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我们也召开过同题讨论会。此后四年时间，中国、世界以及我们自身，都变了，真可谓“历史的巨变”。就今天到会的子平、平原和我，以及没有到会的玫珊、晓虹、赵园、得后而言，我们“四家人”，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都老了”。最近，我为自己的《养老学研究笔记》写的序言，题目就是“直面衰老与死亡”——至少我和赵园、得后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追问与思考：“我是谁？”——我正在读美国华裔学者段义孚自传《我是谁？》，我自己也准备写一本《我是谁？》。这就与今天的“同时代人”话题有了关联。我的发言就从这里切入。

按子平“引言”的说法，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最大特点，是在“时代的断裂之处出现，一群自觉站在断层上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进行写作的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的断裂”就更加严重了。那么，新一代人的寫作与学术研究，又应该寻找什么样的“新的表达方式”呢？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择，对新一代的选择，有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借鉴呢？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和所处时代的关系。

我们“同时代人”的选择是：“不是逆时代而动，也不是在时代之外袖手旁观，而是如此深刻地嵌入时代，但又保持尼采式的格格不入，才能看到时代，感知时代的黑暗之光，蘸取当下的晦暗进行写作。”

这回因追问“我是谁”又读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民族性》对1980—19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分化”做了三个分类。一是“职务行为者”与“非职务行为者”的区分：前者“按照自己的职务规范来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播，其言行和官方标准比较吻合”；后者“身在体制内却没有按照单位确定的职务范围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播，其言行与官方标准多有不合”。二是“价值型知识业者”与“利益型知识业者”的区分：前者“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为此不惜背离职务规范，不惜损失个人利益”，后者“怎么说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为此可以背离内心价值判断”。三是“个人优先论者”与“国家优先论者”的区分：前者“在价值上认为个人价值高于国家价值，在效率上认为个人自治优于国家统治”，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就自然处于紧张状态；而后者就逐渐走向“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这样的三大区分，固然存在过分明晰化、简单化的缺憾，但也确实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也因此明白了自己在体制内的位置，看清楚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自己的后半生，就只做了一件事：试图建构“体制中的体制外”的学术、教育：在既有知识生产机制内部创建“另一类”思想、学术、教育、文化。在这方面，我既多有收获，更多有挫折、失败。而且只能留待后人评价。——这就是我在晚年追问“我是谁”时得出的主要结论。

我也因此清醒认识到，我和“同时代人”的这一选择，要得到时代、体制、学术教育界的承认，是极难极难的，尤其在当下。这大概是我自己与周围许多朋友都陷入极度困惑之中的一个原因。但我并不悲观、绝望。这就要谈到子平的另一个论断，即“史统散而小说兴”，强调我们这些文学、文学史研究者，其最大特点和优势，就是我们是以“文学的想象力、创造力，回应历史的断裂”的。我现在就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世界，人类，我们的学科，以及我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好奇心，也因此激发了我的“文学式”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2019年的讨论会上，子平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与命题：“知识友谊”与“文学共通体”。我最近出版的新书《有承担的学术》里，收有一篇《谈谈赵园和我们“这四家人”》。谈的就是这样的“知识友谊”和“文学共通体”。而且现在看来，还不限于知识与文学，更是一个“生命共通体”。特别是经历了从2019到2023年这样的人的生命、社会、历史的大变动，我们又都“老了”，就更需要彼此搀扶，抱团取暖，相依为命。

我此刻想说的，是短短五年间，我们四家人不仅老了，还基本上完成了自己一生该做的事。但我们四家人中，只有两位：王得后兄，还有子平兄，没有把自己的思考、想象、创造全部写出来。而这两位恰恰是我最为叹服，对我也最有影响的师兄、师弟。得后兄已经年过九十，没有写完就只能成为终生遗憾。仍然保持“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唯有子平。我注意到许多朋友到晚年都回到鲁迅研究这里，而我所看到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新成果里，最让我眼睛一亮的，就是子平的新阐释、新发现。有学生向我转述了子平这次在北京大学讲鲁迅的内容，我的第一反应：这正是我想讲而讲不清楚的！坦白地说，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参会、发言，就是想对子平说一句话：抓紧人生最后机遇，把你已经讲过、写出初稿的大作整理、出版，并把你还来不及讲与写的研究、思考讲出来，写出来！让我们这些老同学、老朋友，以及更年轻的一代，共同分享！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