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老师用阿甘本“同时代人”概念来引发话题思考，当人们接触它的时候，会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个层面是概念的原始意义，也就是阿甘本论述中“同时代人”的几重寓意；另一个是结合我们自身的感受，更多地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它，或受它启发而产生某些联想和引申。两者当然彼此联系，时而倾向于一个层面，时而倾向于另一个层面。这里的理解比较接近于黄子平老师在《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中的意思，更突出共享时空下的“同时代性”。

“同时代人”并非“同代人”，同时代的时段明显要大于同代，在同一个时代中可能存在着好几代人，每一代各自的经历、经验、痛苦和快乐可能都不相同，特别是在发生巨变的时代。这些经验会有一定的交叉重合，却很难完全复制。就个人的理解来看，常常可见其中出现“同时代人”，他们在时代的断裂处出现，有着非凡的勇气，追逐着黑暗中的微光，能够跨越时代，创造出卓越的成就。今天在座的三位创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的学者就是这样的“同时代人”，他们发现了一个断裂时代文学研究的症结，建构了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研究话语，引领了相当长研究时段的潮流。这也让人想起谢冕等老先生在《回顾一次写作》中对当年的文学情怀、合作盛况的追忆。能够分享这些“同时代人”的经验，无论与他们是否同代，都是幸运的。

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同时代的不同代际之间如何沟通，也就是多年前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叫做“代沟”现象，存在新一代人对前行代经验的无感。自我感觉对前行代的经验比较能够理解，比如对一些经典文学文本的理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与前辈差异不大，也能感同身受，毕竟有一段漫长的时間和前辈共处于同一种相对固定的社会形态中；但却不知道怎样向后辈解释。这可能和自己步入过渡的一代有关，因为现在轮到这一代人承担解释者了。而后辈由于成长于与以往经验没有交集的社会形态中，这就向过渡的一代提出了如何传承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何将不同代际的经验勾连起来？这些经验是可传承的吗？以怎样的途径？除文本的传播之外，还有哪些有效形式？有的时候会感到经验言说的困惑。那些有勇气的“同时代人”已经承担了他们的任务，而我们中的一些人享受到了他们的努力成果，接受了他们的光辉照耀，却对自己该如何做一个“同时代人”感到茫然。

以字面意义理解“同时代”的另一个问题是可否引进性别视角。同处于共同时空中的女性和男性，是“同时代”的人吗？恐怕会有疑问。当面对同一事物或境遇时，女性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格格不入的，这里的格格不入不是阿甘本所说的“格格不入”，而是当今世界在性别意义上仍然是两个差异世界，女性的世界可能在男性世界面前难以融入。非凡的女性可能会战胜这些格格不入，使自己进入与男性相同的时代，甚至成为阿甘本所说的“格格不入”的“同时代人”，而更多的女性仍然会保有一直以来的角色认定。当然，女性可以依靠性别经验在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文本中感知“同时代性”，成为“同时代人”。

具体到文学批评与时代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子平老师的引言非常有意思。以前大家固然说过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或者学术研究的当代性。但他强调我们做人文研究的，在当代思考里边，总是会跟历史建立起联系来。这非常对。如鲁迅的批评，他对中国做“社会批评”、现实批评的时候，总是跟他的“文明批评”、历史批评联系在一起。就是说，在时间的维度上，在我们当今的现实里面，当下跟历史其实是交织在一起，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在做批评、做思考的时候，就需要积极地把历史的内容和联系带进来，因为这个就是文明，就是人文。如果没有了这个，是不可能存在一个纯粹的“当代”的。至于文学，应该忠于时代，还是超脱时代？应该“积木自焚”、获得新生，还是与黑暗、罪恶、腐败共生？这是文学与时代意志间的永恒张力吧。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切意义的寻找和建立，都需要自我、自主、自由的工作。文学及其批评的意义，倘若失去文学者自身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在与时代的关联中，文学才能展现其与人类社会、与人类自我和与自然的全部丰富内容——在我们的时代文学中，文学批评不啻肩着文学的闸门，而文学创作则肩着社会和历史的闸门，放人类的希望和光明出来。而求真、致善、尽美，则是文学及其批评的“应许之地”，也是它之所以存在的最好理由。

（计璧瑞，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