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去做概念的谱系学搜寻，说我在1983年的时候为赵园的那本《艰难的选择》写过一个很短的小引，在小引里边就已经提到“同时代人”这个词。其实是我年轻的时候读“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读来的。那年头除了读马列文论，就剩下“别车杜”可以读。我听说北大考研究生，问“别车杜”是谁，答得上来的不多，也难怪，年代太久远了。这三位的著作，里头大量出现“同时代人”这样的概念，因为19世纪俄罗斯突然冒出来很多人，提到一个就必须提到另外一串，所以这个概念用得很多。到现在我们还是能够读到《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或者《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这样的著作。到了我四十年前写小引的时候，时代背景就很类同，也有一些人突然成群结队地冒出来，多多少少意识到我们不是一个人，用那首被广泛引用的诗来说，“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或者“也不是一个人倒下”。那时候顾城会用《一代人》这样的题目来写一首诗，或者舒婷写过《献给我的同代人》，没有人觉得他们用这样题目来写诗是一种愚妄，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集体的（潜）意识。

为什么我在前几年开始重新提出这么一个概念来讨论呢？有一年，我在上海碰到一个70后的作家，也是一位大学教师，他问我为什么你不再写当代文学批评了？他说的“当代文学”指的就是像他一样的70后。我就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他。我后来想一想，真的，我好像连阅读都只是读到苏童、格非他们为止，后来的作家几乎不太读，更不用说写评论了。最后我找到什么理由呢？想来想去，觉得我跟他们已经不是“同时代人”了，用这个理由来抵挡一阵子。可是“同时代人”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跟80年代很不一样了。举一个很切身的例子，我的77级的同班同学，陈建功，现在是著名的作家，另外一个同学叫梁左，梁左的妈妈叫谌容。按照规矩，同班同学陈建功应该叫谌容为阿姨，但是陈建功跟谌容是同期出道的北京作家，所以就大大咧咧直接叫谌容。当然77级同班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但那时候的标尺是以“出道”作为一个时间标准，到了这位70后作家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标准就变成出生证明书了，你是哪一年出生的，这个标准的移动其实蛮说明问题，香港叫出生纸，以出生纸来判断，以公历的十年，这么一个间断的标志来区隔作家之间的“代”。这个当然是比较容易的，查身份证就行了。但是他们之间其实千差万别，他们之间到底是不是“同时代人”，是很可疑的。

后来我就读到了阿甘本的那篇不是太长的文章（《何谓当代人》），结果就把我对同时代人的理解彻底地推翻了。大家可以找到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有两种译本，有的译成“当代人”，有人译为“同时代人”，在意大利语里大概是同一个概念，它最主要的论点是当代人或者同时代人，是非常深的镶嵌到时代里边，但同时又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所以他是用了尼采“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概念。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存在，即一个人很深地卷入到时代里头，可是跟时代格格不入，他觉得这是当代人的必须的条件。如果这个人紧贴着时代，在所有的方面都跟时代合拍，他反而不是同时代人，不是当代人。正是这一点，一下子把我对“同时代人”的理解彻底轰毁了。

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同时代人、当代人对时代黑暗之光的那种感受、感知，他不是单纯地说这是黑暗或者绝望的深渊，他说的是光，这个光是黑暗，黑暗之光，这种说法就很妙。我们要怎么样去凝视，不能抵达，但是我们能够感知这个时代的黑暗之光。他说同时代人像蘸着墨水一样蘸着时代的晦暗来写作。这些比喻性的描述，其实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三点，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说时代是处于断裂之中，就像哈姆莱特的苦恼：“时代分崩离析，却要我来重整乾坤。”这就跟“别车杜”的概念打通了。通常我们所说的突然涌现很多人的时候都是因为时代断裂，像欧洲的文艺复兴、19世纪的俄罗斯或者20世纪“文学爆炸”的拉丁美洲，包括我们的五四，都是因为时代发生了断裂。一断裂就会产生两类人，一类人站在断裂的这一边，非常有能量地发出保守主义的光芒，阐释传统价值的观念，站在另一边的一类人要去重新发明全新的文化价值，等等。时代的断裂是一种危机，是连续性的中断或确定性的消散。阿甘本进一步的说法是，由于时代的断裂，使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古代”进入当代。他说我们进入当代，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古代”进入的。比如说有人是带着李白的盛唐来进入当代的，有的人带着苏轼的北宋来进入当代的，像老钱（钱理群）他们都是非常固执的，要带着鲁迅的五四來进入当代的。这些人好像在谈论古代的事情，其实都是要带进来跟当代对话。

这三点在他那篇短文里面表达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自己是做文学批评的。做文学批评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是你跟作者、跟作品一起共享“对未来的无知”，你不知道这个作品在后世看来到底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值得批评？批评家的冒险就在这里，你跟作者和作品一起承担了一个对未来的无知。不像做文学史的人，他们是享有一种后见之明，所以做当代批评或者跟同时代人的文学对话，困难重重，承担了很多的风险。“过去、当下、未来”是一种时间的构建：你怎样进入你的当代？你怎样在深深卷入时代的同时保持观察时代的距离？你能不能凝视时代的黑暗之光、感知时代的黑暗之光，蘸着时代的晦暗来写作？这都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