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协商民主建设的应然定位、实然困境与适然路径

2024-01-16于江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摘要：数字将人、物、地理空间连为一体，一场数字化革命已经开始。数字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与互联网、大数据相连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民主样态。从应然层面，准确定位中国数字协商民主发展的根本政治原则、指导思想、学术立场、实践场域等方面；从实然层面，注意规避“数字鸿沟”“数字乌合”“数字异化”“数字霸权”等风险；从适然层面，通过优化数字资源配置、整合数字技术优势、重构数字生产关系、构建数字协商制度，探索出一条数字协商民主建设的正确路径，推进数字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民主；数字技术；数字协商民主

进入21世纪，物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5G等数字技术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政治的全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統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1]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要求以数字化驱动社会生产生活和政府治理方式变革，推进数字技术与诸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作为变革生产力的一种新形态，同样形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因此，加快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找寻数字协商的适合路径，以此促进政府治理效能全面提升，就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文献梳理及问题提出

近年来，学界围绕“数字协商民主”这一议题展开了诸多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协商民主的内涵。因为数字协商民主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学界对其定义缺少统一的话语，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数字协商民主的内涵亦会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数字时代背景下民主话语的当代表达。有学者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信息化时代协商民主与互联网、大数据深度契合而产生的新型民主形式”[2]；有学者认为，“数字协商民主是信息技术发展到更高级阶段协商民主为自己开辟新空间的产物”[3]；有学者从数字政府建设的视角，提炼了数字化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即“广大公众的表达权、表决权得以更好落实，权力主体事实上有所扩充，权力路径开始呈现多层级、多节点的新特点，个体权益维护更为显著”[4]，这说明数字协商民主不仅包含一般协商民主的特征，也应具备数字赋能的新特质。二是数字协商民主的价值优势。有学者认为，数字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协商民主形态具有独特优势，能够“满足利益关系调节的现实需要，契合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念，提升协商民主的实施效果”[5]；有学者从数字中国社会治理精准化的视角，认为“云平台构建了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了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了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6]；有学者立足基层民主协商场域，认为“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7]。三是数字协商民主的推进路径。学者们以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乡村协商”“社区协商”等实践场域，分层级分领域探讨其实践进路，推动数字协商民主的现代化转型。有学者选取山东省政协数字协商为具体调研对象，指出山东省政协正在着力“打造省市县三级政协一体贯通、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履职平台，推动智慧和力量向云端集结，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8]；有学者进一步细化了数字协商民主的层级，聚焦江苏省淮安市“码上议”协商平台，提出“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9]。

总的来看，部分研究从数字技术赋能的维度探讨了数字协商民主的内涵和价值，但忽略了从传统协商民主转向数字协商民主过程中，“应然”与“实然”分立层面的研究；部分研究偏重于理论路径构建，较少把当代中国各层级实践经验总结作为数字协商民主发展的参照系，导致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尚有难度。笔者认为，理论形成取决于对现象的深入透视，现象产生又与所处场域有着密切关联。从理论上看，数字协商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导数字技术“向善”，避免技术应用的“异化”，不断推动数字协商民主制度的顶层设计日趋完善。从实践上看，中国数字协商民主必须基于中国具体实情，避免脱离具体实情而产生“不适”。因此，十分必要从应然、实然层面将数字协商民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中展开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精准找到中国数字协商民主发展之适然路径。

二、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应然定位

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民主能够促进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凭借数字技术有效整合民意信息的差异，提高协商参与者的民主认知水平，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理性精神。但是，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价值优势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原则和指导思想等基础之上，而不能盲目施行，否则极易导致数字赋能失效。

（一）数字协商民主的根本政治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10]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的政治逻辑起点必须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必须明确无论是传统协商民主，还是数字协商民主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形成和发展，是党的领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这就意味着党要通过加强对数字中国的政治领导，确立数字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以提高协商的政治参与度；意味着党要通过加强对数字中国的思想领导，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数字协商民主相结合以提升党的思想引领；意味着党要通过加强对数字中国的组织领导，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数字人才队伍以提升党的凝聚力。

（二）数字协商民主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和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字中国”的概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将“数字中国”写入党代会报告，并提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1]；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及“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数字经济”等概念，并提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贺信提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与此同时，中央先后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有力推动了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以各地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为基础，数字协商民主研究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和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为探索方向，学习运用数字技术的最新成果，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协商民主建设。

（三）数字协商民主的学术立场：积极引导技术治理向善

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力量，于是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思索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以弥合西方社会的政治撕裂，随后技术治理主义在欧美国家兴起。“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活动和公共治理领域最显著的基本趋势。”[12]然而，技术治理却未解决西方治理的难题，同时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对西方既有技术治理提出了全面挑战。在我国，曾有部分学者将西方技术治理主义简单复制运用于国内治理情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治理理论研究的错乱和治理实践的混乱。中国数字协商治理要将技术赋能与民主进步高度统一起来，遵循“多元、民主、法治、平等”等基本价值理念，既不要无限放大技术治理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技术治理的优势。在数字协商民主实践中用“治理向善”推动“技术向善”，引导科技人员自觉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主动利用数字手段解决社会治理难题，为公共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服务，进而追求社会价值创造及社会治理效率提升。

（四）数字协商民主的治理场域：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文化历史

在西方语境中，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治理范式，旨在矫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制度缺陷和竞争性政治的实践困境。不可否认，无论是治理理论还是协商民主理论皆是在西方社会“生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相对成熟。中国协商民主数字化转型刚刚开始，如果没有强烈的“本土化”意识，很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偏离”。一方面，数字协商民主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治理境遇大相径庭，开展数字协商民主的条件不尽相同。受限于人口规模与协商空间、主体素养与协商要求、地理空间与协商距离等因素，现实中的协商民主很难实现广泛参与、同时展开、全面推行，即便是在同一个社区（村）的有限空间中也存在很大难度。另一方面，数字协商民主要结合中国文化历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协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天下为公、重义轻利”“民惟邦本、治国为民”“导民使言、兼听纳谏”等价值理念，奠定了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文化基础，成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源头活水。数字协商民主具备了协商民主的一般价值，无论协商民主的形态如何变换，都不能脱离中国具体国情和文化历史。

三、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实然困境

“任何一种事物的现存状态与它将要成为的事业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张力。任何事物的现存状态在这种被否定的过程中，会向其他事物转化。”[13]换言之，事物发展进程中往往存在“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张力。数字技术既能发展民主，也能侵蚀民主。数字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在协商民主发展中拉开了一条口子，产生了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发展困境。

（一）“数字鸿沟”导致的资源占有失衡

数字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公平享有“数字红利”。数字鸿沟主要是指因资源占有差异而造成的数字技术落差。数字鸿沟主要集中在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一是从城乡之间来看，据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农村网民规模达3.08亿，占网民整体的28.9%；城镇网民规模达7.59亿，占网民整体的71.1%”[14]。农村地区因缺少资金恐很难跟上城市数字建设步伐，如果不能有效化解，数字协商民主在农村地区较难实现。二是从区域之间来看，东部地区作为先富起来的区域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具有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在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率先实施即是最好证明。三是从社会阶层之间来看，不同社会阶层受限于学历、经验等，掌握数字资源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尤其是部分精英群体具有天然优势，对数字协商民主资源能够直接占有，而部分社会群体较难达到数字协商民主的准入门槛。

（二）“数字乌合”导致的群体极化现象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在某些既定条件下，聚合在一起，丧失了自觉的个性，从而受群体思想支配的人群称为‘乌合之众’”[15]。“数字乌合”是数字技术与信息受众共谋之产物，具体是指针对某一热点事件快速聚合，以无组织的理性批判为起点，且极易受到情绪感染的网络群体。与传统社会的“乌合之众”被动接收信息有着明显区别，“数字乌合”已经转变为拥有媒体话语权的“生产者”“传播者”，加之协商议题主体由主流精英向多元化转变，易加快“数字乌合”的聚合。与此同时，开放性和互动性的数字技术拓宽了公民参与和信息传播的渠道。公民通过数字协商民主平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协商议题大幅度增加。数字时代，协商主体并不缺少进行协商的“议题量”，问题在于对于海量议题的辨别和筛选。如果在利益表达和信息處理时缺乏理性，或者受到非理性表述的煽动，出现谩骂、侮辱、诽谤等行为，集体理性也会遭到消解，极易造成协商民主的失序和失效问题，损害协商民主平等公正的健康氛围。

（三）“数字异化”引发的民主侵蚀困厄

数字异化主要表现为数字时代人之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当前，数字与资本的“联姻”生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的本质仍然是剥削压榨剩余价值。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数字秩序和民主逻辑的重构，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此时，数字技术就成为服务资本主义民主逻辑的意识形态力量。数字殖民的可怕之处在于其隐蔽性和成瘾性。隐蔽性表现在对用户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进行数字化运算，形成一套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数字程序。如此一来，公众在网络中一切行为都有可能被预知和操控。如ChatGPT能获取用户的政治偏好，以“信息茧房”屏蔽异质化观点，让协商主体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数字环境之中。成瘾性表现在数字技术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数字用户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天马行空，有些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愿景可以转移到虚拟世界中实现。于是，人便不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人的工具理性遮蔽了价值理性。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数字殖民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数字协商民主的重要威胁。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高度警惕西方社会打着“数字协商民主”的幌子实施数字殖民。

（四）“数字霸权”造成的民主话语旁落

一方面，数字平台的扩展存在隐忧。数字协商民主借助智能化平台实现对协商民主全过程的“管理”，但是数字平台并非客观中立。数字平台背后的资本直接影响着平台的算法和规则，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来表达“公众声音”。在数字协商背景下，数字平台通过数字智能和算法推荐直接影响和操控用户的意见和行为，并根据需要对某些热点话题有意识放大某种舆论、掌控舆论走向、把控公众情绪、置顶协商议题。在一些数字平台之中，部分用户几乎没有自主权，只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更不能提出有价值的议题供协商。另一方面，更易引发数字协商主体的心理危机。数字霸权通过数字技术加强了对数字主体的奴役，视个人身份为数据，导致了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增加；视私人空间为数据，个人位置和行为空间容易暴露在外；视商业交易为数据，商业秘密就此成为可以交易的数据。个人在互联网中虽然可以虚设假身份、创造新人设，但是无法隐藏数据所提供的公共行为中的“真实自我”。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会造成数字协商主体的心理危机，致使数字协商的主体畏惧数字而难以在数字化平台开展协商活动。

四、数字时代协商民主的适然路径

诚然，数字协商民主的关键，不仅是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是从现实世界到数字世界的全方位全域性变革。数字化进程不仅悄悄改变着协商的主体关系，而且重塑着协商民主制度。当前，需要针对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民主之后产生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割裂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找到数字协商民主建设的适然路径。

（一）优化数字资源配置，弥合“数字鸿沟”

第一，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数字化政策和资金供给。基于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亟须围绕“新基建”建设，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资金投入，扩大移动宽带和光纤网络的覆盖范围，降低农民互联网使用的门槛，增加农村互联网接入的端口数，积极推进乡村政府数字化标准建设，布局“农业物联网”“智慧物流”“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实现乡村数字化服务均等化，让乡村政府在数字协商中具备可承接网上协商议事的基本设施条件。第二，促进东中西部数字化协同发力。对东部地区来说，应强化数字技术发展优势，以及对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的支持带动作用，继续发挥好数字协商的引领示范作用；对中部地区来说，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数字协商民主的基础性平台；对西部地区来说，应尽快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建好适宜数字协商民主的政治生态环境。第三，提升老年人等群体的数字友好度。政府要加强对老年人等群体的人文关怀，保留传统线下服务，提升数字化服务的适用性，尤其是要充分保障老年群体用网安全，加强对老年人的信息安全宣传，向老年人普及医疗、金融领域等方面的基本防护知识。同时，警惕老年人等群体在跨越数字鸿沟时陷入“数字成瘾”。

（二）整合数字技术优势，突破“数字乌合”

维护数字社会的公共利益客观上要求改变数字协商民主的技术规则，使其更好地适应数字协商民主的新趋势。其一，制定算法规则，增强数字协商的平等性。国家在顶层设计中要制定公平公正的算法规则，保证不同行业职业、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协商主体的不同意见被广泛收集，使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参与协商实践；突破协商议题建构唯官方主导模式，并避免数字协商民主被算法工具所“绑架”，以规则的力量将数字技术限定在有益的范围内。其二，借助算法技术，提升数字协商的规范性。美国学者巴拉巴西认为，“63%的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当我们将生活数字化、公式化以及模型化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大家都非常相似”[16]。将算法技术融入数字协商的全过程，借助算法技术的逻辑推理和数据分析能力完善协商议题，依靠技术对协商议题讨论方向实时监控，提高公众理性思维能力，从而确保数字协商的规范性。例如，数字协商主体持电视遥控器或者智能手机开展协商议题征集、选题投票、协商报名和在线协商，对协商流程以模型呈现，让协商流程更加可视化。其三，优化算法工具，确保协商决策的科学性。数字化决策通过数据模型和算法，可以发现数据中的隐藏规律和趋势，从而提供更准确的分析结果。数字化决策可以减少人为干扰和情感因素，使决策更加基于数据和事实，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三）重构数字生产关系，扬弃“数字异化”

扬弃数字异化是指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重构数字生产关系和解放数字生产力，意欲消解劳动与收益不相等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17]。一是以“人民逻辑”替代“资本逻辑”。防止数字技术异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将新技术嵌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国家治理各领域，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数字产品，以保证每一个体都能享受到“数字红利”。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对数字资本的规制。国家要通过制定和完善“数据安全法”“知识产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数字资源的归属确权，防止数字公司对数字资源的垄断行为，保障公共数据的共享共用，引导非公有制数字公司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服务的发展方向。三是加快确立数字资产的公有制属性。“数字虚拟交往”作为当代社会交往实践活动的主要形态，并非天然被资本逻辑所支配。数据只有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才能够避免数十亿无產者的“自我毁灭”。对于我国而言，亟须制定法律法规明确数据的所有权问题，探索数据以国有企业为物质载体平台，以便走出资本的“数字圈地”，确保我国数据资源能够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

（四）构建数字协商制度，打破“数字霸权”

数字协商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秩序，涉及数字政府、数字平台、数字公民和数字团体组织等多元协商主体。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坚持用制度予以保障，系统构建一整套数字协商制度体系。一是数字协商标准规范制度。要结合本地数字化建设实际编写地方标准，针对协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分类化标准，使协商民主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数字协商法治保障制度。在法律制定层面，以法律形式规范数字技术的开发、应用和监管等各环节，确保法律条款的适时更新以及与数字技术创新间的匹配度；在法律执行层面，执法者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数字协商民主所产生的问题，守法者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此不打折扣予以贯彻落实，坚决抵制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三是数字协商安全防护制度。数字安全建设已经成为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动力。政府需要从协商议题征集、调查研究、组织协商、跟踪落实、成果转化等方面，构建一体化的分析判断、安全保护、监测评估、监测预警、事件处置功能的数字协商安全防护制度体系，形成终端防护、边界隔离与威胁监测的安全方案，实现协商民主的安全有序推进。

五、余论与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对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两者关系的总体性解释，不能简单应用于对特定案例的描述。面向“数据定义未来”的新时代，可以预见数字技术和协商民主依然会存在一定的张力，两者的关系也存在着一定的“共鸣”和“对冲”。从共鸣来看，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很多协商民主实践活动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载体数字化呈现。在未来，政府要引导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民主，以提供更多的便利与现实可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支撑协商民主的发展工具，能够促使政府高效快捷地征集公民的意见，有利于及时并有针对性回应公众。从對冲来看，数字技术会使协商民主更具“未来性”。换言之，协商民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依赖数字技术，多元协商主体皆在智能系统之中，容易加深人民群众对“日常生活”的模糊化。但是，民主是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协商民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具有价值，数字技术赋能不能遮蔽协商民主本质。

据此，对数字协商民主不仅要看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也要看到数字技术未来将会全方位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数字协商民主的发展定位应是服务于日益得到解放的“人”。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发，无论民主的发展形态如何变换，终归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数字技术为中心。尤其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因此，应持续关注数字赋能协商民主中的适应性和适用性问题，通过构建合理的数字协商民主体系，最大程度发挥数字协商的效用，推动数字协商民主的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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