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网络统战的潜在挑战及其应对

2024-01-16吉强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吉强

摘要：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样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演进速度快、赋能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挑战，成为事业发展的新变量。就网络统战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国际话语权三方面带来新挑战。对此，网络统战要及时掌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状况，了解相关涉网重点群体的特征，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做好人的工作提供依据；要充分发挥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积极作用，为“智能向善”发展贡献统战力量；要解决人工智能“本领恐慌”的问题，推动“互联网+统战”向“智能+统战”进化。

关键词：人工智能；ChatGPT；意识形态安全；新就业群体；国际话语权；网络统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1]。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突破，展现出强大的生成创造能力，开始涌现出“智慧”，其演进速度之快、赋能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2]。它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样态，推动互联网社会进入智能互联时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挑战，可视为事业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新变量。因此，主动预判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统一战线的影响，及时应变求变，掌握防范化解风险的主动权，理应是网络统战重点关注的新课题。

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及应用看，网络统战将会遭遇三方面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传播领域的重大变革，将给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冲击；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各种“以新替旧”，不可避免产生新的矛盾，将给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加难度；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放大西方话语，给做好海外统战工作、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造成新障碍。对此，网络统战要实时掌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研判新就业群体的新变化，为智能化时代做好涉网重点群体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要发挥好各类工作对象的积极作用，助力“智能向善”发展；要解决好人工智能“本领恐慌”的问题，积极推动“互联网+统战”向“智能+统战”进化，进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贡献统战力量。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画像

2022年11月，美国OpenAI公司研发的ChatGPT聊天机器人横空出世，迅速获得全球用户的广泛参与和认可，上线2个月便拥有1亿用户[3]，成为一款现象级新应用。ChatGPT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跨时代产品，预示着人类社会将全面迈入智能化新时代。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具有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4]，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它在收集人类社会各种信息的基础上，通过预训练、与用户互动，对相关信息进行深度学习，不断尝试“理解”这些信息背后的逻辑及语境等，由此自主生成出新的内容，包括产出具备常理和特定规则的内容[5]，从而具有类人化的模仿及创造能力。以ChatGPT为例，其基本运作流程是：从互联网以及书籍等处获取人类产生的巨量文本信息，经过“清洗”形成一个“语料库”；然后通过大语言模型的神经网络进行预训练，对语料样本进行学习和“理解”；再在与用户的互动中，不断根据用户的反馈“提示”进一步学习、“理解”并纠错，生成出向用户“对齐”的内容，即满足用户需求，应和用户习惯、观念、情感的内容。这一过程就如同一个真实的人在生产、传播与交流。

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通用人工智能范畴。曾经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的围棋机器人AlphaGo，是只能处理某项具体任务的人工智能，其应用场景单一。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没有明确的应用场景边界，能够跨领域、多模态地处理不同任务，因而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已属于强人工智能范畴。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要素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大模型、大数据和大算力的结合体，即它的发展和运作直接依赖模型、数据和算力三大要素。其中，模型是核心、数据是支撑、算力是保障。模型层面：结构更加多样，涌现出ChatGPT、文心一言等大语言模型，Stable Diffusion、DALL-E3等视觉生成模型，以及GPT-4、Emu等多模态模型；参数规模不断扩大，例如，GPT-3的参数规模达到1750亿，而此前的GPT-1参数规模仅有1.17亿[6]。数据层面：数据质量不断提高，来源更加多样，例如，被广泛用于大模型预训练的The Pile数据集，大多基于学术或专业领域知识，来源包括维基百科、书刊、Reddit链接等20多个数据集[7] ；数据规模大，例如，ChatGPT需在巨量数据中进行训练，其语料库可以无限扩充。算力层面：大模型、大数据必然需要大算力与之相匹配，对芯片的性能和数量、云的计算和存储能力要求极高，如ChatGPT使用了上万块内嵌高端芯片的显卡。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目前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在网络化、数字化支撑较强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型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也可用于传统制造业等领域。它能与用户进行真人般的聊天（社交），还能基于用户的需要（指令）自主处理信息收集、文稿撰写、艺术创作、图像处理、程序开发、数据管理及分析、语言翻译等多种任务，因而可以运用在新闻、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养老、金融等众多领域。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接入现有互联网平台（应用软件），将拥有更多的生活應用场景。例如，ChatGPT通过插件系统连接网络应用软件，进而全面渗入人的衣食住行领域，成为用户的智能化生活助手。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信息传播新生态

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样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知识及信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的深刻影响首先体现在传播层面——将重构传播生态，改变内容生产与观念塑造的传播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8]。统战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高度契合。新的传播生态将给网络统战工作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巩固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带来新的风险。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机”智化传播生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是新的传播模式或手段，更将成为重要的传播主体和人类社会知识及信息生产与再生产的“整合器”，进而作为一种“基础设施”重构出新的传播生态——“机”智化传播生态。

从信息生产维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对现成信息进行简单“搬运”，而是基于现成信息生成“类人”的拟真合成数据，是自主化生成内容，它不仅向各类用户提供内容成品，也向各类传播者提供内容生产的素材。因此，它将成为内容生产领域的核心行动者[9]。从信息循环维度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在与用户的互动交流中获取信息，又通过语料库的更新扩容从社会环境中收集信息，再经预训练和“人-机”互动生成新的内容，向外输出。在上述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接入现有各种互联网平台（应用程序），进一步嵌入人类传播活动各领域、各环节，以其检索、分发、“理解”信息的优势，以及类人化内容生成与社交能力，对各种信息进行不断整合，从而逐步成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基础设施”，最终构建出以人工智能为底层架构，推动信息循环再造的传播新生态。

（二）传播主体层面的风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将受冲击

意识形态的传播离不开认知“框架”——“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10]。“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认知的重要凭据，人们借由“框架”理解、分析外在世界层出不穷的事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经由“框架”的分享而实现[11]。因此，认知“框架”对人们感知、理解乃至认同某一种意识形态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构建认知“框架”，是掌握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的重要基础。

在传统传播生态下，认知“框架”主要由“专业生产内容”的主体（如党政机关、国民教育单位、大众传媒机构等）构建；在移动互联的社交媒体传播生态下，认知“框架”的构建增加了“用户生产内容”的主体维度，即普通人参与构建；在“机”智化传播生态下，认知“框架”的构建又新添了人工智能的主体维度，即出现了无生命的内容生产者。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智能”构建将会趋强：一方面，人对技术的依赖，将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个体认知心理的影响，让使用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智能”传递的价值和立场；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用户生产内容”广泛连接，一定程度上会左右此类主体构建认知“框架”的取向。简言之，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隐蔽的意识形态建构能力，这势必对现有的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造成冲击。

（三）传播内容层面的风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空间易被挤压

构建认知“框架”的传播主体发生变化，带来的首要问题是，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会出现传播扩大化趋势，从而进一步争夺用户注意力，不断挤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

就内容生成过程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具有价值观念多元的倾向，为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便利。从信息收集看，其语料库的样本来自人类社会产生的各种信息，理论上，不同意识形态内容都会被收集，用于预训练。从预训练看，它依赖模型建构、信息标注以及算法参数等，这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研发人员以及相关人工参与者的价值观印记。同时，在主要由资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资本逻辑、资本的价值立场必然嵌入其中。从“人-机”互动看，它在互动中会根据用户反馈“提示”进行调整，因而再生成的内容会不同程度映射出不同用户的思想观念。此外，从内容真伪来看，它在生成内容时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可能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产生各种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内容。

就社会信息“整合器”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强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循环再造。一方面，它能够帮助普通用户提升内容生产和传播能力，从而不断增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可见度和渗透力。另一方面，它又通过与各类用户互动、收集各种社会环境信息，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各种价值观念。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不断循环中，便可得到更强的传播赋能，从而不断侵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

（四）信息流动层面的风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散会遇阻碍

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加剧网络传播中“信息茧房”现象的趋势，这会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面的流动性，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范围、深层次扩散。

从微观层面看，个体在获取外界信息时，往往存在着一种倾向——不是为了寻求不同声音来“兼听则明”，而是寻求那些能够巩固、支持自己观点、立场的东西。这便出现了“信息茧房”，即“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12]。与当前“大数据+算法”推送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编织“信息茧房”的能力更强：它是基于一对一“互动”直接掌握用户需求，并在与用户交流中不断调整内容输出，直到用户满意为止，这就容易为用户“量身定制”出较为坚固的“信息茧房”。对于不关心、不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用户而言，“人-机”互動的“信息茧房”便成了无形的过滤器、屏蔽罩。

从宏观层面看，在“网络软硬件物理互连”与“社会交往人际关系互连”相融合的社会传播网中，无数分散的个体会同类相聚，使得个体化的“信息茧房”按类整合为社会面的群体化“信息茧房”，从而放大“茧房”效应，最终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造成更大范围的阻隔。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产业结构新变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新引擎，将进一步放大新技术对经济革新的驱动作用，引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对就业形势及社会利益关系等造成冲击，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网络统战如何做好人的工作，最大限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而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将面临新的困境。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凸显智能化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倍增作用，使人工智能加速成为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关键性生产要素，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快速发展。这包括基础层产业，即为人工智能提供数据及算力支撑；技术层产业，主要是各类模型和算法的研发和升级；应用层产业，即面向特定场景需求而形成的软硬件产品或解决方案[13]。目前，百度、360、阿里、腾讯、华为等多家企业宣布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做深入布局。据预测，2025年，国内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规模有望突破2000亿元[14]。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支点。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通用性的潜力，其应用场景可以扩展到各行业各领域，在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管理效率、扩大产品销售等方面，能够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例如，华为云盘古制造大模型为生产和供应链计划排产寻找降本增效的最优方案，覆盖研发、生产、供应核心环节，为制造领域生产模式带来革命性变化[15]。

产业结构智能化升级，即是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以新替旧”过程，必然带来就业层面的突出变化，并使得相关阶层、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发生改变，从而会给网络统战做好人的工作带来新的困境。

（二）就业形势变化带来的困境：做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难度更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16]。伴随数字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新就业群体，其多数人具有数字化、网络化生产生活的显著特征，是网络统战的重要工作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将极大改变就业形势，促使新就业群体进一步发生变化，带来新的问题。

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引发部分群体失业的风险。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降本增效，将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关领域、相关行业的失业问题，有研究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全球3亿人的工作岗位[17]。对于目前的新就业群体而言，其中普通脑力工作者将会受到较大冲击。例如，在线教育、咨询服务、网络营销、广告设计、软件编程、网络写作等领域中，那些从事程式化、高重复性、强规律性、低想象力工作的网络从业者被替代的可能性较大。

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导致“哑铃型”就业结构——高端就业人群和低端就业人群扩大、中端就业人群收缩。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中涉及模型、数据、算力及应用的研发、生产、服务等岗位会激增，如算法工程师、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等高技能群体规模将扩大。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工作。那些无规律性、低重复性、强创新性、高思想性，需要较强专业技能的工作较难被替代；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尚不具备人体般的“实体”，因而不能替代部分由人的“体力”所承担的任务，如快递、外卖等终端配送工作。

在上述情形下，网络统战如何把握群体新特征，如何调整工作对象，如何分类施策，等等，都将面临新的困难。

（三）利益关系变化带来的困境：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压力更重

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智能垄断”和“智能鸿沟”，将影响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新风险。

一是“智能垄断”易加大群体间利益分化，诱发各种社会冲突。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大投入、大研发，进入门槛极高，只有少数实力雄厚的企业才能深度涉入，这使得头部企业及其精英掌握着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顶层控制权。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嵌入各领域、各行业时，它将演变为整个经济运行的底层设施，处于各种产业链的顶端，易形成由相关企业及群体控制的“智能垄断”。在此情形下，众多个人和中小企业，要么被排斥在“智能”之外，在同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要么使用、购买“智能”技术及产品，从而被“智能”及其背后的资本所左右。其间容易出现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科技巨头（资本）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分化加大、冲突加剧的现象（如“人工智能剥削”“数字隐私”等问题）。

二是“智能鸿沟”易拉大个体间差距，对实现共同富裕造成隐患。因个体经济条件、自身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人工智能拥有和使用上存在“智能鸿沟”。具备有利条件的个体，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提升就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享受“智能红利”；不具备相关条件的个体，较难适应智能化经济活动，将被排斥在外或被替代，这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和物质获得。同时，教育是人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的运用亦会在个体再教育方面产生鸿沟，进一步扩大个体在智能化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上的差距。

简言之，“智能垄断”与“智沟鸿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分化甚至分裂，产生各种新矛盾，这将给网络统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新难题。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我国话语国际传播新障碍

借助网络传播和网络社交，发挥海内外统一战线成员及其代表人士的对外传播作用，尤其是推动民间对外交流沟通，从而不断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是网络统战的一个重要工作维度。从传播视角看，话语权往往受到技术条件、话语生产、用户认知三个方面的深度影响。目前，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尚具技术优势，这使得西方国家能够借助“智能”加强其话语再生产，并在“人-机”关系构建中固化西方用户的认知“偏见”，进而给网络统战提升国际话语权造成新的障碍。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增强西方话语权的技术支撑

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传播技术在信息跨国流动、交流、竞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更为关键。这使得传播维度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体现出较强的技術驱动倾向，即话语权竞争首先是建立在传播技术竞争之上，以技术竞争为先导。生成式人工智能因其对传播活动的颠覆性影响，将加剧上述现象。一定意义上说，谁具备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谁就掌握了国际话语权竞争的主动权。

近年来，随着国家营造良好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国内互联网及科技巨头加强研发投入和产业布局，以及相关理论研究领域的快速崛起，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实力提升明显。但客观看，我国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差距。有研究指出，美国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其创造性水平更高，中国企业的创新实力比美国弱[18]。同时，西方国家利用技术垄断以及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意图阻断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球供应链，在高端芯片等关键性技术上对我国进行“脱钩”，不利于我国缩小与西方的技术代差。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巩固其传播霸权，从而给我国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带来不利影响。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西方话语的再生产

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西方话语在全球循环、放大及强化的助推器。由于西方国家的数字霸权，目前全球互联网传播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国际网络空间中更多的信息生产于西方社会。这就导致西方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虽然能够进行多语种、多地区的信息收集，但其信息更多地源自西方国家的网站及传统媒介，以英语为母语的用户所产生的信息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大量形形色色带有西方观念、立场、利益及叙事逻辑的信息充斥着语料库。同时，训练中的人工标注等“干预”，以及“人-机”互动中用户反馈“提示”等，又进一步给内容生成与再生成“预设”了西方的价值观。因此，ChatGPT等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化应用，将有助于西方话语的全球传播。

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成为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舆论战的有力工具。引发、引导舆论是争夺话语权直接而有力的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提示”生成符合用户意图的内容，其成本低、速度快、内容逻辑性强、“客观真实性”高，易被人相信和接受。因此，西方新闻媒体以及有关组织或个人可以借助人工智能，高效且隐蔽地设置议题及“话语陷阱”，对外开展舆论攻势，特别是利用人工智能生产、传播虚假信息，操纵舆论，由此增强西方话语的国际渗透力和影響力。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扩大西方用户的话语认知偏见

从传播的视角看，话语权离不开承载话语的内容能否传得出去和被怎样认知。前者是指内容能否让用户接触到，并引起他们的关注；后者是指内容能否构建出与说话者意图相对应的认知“框架”，从而影响以及改变用户的观点、立场甚至信念。受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教育环境、媒体宣传、群体利益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少西方用户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存在认知偏见。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互动交流，而不是“计算”或“推测”，直接进入到“受众本位”的一对一服务模式，其介入性更强，控制力也更强，更容易培养用户“智能”信息接触的路径依赖，将导致用户不假思索地使用[19]。一旦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广泛而深度使用，其预设价值观的输出、对用户偏见性“提示”的应和、编织的“信息茧房”，三者相互作用，不仅固化既有偏见，还会形成新的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的西方高校学生和科研人员使用，这就容易导致“偏见”进一步在西方知识生产流通体系的精英群体中循环，从而会加强“偏见”对中国话语内容的阻隔以及对中国话语体系的解构。

五、网络统战应对挑战的思考

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给统一战线带来的风险挑战，网络统战需在把握工作对象新变化、发挥人的作用、提升工作本领三个方面进行必要的拓展和创新。

（一）把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研判新就业群体的新变化

从经济层面看，网络统战工作对象与新就业群体交叉重合的现象愈发明显，关注新就业群体，做好团结引领工作，成为网络统战的重要工作维度。技术的演进会催生新产业，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导致就业方面的新变化，这使得网络统战的工作对象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关注智能产业发展带来的新就业群体的新变化新特征，是网络统战应对“智能”挑战，做好人的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现状与变化趋势。要深入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的产业化进程，包括基础研发、配套环节、生产生活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同时，要掌握传统领域及当前数字化领域相关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趋势。

二是研判新就业群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下的变化趋势。既要掌握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形成的新职业、新岗位；也要研究在产业智能化中，现有新就业群体，包括代表性人士，其中哪些人会因智能运用障碍而被淘汰，哪些人自身代表性会弱化甚至丧失。由此研判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群体规模、内部的阶层及类型变化趋势、群体间可能的利益冲突、个体影响力大小等，为调整重点工作对象范围、分层分类把握思想动态、精准化施策、更好发挥作用等提供客观依据。

（二）固本培元，助力“智能向善”发展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需要国家、社会、企业和用户协同，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朝着科技向善的方向发展。其中，网络统战因统一战线涉及面广、人才荟萃等优势，可以在“人-机”协同与共生中充分发挥好人的作用，助力“智能向善”发展，为化“智能”最新变量为事业发展最大增量作出积极贡献。

一是加强对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工作对象形成“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普遍共识，树立平等互利、尊重他人权益的价值理念，强化合法合规合理开发或使用的自律意识和防范规避技术风险的责任意识，从而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负责任的技术使用的社会氛围。

二是提升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优质内容供给能力。帮助工作对象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引导他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抵制“三俗”内容，主动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充分激发他们文化创造创新活力，促其在线上及线下更多地生产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精神食粮。鼓励他们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放大中国声音。帮助工作对象提升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能，引导他们通过“人-机”互动加强优质内容的再生产。帮助工作对象提高辨别错误观念、虚假信息的能力，引导他们凭借自身的专业特长或实际经历开展内容纠错、纠偏，压缩有害信息的传播空间。由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国内外信息循环再生中，不断扩大优质内容供给，尽可能减少或稀释人工智能生成的不良、有害信息。

三是增强网络统战工作对象的社会动能。引导工作对象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承担应尽社会义务，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尤其是引导其中的“智能富人”“智能强人”力所能及地关爱、帮扶存在智能化生存障碍的人群，尽可能化解“智能鸿沟”导致的各种社会风险，帮助更多的人分享“智能红利”，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

（三）克服智能化带来的“本领恐慌”，推动“智能+统战”的进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不懂互联网、不善于运用互联网，就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20]。网络统战具有较强的技术维度，能否充分掌握并运用新技术关系到能不能真正适应技术的变量性影响，能不能化最大变量为最大增量。因此，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要提前了解、科学认知、主动运用，推动“互联网+统战”向“智能+统战”升级进化。

一是树立“人-机”协同与共生思维。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跳出专业领域，面向社会普通大众开放，其用户规模快速增长。当它高度社会化普及时，便会出现“人-机”协同生产生活的新常态，形成“人-机”共生的新环境——人与机器同时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参与各种生产活动及社会活动[21]。因此，网络统战需要改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不宜把其仅仅当作处理“人-人”关系的新媒介，即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线上沟通的新载体、联谊交友的新工具、组织起来的新手段，而要把它视为人的协同助手和共生伙伴。

二是推动“智能+统战”的研究与实践。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迭代更新速度加快，给统一战线领域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日益增多。对此，网络统战要加强“智能+统战”的研究，为了解、掌握人工智能技术，预判其变量性影响的新变化新趋势，提供必要理论支撑与知识储备。同时，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新技术，主动创造条件加以运用，在广泛实践、深度实践中增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适应能力，提升与人工智能协同共生并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智能”为网络统战充分赋能。

六、结语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且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但它如同之前的互联网技术，会很快高度社会化并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这对统战工作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因此，网络统战应主动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发展前沿，科学预判它可能导致的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提升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运用能力、对风险挑战的把握能力应对能力，进而确保在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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