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 夏维中

关键词：宜兴；善权寺；叶塘陈氏；祠庙

宋史研究者曾对宋代坟刹、坟寺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尚未关注其在宋代之后的衍变问题。而明史学者对这一专题也普遍不够重视，到目前为止仅有朴元熇、阿风等发表过明代徽州的相关研究。但因其涉及的地域限于徽州一地，时代也仅限于明代而未下探至清代，因此相关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仍有待进一步求证。因此，打破断代壁垒，前后贯通，扩大地域范围，应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努力方向。江南常州府宜兴县因其自身的独特条件，或许能成为同时满足上述地域和时限要求的地区之一。而善权寺作为宜兴历史最为悠久的寺院立祠实例之一，完全具备实证研究的条件。鉴此，拟在全面梳理宋元以来宜兴祠庙兴衰的基础上，对宜兴叶塘陈氏和善权寺之间的寺庙立祠关系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希望这一区域个案的研究，不仅能与徽州的相关研究互相呼应，而且也能为目前学术界有关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争论，诸如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元明变革论等，1提供一个可供参酌的实例。

一、宋代以来宜兴的祠庙

宋代宜兴因优越的山水环境而成为许多显贵趋之若鹜的归葬之地。当时宜兴不仅存在着较多的官方准建或民间私建的坟刹、坟寺，而且还存在着寺观立祠现象。黄敏枝曾对宋代功德寺进行过统计，其中涉及宜兴的有北宋两家：一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枢密使蒋之奇的显亲追孝寺，二是崇宁元年（1102）枢密使傅楫的广教禅院（由善权寺而改）。2南宋两家：一是乾道年间（1165—1173）参知政事周葵的崇恩彰教禅院（由保安禅寺而改）、二是嘉泰年间（1201—1204）参知政事袁说友的崇报禅寺。

除上述4家外，宋代宜兴的功德寺至少还有姚希得的大芦禅寺、李曾伯的报忠寺（由广教禅院而改）和王渊的栖云寺等。

宜兴大芦禅寺为姚希得的功德坟寺，现存各代方志全部失记。不过，在姚氏族谱中却保存着比较完备的材料。姚希得，字逢源，号橘洲，南宋嘉定癸未（1223）进士，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敕封潼川郡开国公，《宋史》有传。四川籍的姚希得之所以要到宜兴请坟寺，据说是因为其父端桂（字仲友，号持堂先生，嘉定甲戌进士）赐葬在宜兴南岳山。姚氏族谱保存了景定五年（1264）的《宋景定敕书》，兹节录如下：

端明殿大学士通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姚希得……依条合该守坟寺额已蒙省部给到公据外，今踏逐到常州府宜兴县大芦山禅林禅寺，改以兴平报国禅寺为额，永充功德坟寺，从本家选请有道行人住持，专一焚修香火，照管松楸……

方志失记的还有李曾伯功德院报忠寺。李曾伯，字长孺，覃怀人，后居嘉兴，资政殿大学士，《宋史》有传。李曾伯《善权禅堂记》载：

余三十五岁，奉先人宅穸于阳羡，时与诸衲往来。有闽僧道琳，自善禅权来，忽谓余曰：观公气运，异日必阶政路，善权乃浙右之佳山水也，他时宜请作功德院。余笑而谢之。后驱驰四方，遍历诸阃，蒙上恩赐第，且与恩例视两地，于是恍憶前语，援例请于朝，得旨从之，赐名报忠寺……

现存宝祐四年（1256）李曾伯请寺的《奏状》，兹节录如下：

资政殿大学士光禄大夫提举临安府洞宵宫李曾伯……从条合得守坟寺额，已蒙省部给到公据

外，今踏逐常州府宜兴县管下善权山广教禅院，改以报忠寺为额，永充本家功德坟寺。从本家选请有道行人住持，仍不隶僧正司。其间像设动用什物等，并系报忠寺常住管绍所有，本寺砧基薄书，并作本家报忠寺置立。仍许本家增置产业，添作常住。除纳夏秋二税外，合免州县等处科敷、支移折变及户役措借……

此外，宜兴还有王渊的坟刹。王渊的坟刹比较复杂，按方志记载，王渊之子王琦 3为其父所请的是报国显德禅院，地点是在县城西南60里的从善乡（清代改称从三区）。不过，在王渊墓地所在的永丰乡（一说金泉乡），还有另一座名为栖云寺的坟刹。据方志记载，该寺是王渊与僧人了宁合建的寺庙，但家谱则称此寺应是王渊之子王锜兴建的另一坟刹。王氏族谱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故宋枢密使赠开府仪同三司加少保王襄愍公讳渊之墓，在邑西南六十里永丰区罗汉山之源，具载《县志》，及墓前翁仲羊马可征也。当是时，公子锜以为，元臣大老，茂著忠勤，敕赐葬于此，守塚不可无人，与僧了宁谋，鼎建坟刹，颜曰栖云，使僧居之，固护茔域，节春秋以奉时祀。绕墓地不下数百余亩，内画一亩付僧管业，俾置塔而函骨焉，其余悉属王氏，可谓事周而虑悉也。

按王家的说法，栖云寺是由王渊之子王锜与僧人了宁共建的坟刹。当时双方似乎也约定了多达数百亩墓地的產权仍归王家，而僧人能支配的仅是骨塔及周边的一亩土地。

除上述著名的功德院外，宜兴还存在大量的坟寺、坟庵。南宋周必大曾多次到过宜兴，据其《泛舟游山录》记载，他当时所见的功德院、坟寺、坟庵，除前述的傅楫、周葵功德院外，还有“庄子平资福院”“苏子修秀才坟庵”“孙观复庵”“庄德固坟庵”“余公度、邵知县、胡省干三庵”“慕容彦逢尚书家坟”“孙端朝汝翼安抚坟庵”“吴寺丞庵”“吴秀才庵”“庄子权雨华庵”“邵氏之净观庵”“庄子和霜露庵”“蒋子礼祖母沈夫人静照庵”“言村王朝奉庵”“袁氏庵”“胡武平功德院（额曰感慈报恩）”“（胡）武平墓庵”“胡参议老寿庵”“（庄）通议公坟（有庵曰扬名）”“蒋隶叔坟庵（曰庆裕）”“庄氏永思庵”“孙仲益坟庵（庵名干息）”“单时中主簿坟庵”“（庄）僖简追远庵”。这些寺院，除一处为有赐额的功德院外，其它的大概都是私人兴建的坟寺、坟庵。

从现存文献来看，入明以后宜兴祠庙与对应家族的特殊关系，除少数名存实亡外，大部分似乎仍在维持。这与清代全祖望有关浙江的描述也大致相符：“设为寺庵院之属以守墓，宋人最盛，其登两府者，甚至请之朝以重其地，而放翁以为非古。明人稍易之，为墓庄，使佃户耕墓田以司洒扫，此变而合于礼者。吾始祖侍御府君之墓，建庵于沙渚，以奉香火，盖宋之旧也。”不仅如此，明代宜兴还出现新的坟寺。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徐溥家族与福源寺的关系。福源寺位于宜兴东南清泉乡的瑞云山，元末毁于战火。景泰年间（1450—1456），徐溥之父徐琳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开始在此营造生圹，同时出资重修附近的福源寺为功德寺，并聘请僧人明琛为住持。明琛依靠徐家势力，不断扩大规模，最终将福源寺建成大刹。弘治年间（1488—1505），年事已高的明琛还专门赴京，找当时位居高位的徐溥作文记述此事，以传后世。徐溥为此专门撰写《重修福源寺记》一文，详细介绍了徐氏与福源寺两者关系的来龙去脉。

二、善权寺与陈氏立祠

宋代宜兴广泛存在着寺观立祠的现象。一些家族通过捐献田产等手段，在其选定的寺庙中设立祠堂，为亲属荐福。明代中期之后，随着宗族势力的扩张，有些专祠逐渐扩大为整个宗族祭祀始迁祖以及始迁祖之前历代祖先的祠堂，俗称祖先或祖宗祠堂，而宗族的祭祀活动也就在寺庙中进行。宜兴叶塘陈氏早在宋代就在善權寺设立了始迁祖陈达专祠，入明之后专祠又最终发展成为整个叶塘陈氏的大宗祠。

陈氏向善权寺的捐献，始于宜兴始迁祖陈达。2因曾在绍兴年间担任过淮东安抚使司属官干办公事一职，陈达被其子孙尊称为抚干公。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陈达向善权寺捐献田产，并由沈文撰写《陈氏舍田记》一文记载此事：

……宜兴叶唐陈公抚干，号乡里长者，家饶于财，心乐于施，乃即善权山广教寺，舍永丰、善权两乡常熟田二顷有二亩，为米二百石硕有畸，以奉苾蒭供。陈公少失怙恃，勤苦立门户，每怀鞠育之恩，而思罔极之报，今舍此良畴作大缘事，正欲成就。诸上善人饱食安居，证菩提道，发是心利己利人，获福无量，作百千万亿贫媪之施，证百千万亿迦叶之果，佛法久住，则是田也，当与法等，其为利益未易数计。况公常于寺舍钱一百万装严大藏，又于永丰之伏龙建造斋堂及观音罗汉堂，像设具备，既焦诸刹，设水陆一十会。公之轻财重施旧矣，吁箪食豆羮，苟非其人见于色，愚俗之贪痴，往往较锥刀、競铢两，登垄断、罔市利，为多田舍翁、守钱虜，虽一毫之利不忍弃捐，祗益子孙之过，而公肯为此，非贤者孰能之。来求志其事，予为书之……

为防止本族子孙日后占夺或在寺僧人盗卖，陈达又将所捐田产的详细数据呈报官府备案，出给公据。

陈达的捐助，除了“以报天地父母覆载养育之恩”外，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身后事。据宗谱记载，陈达“晚年罢政归乡，余无所问，惟与一二亲知往还兹院，暨诸僧道故旧益议料理，营崇饰之事”，并与寺僧圜悟相约，希望在其“百岁后，吾魂栖于此。每逢吾忌，必设斋供以享吾，且命吾子孙拜其下”。陈达去世后，善权寺僧也确实“如言设供，且延公诸嗣拜泣成礼”，但后来因为“檀越粢盛不亲，非永久长便之计”，即寺僧与作为檀越的陈达毕竟没有亲缘关系，由寺僧祭祀多有不便，于是陈达之子陈昂率其侄陈诠、陈珪及陈棣等，于善权寺内西北隅建抚干公祠，同时又捐赠田地入院，此为陈氏二次舍田入院。而当时陈氏之所以急于在善权寺建立祠堂，还另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陈达的墓地坟庵已遭破坏，无法举行祭祀活动。嘉定十一年（1218）河南李颙将此事记录成文，后刻碑传世：

叶塘陈君诠访余于荆溪之上，谓余曰：“大父抚干无恙时，以橐中物为伏龙寺，创斋堂及天台尊者祠室。又尝以良田二百亩有奇，舍入善权禅院。斯二者，梁栋有题，碑碣有志，班班可考。且夫继志述事，正人子人孙所当究心者。大父起家有训，贻厥后人，不百年而竟成失坠。祖妣裴氏合祔之地，松楸渐空，庵庐向坏，仅存赡茔常租三十石，又将荡然于忘本者之手。日夜恸念，因得告尊长，率弟侄辈举庵庐迁于善权，及从义伯父出己助赡茔之田常榷一十石，合四十石，并用舍寺，以为立祠奉祀岁岁无穷之契。”呜呼！理之在天下，惟其是而已矣。君以理而倡义于前，举族以理而乐从于后，由是知抚干公之遗德未泯也。乐从者谁？抚干之子将仕郎昂，从义之子进士珪，余则进士棣云。时嘉定十一年九月望日，敬为书于向来抚干公记茔田之石阴。

据此可知，陈氏子孙当时捐田建祠时，与善权寺立下的是“立祠奉祀岁岁无穷之契”，即没有时限永远有效的契约。对这一点，陈氏子孙与历代善权寺僧都非常清楚。到清代时，陈氏子孙仍称当年陈诠（陈氏宗谱称“成忠郎全言公”）于“嘉定十一年续舍膳茔田四十亩、常榷四十石入院，为岁时奉祀永久无穷之契，因举庵庐建院之北西隅，而善权遂有抚干宗祠”。这种习俗，在元代江南仍较流行。如平江路嘉定县依仁里第七都管必胜及其子从龙，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将大量田地“舍入南翔寺九品观堂助众焚修，建立祠堂永远香火所。功德追荐先祖管千五承事、先祖母吴氏四二娘子、先考统制管公之灵、先妣金氏五十五娘子、先叔□□□五承事、先婶顾氏四十九娘子、先妻张氏二十一娘子、亡媳妇张氏十五娘子、亡媳妇□氏阿六娘子，众魂同生净土，仍保庇必胜等身□康健，寿命延长，官职高迁，诸缘吉庆”。另有曹氏家眷也捐田产，建立祠堂。

善权寺陈氏抚干宗祠，如按照前引常建华的分类方法，应属于寺观立祠性质。善权寺作为著名的江南寺庙，历史悠久，在宋代就先后被傅楫、李曾伯及其家族请为功德坟寺，改名广教寺、报忠寺，已见前述。陈达本人地位太低，按规定当然没有资格申请坟寺。不过，其子孙仍能凭借陈达生前与善权寺的特殊关系，并通过追加捐赠等方式，最终在善权寺建立了专祠。自此以后，善权寺“于每年九月十八日抚干公脱化之辰，大设斋会，陈氏子姓咸集，共飨祀之，五百余年，未之或改”。

这个专祠后来逐渐变成了整个叶塘陈氏的大宗祠。至迟到明中后期，叶塘陈氏已发展成宜兴著名大族，所谓“邑之世远而族繁者，陈氏为最，陈之贵盛而著声者，叶塘为最”。6而从清初陈榜所撰的《抚干公西山墓志》，则可清楚看出当时陈氏之盛：

公讳达，号宗道，汉太邱三十五世，宋绍兴间乡进士，任淮东安抚使，通族四分之始祖也，暨使祖母二，丁宜人、裴安人，合葬西山。生四子：长讳昇，系凤凰巢分祖，其后嗣移居于南塘圩、张渚镇、西洋渚、万石、西洋渚、土蛮、潭香山、岕董、渚村、壬渚、许埠者不可胜数；仲讳暄，子珪无后；叔讳晖，系庄村、土桥、广桥、王衙、后方、五洞桥分祖，其后嗣移居于余庄、珠墩、桂庄、渎南、孟圩、祝陵、蓧里、东溪埂、东霞埠、白云洞、红菱浜、溧阳、高要、南陈、胥渚、清安桥、武进、陆庄、安上乡、靖江之陈公港、贵州威青卫者，不可胜数；季讳昻，系西叶塘分祖，其后嗣移居于谢笪、东山铺、濲里、陈庄、蜀山、和桥者不可胜数。岁传五百余年，代更二十余世，生衍三千余丁，耕稼弗衰，绅衿弗替，宜邑称旧族，而丁多者忝为西南之冠。若非祖先德业隆厚，曷克臻此，然亦由卜窆良吉、地德孔殷也。

通过清代雍正年间的刑讯材料，可以基本还原出这个宗祠的供奉形式。宗祠以陈氏宜兴始迁祖陈达为主供；在陈达木主的下一层，又分供陈达的4位儿子，即陈昇、陈暄、陈晖、陈昂的木主；在陈宗道木主之后的上方，则供奉颍川陈氏始祖汉代陈寔到陈达之父陈任共34代木主。2每年的九月十八日陈达忌日，陈氏在善权寺共同举行祭祀活动，而其它的祭祀活動，则由各房分别举行。

陈氏宗族巧妙地将陈达专祠改造成大宗祠，统宗联族，而每年一次的始迁祖祭祀，从表面上而论仅是祭会，但实际上已明显具备了大宗祭法的色彩。它克服了小宗祭法宗族世系的限制，解决了因直系和旁系族属关系的变动而带来非永久性的问题，从而将所有源于始迁祖陈达的子孙，不受宗系世代的限制，都无限地、永久地包容在大宗的范围之内，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将人口众多的陈氏子孙都纳入以始迁祖陈达为核心的祭祀共同体，从而大大强化了陈氏宗族的组织体系和向心力。

值得注意的是，善权寺中供奉的功德主，并非陈氏一家。康熙《重修宜兴县志》载：

善权寺……寺中有雷书、偃栢，古迹也。有三生堂，乃唐司空李蠙、宋丞相李纲、学士李曾伯祠。柱联云：一姓转身三宰相，三生造寺一因缘。有六祠：一祀宋抚干陈宗道，一祀宋待诏丁贵方，一祀明巡抚周忱，一祀明邑侯刘永基，一祀明邑侯饶京，一祀明副使邵贤，以上皆护法者。国朝顺治间僧掘偃栢而废之，毁三生神座为禅堂，又撤两庑大千诸佛，改为禅房。

由此可知，当时在善权寺内共设有六祠，其中供宋人二祠，供明人四祠。而在明人四祠中，除周忱这位有恩于善权寺的知名人物外，还有两位宜兴知县即刘永基（万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在任）、饶京（天启四年至七年在任）以及本地人邵贤。邵贤，字用之，号艾轩，成化八年（1472）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7邵贤所在家族，世代居住在善权寺所在的祝陵。据吴仕记载，邵贤之祖名道源，其父名贞封（字蒙岩），其子为邵恒，字克常，号朴斋。邵贤生前曾有恩于善权寺，被视作是善权寺护法，因此其子孙也得以在寺内建祠，并于每年的九月十五致祭。因此，邵氏宗祠与陈氏宗祠一样，都是祖宗祠堂。

三、入明后善权寺陈氏宗祠扩张之原因

入明以后，与其它地区一样，宜兴祠庙也面临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变革的挑战。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作为檀越的宗族与其对应的寺庙，双方在宋元时代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在明清时代能否继续得以履行。而叶塘陈氏和善权寺之间的特殊关系，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得以加强，其原因值得探讨。

据嘉靖年间溧阳籍高官狄斯彬记载，当时善权寺陈氏宗祠的祭祀活动，规模宏大。这种祭祀活动，后来越办越盛，直至康熙十三年（1674）善权寺案爆发。那么，善权寺陈氏宗祠是如何解决“历世既远，苾蒭者更代不一，则昔日之业不能保其常存，并斋会之设不能责其继美”之类的问题，并能保持长久不衰呢？这里的关键是叶塘陈氏长期维护善权寺的利益。清初陈榜曾这样说过：

呜呼！一祠耳，陈氏筹画营心，前后一辙，代历四朝踰五年，抚干一人延传二十余世，蕃衍三千余丁，惟籍此时萃一时之涣，延旧家之泽也。抚干爱善权之胜，洞寺之奇，捐良畴而不惜。嗣后子孙建祠宇也，留松栢也，三舍田也，且偿积逋、代漕运，收而复舍，合数百年如一日，合数千人如一身，使善权得抚干而护持不坠，抚干祠因善权而流泽无穷。人以地重，地亦以人传，祠与寺当并垂不朽云。

自陈氏宗祠兴建之后，陈氏宗族共舍田入寺3次，回赎寺田1次，出钱、出力保护寺前古树2次，重修寺庙3次，屡次护寺，功不可没。而陈氏与善权寺之间也因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寺内陈氏宗祠的祭祀当然也毫无问题。

陈氏于善权寺的功德，不胜枚举，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寺田捐献和寺庙维修。明代嘉靖年间，陈宗道第十三世孙陈思明（字诚之，号古塘，附贡生，官至光禄寺监事），得知善权寺遇到困难，田山尽废，遂与通族商议后，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将比字号平田一百亩续舍入寺，此为陈氏第三次舍田入寺。前引狄斯彬撰碑记称：

……善权乡在宜兴西南境，依离墨山而创之寺，名广教焉……十二世孙古塘翁思明，与其兄凤岐翁霖、坦庵翁思义、十三世孙见山翁尧卿、古桥翁魁一等相与谋曰：“古今人之称孝者，莫大乎继述。吾祖抚干公而下，入田于寺者二矣。祠室之倾圮，祀事之弗举者，世久则事湮，支繁则礼旷，势使然也。将据旧日之迹，以寻典礼之常。责之亲属之派，且不能相帅以从义，况夫缁衣之流，余钵之沿革者，不相统摄，流至今日，莫识其影响，来自者多矣。我祖作德之基，既深且沃，已先启其灵也，不望其后人之寻其绪乎？”于是醵金易亩，视产之丰，约而剂量之，各相鼓舞以胥命，无或畔焉，亦如抚干公故事，入田百亩，充葺废举祀之需。

崇祯十一年（1638），陈宗道十五世孙陈景潞（字彦甫，号果斋，举人，官至温州知府等），又将寺僧典卖的19亩良田赎回，并仍以陈祖之名重新舍入善权寺中。

从善权寺古树的保护，也可见陈氏护寺之功。善权寺外道路两旁，有古松柏数十棵，是非常著名的风景树，曾屡遭劫难，皆因陈氏出面保护而得以安然无恙。如明代正德年间，寺僧因无力承担官租，欲将寺前古树砍伐出售，以偿租赋。陈裒（字士元，号铜峰，邑庠生），遵其母王太夫人之命，与弟陈褒（字士美，号竹庄，国子监生）、陈衷（字士政，号国峰，邑庠生）一起，出银九镒代为缴纳，古树因此得以保留。为此，苏州名士沈周专门作图、写赞、吟诗，以彰其善意。宜兴籍高官万士和在其所撰陈裒墓志铭中，也曾专门记述此事。又如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江宁巡抚周国佐欲采料造船，选中善权寺前的九株大树，为此，陈达十五世孙陈景清等向官府呈词，请留古树，言词恳切，态度坚决。陈氏之举，最终打动了周国佐，善权寺古树再次得以保留。

此外，陈氏还多次修缮善权寺。永乐年间，宜兴县令蒋义写信给陈舆（字公轼，号乐静、野八），请其主持修缮善权寺。7崇祯十一年（1638）秋，善权寺失火，损失惨重，陈氏宗祠也被殃及。陈景潞随即主持重修寺院及陈氏宗祠，全族计丁捐助，第二年春天完工，寺院面貌焕然一新。

陈氏在捐田、保树、重修寺院的同时，还多次出面为善权寺解决朝廷赋税问题。如顺治三年（1646）、十三年（1656），由陈榜主持，敛族捐赀，承担本应由善权寺承担的白粮北运之役。顺治十四年（1657），宜兴县清查田粮，善权寺无力缴纳拖欠的赋税，最终还是由陈氏出面临时接手其田产，代缴欠赋，承担赋役。康熙十一年（1672），陈氏又将田产无偿归还善权寺。

对陈氏舍田、保树和修庙之贡献，宜兴僧俗各界也十分认同。如清初宜兴人曹亦泰就称，叶塘陈氏“其先为宋乾道间抚干职官，行著乡邦，历宋元明，其祠壇茔树皆附国山故址，即今善权寺北隅陈氏宗祠是也。寺内僧道、田山多为陈氏所舍，寺前苍松古柏屡为僧徒所废者，亦多为陈氏捐资所留”。对陈氏而言，善权寺为祖宗祠堂所在，无比神圣，维护善权寺就是敬祖，义不容辞。

总之，从陈氏宗祠的衍变来看，陈氏与善权寺在南宋形成的宗族、寺庙关系，不仅长期得以维持，而且还更加稳固。两者力量大体相当，而陈氏稍占上风，但绝对没有出现明代徽州地区那种坟寺、坟刹去宗教化的现象。3当然，这种关系的发展，既是以陈氏宗族的不断投入为前提的，也与陈氏宗族的强盛有关。

李新峰曾指出，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4但从善权寺陈氏宗祠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宋元时期通过寺观立祠形式而形成的寺庙、宗族关系及其传统，却仍一脉相承，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也没有在明初被打断。

四、明清之际的宜兴祠庙危机

至明代晚期，祠庙体系已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而真正的危机则出现在清代前中期，因为正是从那时开始，宗族和寺庙之间的诉讼开始骤然增多，双方胜负参半。其基本特征是寺院排挤宗族，这与阿风所称的明代徽州祠庙去宗教化的过程明显不同。至乾隆时期，朝廷明确取缔祠庙，宜兴祠庙基本终结。

前述宋代功德院中，蒋之奇的显亲追孝禅院似乎在明代就与蒋氏宗族脱离了关系。对该寺为蒋之奇功德院这一历史渊源及其在元末后的衍变，明清方志虽都作了记述，但没有交代入明以后该寺与蒋氏之间的实际关系。不过，可以确认的是，显亲寺在明末已经与蒋氏解除了关系。其依据是崇祯八年（1635）由蒋之奇后人蒋允仪所撰的《重修显亲寺碑记》。从碑文看出，蒋允仪对显亲寺与蒋氏关系的认识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对蒋氏后人无法控制其先祖的功德院即显亲寺这一现状心有不甘，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回避蒋氏对显亲寺应该承担的诸如修缮、捐施之类的责任。而另一位蒋氏后人蒋如奇，在其《显亲寺募疏序》中也充分表达了基本相同的看法。在蒋允仪、蒋如奇看来，显亲寺作为其先祖蒋之奇的功德寺，蒋氏家族应该承担香火之情，但显亲寺同时又是宜兴一邑的镇寺，其性质已经改变，因此修缮之类费用应该众募，而不应该由蒋氏单独承担。蒋允仪、蒋如奇两人的观点，在当时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而前述姚希得功德院大芦寺，在明万历初期也遇到危机。该寺先遭徐姓霸占、破坏，后又被寺僧盗卖坟山。姚氏宗族因此向宜兴县衙状告：

□年□月呈僧徐道通于宜兴县胡爷（引注：胡丹）批准理为折毁敕赐香火院事。始祖姚峕守常州而死忠，已蒙国朝恩典，录入忠义祠致祭。峕之父、参知政事姚希得，先蒙宋恩，敕赐宜兴县大芦寺，改以“兴平报国禅寺”为额，永充功德。禅寺专一焚修香火照管松楸，碑文班班可考，深幸羊存之迹，尚冀修复有期。霹遭极恶徐道通，有妻子媳，本系俗人，阴谋殿基风水，近住香火院，擅将敕赐碑亭，并南山明恕堂、禅房等房尽行折毁，遗存香楠木料，侵匿私家，密迁父骨盗葬。殿基腰截，佛像焚毁，神主虽遇春秋，无从奠祭，弃置圣旨、敕书二座，独立空山。复将紧要碑文四行，潜自磨灭。今若不清理，以后必遭毁灭。恶愈肆，而愈无忌；迹欲灭，而益无征。虽藐某等不肖之易欺，深惨朝廷恩典之难泯，忠魂失托，触目寒心，异变㐫谋，人神共愤。恳天细查碑志，并提地方徐进、李伯和等审究真伪，布新恩以维旧典，诛巨恶以振微流。子孙百世，铭刻不忘，为此急切连名具呈。

胡丹任宜兴知县的时间在万历九年（1581）前后。此次诉讼的结局如何，不得而知。但大芦寺被盗卖的寺田，似乎并未收回。据族谱记载，大芦寺寺田“被恶僧如梿、如桐、性化、性仙、性住、得明等，不遵钦赐，盗将前业混卖富民蒋伯元、周侯、李禄、单凤、杨琪等，得价浪费”。为此，姚氏先争取知县胡丹的支持，对盗卖寺田不予推收，后又利用万历清丈之际，要求收回70亩坟山。不过，万历十一年（1583）接任宜兴知县的梁铨，似乎并不支持姚氏诉求，直接以“姚氏既有多人，何至今日？且年深日久，立案不行”一句批语将其驳回。2从后来大芦寺的相关碑刻来看，至清代前期，姚氏已经与大芦寺毫无瓜葛。

前述王渊的功德院栖云寺，入清以后也是纷争不断。从雍正二年（1724）开始，寺僧与王氏就开始互控，焦点是王渊坟山的归属。当时栖云寺僧指鹿为马，侵占王渊坟山，王氏不服，提起诉讼，并最终在荆溪县知县班联的支持下于乾隆元年（1736）收回祖宗墓地。为此，班联专门撰写了碑文：

故宋枢密使赠开府仪同三司加少保王襄愍公讳渊之墓，在邑西南六十里永丰区罗汉山之源，具载县志，及墓前翁仲羊马可征也……延历元明，迄今几六百年，时移事变，王氏中微，仅存十有二亩六分，寺亦再经改葺，寺僧绝不复问故主，且讳言王氏祖墓，志欲揜其地而奄有之，由是僧俗交讧而讼端作矣。雍正二年，僧人浩澈始與王姓互控，由县而府，而司道，而制抚，历十数衙门，为时十有二载，屡经审断，随即翻案……余承乏荆溪，查阅此案，岁久未结，殊为不解，反覆推原，窃疑从前审勘未确，无以间执其口，于是两次亲勘其地，丈出寺僧侵冒一十一亩六分，而考之志书，证以地势，准情酌理，然后坦然无疑，因即缮文详宪，赖各宪神明于定疆界，伐石刊词，传示世世，故为粗陈其略云。

从上文可知，至迟到雍正年间，王氏与栖云寺之间的祠庙关系已经荡然无存。不仅如此，栖云寺僧竟然还试图侵占王渊坟山，毫不顾及历史渊源，由此也不难看出当时宜兴祠庙的窘境。

五、康熙十三年陈氏与玉林系的冲突

康熙十二年（1673），在慕天颜等官员的支持下，临济宗玉林通琇成功逼走曹洞宗住持寒松操，重新控制了善权寺。玉林通琇及其任命的住持白松丰等，开始强行废除善权寺长期延续的独特传统，试图将叶塘陈氏等宗祠拆迁出寺。此举遇到了陈氏的坚决抵制，双方矛盾大大激化。而白松在玉林离寺后的鲁莽举措，则直接导致了善权寺与叶塘陈氏的暴力冲突，最终酿成了康熙十三年（1674）寺毁人亡的惊天大案。陈垣先生虽曾初步研究过此案，但其关注重点是清初江南的洞、济之诤。其实，善权寺冲突最直接的诱因，就是寺内陈氏宗祠的废存问题。

对善权寺能否保留陈氏等宗祠一事，早有争议。其焦点之一，就是陈氏子孙每年致祭时，往往带入荤腥之类的祭品及酒水，与寺庙环境格格不入。陈氏子孙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点，崇祯十一年（1638）陈氏族人陈景潞曾出面禁革。到康熙初期，善权寺住持曹洞宗百愚斯曾计划大力整治善权寺，除将三生堂改建为禅堂外，据说也计划将陈氏宗族迁出，后因遭到陈氏的强烈反对而作罢。百愚斯本人也为此一度离寺远走他乡。寒松《语录》中所载百愚斯因“陈氏强竖旗竿于法堂右首，乃抴杖出山”，就是指此事。最后是双方妥协，百愚斯重回善权寺，即所谓“郡邑当道同众绅衿护法，革其敛，整其规，躬送入院”。相对而言，接任的寒松操就比较宽容。他认为，“善权之有陈祠，由宋朝抚干公捐赀入寺，买田常住，殁后，立檀越木主于寺侧，每年忌日一祭。虽觉于丛林之体有碍，而相沿至今，多历年所其势固难以猝革，故老人在日，只禁其荤酒杂沓，酣酗流连，自是僧俗俱安十有余年矣”。

玉林入主善权寺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陈氏宗祠这一问题。在入主善权寺之前，玉林就与叶塘陈氏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陈榜有过接触。陈榜在《三上玉林书》中承认，康熙九年（1670）玉林来宜时，自己曾作书反驳木陈道忞《从周录》，公开支持玉林。陈榜此举，是考虑到“本寺祖祠在内，不得不豫为进身计尔”，陈榜因此也得以结识玉林。康熙十二年十一月，玉林派人主动邀请陈榜入寺。据陈榜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初上玉林书》称，玉林曾当面许诺保存陈家宗祠，未料不久就改变初衷，主张迁祠：

上年癸丑冬仲，藩台慕肃清禅席，敦请和尚卓锡本山……本族殿后抚干祠，税驾时荷蒙宣谕，陈祠无碍。生等窃在下风，乃后越月蓦有更移之议，想近日有以当年百愚筹画告诸执事者，不然何前后异词如此？望和尚大发慈悲，确持前见，无为众论所惑。敢即祖先在寺颠末，备为执事陈之，幸勿以烦琐而厌听焉。

在陈榜看来，玉林对陈氏宗祠的态度逆转，极有可能是有人将当年百愚斯的迁祠计划告诉了他。到康熙十三年正月初八日，玉林“护法周殷卿、吴白函（涵）、徐友云等又走伻来告，蓦称陈祠有妨乐庵祖龛，建议拆毁”。周殷卿、吴白涵、徐友云皆为宜兴名士，由此三人出面与陈氏协商，足见玉林对此之重视程度。二月，玉林再次将陈榜招入寺内，赠送礼物，商谈迁祠之事，而陈氏族人开始怀疑陈榜是否与玉林暗通款曲。无奈之下，陈榜先后两次给玉林发出公启，即《甲寅三月初上玉林书》和《甲寅四月复上玉林书》，力陈陈氏祠堂不能迁出的理由，但没有得到玉林回应。陈榜后来又写了《乙卯四月狱中三上玉林书》，对玉林及其继任者提出的若干要求逐一进行了驳斥，彻底否定了玉林迁祠的依据。总之，在陈氏看来，善权寺中的祖宗祠堂，是陈氏宗族的根本，绝对不能动摇。

与陈氏协商无果的玉林，只能另谋出路，希望通过官府解决此事。就在玉林离寺不久，陈氏就接到了宜兴知县史宗尧下达的传票，要求“即唤陈野峰等立刻赴县，面覆愿否拆卸善权寺本祠堂”。而陈氏宗族也奋起抗争，向宜兴县衙递呈了由陈榜领署、数十位族人联署的《吁天存祠》，全文如下：

呈为籲天存祠以延古泽事。身祖陈抚干，于宋乾道元年始舍田善权寺，后节捐施，即于嘉定十一年秋建祠寺后西隅，历宋、元、明，未之或改。后寺僧逋粮鬻产，俱族捐金，留赎赔累，又非一日，碑记、县志等证。岂上年冬月，大和尚玉林来寺，竟欲拆祠为龛，身等于本年三月初三日，具书和尚恳留，不允。随后具书再恳，不从。今蒙唤讯愿拆等情，切祠基系办粮民地，代历四朝，年逾六百，开堂本寺者不啻十数禅师，未尝议毁，朝廷以孝教民，断无令子孙拆灭祖祠之理。伏乞爷台电情恩准，详宪恳留存亡，并载泣血具呈。

康熙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具 陈石……陈氏此举，产生了一定效果。据陈氏《备述情由》记载，七月二十日宜兴知县史承尧召见了陈氏族人，表示善权寺一方愿意接受妥协，即按照宜兴龙池禅院不二堂之例，在善权寺内另建专堂供奉陈氏祖先。陈氏对此提议，仍无法接受，并于次日呈上《备述情由》，陈述了理由。在陈氏看来，龙池不二堂，仅供奉幻有和唐鹤征两人，且完全由龙池禅院操持，与山主周氏及唐鹤征子孙毫无关系，这与善权寺陈氏宗祠的性质完全不同：

不二堂在龙池院，即玉林祖幻有脱化之场，堂止塑像三尊，凝庵唐太常居左，幻有居右，中供释迦佛。虽丁墅周氏世系山主，十月初二、腊月廿五，僧为设忌，并不得入堂中，且堂系僧建，基系僧粮，祭系僧办，悉与唐氏无涉。身祖抚干祠子孙，自建基地五分四厘，子孙世业办粮，已历六百余年，忌辰祭费，僧家取给于续舍，田山百亩之余粒，久有旧约，从非滥耗，子孙万岁拜谒，世立丰碑为记，是抚祠固不得援不二堂例。若一更移，是弃办粮之基，侵占佛地，于法非宜。

陈氏还列出其它种种理由，兹不赘述。最后，陈氏再次指出，玉林迁祠之理由“抵牾欺诳，万目昭然，但玉林系藩宪迎供，不敢宣布。因前两次上书恩恳，冀得相安无说，今既坚执不从，不得不据实直陈。一字如虚，身甘寸斩”。陈氏明知玉林势力熏天，仍坚决拒绝任何妥协。蹊跷的是，宜兴知县此后毫无动靜，不置可否，以至于陈氏“静听两月，茫无判断”。至此，善权寺陈氏宗祠的问题陷入僵局，进一步的冲突遂不可避免。

康熙十三年五月，玉林通琇离开宜兴善权寺返回浙江，其徒首座白松丰接管了善权寺。如何应对九月十五日邵氏及九月十八日陈氏每年例行的入寺祭祀问题，就成为白松丰接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决定采取强硬手段的白松丰，先于九月十五日与邵氏发生了冲突，最终压服了邵氏，成功毁祠。但九月十八日准备故伎重演的白松丰，却遭到了陈氏的强烈反抗，最终酿成了寺毁人亡的惨剧。此为著名的善权寺大案。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容后另撰专文详论。

六、祠庙制度在清代的终结

祠庙制度的危机，并非出现在宜兴一地，而是当时江南的普遍现象。这与清廷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宋元以来江南祠庙这一悠久的历史传统，清代官方似乎并不认可，以至于到乾隆中期最终下令铲除。

雍正年间宜兴善权寺后案的判决，是一个标志性案例。康熙善权寺案平息后不久，陈氏族人又重新修缮善权寺，恢复寺内陈达的专祠，与被驱道人一起重新夺回善权寺主导权。但至雍正十三年（1735），江苏地方官员在雍正帝支持下，重审旧案，清算陈氏族人和在寺僧人，最终酿成善权寺后案。这一案例表明，从清代中期开始，地方官员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开始无视江南坟寺、坟刹的历史传统，甚至完全不承认作为檀越一方应该享有的权利，更遑论从习惯法角度来作出相关司法判决。当时的常州知府李震就拒不承认叶塘陈氏与善权寺之间悠久的关系以及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李震在当时向陈氏刊发的告示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告示全文如下：

常州府正堂李为晓谕事。照得善权寺自南齐至今，并属名楹古刹，原非俗家香火，即有舍田饭僧，亦系信心善果，何至因此立祠设祭，以祖宗血食襍于缁髡饭钟粥鼓之间。且考之当日，继抚干陈公而舍田者，尚有蒋、王、郑、毕诸家，何以皆不闻立祠于内，而只有陈姓通族借端附会，占踞该寺田地山场，遂致启祸，衣钵遭殃，合寺荼毗荡然灰劫。在当日，陈姓罪大刑宽，幸多漏网，在今日子孙，岂可不改弦易辙，痛悔前非。兹奉宪饬，迁毁私祠，歸还田亩，合再晓示。为此示谕各村陈姓宗族人等，知悉务晓。然于寺中田地，本资僧众焚修，岂容族姓恣其侵占。乃陈孟旭等犹敢公然赴抚宪具呈，复图占田八十余亩，岂非昏迷罔觉，怙终不悛。除将伊等惩儆外，尔等或儒流衿监，或贸迁末业，或勤苦力田，或素封自好，皆循分守业，闭户思諐，勿以弱门为可欺，勿视寺产为公物。荤酒莫入之地，岂堪享祀祖先，故迁建宗祠。十方施舍之缘，岂容侵吞召祸，故归还田地，此真纳尔等于礼教，杜尔等之争端，是诚大有造于尔族也。倘有迷而不误，犹萌侵占之心与？夫不自悔艾，终存香火之见，是法难逭，必干重谴。各宜凛遵，毋致后悔。特示。

常州知府

在告示中，李震认为善权为“名楹古刹，原非俗家香火”“荤酒莫入之地，岂堪享祀祖先”“十方施舍之缘，岂容侵吞”，明确要求陈氏“勿视寺产为公物”。此外，李震竟然还向陈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日继抚干陈公而舍田者，尚有蒋、王、郑、毕诸家，何以皆不闻立祠于内，而只有陈姓通族借端附会、占踞该寺田地山场，遂致启祸？”由此可见，这位来自直隶（今河北省）宛平县的李知府，对江南坟寺传统是一无所知。那么，善权寺真的只有陈氏一家宗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康熙《重修宜兴县志》中，就清楚地记载着善权寺中除祭祀唐宋三李的三生堂外，还有6个专祠。其中除3位地方官员的专祠外，其余陈、邵和丁氏三祠每年皆由其子孙致祭。

乾隆三十年（1765），浙江学政钱维城上书乾隆帝，要求朝廷严禁该省生监充当檀越、把持寺院的旧俗：

生监侵牟恶习，宜勒石严禁也。查浙省各寺庙均有生监主持，名为檀越，一切田地山场视同世业。考其所自，皆云祖先创建，或加鼎新，或捐田在寺，其源流大都远在魏晋唐宋。或据志书，或据家谱，皆渺茫不足凭。而一寺或一姓，或三四姓不等，总以寺产之多寡为多寡。其中此争彼夺，无岁无之，无郡不有。臣在浙三年，不下十数案，经历数年，不能完结。皆由彼此各有私据，即经断结，更换一官，必又翻控。其中牵连生监，自数人至十数人不等，下结上翻，滋累殊甚。窃思祖宗即有创助，岂容子孙永作衣食？尤可笑者，捐数十亩，即合寺之田皆归掌握，而其事又甚荒远难稽，嗜利纷争，最为恶习。应请旨饬部通行示禁，无论有凭无凭、年远年近，所有檀越一概革除，勒石寺门，永远遵守。此条虽无关考试，亦端士习清讼源之一端也。

由此可知，在当时的浙江，广泛存在着生监长期霸持寺庙的现象，其依据则是其先祖对寺庙有过诸如创建、修缮、捐助之类的功德。不过，在钱维城看来，这些先祖功德，不仅其时间远在魏、晋、唐、宋，相关的记载也仅见于方志、家谱，难以确信，而且即使真有其事，其子孙也断无凭此“永作衣食”之理。如此恶习，自然当禁。对此提议，乾隆帝完全认同，并于次年下令将此类檀越名色一概革除，同时调整《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重申施舍而来的田地等寺产属于寺庙，住持僧道和施主都没有权利典卖和转移的宗旨。

对这一禁令，也有少数现代学者作过解读，智仁不一。如张晖基本认可钱维城的看法，认为其性质就是施主子孙仰仗祖先捐田的功德，以檀越自居，操纵寺院、霸占寺产。而陈明华则从寺产的特殊性来解读这一禁令，认为钱维城之流之所以要对此进行干预，是因为寺产这种特殊的产权形态影响到了朝廷的行政利益。正是士绅以施主名义与僧人私立契据，从而导致各种利益争夺，因此只有否认这些契据所分割的权利和檀越施主等名目，才能消灭产权混乱引起的矛盾。

其实，钱维城及清廷的这种做法，表面上似乎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值得商榷。因为至少从宋代开始，江南地区就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某些家族与特定的寺庙之间长期存在着密切关系，其中尤以坟寺、坟庵或类似性质的寺庙最为典型。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情形，那就是一些个人或家族出于祭祀需求，向特定的寺庙捐献田产等，而接受施舍的寺庙必须承担相应的荐福或祭祀的义务，并为此而在寺庙中修建专祠。久而久之，这些专祠往往会衍变成同宗共族的祖先祠。因此，钱维城及清廷以时代久远、相关记载“皆渺茫不足凭”而否认上述生监檀越所称的祖宗功德，以及当年这些功德所拥有的相应权利，即寺庙当年在接受这些功德时所约定承担的义务及其可继承性，至少是违反了江南地区长期存在的这种习俗，尽管这种习俗在明代后期已开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