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东

这个有关时代与文学的话题，没有想到，自觉还年轻的我也要开始谈论了。子平、平原老师是77级，我跟在座计璧瑞是大学同学，是79级。79级比较有意思，比较沾光的一点，是可以归划到“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所谓新三届。在新三届里面，77、78级以外还可以挂一个79级，处于太阳光芒边缘，比较无感。但79级的过渡性也很有限，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大哥大姐们和自己同学，这些大哥大姐的经历、学历甚至所遭受的苦难，和77、78级没有两样——我因此常常产生幻觉，觉得既然和大哥大姐们同学，其实也就是和77、78级同学，因此这个狭义的新三届，就与时代的关系而言，其实属于广义的新一届。我们的经历、学历乃至精神发展，共享着一个时代。

对于“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这个主题，我还是要发一下感慨。不管是文学，还是学术，还是文学批评，还是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时代的产品。文学，它是时代的结晶。它不是由作家写，而是时代通过作家之手所做的记录，所做的想象，它是时代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结合的产物。所以在存在的意义上，我们都是时间的产品。子平老师刚才所说的同时代人的经验，决定着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同时代人”这个概念是特别重要的，“同时代人”的经验、遭遇，尤其是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强烈的光明、黑暗的界限的消失。我们自己的状态是悬置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的意义，只能在相对性的世界里边相对地漂浮着、思考着。这和我们色彩鲜明、界限确定、非常“主体化”的昨天非常不同。所以我在观察和思考，时间流逝带来的变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美好的人事都在不断地失去。王富仁去世后，我在纪念王富仁的文章里就发了很多感慨。王世家去世后，我写的《而已斋忆往》也是想把逝去的美好時光和人事记下来。想起这些，看着日渐衰老的老师们，我总是被浓烈的感伤包裹着。为什么好的东西留不住，为什么坏的东西反而能够不断地、体制性地生产，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起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里边的凰歌，它在问：“我们年青时代的新鲜哪儿去了？我们年青时代的甘美哪儿去了？我们年青时代的光华哪儿去了？我们年青时代的欢爱哪儿去了？”它在那样一个心情下面“集木自焚”，进行浴火重生的努力。所以我就想我们跟时代的关系在哪里？什么东西能够留下来？

我自己，从我的个性来讲，不是那种“大写的人”，虽然坚守理性批判的求真原则，却没有什么宏大的精神气象，我是很随和甚至很愿意依附的人：我的老师们在的时候，我的学长们在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在的时候，我愿意依附在与他们的关系中，围绕或者跟随在他们的身前背后进行思考，优游自在。他们写出来好的论著，说出我想说的话，我觉得非常高兴；说出我说不出的话，更觉得享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眼看着老师们一个个老了，学长们也慢慢地快要退出学界，退出这个研究、思考、进行学术文化创造的工作，而我这个跟跟派呢，就突然发现：我也快到了这个尽头。因此就更加丧失阅读、思考、积极写作的动力了。这种状态是怎么来的？据我的观察，在日本的学界也有类似现象。我知道围绕丸山昇先生有一个“三十年代研究会”，到丸山昇先生去世之后，研究会的不少朋友都进入抑郁状态，有的甚至退出了学术界。我就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好的东西留不住有关。所以，我们留恋这个美好时代、美好时光的人，就会产生这样的心情。我其实跟钱理群老师、黄子平老师、陈平原老师他们这些特别积极地在一线进行学术创造、文化创造的人不一样，我自己没有什么一定要达到的目的，随波逐流，比较有学术虚无主义的倾向。鲁迅讲道家人物，说他们是“薄周孔，蔑诗礼，贵虚无”，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我以后要跳的坑，一步一步地跳：薄周孔，蔑诗礼，贵虚无。当然虚无主义是一方面，另外一面，我觉得我要坚持中和主义。我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看到两派，左派和右派吵得不可开交，立场和价值观对立和分裂，我就想做和事佬，说你们不要吵了，我和各位进行左右斗争不同，我是想搞左右调和的，是想把鲁迅和胡适搞到一起。我说你们能否想一想，鲁迅和胡适的同是否大于异？如果我们退到鲁迅、胡适文化价值观的原点，再出发思考问题，分歧还会这么大吗？他们只不过在政治选择上有了分歧而已。可政治选择那就是投票的选择嘛，可以就事论事，完全没问题！政治选择不像文化的价值观，这个东西才是最根本的。所以有什么可吵的，在我眼里，鲁迅就是胡适，胡适就是鲁迅。所以我自己喜欢搞这种中和、息争甚至怀安，不愿意世界有纷争、对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