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榕榕

关键词：晚期罗马帝国；奥古斯塔；皇室女性；政治参与

在晚期罗马帝国历史上，1海伦娜（Helena，250—330）、普拉西里亚（Pulcheria，399—453）、加拉·普拉西迪亚（Galla Placidia，388—450）、雅典娜斯-尤多西亚（Athenais-Eudocia，？—460）、艾丽娅·维瑞娜（Aelia Verina，？—488）、阿里阿德涅（Ariadne，？—515）、塞奥多拉（Theodora，？—548）等皇室女性，2曾经高度活跃于国家的宫廷政治、政府事务、军事外交和宗教事务等公共领域，且无一例外拥有“奥古斯塔”（Augusta）头衔。晚期罗马帝国的“奥古斯塔”们通过拥有、扩展并利用各种权力而在当时帝国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多方面施加自己的影响：其中，一些获得充分权力的奥古斯塔有权指定皇位继承人、介入皇位争夺、掌控皇帝的婚姻与教育，参与国政治理与官员任免，从而在宫廷政治和政府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军事方面，她们通过干预军事人员调配、影响与战争相关的外交事务等方式推动地中海世界战略局势变化；在宗教方面，她们积极参与基督教会的早期组织建设，促成大公会议召开、介入教会教义争论与人事争端、亲自前往或积极鼓励臣下前往圣城朝圣、大力向教会捐赠财产，进而影响地中海民众的信仰实践。由此可见，晚期罗马帝国的奥古斯塔群体，在运用她们的权力、推动罗马—地中海世界的社会与历史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奥古斯塔参政在政治上依附于皇权，同时在社会层面受到传统、习俗、教育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其在国政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西方罗马史学界有关晚期罗马帝国皇室女性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却甚少将奥古斯塔群体的施政能力和参政空间相结合进行探究。在国内学界，对于晚期罗马帝国皇室女性的关注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鲜少深入论及该时期皇室女性的政治参与、地位、史家笔下形象等论题。鉴于此，笔者从梳理晚期罗马帝国奥古斯塔群体概况出发，系统考察奥古斯塔群体多面向的施政表现，尝试多维度探讨皇室女性权力的基础与来源，进而在晚期罗马帝国皇权统治背景下就皇室女性参政的局限性進行合理地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获得“奥古斯塔”头衔的皇室女性概况

沿袭帝国初期开始的传统，晚期罗马帝国的皇室女性，即在位者的妻子、母亲、姐妹、女儿拥有成为奥古斯塔的资格。皇室女性的身份是成为奥古斯塔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在整个晚期罗马帝国阶段，获得奥古斯塔头衔的女性在皇室女性群体中所占比重并不高。

在晚期罗马帝国，皇室女性被加冕为奥古斯塔的前提与条件各不相同。与统治者缔结婚姻关系或随着丈夫称帝晋升为皇后，是获得奥古斯塔头衔最直接的方式。这一时期，至少有十余位皇后获得奥古斯塔头衔，是被加冕人数最多的群体。其中，艾丽娅·维瑞娜、阿里阿德涅、鲁皮西娜—尤菲米娅、塞奥多拉、索菲亚、伊诺—阿纳斯塔西娅、君士坦提娜，均与丈夫上台同步获得加冕。1此外，至少5位皇后是在生育子嗣之后成为奥古斯塔。其中，随着君士坦丁一世统一帝国，为君士坦丁一世生育了三子的皇后福斯塔获得奥古斯塔头衔。伍兹（D. Woods）指出，君士坦丁一世的皇后福斯塔生下了至少三子两女。统一帝国后，君士坦丁授予妻子奥古斯塔的头衔。无独有偶，皇后艾丽娅·尤多基亚也是在生育子嗣后，于400年获得该头衔。加拉·普拉西迪亚在421年被兄长霍诺留和丈夫君士坦提乌斯三世（Constantius III，421年在位）加冕为奥古斯塔，与她于419年生育了西部帝国的皇位继承人瓦伦提尼安有直接关系。421年成为皇后的雅典娜斯-尤多西亚婚后很快生育子嗣，于423年被丈夫塞奥多西二世加冕。李锡尼娅·尤多基亚也在是生育子嗣后，于439年获得加冕。学者指出，雅典娜斯-尤多西亚和李锡尼娅·尤多基亚分别于423和439年被加冕为奥古斯塔，这说明该头衔与皇帝配偶之生育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在晚期罗马帝国，还有数位母后、公主因对帝国政治具有重要影响进而被身为皇帝的儿子、父亲或弟弟加冕为奥古斯塔。海伦娜于325年被儿子君士坦丁一世加冕为奥古斯塔，君士坦提娜被父亲君士坦丁一世加冕为奥古斯塔。

此外，普拉西里亚于414年被弟弟塞奥多西二世加冕，此时正值从阿尔卡迪乌斯统治后期开始掌控帝国政府的东方大区长官安塞米乌斯（Anthemius，405—414年在任）的势力受到清除的关键时期。霍诺瑞亚也在年幼时由弟弟瓦伦提尼安三世加冕为奥古斯塔。曼（J. Man）指出，年幼即获得奥古斯塔尊荣头衔的霍诺瑞亚从此在权力和荣耀的簇拥下成长。

综上，在晚期罗马帝国，基于不同的背景，包括皇后、公主等在内的二十余位宫廷女性获得了在位者加冕的奥古斯塔头衔，从而有助于皇室女性在特殊时期或特定条件下，深入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

二、“奥古斯塔”群体的施政能力与表现

据史料记载，晚期罗马帝国的奥古斯塔群体在公共事务中的整体参与程度比较引人瞩目。皇室女性被加冕为奥古斯塔，不仅意味着正式得到民众的拥戴和帝国权力层的认可，而且标志着她会与皇帝共享权力——或许有些权力仅具有象征性。加南德（L. Garland）强调，皇后于法律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通常的加冕仪式，要在东正教牧首面前完成，牧首为皇冠祝圣后，皇帝亲自为皇后加冕，该奥古斯塔由此获得了与皇帝奥古斯都几乎同等的权力。

首先，在宫廷政治与政府事务方面，面对王朝存续濒临断裂的危机，多位奥古斯塔在皇位继承这一国家政治核心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450年，塞奥多西二世意外坠马而亡，姐姐普拉西里亚随即与当时的重要蛮族将领阿斯巴（Aspar，？—471）结成同盟，共推马尔西安（Marcian，450—457年在位）上台并与之成婚。泽诺去世后，阿里阿德涅公开宣布支持阿纳斯塔修斯为帝，并通过与新皇缔结婚姻，强化了其继位的合法性。学者认为，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即位体现了奥古斯塔在皇位继承事宜上的重要影响力。奥古斯塔群体也经常通过婚姻将外姓男性纳入帝王家族，从而为王朝的合法延续建立血亲纽带。8面对查士丁二世突然陷入神经失常的危急局面，皇后索菲亚在574年指定将军提比略为共治皇帝（co-emperor），代行皇帝职权。而且，奥古斯塔们还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积极介入皇位争夺。其中，福斯塔设计针对功绩卓越的克里斯普斯（Crispus，317—326年为共治皇帝），为自己所生之子继位铺路。君士坦丁一世之女君士坦提娜凭借奥古斯塔身份在意大利为维特拉里奥（Vetranio，350年在位）加冕。利奥一世之妻、奥古斯塔艾丽娅·维瑞娜曾两度指定皇位继承人，使巴西利斯库斯和莱欧提乌斯（Leotius，484—488年在位）先后获得帝位。在宣布莱欧提乌斯为帝时，维瑞娜凭借“奥古斯塔”身份向帝国重要地区与城市发布新帝即位的诏令，同时亲自为新帝加冕。索菲亚试图扶持查士丁二世的侄子查士丁尼（Justinian，525/30—577）上台，以取代刚刚继位的提比略。莫里斯之妻君士坦提娜在莫里斯去世后，试图密谋颠覆福卡斯的统治。由此可见，奥古斯塔群体的施政能力在帝国最高权位交接过程中得到了极大体现。

除了插手皇位继承事务外，奥古斯塔群体还能有效地操控皇帝的婚姻与教育、参与国政治理和政府人事任免。其中，普拉西里亚和加拉·普拉西迪亚分别为塞奥多西二世和瓦伦提尼安三世挑选皇后，17普拉西里亚对塞奥多西二世的教育进行精心谋划。在参与国政治理方面，君士坦提娜持续性地影响其丈夫、当时的共治皇帝伽卢斯（Gallus，351—354年在位）的施政。在塞奥多西二世在位期间，普拉西里亚充当摄政，处理宫廷、朝廷内外事务。普拉西里亚参与国政治理的经历延续至马尔西安统治时期，马尔西安的诸多政策在普拉西里亚的建议下实施。学者认为普拉西里亚在国政治理方面的权力显著。塞奥多拉不仅协助查士丁尼一世成功镇压“尼卡（Nika）暴动”，而且积极参与国家立法，在国政治理方面表现突出。此外，在政府人事任免方面，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 of Cappadocia，生卒年不详）、贝利撒留（Belisarius，？—565）、哲曼努斯（Germanus，生卒年不详）、瓦斯安努斯（Vasianus，生卒年不详）相继遭受塞奥多拉的免职、震慑与恐吓。查士丁二世的皇后奥古斯塔索菲亚曾协助丈夫惩处将军查士丁（Justin，？—566）、恐吓将军纳尔萨斯（Narses，？—574），并干涉提比略的财政政策。奥古斯塔群体的治理能力在攸关国家政局稳定与发展的核心事务上得以充分展现。

其次，在晚期罗马帝国内外复杂的战略局势中，奥古斯塔群体也有机会干预军事人员调配、影响与战争相关的外交决策，进而插手军事和外交事务。西部帝国的奥古斯塔加拉·普拉西迪亚摄政期间有效制衡军事将领菲利克斯（Felix，？—430）、波尼菲斯（Boniface，？—432）和埃提乌斯（Aetius，？—455），7同时与东部帝国保持友好关系，通过结盟、谈判、赠与及主动介入蛮族间争斗等外交政策，8积极应对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的军事威胁。福斯塔将父亲马克西米安（Maximian，286—305年在位）的军事计划告知君士坦丁一世，帮助丈夫取得军事方面的优势。9君士坦提娜鼓动维特拉里奥与马格恩提乌斯（Magnentius，350—353年在位）作战，帮助兄长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337—361年在位）克敌制胜。在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命丧于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战役后，面对敌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多米尼卡组织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臣民抵御外敌。与此同时，霍诺瑞亚和李锡尼娅·尤多基亚分别与匈人（Huns）领袖阿提拉（Attila，435/40—453年在位）和汪达尔人领袖盖萨里克（Geiseric，428—477年在位）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个人秘密外交的方式获取蛮族首领的支持。此外，塞奥多拉积极干预查士丁尼一世处理与东哥特王国（the Ostrogothic Kingdom）和萨珊波斯（Sassanid Empire）关系的决策，13索菲亚则在帝国面临萨珊波斯强大军事威胁之时，主导帝国与波斯的停战谈判。

最后，通过倡导召开大公会议、介入教会教义争论和人事争端等途径，奥古斯塔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帝国宗教事务的发展方向。普拉西里亚明确支持正统教派并打压一性论派。普拉西里亚对马尔西安的宗教政策施加影响，促成大公会议于451年召开，纠正449年以弗所宗教会议的诸多决议。普拉西里亚不仅参与了会议的筹备，还与马尔西安一起进入教堂，主持开幕式。加拉·普拉西迪亚支持罗马教皇利奥（Leo，440—461年在位）拒绝接受449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决议的决定，进而干预教会的教义争论。雅典娜斯-尤多西亚也曾介入基督教内部教派之争，自始至终支持一性论派。一性论派也得到了塞奥多拉的支持，塞奥多拉力促查士丁尼一世施行对一性论派的宽容政策。此外，艾丽娅·尤多基亚不仅主动调停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347—407）与加巴拉（Gabala）教会主教塞维利安（Severian，生卒年不详）的矛盾，而且拉拢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主教塞奥非鲁斯（Theophilos，？—412）以及主教塞维利安等重要教会人士，打压并两度放逐金口约翰，深度介入教会内部人事争端。在聂斯托利（Nestorius，？—451）与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Cyril，？—444）展开激烈神学争论时，普拉西里亚支持西里尔及其代表的埃及教区，而聶斯托利最终遭到罢免、放逐。普拉西里亚保护主教弗拉维安（Flavian，？—449）。修道士罗曼努斯（Romanus，生卒年不详）、塞维鲁斯（Severus，？—443）、副主祭约翰（John the Deacon，？—443）、修道士塞奥多西乌斯（Theodosius，？—457）等均是雅典娜斯-尤多西亚主动结交与保护的对象。加拉·普拉西迪亚尽力维系与神父圣巴尔巴提安（Barbatian，生卒年不详）以及主教圣彼得·克里索罗古斯（Peter Chrysologus，380—450）的密切关系。塞奥多拉支持并提升包括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塞奥多西乌斯（Theodosius，生卒年不详）、提摩太（Timothy，？—535）和安条克主教塞维鲁斯（Severus，？—538）在内的多名教会人士的职位。

与此同时，通过朝圣、进入修道生活、捐赠教会，奥古斯塔群体引领地中海世界的信仰转型。在被加冕为奥古斯塔后不久，海伦娜于327年前往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Jerusalem）朝圣，12并找到了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雅典娜斯-尤多西亚于438、443年两度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禁欲修道生活方面，普拉西里亚和雅典娜斯-尤多西亚表现突出：普拉西里亚保持贞女身份长达数十年，将宫廷转换为修道院；雅典娜斯-尤多西亚第二次前往耶路撒冷后，常年定居在圣城，直至460年去世。此外，晚期罗马帝国的奥古斯塔们踊跃捐建教堂、修道院，提供资金助力教会发展。海伦娜提供大笔资金用以教堂、修道院的建设，君士坦提娜曾在罗马捐建修道院。普拉西里亚、雅典娜斯-尤多西亚、加拉·普拉西迪亚、艾丽娅·尤多基亚、塞奥多拉大力捐赠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加沙（Gaza）、拉文纳（Ravenna）等地的教会，加快了教会积累财富的进程。毫无疑问，晚期罗马帝国时期之教堂、修道院建筑的增加归因于民众的慷慨捐赠，而掌握了财富的女性，在此举中的贡献不容忽视，可以认为是帝国宗教转型时期的重要信号。由于吸纳了大量贵族女性的财产，教堂、修道院等教会机构成为了重要的财富和土地的占有者。卡梅伦（A. Cameron）指出，基督徒将财富交给教会以便于再次分配，由此增加了教会的财产。基督徒捐赠的最大受益者是教会自身，为之后中世纪的巨额财富奠定了基础。教会在财富分配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令晚期罗马帝国逐渐过渡至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社会。

由此可见，在晚期罗马帝国，象征着享有尊荣和参政权的奥古斯塔身份，帮助众多皇室女性凭借个人才能积极参与国家的军政、外交、宗教等事务，同时与皇帝、文臣、武将、主教等重要男性的活动形成多层次互动与交织的局面。

三、“奥古斯塔”群体参政的依附性与局限性

在晚期罗马帝国，虽然“奥古斯塔”群体拥有高贵地位与参政权，但是，她们的地位与权力并非来自于其自身，而是具有浓厚的依附性与局限性的，这种依附性与局限性在本质上则源于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以男性为尊的大环境。总体来说，女性在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处于理论与现实中的从属地位，女性的身份与头衔来源于处于家族或家庭核心的男性家主。因此，即使贵为“奥古斯塔”，也无法摆脱其在男权社会中的性别劣势地位。

就“奥古斯塔”群体的依附性而言，晚期罗马帝国的女性、主要是皇室和贵族家庭的女性，即使有参政的机会，也与其所在家庭的核心男性的地位与职务高低及其与皇帝的关系之亲疏存在正相关性。显然，那些接近权力结构中心的女性，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宫廷中、拥有相应的身份和尊荣并获得奥古斯塔头衔的皇室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帝国的军政、宗教、文化等事务。皇帝、文臣武将、教俗贵族等重要男性形成了庞大的权力网络，控制着最为核心的国家资源，而高居于此权力网络顶端的皇帝，如果他的确是大权在握（排除个别的傀儡皇帝），就能有效掌控这张权力网络的枢纽，驱动和制约着权力网络中的所有贵族、官员。作为与皇帝关系最为亲密的（无论是直接的血亲关系还是姻亲关系）奥古斯塔，自然有机会利用与最高统治者的紧密关系去掌控最高权力。“奥古斯塔”之所以能够参政，正是由于作为皇帝最为亲近的女性，她们可以依靠其身份以及皇帝的信任或默许分享皇权。“奥古斯塔”自身并非权力的来源，其权力来自于皇帝，无论是与之共享还是皇帝的“慷慨”（或不得不）出让，其发挥影响力的基础性保障是来自于皇帝所给予她们的信任、支持与特许的权力空间。她们自然有机会在军政、宗教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她们可以与在位者共同会见他国使臣、代表皇室或与皇帝一起出席大型公共活动等。她们所享有的所有尊荣和权力，不仅平民女性无法触及，即便在贵族女性群体中，也属罕见。因此，皇族身份为女性参政提供了比其他女性更占优势的契机，而作为她们的夫君、父君或兄弟的信任和依赖，是她们能够触及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契机。

另外，在史书中不时出现的“奥古斯塔”与政府官员或著名人物之间的冲突及其后果，在本质上所反映的也是君主专制的晚期罗马帝国皇权的至高无上。正是在皇帝的纵容、赞同或默许下，这些“奥古斯塔”才能在斗争中展现其权威、推行其意愿、实现其目的。在政府与宫廷内部等级和权力结构森严的晚期罗马帝国，借助于与皇帝的紧密关系以及利益的一致性，拥有奥古斯塔头衔的皇后对其臣工和下属所实施的威慑与恐吓、拉拢与提拔，往往依仗着皇帝的威权，因此能够发挥显著的效果。史家普罗科比（Procopius，500—？）在记载塞奥多拉打压卡帕多西亚的约翰、钳制哲曼努斯、威胁贝利撒留的细节时，着意刻画这些受其摆布的高官显贵的恐惧。以弗所的约翰曾经细致描述索菲亚对元老、官员女眷的训斥，并且提到无人敢违逆索菲亚的意愿。这些高官显贵以及家眷们的胆怯本质上是出于对皇后们背后所依仗的皇权的畏惧。不仅如此，在压制与威慑官员时，奥古斯塔们均能得到权力网络中重要成员的协助。如金口约翰由于开罪了时任皇后艾丽娅·尤多基亚，皇后因此支持教会中金口约翰的政敌，双方合力导致金口约翰受到罢免与放逐。奥古斯塔们针对和打压的对象，除非能够直接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否则有很大概率会丧失参政资格。由此可见，晚期罗马帝国政府与宫廷的等级权力结构铸就了与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的皇室女性之显赫权力，也彰显了其参政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依附性。

就“奥古斯塔”群体参政的局限性而言，其形成原因首先在于长期以来罗马社会形成的男为主、女为辅的传统家庭模式，帝国社会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则被视为男性从属。虽然至晚期罗马帝国时期，传统的夫权婚姻已经逐渐被无夫权婚姻所替代，但女性仍然离不开她们总体上依附于男性的命運。正如一些学者所认定，在这一时期，对女性权利的抑制有所松动，体现在一些立法规则方面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条例，但在实际执行中未必能够完全落实。女性无论如何不会是家庭的独立支柱，她们的参政和社会活动也必然受到重重限制。女性参政的机会以及参政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受到家庭或家族中男性的身份、地位、职位变动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和制约，由此进一步塑造了晚期罗马帝国皇室女性参政的局限性。学者就此指出，证据显示，晚期罗马帝国的女性没有担任任何的公共职务。当资料中用额外的、形容词的姓氏来称呼女性时，这些姓氏来源于她们担任行政职务的丈夫。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晚期罗马帝国的奥古斯塔群体，其权力更多地集中于宫廷政治，而非军事、外交等事务，且几乎都是阶段性的。如前所述，在晚期罗马帝国，仅有普拉西里亚、塞奥多拉、索菲亚等少数皇室女性曾参与国政治理，而指挥军队作战、斡旋于军事纷争或干预军事人员调配的皇室女性更是屈指可数，仅限于多米尼卡、加拉·普拉西迪亚、霍诺瑞亚、李锡尼娅·尤多基亚等。斯塔普勒斯（A. Staples）指出，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罗马女性从来没有真正地对男性的政治主导地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在晚期罗马帝国，未见任何皇室女性能够以个人名义自行统领国家事务的现象，足见在性别角色约束之下，皇室女性参政在独立性方面的明显缺失。有学者指出，女性作为唯一的统治者被视为无序和不妥。如从塞奥多西二世执政时期起，在帝国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普拉西里亚，在塞奥多西二世去世之时，极具威望的她仍然谨慎地将将军人出身的马尔西安推向前台。吉本（Ed. Gibbon）就此认为，塞奥多西二世坠马而亡后，在教士和民众的欢呼声中，女皇普拉西里亚没有忘记性别带来的偏见和危害，她非常明智地决定要选择一位共治者。不仅如此，希望在军政领域发挥影响力的皇室女性均需借力于男性，且有意维系权力的皇室女性在权力斗争中往往不敌新任男性统治者。2李锡尼娅·尤多基亚、君士坦提娜、索菲亚、维瑞娜等奥古斯塔们在新任统治者上台后迅速失势以及在意图夺权之际需要扶持男性上台或依赖男性之势力，这些事例说明，在参与国家事务方面，晚期罗马帝国的皇室女性的行为事实上受到多方面的约束。

其次，男女所受教育的差异也是这种局限性形成的重要原因。在晚期羅马帝国，教育并未如现代社会这般普及。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之有无取决于她的出身及家庭的财富与地位。接受教育的方式，除了在当时社会极具代表性的教堂礼拜活动掌控的平民教育外，贵族家庭可以出资聘请家庭教师，以通过对子女的早期教育保持家族地位、财富的传承。除了极少数特例外，家庭出身之高低与受教育程度之高低之间存在着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成年之前，在受教育方面，贵族女性所获得的机会远不及同等级的男性。学者指出，女性在受教育机会方面受到区别对待。女性获得的教育机会较少，大多数女性将成年之前的时间用于熟悉家务，锻炼家务方面的能力，从而为婚后生活以及管理家庭做准备。相比之下，仅有少数贵族阶层的女性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阅读古典作品和宗教作品。即使接受了教育的女性，包括可能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奥古斯塔”群体在内，她们所接受的古典教育本身也是以男性视角为主导的，这就决定了“奥古斯塔”群体无法通过接受教育而自觉超越晚期罗马帝国男权社会对其思想与行为的规训。因此，从上述“奥古斯塔”的行事表现来看，在其施政或参政的诸多领域中，能够明显发现她们或者依照男权社会中的政治规则或手段行事，或者表现地如同已经逐渐基督教化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所期待的圣徒式女性。

最后，晚期罗马帝国“奥古斯塔”群体参政的局限性也同“奥古斯塔”与“奥古斯都”（皇帝）之间的关系特征存在关联。奥古斯塔群体的身份、地位与头衔的获得，取决于皇帝的意愿；凭借在位者的信任与支持，身份尊贵的奥古斯塔们能够较大程度地分享统治者的权力与地位，参与部分军政事务。毕竟，皇帝与皇后分别是国家地位最尊崇的男性与女性，也是“第一家庭”的核心成员，“帝后一体”所表现出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对这一阶段社会基本单位——家庭具有显著的示范意义。在皇帝执掌政务之时，皇后在宫廷中的权力是所有女性在家庭中相应权力的表率。作为皇帝的配偶，皇后的职权范围自然而然地被她们丈夫的意志与性格束缚。正因如此，在奥古斯塔群体中，只有皇后在其夫君完全有能力和精力处理国家事务之时，可以深度参与国政治理，如艾丽娅·尤多基亚、塞奥多拉、阿里阿德涅、索菲亚等人所表现的那样。在“夫妇一体”的前提下，皇后－奥古斯塔们也会积极维系皇权的至高无上，进而确保自己的地位。例如，在巴西利斯库斯起兵篡位时，阿里阿德涅选择前往伊苏里亚（Isauria）与丈夫泽诺共进退；在查士丁尼时代，为了与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塞奥多拉达成婚约，查士丁尼有效地把握了自己的权力，通过修改国家法律中不允许贵族与平民（尤其是优伶）成婚律令，而使自己与塞奥多拉的婚姻合法。皇后也深明此道，故比她之前的奥古斯塔们更为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和宗教管理，因而引起普罗柯比之不齿和非议。索菲亚多番阻止共治皇帝提比略的妻子伊诺进入君士坦丁堡大皇宫2 并制约提比略的权力。以上皇后们参政之做法的出发点无一不是为了确保皇权的稳固，而最终目标仍然是保护自己。

与此同时，皇后－奥古斯塔们在宗教事务上的积极参与，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基督教会的掌控、强化对民众精神领域的控制，从而稳固当权者的权位。有学者强调，尤多基亚之所以能不遗余力地打压金口约翰，归根结底是维护自己作为皇后的权力。塞奥多拉支持一性论派的做法和艾丽娅·尤多基亚屡次介入教会人士争端的活动，均以保卫丈夫的皇位为最终目标。普罗柯比指出，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奥多拉故意利用彼此宗教立场上的对立来控制持不同宗教观念的民众，他们在所有事务上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学者认为，查士丁尼支持卡尔西顿派，而塞奥多拉倾向于一性论派，这种奇怪的对立其实反映出他们紧密的夫妻关系。卡特兹（S. Katz）则认为，塞奥多拉始终是查士丁尼一世最有能力的帮手。另外，皇室女性大力捐赠教会的活动，构成了对家庭或家族中核心男性支持教会发展活动的辅助。由于基督教在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发展迅速、信众人数不断攀升，逐步取代了多神教在地中海世界民众信仰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亦可认定是在统治者的授意或默认下，奥古斯塔群体相当注重对基督教会的物质支持，留下了向教堂、修道院建设提供大量资金、装饰材料支持等方面的记载，其捐赠活动遍布帝国的多个城市与地区，以此获取民众好感，同时稳固其在家族和皇室宗亲群体中的地位。可以肯定，奥古斯塔群体的朝圣、捐赠教会的宗教权力基础来源于皇帝；奥古斯塔群体也借此举稳固与加强皇帝的权威。奥古斯塔群体宗教活动的起点与终点均指向在位者，这无疑表明其参与宗教事务所具有的依附性和局限性。

此外，由于晚期罗马帝国王朝的家族传承基于一夫一妻制下的男性子嗣生育，极易出现皇室绝嗣的情况。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奥古斯塔”可以通过选立新夫的方式延续王朝统治，如在推举马尔西安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上台后，普拉西里亚与阿里阿德涅促成皇位交接的同时与新皇结婚，充当联系新帝与原皇族的纽带，因此维持原有的身份直至去世。另一方面，也会出现新选任的皇帝脱离奥古斯塔控制乃至剥夺其政治地位的局面。如戴克里先之女、伽勒里乌斯之妻、奥古斯塔瓦勒里娅于311年遭到放逐，后在314年被处决。身份尊贵的瓦勒里娅之所以遭此变故，与其家族核心男性伽勒里乌斯的病逝和戴克里先退位有着直接关系。索菲亚的皇后身份与奥古斯塔头衔来自于丈夫查士丁二世，前述的指定皇位继承人、出面与波斯议和等军政权力表现建基于此。在丈夫去世、新帝上台后，索菲亚注定会丧失原有的权力。对此，有学者认为，若奥古斯塔们只是扶持男性成为政治拍档，而不是成为丈夫，这与通过婚姻进而将权力传递给男性的传统方式不同的策略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君士坦提娜的情况与之相似，因为失去身为统治者的丈夫莫里斯的庇护，君士坦提娜原有的身份、头衔随之丧失，命运之起落完全取决于后续掌权者福卡斯的意志。因此，“奥古斯塔”与“奥古斯都”的命运一体两面，旧帝的离世或垮台将导致留在人世的“奥古斯塔”的未来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总体而言，“奥古斯塔”的命运围绕着其夫君的成败而展开，唇亡齿寒是两者关系的写照。实际上，在皇位更迭时，大臣贵族都可以审时度势地改换门庭，以求在新的统治者庇护下保留自己和家族的富贵及声望。而丧失了最高权位的皇帝，却必定会失去一切荣华乃至自己的生命。于是，皇后－奥古斯塔们自然随之失势。能否摆脱这种命运，则依赖于继任皇帝的善意或是政治考虑，“奥古斯塔”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皇帝手中，这一特征就决定了其参政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基于晚期罗马帝国男权社会的本质、所受教育的局限及其与奥古斯都的关系特征，这一时期在公共领域主导或参与政治、军事、外交与宗教事务的以奥古斯塔为代表的皇室女性群体，其行为本身对晚期罗马帝国的皇帝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且其施政空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并未突破以皇帝为中心的权力网络的边界。

在晚期罗马帝国，虽然以奥古斯塔为代表的皇室女性在政治、军事、外交、宗教等公共领域的权力表现途径相当丰富，然而，皇室女性在国家事务中的主导与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依附性与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皇室女性的施政空间受到晚期罗马帝国以皇帝为中心的等级权力结构的约束，而女性在国家、社会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则是这一依附性与局限性的社会来源。与此同时，对于皇室女性而言，其借以施展权力的文化教育基础、头衔与身份源自其男性亲属——皇帝，也使得她们难以摆脱这种社会所强加的依附性与局限性。皇室女性的参政活动以及由此出现的与同时期重要男性人物之间的交织与互动，在不同层面上对晚期罗马帝国的王朝存续、国政治理、军事活动、宗教事务以及皇室女性自身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成为促进晚期罗马帝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