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合道·流水行云：小议当代作家的“晚期风格”

2024-03-12杨辉

南方文坛 2024年2期

一

谪居黄州，闲来无事，除四处寻访胜迹，吟诗作赋，寄托怀抱外，苏轼还有意教导子侄。赵德麟曾在苏辙家亲见苏轼寄给侄子的书札，其中有论少年文与老年文之异同，颇有可观处：

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走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①

少年血气方刚，规矩、法度尚未习得，或得而不精，故下笔为文，多活泼生机，如春如夏，万物竞萌，花开阔绰，气象峥嵘；老年血气渐衰，规矩、法度尽皆精熟，倒是可以随意“破”之，其文可浓可淡，可以雷霆万钧，亦可雨收风住，如冬如秋，可涵纳万象、包罗万有，风格、意趣亦不拘于一途，常得自由挥洒、任意所之之妙。所谓的“衰年变法”或“晚期风格”，落脚点多在此处。如王德威读《晚熟的人》，特意点出莫言作品“向来大开大阖，篇幅越长，越能显现他那种异想天开、兼容并蓄的气魄”。此论可与莫言对长篇之“长”的理解相参看。“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写长篇，要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粝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而所谓的大家手笔，也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皆属“长篇胸怀之内涵也”②。诚哉斯言！《酒国》《生死疲劳》《檀香刑》诸作，汪洋恣肆也可谓泥沙俱下，涵纳万象也是气象万千，乃莫言长篇一大特点。但《晚熟的人》却与此不同，王德威以为莫言或有意摆脱前述特点，“风格转为内敛，时而怀旧，时而嘲讽，显露一种若有所思的节制”。当然，书中所录诸篇，皆为短制，其“形式也不容许过分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发展”③。此为莫言“晚期風格”的特点之一。

或属偶然，新世纪后，久已不专意经营短篇的贾平凹写出了《秦岭记》。《秦岭记》“不可说成小说，散文还觉不宜”，“写时浑然不觉，只意识到这如水一样，水分离不了，水终究是水，把水写出来，别人用斗去盛可以是方的，用盆去盛可以是圆的”④。其要在去规矩，破法度，得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之妙。或进而言之，规矩、法度也无需去“破”。文章作法多样，究其本源却并无一定之规。有多少眼光，见多少世界，便有多少文章。明清文可以法唐宋，唐宋文可以法两汉，两汉文可以法先秦，先秦文所法者何？！文章法度，源出于“六经”。“六经”或也无心确立法度，古人仰观俯察，书之竹帛，自然成文。那文中自涵磅礴气象，其“力量在于混沌未开，像一片汪洋”，后之来者只能取其一瓢，格局、气象，自然逊色许多。“先秦那种汪洋恣肆、无所不包，看不出界限的气概，那种未经规训、未经分门别类的磅礴之势”，呈示的乃是“充沛自然的生命状态”⑤。

钟意于多元感通，醉心于聚“精”会“神”，贾平凹对天地、人神、物我，皆有自家理解。他对“山水三层次说”别有所见，将之解作贾平凹感通天地、人神、物理的独特法门也未为不可。其“大实大虚”且相“圆融”，它是“作为‘道的形象的生活本身，是自然万物万象的天意运行”。如一朵花“由种子，由根由茎由叶而自然开花到散发芳香”⑥。如是说明或嫌不够，他参之以《心经》，王阳明的学说，克里希那穆提的灵修之道，来说明上述阐释的要义，在“让现实回到现实，让生活回到生活”，如此，“一切都是本来面目”⑦。

如将《晚熟的人》视为莫言“晚期风格”的表征，王德威以为其间仍有若干疑问，“所谓‘晚熟是饱识时务，是随波逐流，还是从心所欲——‘必逾矩？”⑧此处所言之“逾矩”，莫言并非个例，而是“晚期风格”特征之一种，它“涉及一种不和谐的、非静穆的紧张”，最为紧要的，是它“涉及一种刻意不具建设性的，逆行的创造”⑨。相较于《晚熟的人》之前的莫言，那种常有的“沉默中暴发的愤怒”，“饯于郊衢的狂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既属“强烈的批判”，亦为“热烈的赞歌”，《晚熟的人》则多为“离殇”，闻之教人“手足无措”，“彷徨于无地”⑩。此就书中人物和他们的生命情状，作者蕴藉抒发之情感论，如以章法、笔意观之，则又当何解？！李洱对此亦有洞见，以《晚熟的人》为界，此前作品（限于小说），皆属“虚构”，故而可以天马行空、肆意放旷，《晚熟的人》则属“非虚构”，其中诸作偏向不同，具体人物也异，然一真实的莫言贯穿全书，将之读作莫言“用小说的方式写下的自传式片段”未为不可。他的出发点和目的或许在于，“以此为活生生的现实赋形立传”11。

“为活生生的现实赋形立传”，抑或“让现实回到现实，让生活回到生活”，莫言与贾平凹，路径不同，做法也异，但殊途而同归。他们共同，也是重新指向“生活”和“现实”。此“现实”已非彼“现实”，《晚熟的人》不同于《红高粱》《生死疲劳》《蛙》等长篇；《暂坐》《秦岭记》和《河山传》也不似《浮躁》《废都》《秦腔》。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写作者心之不同，则目之色异。一当再度直面现实，而不是如堂吉诃德如艾玛，和世界之间始终有个“欲望介体”（前人文本），眼前障蔽尽去，得现活泼灵机，其境近乎庄书所谓之朝彻、见独之境。何以言之？李敬泽笔下的鲁智深差可比拟。被赶出寺院的鲁智深一曲《寄生草》，唱得慷慨悲凉，也“顿挫出了释然快意，有一种‘破劲”：

鲁智深如果也读书、也写文章，此一去轻身向茫茫，不被归类不入流，鞋破帽破袈裟破，捧一只破钵提一支秃笔放空了随缘化，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认了自己的命，一栖二栖三栖十八栖，随处栖便无所栖，无所栖便随处栖，从此得了自在。12

所“破”者何？如何“自在”？莫言有莫言的路径，贾平凹有贾平凹的道理，其间虽有相通处，却不可强求一律。二人皆可谓高高山上立过，也深深海底行过，待到“随处栖便无所栖，无所栖便随处栖”的大自在之境，如何不生障蔽尽去的脱然顿悟。然欲破“障蔽”，便须反“常”。反常绝非全然逆反，而是合乎“道理”。所谓“反常合道”是也！无论所反者何，所合何“道”，任性自在为其根本。“晚期风格”与作家与文本世界与观念与文体与笔意和笔法之关系，要义便在此处。

二

将萨义德《论晚期风格》的副标题“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译作“反常合道”，单德兴以为颇为允当。“反常合道”之说，出自苏轼《书柳子厚〈渔翁〉诗》，其词曰：“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以示书中所讨论的音乐家与文学家的晚期作品，虽不如早、中期作品之技巧精熟，结构完整，圆融和谐，却不拘泥于技巧、结构，反能突破框架，超越规矩，出格反常，‘令那些不知选样尝味之辈涩口、扎嘴而走”，然此另成之风格，“其实符合更高层次之道”13。“晚期风格”的要义，因之不在“术”而在“道”，不在技巧、文字等表层，而在观念、人格、趣味等内部。

若以《晚熟的人》为莫言“晚期风格”的开端，其观念之调适和技法之变化重点究竟何在？可以“奇”“正”之辨大略言之。论者谈莫言《晚熟的人》之前的作品，无论取径、进路有何差别，几乎皆难脱一“奇”字。“《透明的红萝卜》是夺目的，有元气，混沌而通透。《月光斩》戏拟了武侠和官场，而内里的暴力和清冷，令人想到鲁迅乃至蒲松龄（齐文化）的奇思异色”14。“经过大风大浪，作家看尽一切，传奇不奇，他要书写平常里的不堪，也要记录那屈辱里的高洁。”15此两处“奇”字，意义重心并不相同，却可谓是一体两面，用意仍在“奇”与“不奇”的起落、辩证。《红高粱》写奇人奇事，《生死疲劳》更是奇中有奇，同写高密东北乡，《晚熟的人》却是繁华落尽的风景。打铁的老韩，他的徒弟老三，使左镰的田奎，隐于其后不可或缺的“我”，奇乎哉？不奇也。“晚熟”的典型蒋二，早年痴傻，不可理喻，“晚熟”之后，出口成章，舌灿莲花，在东北乡呼风唤雨，弄出许多热闹，叫莫言自叹弗如。此人行径，类如“高参”，虽因时代之变而心理扭曲，却也属一类人物的日常性情。至于柳卫东、马秀美，经历奇也不奇，奇在个人命运攸关之际的出奇选择，不奇则在如此选择背后人心与人性的本然。那个几乎可以认定就是莫言的叙述者“我”对这一对夫妇经历的好奇在某一刻忽然散去，“我看到院子里影壁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我看到压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硕果累累，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16自然风物随时而变，柳卫东和马秀美亦如早已成熟的高粱，悬挂枝头太久，因风雨侵蚀而发霉腐烂。然则发霉腐烂的高粱仍是高粱，枉披人皮行事卑劣的人仍然是人。他们行走在高密东北乡，行走在莫言身在其中的世界，“晚熟”得让人心惊，让人胆寒，让人为之纠结、为之慨叹，也为之齿冷。

何为“晚熟”？“晚熟”究竟能否对应于“晚期”——一种为阿多诺、萨义德所阐发的生命进入老境的观念与风格。通观全书，可知莫言“晚熟”的寓意，重心当不在此。蒋二或蒋天下对“晚熟”二字，自有明确定义：“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开窍，过耳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秃头生毛。”还如他说，“有的人，小时胆小，后来胆越来越大”，“有的人，少时胆大，长大后胆越来越小”，此即“早熟和晚熟的区别”17。这早、晚、生、熟背后当然有时间流逝今日非昨的感慨，必然也难脱时移世易观念变化的叹息，其意并非简单地指向萨义德所述之“晚期”。《晚熟的人》一十二篇，无论讲述何等样人，何种遭际，皆有今昔、物我、正反、变常的参差对照暗含其中。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莫言，境遇与心绪，与贾平凹庶几近之。如他写“高参”的主要阵地，在网络，她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欢喜得如同兔子，因她深知“得网络者得天下，失网络者失天下；得网络者得民心，失网络者失民心”。“网络是天堂，网络也是地狱”，其既可用来“伸张正义”，亦可用之“冤杀好人”18。《河山传》开篇，先述一段网络流言，且生如下感慨：“网络上的流言，多仇官仇富仇名，舆情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常常就演变成了一种暴力：诋毁、诽谤、造谣、谩骂。那可是山崩地裂、洪水猛兽。多少被网暴的人如一棵苗子正蓬勃生长，突然被掐掉尖儿，委顿而不能再分枝散叶，甚或有的从此抑郁，精神崩溃，跳楼自杀，一死了之。”19如是境况，与《红唇绿嘴》中的“高参”之流的种种行径何其相似乃尔！还如《表弟宁赛叶》，通篇虽未涉及网络暴力，但宁赛叶其人其思其想其行，或非“实写”，而是别有怀抱。他与那个金希普表面虽有不同，骨子里却属同类，皆是惯于兴风作浪、颠倒黑白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晚熟的人》中皆处于前台，《河山传》中则居多隱于其后。后者开篇与结尾，均以这一则网络流言贯穿，却明显有反讽的意味。书中那个作家文丑良，多年来始终关切现实，有伦理关怀和责任意识，孰料却被呈红利用，落得个声名狼藉的结局。然虽以洗河与罗山身份的“互换”为基本结构，《河山传》却并非将之作为理解时代和人物的“认知图式”。书中没有绝对的“坏人”，但四十年风流云转，人事代谢，成后有败、起中有落，阳光普照之际，树下必有阴凉。罗山事业红红火火，生命却因偶然休止，读来令人感慨万端。但天行有常：四时流转、阴阳交替，死生无定，论暴烈或不输于《山本》所述宏阔历史背景下若干饮食男女的命运遭际。

同为“晚期风格”，《鳄鱼》却是另一番境界和义理。何以言之？且看《鳄鱼》后记莫言所述该作观念、人物及笔法渊源，用语直白，下笔肯定，绝无含混、歧义之处。如他感慨昔年好友，未发迹时人品尚可，一登高位便腐败变质。原因无他，“根源于他们心中失控的欲望”。欲望存在，无可厚非，但须节制，“因为欲望一过度就会成为贪欲，而满足贪欲的行为就会成为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侵占与夺取”，就会“造成社会不公、人心败坏，乃至引发动乱与灾难”。如古人论“慎独”的难度时所示，缺乏外在的规范，自我持守的工夫并不易得，遏制纵欲之害也不能简单委之个人的精神自觉，“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用法律来控制欲望，比道德教育发挥的效果应该更为明确”。此前同类题材作品，较少写此类人物“犯罪的原因”以及“犯罪后的反思”，莫言有心于此，欲从“人性”上找源头，且以为此属可以“比较深刻地揭示人性的角度”，亦是“能够触及读者（尤其是贪官）灵魂的角度”。在本能满足和德性修养所造就的自我的成就感之间，莫言显然偏于后者：“当一个被百姓爱戴的好官，替人民干了好事、立了功劳，这样的功利欲望的实现与满足，其幸福感、成就感，是庸俗低级的欲望满足无法相提并论的。”20《晚熟的人》中何以有如此众多的如魍魉似魑魅的人物？这一干人物年轻的时候，也曾活在《创业史》《山乡巨变》的世界里，他们锐意进取，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改天换地的雄心创造新的生活。如此气魄，这般雄心，如今安在？！

此属《鳄鱼》题旨与风格的要义所在，在“立”不在“破”，在“正”不在“奇”。何为“正”？依寇效信总括刘勰的意思，是“文章思想内容纯正，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规范”，其中“用‘事翔实可靠”，语言“平正畅达”而风格“典雅端庄”。“奇”则不然，思想“奇突新颖，标新立异”，用事“奇诡怪诞，荒唐不经”，辞采“奇崛瑰丽，振聋发聩”，风格“雄奇恣肆，不坠庸凡”21。如对刘勰此说不作胶柱鼓瑟解，则可知此处所论“奇”“正”，可与莫言早期与晚期风格（以《鳄鱼》为典范）约略对应。莫言、贾平凹数部晚期作品，关切的皆是现实以及现实中普通人的命运，即便书写暗处，怀抱中却有大光明、大悲悯、大坚持。这里面或许还包含着另一层值得点明的意思，无论以何面目描述现实，明暗、正反并非根本。根本在于，在总体性意义上书写现实的问题性，必然包含着“一种更具现实意味的召唤结构——呼唤自上而下的整体的、制度性的改革，以克服社会内部的‘危机”。如是思虑，近乎布洛赫所论之“希望”义，内蕴着“社会（文学）实践的伦理目的——一种更为美好的生活形态”22。其理亦如余华作品中人物历经种种困境之后，仍然保持的“一种精神和心灵”及其意义。“他笔下的人物独享自己的孤独”，然在“绝对虚空的存在之荒凉中”，“人的高尚精神与生命一起幸存”23。《文城》亦复如是。林祥福堪称极致的善良彰显的乃是一种人所秉有的内在的“纯洁的力量”。此境亦与其早期作品颇多不同，亦可解作“奇”后之“正”，或“破”后之“立”。因是之故，“破”“立”之间，应非非此即彼式的二元选择，而是如太极图阴阳两端交替更新、生生不已的状态。一言以蔽之，“破”的目的是“立”，是一种真正的，指向现实实践的深具建设性意义的向上力量。

三

无论以中国古典诗美概念的“老”（境），还是阿多诺、萨义德所论之“晚期风格”讨论莫言、贾平凹晚近十年风格之变及其意义，身体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身体衰弱，其文亦老，或“衰顿”或“老练”，或造境“平淡”，或刻意“绚烂”。其人不同，其境也异，“各各有其所逆之理、所逾之矩、所反之常、所离之经”24，“晚期风格”缘此亦呈纷繁多样之势。然以“自然”之境，最值得注意。朱庭珍《筱园诗话》论之甚详：

盖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适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种妙谛，实费功夫。盖根底深厚，性情真挚，理愈积而愈精，气弥炼而弥粹。酝酿之熟，火色具融；涵养之纯，痕迹迸化。天机洋溢，意趣活泼，诚中形外，有触即发，自在流出，毫不费力。故能兴象玲珑，气体超妙，高浑古淡，妙合自然，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也。此可以渐臻，而不可以强求。学者以为诗之进境，当于熔炼求之，经百炼而渐归自然，庶不至蹈空耳。25

此“自然”之境，源出于“性情”，成就于“熔炼”，非强力可至。今人论文，绝少言及“性情”，然人之品性、个性，诗情、世情、人情，纷繁复杂，杂糅其中，不分彼此，皆是文章所由之出的本源之一26。《晚熟的人》短制居多，汪洋恣肆的莫言显现出少有的节制。书中的莫言行走于高密东北乡，似乎眼前人事、物事、天下事皆为亲历，且有原型。但细细读来，可知此书仍属虚拟，即便其间不乏真实而具体的人事，然一当进入高密东北乡，进入那个文字所持存开显的寓意的世界，他们已不是现实中人，而是一个形象，一个行走的影子，登场片刻便悄然退场，也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麦克白》中此说适足以说明《晚熟的人》中的人事。《左镰》《斗士》《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天下太平》《红唇绿嘴》《火把与口哨》中的高密东北乡又不是同一世界。这里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正写，有反写；有实写不尽又虚写，反写不尽又正写，或者干脆正言若反，反言若正，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看似写实，实则写意；貌如嘲讽，实为悲悯。笔法也颇多摇曳，并非一味实写，有空隙，有留白，也沉痛也快意处叫人为之动容，且看首篇《左镰》述及打铁的场景：

老三扔下风箱，抢过二锤，挟带着呼呼的风声，沉重地砸在那柔软的钢铁上。炉膛里的黄色的火光和砧子上白得耀眼的光，照耀着他们的脸，像暗红的铁。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透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27

这哪里是写铁匠劳作的风景，俨然便是这一部《晚熟的人》的旨趣、章法和笔意形象化描述。时空自由转换，人物随意来去，场景变化无定。线性、循环；善、惡；过去、现在；自我、他者；美、丑等无分轩轾，共同出现在虚拟或实在的高密东北乡。作者所感受的冷热、炎凉、坚硬和温柔，写作时的沉痛和快意均不难得见。如《晚熟的人》先写蒋二；再写常林与蛟河农场的故事，写常林与单雄飞比武，引出那滚地神龙蒋启善；后再写蒋二、单雄飞等，其间虽有关联，但用笔洒脱自由。还如《火把与口哨》，开篇为宋魁故事，由之引出杨结巴；再写三叔和三婶故事；后又述及三叔此前结识的那三位朋友：郑华波、邓然、邱开平，写他们如何与杨结巴义结金兰；三叔去后，又写三婶失去子女，怒杀群狼之后绝食自尽……篇幅虽然不长，故事却丰富复杂，中间转折起伏，真如莫言文中感慨：“情况大概如此，大家看，这哪里像是写小说啊？简直是写交代材料或是记流水账。”这话应属反话正说，《火把与口哨》并非流水账，也不是事事皆记，其中所写未必多于“未写”，实境未必多于虚境。笔法之摇曳自如，脱然快意，前引朱廷珍所论“自然”之境足以说明。

同臻“自然”之境，贾平凹《山本》《暂坐》《秦岭记》及《河山传》诸作取径并不相同。贾平凹有意法古，至今四十余年矣。先取古典意象，再习古人笔法。源流、取径亦有不同。《带灯》之前，或可分明清世情小说传统与两汉史家笔法，前者柔婉而后者刚健；前者偏于写意而后者重在写实；前者如阴如柔，后者则如阳如刚；乾坤有别，笔法有异，虽属同源，流脉却有分别。《山本》之后，可谓浑融。《秦岭记》主体内容五十七篇，皆为短制，旨趣、笔法亦各有不同，如山如水如云如雾如花如草如木，看似写实，实则写意。其文如泰山出云，莫有规矩；如百川汇流，自如来去，看似随意挥洒，骨子里却尽有分数。《河山传》文法亦是。洗河与罗山事业的起落、成败，贯穿全书，时间跨度四十余年，所涉内容之庞杂、繁复自不待言。但作者一气写来，人物、情节皆为文思驱动，断续、开阖、动静、张弛皆如流水行云、任意所之，左右逢源却无不合“道”（核心观念、章法和笔意）。其境如古人论书所言：通会之际，人书俱老。“通会”二字，乃是根本。天地之间，万象并生，人所能感通发挥之境可谓多矣。文可以如山峦之起伏，亦可如江河之涛涛，所“象”之“形”不同，呈示之心性与才情也异。“晚期风格”所开之不同境界，根源便在此处。

《河山传》后记结尾处，贾平凹言及谪居黄州，躬耕于东坡的苏轼，对照的自然是他的心境。苏轼其时，生命已近“晚期”，常以“老翁”自居，然如思兄弟二人，早年苦读于眉山，声名初起于京师，此后却宦海沉浮，不得已亦不得志，经世济民之心犹热，所成却极为有限，怎不教人心劳神伤。此亦合萨义德所论若干音乐家与文学家身处老境却“未达究竟、未臻完美”，甚或有“冥顽不化、难解，还有未解决的矛盾”。此即阿多诺所言之“灾难”，萨义德所论之“不和谐的、非静穆的紧张”。究其实，萨义德书中所显现之“种种未竟”，更让人“深切领会并如实面对艺术与生命中的衰老、无奈、不圆满与无可如何”。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万象万境，无可无不可，悉皆坦然接受，“将缺憾还诸天地”28。

【注释】

①李一冰：《苏东坡新传》，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第413页。

②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③⑧15王德威：《晚期风格的开始——莫言〈晚熟的人〉》，《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④贾平凹：《秦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第261页。

⑤舒晋瑜、李敬泽：《回到传统中寻找力量》，《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

⑥⑦贾平凹：《关于“山水三层次说”的认识——在陕西文学院培训班讲话》，《当代》2020年第5期。

⑨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学》，彭淮栋译，台北麦田出版：家庭传媒城邦分公司，2010，第85页。

⑩11《〈晚熟的人〉评论小辑》，《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

12李敬泽：《何枝可栖，醉打山門》，《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

1328单德兴：《导读之一未竟之评论与具现》，载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学》，彭淮栋译，台北麦田出版：家庭传媒城邦分公司，2010，第23页。

14莫言、木叶：《文学的造反》，《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