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在时间的脚步跨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坛曾经先后出现了一批旨在关注、思考和表现知识分子这一特定人群的长篇小说。具体来说，这一方面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作品，主要包括有宗璞的《西征记》、格非的《春尽江南》、范迁的《锦瑟》、刘醒龙的《蟠虺》、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以及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等。

一、抗战中的民族正气书写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宗璞“野葫芦引”长篇小说四部曲中的第三部《西征记》。《西征记》中有两位最主要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一位是那位后来勇敢地走上了抗战前线的玮。作为一位很是有一点培养前途的可造之才，他原本可以留在学校继续深造。文本中，玮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老师萧子蔚先生对人才的特别器重，另一方面则是恋人殷大士的那种真切感情。但所有的这一切，到后来都没有能够影响到玮投笔从戎、积极抗日的坚强决心。实际上，在玮的内心深处，自己之所以一定要参军服役，也只不过是在履行一位公民的“本分”责任。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作家没有人为地拔高玮的思想境界，所以，他的毅然弃学从军行为才会愈加感人至深。但其实，玮原本也未必非得牺牲不可。结束了通讯学校的学习生活之后，玮本来应该到炮兵学校去工作，但由于阿谭突然发烧，他就顶替阿谭来到了更加接近于前线的保山通讯学校。正因为来到了保山通讯学校，所以玮才最终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嵋是《西征记》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她之所以毅然从军成为伤兵医院里的一名志愿者护士，一方面固然是接受了江昉先生所讲授的《国殇》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很显然也是受到了表哥玮投笔从戎精神的感召。只要将小说中的嵋这一人物形象与现实中的作家宗璞的情况（一则嵋的年龄和宗璞当年的年龄相一致；二则嵋的父亲孟弗之的原型乃是宗璞的父亲，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略加对照，我们就不难确认，嵋在《西征记》的诸多人物形象中，毫无疑问是最具自传性色彩的一位。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不妨干脆把《西征记》当作一部成长小说来加以理解。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看，则嵋在成为志愿者护士之后曾经先后目睹经历的战争中的一切，不管是医院里丁医生职业精神的严谨、陈院长内心世界中的光明与黑暗并存，还是嵋在意外掉队之后先后邂逅的阿露和本杰明；不管是那位无名女兵感人至深的遗信，还是与彭田立他们一起最终说服马福土司，都应该被理解为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嵋，所不能不领受的一个启蒙教育过程。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表哥玮那意外而壮烈的牺牲过程。在日常的和平岁月中，如同嵋这样正处于花样年华的少女，原本正应该端坐在书桌前读书。但由于有了战争的发生，她却必须在很小的年龄被迫去面对各种令人震惊的生死场景。无论如何，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嵋，肯定就不再会是战前那个天真童稚的嵋。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嵋是一位带有突出自传性色彩的人物形象，所以，她的相关思考，同时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宗璞的相关思考。《西征记》中那种异常显豁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正与作品的自传性特点紧密相关。

二、理想化人格与知识分子的涣散无力

如果说宗璞《西征记》的聚焦点是既往的抗战历史，那么，格非在“江南三部曲”最后一部《春尽江南》中所聚焦的就是当下时代涣散无力的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在当下这个充满着各种挑战的时代究竟何为？可以被看作是格非借助于《春尽江南》这一小说文本所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说到这个核心问题，就必须对谭端午这个小说的中心人物形象展开一番深入的剖析。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正是在尖锐地追问知识分子在当下这个时代究竟何为这个核心问题的过程中，格非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对于谭端午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换言之，对于谭端午形象的成功塑造，乃是《春尽江南》突出思想艺术成就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具体深入分析谭端午这一人物形象之前，我必须首先把自己在阅读《春尽江南》的过程中，对于谭端午的一种强烈认同感表达出来。认真地回想一下自己长期以来的小说阅读经历，在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众多优秀作品中，能够在精神层面上引起我强烈认同感的，实际上是非常少见的。说实在话，此前曾经引起我强烈认同感的大约只有两位知识分子形象，一位是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另一位则是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中的庄之蝶。但相比较而言，或许是因为年龄约略相仿、人生经历基本相似的缘故，这种认同感最强烈的，恐怕还应该就是格非这部《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在谭端午身上，我不无惊讶地发现了一种自我的影像式存在。倘要进一步追问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我们大约只能说，格非能够如此深入如此一针见血地切入谭端午的精神世界之中去，是因为与创作过程中个人生存经验的充分调动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之所以能够被批判，恐怕也与其中格非自我生存经验的强势介入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我，之所以对谭端午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是因为我和格非都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因而有着大致相似的人生轨迹的缘故。

谭端午这一知识分子形象，最突出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他的百无一用。只要略微回想一下，你就不难发现，在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中，谭端午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干，即使干也干不好的文弱书生。好不容易自告奋勇承担了一回租房的日常事务，结果还酝酿出了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房屋风波。对于当下时代的中国家庭而言，孩子的受教育，孩子的成长，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除了曾经去若若的学校为孩子们做过一次偶然的演讲，你根本看不出谭端午为了若若做过一些什么。不仅如此，每当妻子庞家玉因为要教育若若从而不可避免地和若若发生冲突的时候，谭端午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视而不见退避三舍，一个人躲到外边去散步。除了寫诗，除了一直在写那部想不好开头的长篇小说，除了总是端着读那本《新五代史》，除了和几位朋友偶尔喝酒消遣，除了和小自己好多岁的绿珠姑娘调情说爱，你可以发现，谭端午几乎不承担任何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不做任何事情。以至于你很难想象，假如没有生性泼辣、个性坚韧的庞家玉替他遮风挡雨，谭端午还能否很好地生活下去？说实在话，在初始接触到谭端午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他的百无一用，确实曾经让我联想到过当年俄罗斯文学中影响巨大的“多余人”形象。当年的这些“多余人”，一向被称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们虽然由于出身于贵族之家而形成了先进的思想认识，但却因无法探寻到改变社会现实的合理化道路而徘徊彷徨，缺乏实际行动的能力。这也就是说，这些“多余人”最起码从主观意愿上来说，还是愿意努力改变现状的。但对于谭端午来说，他的百无一用却是自我主动寻求的某种结果。“他家在唐宁湾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件事虽然刚刚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足以颠覆他四十年来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

问题很显然是，谭端午自己为什么要自觉地疏离于时代之外，要以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方式做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呢？要想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把谭端午的存在方式和他的诗友们进行一番简单的比较。谭端午、徐吉士、陈守仁，三位都是在1980年代的中国很有些影响的青年诗人。那个时候的他们真可谓是热血澎湃，充满着青春朝气，昂扬着生命激情。“等到毕业答辩的那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席卷全国的大事。……他以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旋转乾坤，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偶发的例行梦游而已。”虽然是“梦游”，但这“梦游”却又无疑可以被看作是这些年轻人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存在的事实明证。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当时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事业志趣，所以才会有徐吉士和陈守仁力邀谭端午到鹤浦暂住避难事件的发生。而谭端午一生的命运遭际，其实也正是那次在鹤浦招隐寺偶遇李秀蓉之后被彻底注定的。然后，很快地，这几位诗人伴随着时代大潮告别了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进入了以经济活动为中心以世俗功利为本质的当下时代。进入新时代之后，或许是受到时代文化语境强劲制约的缘故，几位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分化。陈守仁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商人，极其善于顺应时势的徐吉士，则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士。正如同格非在为这个人物的命名（吉士的命名灵感，很显然直接地来自《诗经》，来自《诗经》中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一句）所强烈暗示出的，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徐吉士日常生活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四处寻花问柳勾引小姑娘。而这也就意味着，曾经有着高远精神追求的两位诗人，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精神操守，已经彻底融入了污浊不堪的时代现实之中，与世俗功利的时代携手共舞、沆瀣一气了。如果说我们对徐吉士和陈守仁精神变迁的解读尚且合理的话，那么，谭端午的自觉疏离于时代主流之外，甘心情愿地停留在“百无一用”的状态之中，就毫无疑问地意味着他自己以及作家格非本人对于自身独立人格精神毫不妥协的坚决守护。

如果我们试图寻找一个语词来对谭端午的精神特质进行某种概括提炼，最恰当的恐怕就是一种突出的无力感。如果说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尚且不至于那么切近直接地构成对谭端午的压迫的话，那么，家庭内部和妻子的感情问题无疑直接影响着他个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谭端午居然无力到了连离婚的勇气都彻底丧失的地步，以至于他只能祈祷依靠如同死亡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来解决问题。既然连离婚这样与自己的生活幸福密切相关的问题都无力解决，我们自然也就无法奢望谭端午有能力去积极承担并完成更为重要的时代使命了。实际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才能够更真切地体会认识到格非在谭端午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复杂深切寄托所在。一方面，借助于谭端午的不合作，借助于他的百无一用，格非固然尖锐深刻地对于当下这样一个污浊不堪的时代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性反思；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如同谭端午这样一类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形象，却又绝非格非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因此，在充分肯定谭端午的百无一用所具深刻批判性的同时，格非却也同样对此类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软弱无力、犹豫不决进行着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这一点，主要借助于绿珠这个人物形象表现出来。在小说中，当绿珠真诚地向跟自己有着情感纠葛的谭端午询问自己未来去向的时候，“端午将手里的一根烟捏弄了半天，犹豫再三，最后道”。面对着谭端午犹豫再三的姿态动作，面对着他同样忐忑犹豫自相矛盾的话语内容，脾气向来直爽的绿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谭端午的精神性格弱点：“‘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绿珠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支支吾吾，从地上站起来，使劲地拍打着身上黏着的锈迹斑斑的锈屑和枯草，冷笑道：‘你这人，真的没劲透了。”很显然，绿珠在此处对谭端午的态度，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格非的一种姿态立场。在这里，作家的描写再一次促使我联想到了俄罗斯文学中那些“多余的人”。如果说多情少女强烈的爱情都无法彻底唤醒“多余的人”的生命热情的话，那么，谭端午的情况也差不多庶几近之了。尽管心里有着对于绿珠的强烈迷恋，但在面对绿珠的生命与情感召唤的时候，谭端午却又犹豫再三无法决断，从根本上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以至于你很难想象，一个面对少女的爱情都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他在社会上究竟还能够干什么？！如同徐吉士、陈守仁那样与时代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当然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指责，然而，如同谭端午这样干脆就彻底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成为“生活在别处”的逃避者，也同样必须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反省。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谭端午乃是格非小说中一位少见的具有鲜明自传性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样看来，格非对他的批判性审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种强烈彻底的自我批判与反省。冷漠、自私且又不无邪恶，妻子庞家玉情急之下对其所下的断语，认真地捉摸品味一下，真还是相当准确到位的。能够有勇气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能够毫不留情地深入展开一种对于自我的批判反省，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格非一种非同一般的思想勇气和写作能力。

同样聚焦当下时代并积极探寻着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是刘醒龙的《蟠虺》。作为一部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蟠虺》思想艺术上的鲜明特色，集中体现为对学术领域内学者众生相的集中关注与表现。其中最具锋芒的一点，就是作家对弥漫于学界的学术腐败现象的强有力揭露与批判。作品的批判性，主要通过对郑雄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而体现出来。作为楚学界学術泰斗曾本之曾经的弟子，尽管从表面上看，郑雄一直对老师持有一种毕恭毕敬的姿态，但他实际上的根本目标，确实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巧妙地借助于老师的权威，再结合自己手中所拥有的现实权力，以最终实现关于曾侯乙尊盘学术研究的彻底垄断。我们都知道，其或许与那种特定的社会运行机制紧密相关，长期以来影响与困扰着学术研究的，恐怕就是日益显豁的所谓学术政治化倾向。《蟠虺》中的郑雄其人，以及老省长他们对曾侯乙尊盘研究工作的强制性干预，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明证。能够写出这一点来，所充分体现出的，就是作家对学术政治化倾向的反思。

郑雄之外，《蟠虺》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就是他的老师，那位一向被尊为楚学界泰斗的曾本之。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不难发现，曾本之的内心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处于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自相矛盾状态之中。具体来说，曾本之的内心纠结，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他本人和整个楚学界都特别关注的曾侯乙尊盘的真伪问题；再一个，是青铜时代的曾侯乙尊盘的铸造所使用的，到底是失蜡法还是用范铸法；还有一个，就是院士的评选问题。曾本之长期被尊为楚学界泰斗，主要就是因为他对失蜡法的率先提出：“无论如何，作为青铜重器研究的关键成果，曾本之就是失蜡法，失蜡法就是曾本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问题在于，伴随着研究过程的逐渐深入，曾本之却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关于失蜡法的学术主张却极有可能是错误的。如此一种情形之下，曾本之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学术观点上的自我否定。不管怎么说，如此一种自我否定都是痛苦不堪的一个过程：“自从将自己多年前力主曾侯乙尊盘是用失蜡法铸造的观点否定之后，曾本之忽然觉得楚学院变得十分陌生，有两次都走到附近了，又转头折返回来。”借助于这一细节，作家所真切表现出的，正是曾本之自我否定后所难以排解和回避的那种精神痛苦。与此紧密相关的一点，就是能否如愿以偿地成为院士。能够成为一名院士，可以说是每一位志在学术研究的学者的共同愿望。虽然说曾本之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院士，但他却清楚地知道，一旦否定了失蜡法，一旦自我否定，那么，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极有可能既是院士评选的彻底无望，也更是自己学术地位的一落千丈。但即使如此，在经过了一番特别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之后，曾本之所做出的最终选择，却依然是如同壮士断臂一般的自我否定。我们注意到，小说开头处，曾本之曾经写下“识时务者为俊杰”与“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样两句话。如果联系他自己那种“不识时务”的人生选择，那么，曾本之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一位有着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人格的“圣贤”形象。

三、历史变迁中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

与格非、刘醒龙有所不同，严歌苓、田中禾和范迁他们更多思考表现的，还是既往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陆犯焉识》中的核心人物，当然是那位拥有国外留学经历，精通四国语言的现代知识分子、语言学博士陆焉识。他最鲜明的一种性格特点，积极向往并追求自由。在他人生的每一个关键阶段，这一点都有着突出体现。首先是他前往美国去留学：“那个跟冯婉喻结婚的是另一个陆焉识，没有自由，不配享受恋爱，正因为此他才逃亡万里。他眼下的自由可供他三生开销……”大约正因为他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留学生涯的结束，也就意味着自由的终结，所以才会为此而倍感痛苦。其次是抗战的时候。他之所以会在这个特定时刻的重庆不管不顾地爱上韩念痕其人，也毫无疑问是因为追求自由的缘故：“他怕自己爱念痕其实是假，爱自己的自由是真；他是没有公开地爱自己的自由的。他从小到大，大事情自己从来没做过主，只有跟念痕的恋爱是自由自主的。”再有一个阶段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说自己已经因故而被迫锒铛入狱，他也还是念念不忘所谓的“自由”：“我祖父在1955年还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这话到了他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就不见了，他已经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明眼人一眼可知，这段话语里的“个人选择”，其实际的含义就是“自由”二字。

关键的问题是，由于置身于20世纪中国的缘故，陆焉识所志在必得的如此一种自由，却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实现的可能。具体来说，阻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自己的家庭。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继母冯仪芳对于他那种貌似“柔情”实则残酷的严格操控。虽然说陆焉识已经接受了来自西方的自由婚姻理念的影响，但面对着如此一种“柔情”式武器，他却没有任何抵抗之力，最终只能被迫接受恩娘送给自己的“礼物”——冯婉喻。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即使是在结婚之后，来自恩娘的控制也几乎是无处不在。小说文本中的这样一种描写，很容易就可以促使我们联想到张爱玲的那部小说杰作《金锁记》。

再一个方面，在20世纪的中国，对陆焉识的自由产生着根本制约的，是那种实在令人无处可逃的严酷氛围。在一种特别强调群众存在重要性的历史氛围中，如同陆焉识这样积极追求向往自由理念者的惨遭冲击，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我们注意到，关于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曾经有论者作出过精辟的理解和分析：“五四运动之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因为生存问题和社会制度合理性问题压倒一切，‘五四所提倡的‘自我独立和‘个性自由很快就偃旗息鼓，个体意识完全被另一个大群体意识——阶级意识所替代。一九四九年之后，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权结盟，全社会强大的经济国有化运动之后又进行相应的个人心灵的国有化运动……”①这一方面，陆焉识所遭受的来自群体的伏击，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时段。一个是在抗战即将全面爆发的1936年。当时，对于社会政治根本就没有什么了解的陆焉识，因为两篇政论文章的缘故，极其被动地卷入到了凌博士与大卫·韦所分别代表着的两个不同阵营之间的矛盾对立之中。再一个，是到了抗战的时候。当时身在陪都重庆的陆焉识，最惨重的一次人生遭遇，就是因为追求自由理念，而在狱中被监禁了长达两年之久。还有一个，就是到了1954年的时候。不识时务地紧抓着自由理念不肯撒手的陆焉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如果仅仅只是着眼于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关系的思考和表达，那么，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与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代表作《日瓦戈医生》之间的某种内在相似性，就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具体来说，《父亲和她们》对20世纪这样一个特定时间段内人性与革命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关注与思考，所主要依托的对象，是诸如马文昌、林春如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深度描写。事实上，诸如马文昌与林春如这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的悲剧命运，具有某种毋庸置疑的悖反效应。那就是，虽然他们无比真诚地投身于现代革命的进程之中，但却反过来遭到了革命本身的无情嘲弄。由于马文昌与林春如都各自早有婚约，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积极投身革命的过程，与反叛传统婚姻方式的过程，其实处于某种合一的状态之中。也可以说，只有积极投身于革命，也才可能彻底摆脱来自传统婚姻枷锁的束缚。他们之所以会毫无顾忌地彻底投身革命，一个根本的动力，就是要借此而追求实现向往已久的自由爱情。就此而言，革命与爱情又可以被看作是他们意欲实现的双重人生目标。

从根本上说，马文昌与林春如此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之所以会发生严重的扭曲异化，正是因为内在人性逻辑受到了外在革命逻辑的强烈挤压。比如，马文昌其人，他的人性世界扭曲，就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细节之中。一个是他对于兄弟马文盛的大义灭亲之举。再一个，他的那条瘸腿，明明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因为饥饿去偷牛时惨遭毒打的结果，却被他改写成为战场遗留的光荣纪念。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马文昌对历史记忆的这些修改，都是在自觉的层面上进行的。如此一种情形所充分说明的，正是马文昌人性世界的严重被扭曲。尽管说在被扭曲或自觉异化的过程中，马文昌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自我怀疑，但却终归还是被更强烈的革命意志所彻底压倒。从这个角度来说，马文昌到最后之所以会变成一个犬儒主义者，与革命逻辑对他的长期制约存在着相当突出的内在关联。

范迁的《锦瑟》同样聚焦表现着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之后的命运变迁。面对《锦瑟》，首先需要加以说明的一点是，小说的男主人公，一直没有被正式命名，自始至终都被称为“他”。由于“他”早在1949年前夕，近乎本能地站在了未来胜利者的一边，所以已然变身为革命者的“他”，依照现实社会的发展情形，理当成为如同祝文南一样的成功者。但后来的情形却正好相反，“他”所实际走上的，是一条充满着曲折的坎坷之途。在这里，我们所主要考察的，是“他”1949年之前这个时段所先后经历过的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土改，和一段具有私密色彩的个人情感生活。

首先，是土改运动所显示出的突出暴力和血腥特点。盐东镇的大地主祝子规，与革命者祝文南之间，不仅是血缘上的父子关系，而且祝文南之所以能够有今天這样的出息，可以说端赖于父亲当年对他的勉力支持。既然如此，那么，令“他”倍感疑惑的一点，自然也就是革命者祝文南到底会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在盐东镇展开并推进土改工作。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身为儿子的祝文南，仅仅是在第二次土改大会上，就不仅对父亲祝子规大打出手，而且还特别冷血地当众宣判了祝子规的死刑。然而，祝文南难道真的就是一位冷血心肠者吗？就在“他”差不多就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却不仅意外地发现了祝文南所演唱的一段戏文，而且还同时发现祝文南夜晚在厕所里发出的哭声（戏文的内容是：“爹爹啊，儿子不孝。实在是不得已啊……”）。由这两个细节，“他”便发现了祝文南人性构成的另外一面：“原来副专员祝文南并非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般铁石心肠，枪毙了老爹，原来也还有人子的切肤之痛……说到底，这共产党的干部说难做也难做，说好做也好做，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本性深藏起来，跟党的政策律令保持一致。革命，革命，不就是要把人最基本的东西来个兜底翻嘛（吗）？”从根本上说，革命者祝文南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上屡获升迁，正是由于他曾经在土改中毅然决然地大义灭亲的缘故。

其次，是“他”个人所经历过的一段情感故事。具体来说，这段情感故事发生在“他”和共产党内一位高级干部的少妻恽姐之间。由于恽姐与这位高级干部极端地不般配，所以，恽姐和“他”之间这段风流韵事的发生，就是不可回避的必然结果。关键的问题是，作家范迁的真正着眼点，乃是要通过他们俩之间的这段情感故事，最终写出如同恽姐这样一类对自由爱情有所追求的现代女性，当她与革命这一事物发生强烈碰撞之后，所必然酿成的那种悲剧性结局。事实上，正因为对这位高级干部所隶属于其中的那个政治组织有着特别深入的了解，所以身为当事人的“他”，也才会这样不无忧虑地及时提醒恽姐：“你如果要和资本家离婚嫁给共产党，那是婚姻自由。如果你要跟共产党离婚嫁给资本家，那就是组织原则了。”这一方面，与“他”的有所退缩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点是，因为选择了进行不妥协的反抗，曾经美丽无比的恽姐，最终变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女疯子。落入到了发疯这样一种非常不堪的人生境地之中。一个政治组织，竟然出于反对自由的缘故而把一位现代女性硬生生地逼到发疯的地步，其真正的不堪着实令人难以想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最终成为疯子的恽姐，才会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夏绿蒂·勃朗特的经典小说作品《简·爱》中那个明显受迫害于整个男权文化机制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恽姐这样一位现代女性的人生悲剧，作家范迁方才得以对中国现代革命的某个侧面进行了足称深入的批判与反思。

【注释】

①刘再复：《多元社会中的“群”“己”权利界限》，《读书》2012年第1期。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3BZW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