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学术成长的旅程上，三十八年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至关重要。此后关于“燕园三剑客”的说法广泛流传，作为小弟的我，获益最大。近年好几次与錢、黄两位兄长同台表演，我都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致谢。比如，2018年10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落花时节读华章——‘漫说文化三十年”暨《漫说文化丛书》出版纪念分享会，或者2019年10月27日由北京活字文化组织的“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论坛，有相关报道及对话实录为证。《文艺争鸣》2020年第3期推出“黄子平学术思想评论专辑”，则收录钱理群的《关于“同时代人”的两点随想》、赵园的《我所知子平与枚珊》以及我的《在边缘处策马扬鞭——关于黄子平的学术姿态》等八篇文章。

2020年春季学期，因新冠疫情肆虐，北京大学改为线上教学。对着空荡荡的镜头宣讲，不再与学生面对面，无法交换眼神，不仅不精彩，而且容易忘词。为了备忘，我写下了部分讲稿或详细的大纲。课后意犹未尽，干脆整理成文，交给《文艺争鸣》刊发，也算是对这个特殊时代、特殊课堂的纪念。这当中，就有专论黄子平的《文本、灰阑与意识形态——关于〈灰阑中的叙述〉及其他》，此文初刊《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后收入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2月）。

四年前，在黄子平新书座谈会上，夏晓虹提醒我不要太早进入怀旧状态。因为，岁月本就催人老，你再开口二十年前，闭口三十年前，沉湎于过去的好时光，心态很容易老去。道理是这个道理，可今天的发言，没办法，我还是需要先叙一下旧，因在座的大多年轻，不知道过去的故事。

四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作为一个有志进京发展的外省青年，前来北京大学踩点。那时候我还在读硕士，唯一认识的北大人就是黄子平。到子平兄那里聊天，送上我刚完成的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子平看完觉得不错，推荐给老钱；老钱看过了，又推荐给王瑶先生。王先生于是决定第二年招收博士生，并让老钱通知我来报考。所以，我进北京大学，他们两位是引路人，最为关键。现在的学生们很难想象，当年我们聚在一起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时候，我还是个博士生。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出道较早，全靠他们两位提携。

这里还得穿插一件逸事。2000年4月，去国多年的子平兄第一次回北京大学做讲座，就在我们今天的理科教学楼一楼。那天晚上，场面甚为壮观，因开讲不久就停电，我赶紧让学生买蜡烛，大教室里点了几十根蜡烛，子平讲得很开心，说从来没这么浪漫过。可惜不久又来电了，这让他很伤心——若能在烛光中讲完这一课，不说进入历史，起码可以吹一辈子牛。

刚才提到2018年我们为《漫说文化丛书》重刊，在北京大学畅谈“三十年落花梦”；而后又有一系列围绕子平兄的活动，那都是老钱建议的。老钱认为，子平去国多年，目前的中国学界对他不是很熟悉，我们得为他捧捧场。于是，围绕他的新书《文本及其不满》举办座谈会，还有在《文艺争鸣》组织评论专辑，再加上我的课程讲述，都是基于这一思路。当然，首先是子平兄学术实力雄厚，这才可能迅速吸引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那么多年轻人。

在《文本及其不满》的座谈会上，我谈及批评家的同代感与史学家的异代感，相关论述已见《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新著主题论坛实录》（李浴洋整理，《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1期），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某次接受专访，我引述日本明治维新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一句话：“一生而历二世。”正因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生活过，很自然产生观察角度的差异。我开玩笑说，这是一种“照花前后镜”的效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观察上一个时代的人物，或者用上一个时代的尺度来衡量今天的事态，都让你时刻保持疏离感以及超越的冲动。我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有较多的了解与认同，因此，当我做五四研究时，明显带有80年代的眼光和趣味；反过来也一样。这种两个时代的对峙、对照与对话，既是人生经验，也是学术立场。我以为，这比固定单一的评价标准好，起码具备自我反省、互相质疑的可能性。

时代与世代不同，这里先说什么叫做“代”？记得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有中国革命与六代知识分子的说法，也就是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解放的一代、“文革”红卫兵的一代。关于代的划分，其实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30年，有人说20年，有人说10年。最夸张的是北大学生，他们喜欢说军训的一代、昌平的一代、万柳的一代等，也就是说，以更具体的居住地及生活经历作为标志。应该承认，作为群体，共同的生活经历与教育背景，容易凝聚思想、形成共识，并影响日后的成长与发挥。可见“代”的尺度，可大可小，可宽可严，就看论述需要。

今天谈这个话题，夹杂时代转移与世代更迭。我同意刚才老钱的说法，现在可能真的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也可以说是“新一代”的起点。最近两三年，我在好几次学术活动中，重温冷战时代的学问与人生。从1991年冷战结束到2020年，恰好是三十年。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的基本判断是，中美的强烈对抗以及三年全球疫情，使得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一下子说不清，我猜想，不会完全回到全面冷战，但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结束了。以前我们开口闭口“地球村”，现在已告别那个玫瑰色的梦想。若真如是，我可算是一生而历三世了。

对于冷战时代，年轻一代印象朦胧，我则有切身体会。因此，当我面对某些熟悉的口号或场景时，马上明白什么东西回来了。若是小的鸿沟，你我努努力，很容易跨过去；但如果是一堵很厚很厚且无边无际的“高墙”，单凭个人能力，是跨不过去的。这几年我谈王瑶，谈普实克，谈夏志清，还谈了中国20世纪50至70年代一大批我的师长们，看他们的经历，深有感触。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一句很睿智的话：毫无疑问，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就怕人生有限，因而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人的一生，能尽情挥洒才华的时间并不长，若在关键时刻停顿十年二十年，那是很可怕的事。记得程千帆先生曾叹惜自己精力最好的中年时光白白浪费了，反右后放下教鞭，改为养猪放牛，1978年才重返大学。对于一个成熟的学者来说，丢失二十年意味着什么，闭着眼睛都能想得到。

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大时代的影响与制约无远弗届。同样中断学业，但断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影响迥异。历史按下暫停键时，你风华正茂，还是蹒跚学步，抑或已经功成名就，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某种意义上，老钱、子平和我这一代是幸运的，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大学校园，得以从容读书四十年。我观察20世纪中国学者，很少能有平静读书、安心治学三十年的。我一直感叹，下一代治学条件比我们好多了，将来成绩不可限量。现在看来，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与阴影。大概每代人都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规避陷阱，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前进的道路。

路总是有的，只是你能否及时踏上，得看运气。追述冷战时代我们的长辈如何在困境中挣扎，以及他们取得的业绩、留下的遗憾，那只是一种提醒，并不意味着会重来一遍。我举一个例子，诸位听了，马上明白时代的差异。我第一次出国是在博士毕业两年之后，而我的学生大都念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就有出国交换学习的机会。那天偶然提及此事，好多学生举手，说上小学时就跟随父母出国旅游了。因此，不同世代的人，对“出国”的记忆是很不一样的。我第一次出国，有明显的“文化震撼”；年轻一代不会有，他们觉得很平常。这就是时代的进步。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反正目前出国进修、访学、合作研究，比前些年难很多。不是成绩好或国家需要，你就能走出去的。这种局面若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学术生态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这一代基本谢幕了，在座的年轻教师大体定型，关键是正念硕士、博士的，日后的路该怎么走，选择何种求学路径与治学方法，必须有很认真的思考。

2023年10月12日，我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系列讲座之一《“割让”“香港”——鸦片战争前期中英谈判的翻译问题》，因王教授的学术生涯及贡献，第一讲已经介绍过了，我选择说开去，类似小说戏曲的“楔子”，或宋元说书的“得胜头回”。我提及自己过去一年先后为三个老学生的新书写序——林峥副教授的第一本书《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张丽华副教授的第二本书《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以及彭春凌教授的第三本书《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三书各具特色，都是优秀的专业著作。我的感慨是：这三位“全北大”，博士在读期间都曾在外访学一年以上（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东京大学），毕业后也都有在国外名校继续研究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她们的根底及趣味是在北大打下的，但国外访学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也改良了研究方法。北大的人文学很不错，但这远远不够，尽可能转益多师，广采博收，才能走得更远。

疫情三年，中外学术交流明显受阻。我再三强调，当下中国学界，确实需要有自信，但也得有自醒——我指的是清醒的自我认识，以及持续的自我反省。2023年2月北大开战略研讨会，确定2023年的目标是国际交流年，尽最大努力走出去、请进来，打破那些有形或无形的禁忌，摆脱自觉或不自觉的封闭状态，跟国内国外众多有真知且能坦承相见的学者沟通、对话、请教。以小小的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为例，这半年多时间，先后前来讲学的有美国学者胡志德，日本学者滨田麻矢、铃木将久，香港学者王宏志、黄子平，以及马上要来的王德威教授等。如此频繁的学术交流，有点忙乱，但机会难得，希望能保持这个状态。

近日，在一次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学术对话中，主持人要求我们各选一个关键词展开论述，我选择了“开放”，理由是：“我们更希望有一种开放的胸怀和心态，来面对人类的未来。相对于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大学的特点正是源于其能容纳各种各样的声音、容纳各种各样的文化乃至各种各样的立场。在这里我们讨论甚至争辩，最后找出比较好的方案往前走。”（《第二届“寻找新时代中国杰出教育家”评选结果揭晓》，澎湃新闻客户端：掌上青岛2023年11月16日）

每个人都深深嵌入自己的时代，只不过有的跃马扬鞭，有的采菊东篱，有的热血沸腾，有的冷眼旁观。不管你采取什么姿态，大时代的魅力与阴影，挥之不去。今天的中国大学，外部环境并不理想，内部竞争又过分激烈，我能理解年轻一辈的郁闷与惶惑，但无论如何请不要躺平。越是困难的时候，越必须有人顶住，咬紧牙关闯过去。至于年长一辈，我们有义务帮他们创造尽可能好的文化环境与学术氛围，就像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长辈所做的那样——当初“三人谈”之所以能破土而出，正是得益于长辈们的宽容与扶持。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