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礼捷 徐晓旭

关键词：罗马帝国；罗马行省；哈德良巡视；西部边疆

哈德良皇帝（Hadrian，117—138年在位）的行省巡视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罗马早期行省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与罗马帝国“大战略”论战紧密相关的话题。1对于皇帝长期远离首都不知疲倦地在帝国境内巡视的行为，1古典作家们曾展开热烈的讨论。2 1907年德国学者韦伯（W. Weber）首次将“哈德良旅程”（Itinera Hadriani）问题纳入到现代史学研究，尽管某些假设存在局限性，但在当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3格雷（W. D. Gray）则是二重论证的实践典范，通过对埃及（Egypt）新出土纸草的释读，他纠正了古代文献中的部分谬误。1在考古和古典学的强势主导下，基于考古资料整理与文献考据的成果丰硕，2但也正因为研究理路的固定甚至僵化，基于综合研究的尝试都被视为硬塞给罗马的现代发明，3从理论高度的解答似乎成为古典学者意识到却又不愿触碰的禁区。

哈德良巡视在综合性与理论化研究上的突破，源自美国战略学家勒特维克（Ed. Luttwake）的《罗马帝国大战略》的出版。4 1979年该书发行后便立刻在西方古典学界引发激烈的争论，尖锐批评与赞美之声并存，哈德良巡视的相关研究也在“大战略”理论的论战中出现巨大分歧。5近些年从区域史与地方治理角度诠释哈德良的行省巡视，正逐渐成为学者理论创新的新阵地。伯利（A. Birley）在对莱茵—多瑙河流域（Rhein-Danube）和不列颠地区（Britannia）考察后认为，哈德良的巡视是皇帝完善地方基础建设，提高信息利用率和行省统治力的方式。6而思贝勒（E. Speller）则更为直接地用“巡游的法庭”一词来解释哈德良巡视的本质。7新的研究也引起国内学者的积极回应，相较于国际学界的研究视角，国内学者多倾向于将哈德良的行省巡视视为某种帝国战略的建构。宋立宏认为，哈德良巡视是一种行省管理制度的革新，是王权有效地介入地方管理的新模式。8冯定雄则通过哈德良在行省主导的基础建设，阐释道路在维持罗马行省统治中的作用。

前人的成果极大丰富了相关研究的视域，但部分问题仍有待深入讨论，罗马帝国内部各行省因自身社会文化结构、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所面临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西部边疆行省的治理政策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异。此外，在讨论体现区域特色的各项应对性措施时，哈德良巡视与治理中对以往政策经验的继承和延续现象也值得关注。本文将通过现存铭文与文献的记载，再现哈德良在日耳曼（Germania）、不列颠、努米底亚（Numidia）以及阿非利加（Africa）等地的巡视与治理细节。通过这些宣传兼具实际效用的措施，帝国统治者不仅向罗马各阶层传递了“帝国无边界”（imperium sine fine）政策终止的信息，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边疆行省的安全与统治秩序，皇帝在巡视期间的各类改革有效促进了西部边疆行省的经济兴盛，并最终对当地城镇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一、哈德良在日耳曼与不列颠地区的巡视与治理

日耳曼与不列颠是罗马帝国在西部面对蛮族的两个主要地区，因此历来受到罗马统治者的重视。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哈德良在日耳曼地区的巡视与治理主要涉及边境人工防御设施的修建与军纪重整两方面的内容。121年皇帝“巡行至高卢行省（Gallia），并通过多种慷慨的行为帮助了所有的居民。从那里前往日耳曼”。1文献并没有进一步叙述，哈德良究竟实施了哪些具体的政策来帮助当地居民，但从纪念钱币上“高卢重建者”（restitutori Galliae）的称颂来看，哈德良必然是通过捐赠等方式参与了当地的公共建设。2事实上，他这一次巡视的范围不仅仅是日耳曼地区，还包括上多瑙河地区的两个行省——雷蒂亚（Raetia）和诺里库姆（Noricum）。卡西乌斯·迪奥提及的“日耳曼的雪”，似乎也暗示121年的冬季哈德良是在日耳曼的边境地区度过。3

在前哈德良时代，罗马通常以山川、湖泊、河流等自然景物作为帝国与蛮族的边界标志。4例如，在日耳曼北部地区，当图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完成对卡蒂人（Chatti）的征服后，设立的边界仅仅是将肥沃的威特劳平原（Wetterau）囊括在内的一段条形空地。同样罗马在日耳曼南部地区的部分边界则是以美茵河（Main）为界标。尽管帝国在边界的羅马一侧修建了部分简易的哨塔，但军事防御作用十分有限。直到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时期为了强化对边境的控制，部分位于腹地的辅助军团才在皇帝的命令下调驻至边界地区。

哈德良的到来则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一些被称为“limites”的人工防御工事开始取代自然地标成为帝国新的边界标志。《哈德良传》记载道：“在许多地区蛮族被人工防御工事而不是河流分隔，高大木桩被深插地底以城墙形式围绕，哈德良通过这种方式阻断了他们。”5不计其数的树木被砍伐，并运往上日耳曼和雷蒂亚，然后精心制作成路障沿帝国边界分布，整个防线花费数年时间才得以完工。此外，将边境地区的木质堡垒和哨塔翻建为石制的工程也在哈德良支持下持续进行。6

在纪念皇帝到访日耳曼的钱币上，刻画有哈德良骑马向士兵训话的场景，同时附有“日耳曼军训”（exercitus Germanicus）的字样。7此外，“皇帝训练”（discplin. Aug.）铭文的出现也清晰地展现皇帝巡视的主要目的，8即重建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日渐败坏的军纪，重振当地部队的战斗力，为此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哈德良要求士兵保持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就如同战争即将来临一样”，同时给予官兵大量的物质奖励，其中少数精英更被授予荣誉头衔，以此减少军队对改革政令的抵触。9为整肃军纪强化管理“他规定没有人能不正当地离开军营”，10在军官的选拔方面规定只有资历达到，“或他的年龄让护民官的权威充满审慎和成熟”，才会被授予护民官权力，1哈德良“他声明士兵们的年龄，任何人不能违反古老的习俗，低于军事能力的要求或者高于人类的允许（范围）”。2他“努力弄明军用物资并仔细调查诸行省的收入，以便填补任何情况下可能的疏漏”，通过确保后勤补给的方式保证军队战斗力。3

为了更好地激励官兵的热诚，哈德良极力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他亲临军队与士兵同吃同住共同训练，甚至通过全副武装的长距离行军来彰显自己优良的军事素养。4同时在生活上提倡节俭，哈德良“清除了军营中的宴饮室、柱廊、地窖和凉亭”，禁止盛行的奢靡之风，为彰显决心“平常他穿着没有金饰腰带，或者没有珠宝镶嵌扣环的最为普通的衣物，很少用象牙柄的剑”，时常与普通士兵交谈并数次探访慰问生病的伤员。5在巡视各行省期间皇帝亲自到访和考察了当地几乎所有驻军与防御工事，并关注军用物品、武器、战壕、壁垒和栅栏的整备情况，最终在哈德良以身作则的示范下，他制定的军队训练准则传遍整个帝国，直至卡西乌斯·迪奥所处时代仍在使用。6

从钱币证据来看，与上日耳曼行省相邻的另外两个北部边疆行省雷蒂亚和诺里库姆，也是皇帝进行军事改革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钱币的纪念铭文中除常规的“到达”（adventus）外，7“met. Nor.”的刻字似乎暗示皇帝曾经到访或途径了诺里库姆南部的矿区。8在该行省总督驻地维卢努姆（Virunum）也树起一座献给皇帝的雕像。9此外，在诺里库姆和雷蒂亚行省的纪念钱币中，频繁出现的“军训”（exercitus）一词无疑揭示了哈德良此行治理与改革的主要任务。

尽管弗洛鲁斯（Florus，1世纪中叶至2世纪中叶人）的讽刺诗将哈德良的巡视比作为某种形式的闲逛，但不列颠地区作为帝国的北部边疆显然得到了足够的关注。文献记载哈德良到达不列颠后“纠正了此地很多（事情）”，钱币上出现“不列颠军训”（exerc. Britannicus）的铭文，也表明哈德良在日耳曼地区的军事整肃政策被延续到当地。此外大量发行印有“皇帝远征”（exped. Aug.）字样的钱币，进一步暗示哈德良可能抽调一定数量的部队与他一同前往不列颠，因此不列颠行省的军事治理在细节上与日耳曼地区存在差异。

铭文记载一位名为提图斯·庞提乌斯·萨比努斯（Titus Pontius Sabinus，80/85—2世纪中期）的军官“在不列颠远征期间，统帅日耳曼第七军团、奥古斯都第八军团和初创第二十二军团共3，000兵力的部队”参与哈德良的巡视行程；日耳曼第七军团原本驻扎在西班牙，而后两个军团则来自上日耳曼行省。1另有铭文提及西班牙第一军团的军事护民官马尔库斯·麦尼乌斯·阿格利巴（Marcus Maenius Agrippa，生卒年不详）曾“被神哈德良选出，并送入不列颠远征”。更有资料证实122年哈德良曾下令将奥卢斯·普拉托里乌斯·奈波斯（Aulus Platorius Nepos，生卒年不详）统帅的胜利第六军团，从原驻防地下日耳曼行省维提拉（Vetera）调至不列颠并编入当地的卫戍部队。而这段记载的真实性被一篇追溯功绩的碑铭证实，马尔库斯·庞提乌斯·雷利阿努斯（Marcus Pontius Laelianus，生卒年不详）曾担任“胜利第六军团军事护民官，并跟随部队从日耳曼调动进入不列颠”。从这些材料看，虽然无法确切知晓每支被征召军团具体的任务细节，但从外地大量征召军队进入不列颠强化边防的行为显然是存在的。

图拉真时期为了应对在帝国东部的征服战争，曾经从不列颠抽调了大量现役部队和后备兵源，由于驻军数量的减少，罗马从不列颠北部福斯河（Forth）至克莱德河（Clyde）以南的地区撤离。有铭文记载一位名为提图斯·哈特里烏斯·奈波斯（Titus Haterius Nepos，生卒年不详，曾于120—124年任埃及总督）的军官，曾在索尔威湾（Solway）北部的安娜河谷（Annan valley）统计当地居民人数。有学者据此认为他的这一举动，可能是为了强迫该地的青年服役，以补充上日耳曼行省的驻守军团人数。5哈德良初年，不列颠频繁爆发的叛乱，在一定程度上与罗马在不列颠的部队数量减少、控制力量下降有关。因此哈德良抽调外地军队强化守备，是不列颠不同于其他行省的特色改革措施。

除了调集部队增强当地的驻军力量外，哈德良在不列颠边境同样修建了大量人工防御设施，其中最为后世所乐道的便是“哈德良长城”。古代文献关于哈德良长城的记载十分匮乏，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哈德良传》。文献提及哈德良“为了将罗马人与蛮族分隔开来，他前所未有地修筑一条长8万步的城墙”，“前所未有、最先”（primus）暗示他是首位在不列颠地区修筑如此大规模防御工事的人。同时文献用“murus”（墙）而不是“cespiticius”（草皮墙）来指代哈德良长城，很明显是向读者传达哈德良长城是用石头而不是泥土修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

另外一处值得注意是作者使用了“divideret”（分隔）一词，强调哈德良修建城墙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抵御来自北方蛮族的进攻。这一观点也在之后《塞维鲁传》中被提及，“在他统治期间最大的荣誉是，通过修筑贯穿全岛一边至另一边海岸的墙来保护不列颠。因此他获得了不列颠尼库斯的头衔”。尽管文献错误地将修建长城的工程当成塞维鲁皇帝（Srverus，193—211年在位）的功绩，但从“修筑贯穿全岛的墙来保护不列颠”评价中，哈德良修建的人工防御设施显然取代自然地标成为罗马帝国新的可视边界，除军事功能外通过这种具象化的政策宣传手段，罗马调整“帝国无边界”的传统战略，停止对外征服的讯息似乎也能迅速且有效地传达给帝国的所有阶层。

二、哈德良时期罗马在北非地区统治秩序的强化与农业改革

哈德良时期罗马统治下的北非，包括两个地中海东部行省埃及、克里特与昔兰尼（Creta et Cyrenaica）以及3个西部行省阿非利加（Africa Proconsularis）、毛里塔尼亚凯撒里亚（MauretaniaCaesariensis）和毛里塔尼亚廷吉塔那（Mauretania Tingitana）。由于北非诸行省战略地位重要且富庶，因此一直以来都受到罗马统治者的重视。1尽管西部三行省和北面的日耳曼、不列颠一样都属帝国边疆，但由于北非南部存在广袤沙漠天堑的遮蔽，罗马承受蛮族入侵的压力相较于帝国北部要小得多，哈德良的治理措施主要涉及军纪整肃，虽然也存在修建人工防御工事的活动，但规模和数量都远低于北方地区。此外通过新政促进边境地区农业的发展，是皇帝巡视的另一项重要治理措施。

文献记载哈德良将许多“恩惠”（beneficium）授予阿非利加诸行省，主要涉及公共设施的修建，有学者认为捐建的范围不仅惠及城市也包括在边境线附近的部分农耕区。3当地部分城市的政治地位被提升，“他将哈德里阿诺波利斯（Hadrianopolis）之名授予许多城市”。由提卡（Utica）是北非最为古老的城市曾在第三次布匿战争（Third PunicWar，前149—前146）期间被完全摧毁，后经凯撒（Caesar，前100—前44）重建于公元前36年获得自治市（municipium）的地位。在哈德良的授权下由提卡与自治市布拉·雷吉亚（Bulla Regia），以及3个“异族城邦”泰奈（Thaenae）、扎马·雷吉亚（Zama Regia）和拉雷斯（Lares）获得了罗马“殖民地”（colonia）头衔。

哈德良在巡视期间对城市的提升显然不是随性而为，因为城市头衔的改变不仅意味着城邦地位的提升，更能使当地居民获得大量实质利益，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公民权的变化。不同于意大利的自治市，行省的自治城邦仅拥有拉丁公民权（ius Latii），只有每年当选的城市长官及其家人才能获得全权的罗马公民权，作为一种帝国政府笼络地方权贵的手段，罗马公民权有限且平稳地在帝国行省上层中扩散。而当这些北非城邦获得“殖民地”的头衔时，它们的居民便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因此哈德良对城市地位的提升无疑是给予当地民众的巨大恩惠。如同帝国东部地区获准加入泛希腊同盟的城邦一样，这些获得提升的城市在北非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布拉和扎马曾是努米底亚王国王室的居住地；拉雷斯和泰奈则是当地的历史名城。此外还有10座北非的土著城邦被哈德良授予了“自治市”地位，它们也无一例外地是罗马在北非维持统治的重要据点，其中多数城邦毗邻当地最大的两条河流——巴格拉达斯河（Bagradas）与米里亚那河（Miliana）。马克塔里斯（Mactaris）位于扎马西南，是一块重要谷物产地的行政中心；而突尼斯塔马莱（Turris Tamalleni）是卡普萨（Capsa）以南靠近边境地区的一处绿洲；大图布尔波（Thuburbo Maius）扼守连接迦太基城（Carthage）至撒哈拉（Sahara）的道路，同时该城还是哈德良近臣马尔库斯·维提乌斯·拉特罗（Marcus Vettius Latro，约1世纪—2世纪）的家乡。

作为罗马的南方边疆北非西部3个行省一直被视为军事区，因此整肃防务也必然是哈德良巡视治理的重要内容。罗马在当地并没有修建如同日耳曼和不列颠地区一样的大型防御工事，例如毛里塔尼亚凯撒里亚和毛里塔尼亚廷吉塔，仅依靠道路、巡逻队和零星的哨所来实现边境管控。北非防御布局之所以会呈现这种特色，是因为当地自然环境限制，缺乏修建所需的木材或石料来连接大西洋至埃及间广阔的边境线；再者，只要控制边境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就能扼守住边界。1从哈德良对当地驻军的演讲内容来看基于“方便运输和操作”的原则，北非地区防御工事的建设主要以翻新越冬营地和泥制土墙为主。

边疆地区修建的人工防御设施能否在抵御蛮族入侵中发挥实际效用，一直以来都是存在争议的话题。现代学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些人工防御设施作为帝国的可视边界地标，以监控人口活动特别是蛮族的迁徙和流动为目的。3例如，北非盖麦莱要塞（Gemellae）的主要功能便是控制当地居民随季节变化而出现的游牧或者半游牧活动。哈德良在不列颠修建长城，则是为了将从事畜牧活动的塞尔各维人（Selgovae）和不列刚提斯人（Brigantes）分隔开来，防止他们与北部地区的游牧部落联合。

拉姆贝斯（Lambaesis）是罗马在阿非利加的军事基地，哈德良视察时发表的大量演讲直观再现了当地军事改革的相关细节。皇帝对奥古斯都第三军团在“轮替派往总督那里执行任务”，以及修建新防御设施期间仍未中断“军团训练”（legio exercitatio）的行为表示赞赏。此后在对康马格耐（Commagene）第六骑兵营士兵们的训诫中，哈德良更为直接地强调军队按照规则进行训练的重要性，“如果任意添加或者删减，训练将变得没什么价值抑或太过困难”。上述两篇演讲词都表明在日耳曼和不列颠地区强化军事训练的改革也在北非推行。

新的土地政策也被哈德良推广到北非以推动边疆地区的农业发展。在罗马帝国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土地以征收的方式被皇帝占有，尼禄（Nero，54—68年在位）就曾一次处死了6名非法侵占阿非利加土地的官员并将土地充公没收。8这些土地多数被出租给个人耕种并通过实物的方式征收赋税，因此遍及全国的皇室土地一直以来都是罗马的重要税收来源，北非地区每年为帝国提供数量庞大的谷物。为了更好地提振农业生产扩大谷物种植面积，在边境地区开垦的荒地被免除5到10年的赋税。另外，哈德良的新政还规定，那些占有军队土地并种植葡萄和橄榄的人，将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事实上，罗马鼓励边区农业屯垦的政策罗马早已有之，例如在图密善击败卡蒂人占有威特劳平原后，帝国就从高卢地区招募了大量人员前往边界的罗马一侧开垦土地，“高卢的每个贫困冒险者占有了所有权存在疑问的土地。此后随着边界和防线拓展，它们变成了帝国的延伸和行省的一部分”，到了哈德良时期威特劳已经遍布移民者子嗣建立的屯垦农庄，并且能够为驻扎在附近的军队提供充足粮食补给。

三、哈德良巡视与治理对边疆行省的影响

哈德良巡视对在边疆农业经济和城镇化的影响也值得关注。罗马法律规定士兵在服役期间禁止占有土地，因此军团在粮食方面的供给主要依靠所在行省，为保证谷物供应哈德良在巡视期间对于农业的改革措施，不仅刺激了当地土地開发和屯垦经济的发展，也催生了罗马农业人口与游牧民族之间互换贸易的繁荣，频繁的互动活动带动经济成长与人口聚集，客观上促进了城镇在哈德良时期的持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罗马驻军对于粮食的需求并不一定都能提升当地的农业规模，各个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不列颠北部高地和威尔士的农业并没有因为附近驻军的谷物需求而得到发展，畜牧业仍然是当地经济的主体。而不列颠西南的格洛斯特（Gloucester）地区，则明显受到驻军谷物需求的刺激农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可以说不列颠南部地区基本承担了北方大部分驻军的谷物供应。

哈德良在北非地区推动的改革具有明显的代表性，两份来自巴格拉达斯河谷的铭文记载了相关内容。第一份铭文证实早在哈德良登基的前一年即116年，罗马就已经开始鼓励边区的土地开垦，帝国政府特别针对无花果、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给予诸多税赋上的优惠。新开垦的无花果园和葡萄园被免除5年的税赋，5年之后税率依据旧有惯例为所获收成的三分之一。在未开垦土地上种植橄榄被免除10年的赋税，“10年之后，他应该将橄榄收成的三分之一给予该庄园的承租人（conductores）或管理人（vilici）”

第二份文件涉及“哈德良法令”（lex Hadriana），其内容显示哈德良的改革不仅继承了图拉真末年的农业政策，而且还通过给予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吸引民众前往，进一步刺激荒地的屯垦与开发，新的法令规定：

因为我们皇帝不懈地关心，为持续守护人们的利益，他命令耕种所有适合橄榄、葡萄亦或谷物的土地，因此他具有远见地许可授权被颁行给所有人去占有在布兰迪阿努斯（Blandianus）和乌登斯（Udens）地区军队出租未开垦的部分，占有拉米那努斯（Laminanus）和多米提阿努斯（Domitianus）邻接提斯德里塔努斯（Thysdritanus）未开垦的部分，以及承租者们未使用的部分。对那些占有者，所有、使用和继承的权力被给予他的继承人，在哈德良法令中它涉及未开垦土地和那些持续10年未被耕种的土地。

尽管北非地区的农业改革涉及范围有限，税赋的优惠程度也并不是最高，但对于贫困农民和退伍老兵来说获得更多的土地和稳定的税率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5因此鼓励土地开垦的新政对普通民众极具吸引力，哈德良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类石碑铭文从侧面较好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北非努米底亚直到涅尔瓦时期（Nerva，96—98年在位）仍有大量土地并未得到有效开发，但到了哈德良时期该地区南部开始出现大量刻有“锡古塔的公共土地”（ager publicus Siguitanorum）、“锡古塔被分配土地”（agro diviso Siguitanis）和“奇尔塔被划拨土地”（agri accepti Cirtensium）等铭文的石碑。

2世纪之后伴随屯垦规模与农业人口的稳步增长，当地的游牧民族也因屯垦经济的发展更加频繁地在农耕区与荒漠地区间流动。一块来自私人农庄的石碑铭文暗示，早在图拉真末年至哈德良初年间帝国政府就已经开始明令限制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以防止季节性迁徙对谷物耕地和橄榄种植土地的破坏。7此外，哈德良任命专人勘察与重建了韦巴乡（Vespasian，69—79年在位）时期在上巴格拉达斯河谷的众多石碑，图拉真时期姆苏拉米人（Musulamii）在毛里塔尼亚凯撒里亚的活动区域，被精确地划分为姆苏拉米部落土地、殖民地土地与皇帝庄园土地等类型，这种模式也被哈德良推广到赛提菲斯（Satifis）西南地区其他的“努米底亚部族”（gens Numidarum）中。

部落人口不仅给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季节性的劳动力，也极大刺激了共生性交换经济的发展，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交换市场的繁荣。138年，一份授权某位元老庄园主的法令展示了市场设立的细节：

卢奇里乌斯·阿非利加努斯（Lucilius Africanus），最杰出之人，被允许在阿非利加行省，贝衮西亚（Beguensia）区域，姆苏拉米人在卡塞（Casa）的领地，11月诺奈日（nonae）前4天与12月朔日前12天，此后每月诺奈日前4天与下月朔日前12天建立与主持集市，从事贸易的附近之人与外来人，应被允许聚集和碰面仅以利益为目的，不受来自任何人的伤害和骚扰。

法令条文暗示农耕居民与周边游牧民族的互动在当时已相当普遍和频繁，从“仅以利益为目的，不受来自任何人的伤害和骚扰”的相关规定来看，帝国政府并不排斥甚至保护经济性的交往活动。同一时期其他铭文也反映了尼奇威斯（Nicives）和苏布尔布内斯（Suburbures）的部落居民与大庄园签订契约的现象，北非地区的这些市场不仅是劳动力和物资的交易场所，最终也成为罗马税收和行政管理的据点。

哈德良的巡视对西部边疆行省的另一个影响体现在当地城镇的发展方面。在图拉真与哈德良之后，官方设立新移民定居点的活动趋向终结，“殖民地”逐渐成为一种荣誉头衔，此后出现的城镇一部分是由前图拉真时期的定居点和军队驻地发展形成，另一部分则是游牧部落聚居地被罗马承认并赋予荣誉头衔的结果。

在哈德良停止扩张政策的影响下，帝国在日耳曼、不列颠和北非地区的军队进一步向驻守性质的边防军转变。罗马士兵一直拥有较为稳定且不低的收入，军团的驻地并不仅仅只有作战部队，还充斥着大量从事各色职业的服务人员，包括商人、巫师、演员、奴隶、甚至妓女等等，他们都是以部队为盈利对象的寄生性群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军团为中心的市镇，这一状况在无战事的和平时期愈发突出。6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2）后，罗马名将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前236/5—约前183）在西班牙（Spain）看见军队日渐懈怠状态后，下令清除军团周围的非战斗人员。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不列颠地区，考古资料证实不仅有随军女眷和儿童在哈德良长城附近的文多兰达（Vindolanda）要塞生活，还有各类民间商人与承包商为驻军提供服务。

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罗马明文禁止百夫长以下的士兵结婚，士兵私自缔结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他们的子嗣也无法获得罗马公民权。但随着时间推移帝国政府对普通士兵娶妻生子的行为逐渐默许，到了哈德良时期官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士兵眷属及其后代合法地位的局势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为调解士兵私生子继承权问题，哈德良曾专门与当时的埃及总督拉米乌斯·马尔提阿里斯（Rammius Martialis，117—119年在任）通信沟通，希望后者能够给予部分通融。8哈德良在巡视期间对驻军所在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子女继承权问题上的让步，让原本就生活在“战友”（contubernales）人际关系网中，已经习惯了服役地区的生活环境并在当地娶妻生子组建家庭的老兵们，在退役之后更愿意居住在军团驻地的附近。

边疆行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贸易的频繁在促进民众互动交流时，游牧部落首领出任帝国官职参与地方治理的现象也愈加普遍，而他们的聚居点因为对罗马的“功绩”（attributio）在得到官方承认被授予头衔后，逐渐由曾经的“部落”（gens）正式转变为帝国统治体系中的“城市”（civitas）。如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69—96）时期被安置的奇尼提人（Cinithii），即便一直保持了在农耕与沙漠地区迁徙的传统，他们的定居点在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时期依旧获得了“自治市”地位，而他们的首领更早在哈德良时期就已经是吉格提（Gigthi）的地方显贵。

四、结语

相较于罗马东部的希腊化世界，帝国西部的地区并不存在复杂的民族冲突与宗教矛盾。同时由于当地受罗马文化的显著影响，帝国在此地的控制力远超东部，威胁罗马统治的隐患主要来自于外部，因此哈德良在巡视期间推行的政策，也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说哈德良在希腊大陆和小亚的巡视，是为了整合不同民族势力消除帝国的内部隐患，那么他在西部边疆行省推行的军事与农业改革，则是確保罗马的外部安全。通过各项优惠措施，边疆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屯垦人口和退役老兵定居人数增加，游牧部落也在罗马的地方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镇规模在哈德良时期不断扩大。

不可否认，哈德良巡视是一次力图突破空间地理限制，将罗马中央控制力和皇帝权威深入地方社会治理的革新尝试，但我们也不应该高估皇帝巡视在帝国行政管理中的实际成效。无论是不列颠、日耳曼地区的人工防御设施，还是北非地区的农业治理和边区贸易，仍然依靠罗马旧有的官僚系统来维系和管理。此外，巡视中固然存在大量基于地方差异和具体问题制定的应对性措施，但仍有诸如荒地屯垦、土地划分等方面的改革，继承并延续了前人的政策传统和经验，因此仅通过偶发性或者预见性的二元划分，很难完整概述哈德良巡视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