里——这个庆典，给人强烈的时代感。那天在百年讲堂举办的联欢晚会，唱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的歌，参加这个“围桌谈麈”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老师都听过。我们把当年闻名校内外的“草坪乐队”都请来了，唱那些当年的老歌。“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这类歌，本来当时都唱烂了，可是一听，很多同学的眼泪哗啦啦地流。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庆典组织得还不够细腻。我们中文系是喜欢挑毛病的人，都是天生的批评家。这个庆典是理工科同学组织的，而且是以美国留学的理工科同学为主策划协调的，在我们看来比较粗糙，但是非常感人。我说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那个“时代感”已经完全被召唤出来了。中午我们七百人到学一大食堂吃饭，吃的都是当年的菜肴。什么烧茄子、炒二冬、干烧肉，吃的都是“时代的味道”。

这一次黄子平老师出的这个题目：“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很玄妙，很给人幻想和联想空间的。“时代”这个词儿，应该是“现代性”的构成要素。我看了这个题目之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俄罗斯，俄罗斯19世纪的“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就是“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指引了俄罗斯从荒蛮走向强盛，真像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所说，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余年来，时代和时代感，都是关键词。其中特别具有突出的时代感的，一个是五四，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时代的人，仿佛有特别自觉的时代意识，好像自己肩负了某种使命一样。我和一些同学也是——也可能这是北大人特有的一种感觉。当年我们不是77、78、79新三届的，我们是80级的高中生，83级的本科生，真正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上了北京大学，觉得特别牛。这种北大人的自觉不俗，后来也被批评，例如陈平原老师就很理性地指出过。北大人天然地认为，天下是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干，谁干？”不用号召，自动就会“撸起袖子加油干”。当时北京大学号称八千精英，我也不明白，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这个称谓是谁提出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时代感的称谓。

如今这场“围桌谈麈”，一个自带的意义是三位老师——燕园三剑客，又一次在正式场合相聚。我跟高远东师兄走进会场时，就说到这个话题。三位老师私下有很多机会相聚，这一次正好借黄子平老师的系列讲座，再一次聚首。这是一场并未大声张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现场来了特别多旁听的同学，“挤挤”一堂，差不多也可以说是空前，包括又一次我们所谓“北大三东”——高远东、吴晓东、孔庆东，也悉数出场。据传说，“北大三东”同时出场的活动甚少，同学们一般遇不到。三剑客当年的合作，诞生了一个时代的神话。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神话的意义越来越凸显。钱理群老师强调了你们这一代人，与体制保持距离这一面，这个钱老师多次讲过，但是我觉得，还需要强调另外一面：实际上你们这种体制内的不和谐音，从另一角度来看，是不是也恰好是这个体制的强有力的补充呢？或者说跟这个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恰好“耦合”成一种时代的共谋。你们说的恰恰是主流话语不方便说的话，而不是主流不想这样做，主流实际上就是沿着你们的指导和指引去那样做的。这个话题暂不展开，点到为止。也就是实际上需要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学术界文化界主流的话语，与体制的关系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对立。比如很多学者研究鲁迅，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像鲁迅那样生存和战斗。鲁迅是亲自投身到社会革命中，把精神投注到穷人和一切弱势群体身上，是提着脑袋在做“鲁迅”——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我是20世纪80年代受北京大学的中文传统，包括各位老师的指引、教导之后，想做一个真正的鲁迅，也就是说，有时候需要提着脑袋、冒着误解做学问。当然，学术研究有各种各样的姿态和方式，都可以取得各自的成就。在这方面，我有我非常独特的个人的生命經验，我本来不想说这么深，但是远东兄说得非常真诚，把我们与时代的关系给挑破了，所以我顺便也招呼几句自己。说到这儿，其实我们真正地能够看到“别车杜”是什么样的人，“别车杜”那个时代和五四时代，和80年代有很大的区别。我想到了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他们和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是时代感很强，但是有很重要的异质性。

我们83级返校那一天，中文系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茶话会，然后请了几位教师代表来致辞。其中陈德礼老师——当年教我们文学概论的，他对我们班记得特别清楚。他还记得我和其他同学怎么跟他抬杠，当时徐永恒同学说，你讲这个文学概论还是循规蹈矩，不敢突破。陈德礼老师说，80年代的新一辈啊！他说再过20年，不但是再过20年，再过四十年也没有人超过你们。他这个话可能夸张，当年我们不知道80年代新一辈是谁。后来流行话语中的“80后”，并不是出生在80年代，那么三剑客属不属于80年代新一辈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们也是80年代新一辈的。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想着时代的不同，把年代越分越细，以至于我们与自己的时代发生了断裂。这个断裂，是不是就来源于我们不断地分代，以至于造成时代的自我颠覆。例如80后中又细分出85后，90后中又细分出95后，三五年就成为彼此隔膜的一代，那这个“时代”，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前几年的一次毕业典礼上，戴锦华老师对学生说：你们赶上的，是一个大时代，不是小时代！当时学生们都激动地鼓掌。我想大和小都是相对的，观察视角的不同，造成了判断的不同而已。

由此，我想到十多年前有一篇科幻小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邵燕君老师等当代文学的学者，可能研究过。北京可以折叠，那么时代其实也是可以叠加，也是可以折叠的。看似一个个时代是不同的，可以越分越细，但是当镜头拉高拉远之后，你就会发现，阳光下也没有新事。远东兄也这么说了，仔细看，好像只是从空间角度讲的，但是从时间角度讲，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每天我都在网上或免费或收费解答许多问题，以色列和哈马斯打起来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惊奇。我自己招收的一些研究生，我指导他们研读《左传》《国语》《战国策》《古文观止》等典籍。我们应该早就走出我们这个专业，早就走出这个现状。如果心中有整个的文学史，整个的文化史，什么俄乌战争，什么巴以冲突，都不是特别奇怪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没有可能像科幻小说一样是虚构的？说虚构的，并非否定它的意义，虚构的东西也有价值，起码有工具论的价值。时代概念，可能是一种进化论的思维。为了现代化的需要而打造出来一个词语，叫“时代”。就像革命、爱情、民主、自由这些词需要重新理解一样，当我们逐个进行理性的理解以后，我们也可以重新解读“时代”这个概念。起码自己可以放松，不要那么着急，不要那么惊诧于时代的变化。

前些天我与戴锦华老师共同参加一场讨论，谈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北大中文系现在有很先进的很人性化的本科生一对一导师指导制度，按理说哪个本科生——据我们的想法，抽到一位名师，应该很高兴的，假如我1983年入学，得到三位老师中某位的指导，那会何其激动。但现在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戴老师说，她指导的一个学生就见了两次面，还是戴老师主动的。戴老师第二次主动约他见面，他说得很直白，他说非常抱歉戴老师，我实在没有时间可以这样浪费。（大惊，笑）。戴老师说的时候很幽默，但我看出她很伤心。其他老师也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只是没有如此直白而已。很早以前，钱理群先生也诉说过类似的情况，太功利甚至太势利，太“精致利己主义”了。老师们觉得，现在的学生怎么这样啊？我也当过中学老师，也曾经感觉太不一样了。师生关系、医患关系、警民关系，乃至夫妻关系，现在都与以前我们认知的大不一样，那么是不是只有在这个时代，AI时代才会这样呢？

我早上起来路过我们家旁边的小花园，看见人们是那么幸福，跳各种舞的，打各种球的，练各种器械的，做各种游戏的，都有。这个时候，我一看手机，手机上正报道著乌克兰死了多少人，巴勒斯坦死了多少人。同样在这个地球上，很多的时空，我想其实是可以叠加的，就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一样。但是不同的人，有各种情况，有的完成了折叠，有的没有完成，有的人不屑于完成，或者就不愿意完成。几位老师，包括我们“三东”也可能差不多，基本上走出了我们自己的时代，再往下可能也只是延续而已，就像郁达夫的小说，无论写多少篇，那种格调是差不多的，是同一种调子的延续。我们也走出了自己研究的这个时代——所谓“近现当代”，走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进了一个更大的时空。张爱玲的很多作品暗示时代在崩毁，她在《传奇·再版的话》中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经济观、伦理观、文化观，所有我们认为该保持某种样貌的观念都在变化。陈平原老师是三剑客中主要研究近代文学的，他研究的时代，离当下最远，他一般是不直接对时代发言的。但是陈老师今天也表示，我们可能回不到冷战时代了，也回不到疫情之前的时代了。可见，三剑客同时完成了他们一代人的“时代之叹”，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奏响了一个有力的休止符。

我们今天对这些问题的感受是这么尖锐，不禁使我想到，我们现在是不是处于最后一个还具有“时代感”的时代。可能以后就没有人兴致勃勃地再开这样主题的会了。后人查史料，查到今天这场“围桌谈麈”，可能会奇怪：你们都在讨论什么呢？我们对时代还这么敏感，还来忧心忡忡地谈论，可能也是一种历史的吊诡。未来的岁月中，或许“时代”不再是一个关键词。所以我想说一句与老师和同学们共勉的俗话：让我们珍惜这个时代。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