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伯阳 丛屹

摘 要：深入考察数字经济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是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利用劳动力市场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助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经济对于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推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且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本地区的共同富裕进程效果尤为显著。机制分析和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技能升级在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门槛阈值将提高劳动力技能升级对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数字经济;共同富裕;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技能升级

中图分类号：F047. 1;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24）01-0045-0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面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指明了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实现我国广大劳动者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以及收入差距[1]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数字技术正在驱动多层次产业变革并形成各类新经济业态，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深度渗透到各产业、各行业变革之中，对我国广大劳动者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作用愈发显著。因此，积极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发展进程有助于更好地破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 。作为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双重目标且同时具备财富创造和财富共享双重属性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在发展内涵上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已有研究中，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从宏观层面辨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逻辑一致性，提出了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实现“做大蛋糕”之外也能“分好蛋糕”，即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改善广大劳动者的工作及生活水平[3] 。部分学者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长远视角，论证了数字经济助推我国各类要素市场现代化以及各类劳动者劳动过程现代化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物质基础，表明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能够有机融入各类市场主体之中，进而实现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共建机制[4] 。

在中观层面上，部分学者从行业视角考察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经济在改善不同部门以及行业间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从而助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即各类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提升受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水平[5] 。从总体上看，作为世界上数字经济规模全球领先的体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多种方式推动着广大劳动者共同富裕的总体进程。由此可见，能否基于不同角度系统性考察数字经济如何以其直接或间接作用助推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对于加快实现我国广大居民向往的更美好生活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研究中主要存在以下特点：（1）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共同富裕水平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较多，但鲜有针对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两者间作用机制及其阈值效应相关研究的实证分析。（2）缺乏针对数字经济、劳动力市场以及共同富裕的协同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可能的创新性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基于中介模型及门槛模型等方法针对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及临界阈值进行详尽考察。（2）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系统性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探讨

（一）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根据经济学发展规律以及国际上各经济体的现实经验，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从宏、微观两方面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在宏观方面，数字经济从构建新型分配关系、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为各类经济社会的体制机制创新打下重要基础，并通过在普遍范围内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方式打破传统周期性的技术创新进程，其作为先决条件构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土壤环境与发展空间[6] 。从不同地域来看，数字经济因其独特优势，能突破地理距离因素及行政区划界限所导致的区域间市场分化割裂桎梏，推动实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进程的差异化协调发展[7] 。在微观方面，持续性的业务流程数字化转型推动各类商业模式创新提高了企业的相对盈利水平，从而提升了其在职员工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8] 。从受众群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拓展就业深度、延伸就业广度等途径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进而加快其实现共同富裕的个体进程。

直播电商等各类数字经济新业态，一方面加速推动数据要素在下沉市场的迅速传播，提高了农村劳动者获取生产信息和获得就业技能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提高了农产品及相关服务的客户可得性，提升了城镇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个体的生活水平[9] 。从国际视角来看，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加快新旧动能转化、边际溢出效应等方式加快了我国服务业、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速度，从而通过创造和提升出口产品及服务价值的方式提高了我国的共同富裕水平[10]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综合影响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但其对于不同区域共同富裕发展进程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数字经济发展将助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但其作用效果在不同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二）数字经济、劳动力技能升级与共同富裕

我国数字经济正在呈现由资本要素偏向性转向劳动要素偏向性的特点，从多方面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及其供求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持续迭代的经济发展范式变革推动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持续发展演化，劳动力市场中的各类要素资源及其组合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也在持续发展和丰富，在此进程中新的生产要素不断涌现并融入各类劳动过程。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同样呈现出以上特征，一方面表现为数字媒介的发展提升了劳动者的信息对称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数据要素已逐步演化成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核心生产要素[11]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直接与间接影响将通过各类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手段变革作用于劳动力市场，推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水平普遍提升并实现我国生产力水平的重大飞跃，进而增强了我国广大人民对于各类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最终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新财富增长源。在微观层面，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带来的产业融合、产业数字化变革以及各类典型劳动场景的数字化流程再造加快了各类职业更替进程，推动着劳动者在产业间和行业间的迁徙持续加速，客观上要求更多劳动者具备就业技能提升迭代的意识和行动，以便在其不同职业生命周期阶段切实提高自身的劳动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革趋势[12] 。在新发展阶段，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持续渗透，包括人才要素在内的各类要素资源被纳入新兴数字经济业态之中，各类劳动者通过数字赋能主动提升其就业技能，从而适应快速更迭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地，在我国老龄化趋势显现、生育率持续下滑、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水平逐年下降的劳动力市场现状下，积极挖掘各类要素协同驱动各区域间均衡、可持续、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13] 。基于以上推演，数字经济发展将增强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并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整体质量的方式来提升区域间乃至国家层面的共同富裕水平;而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其对于劳动力技能升级助推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假说2：数字经济发展将通过劳动力技能升级的渠道来提升我国共同富裕水平，且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劳动力技能升级作用于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积极影响存在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