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源

关键词：约瑟夫斯；《犹太战争》；行省精英；地理书写；罗马疆域

一、引言

罗马（Rome）数世纪的扩张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地缘格局。至1世纪，地中海世界诸民族的领土相继被并入帝国的版图。尽管当时的罗马帝国仍然宣扬其统治“无远弗届”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实中的帝国边疆政策明显趋于对内闭合。

长期以来，罗马史学者一直依托于塔西佗（Tacitus，约56—约117/8）、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约70—约130）和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约164—229年之后）等活跃于2世纪乃至3世纪史家的历史叙述重建1世纪的罗马帝国政治史。近几十年来，众多学者相继指出，塔西佗等活跃于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治下的史家、文人有关1世纪政治史的书写，体现了“后图密善时代”（post-Domitianic era，96年以降）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如贬低前朝成就以衬托图拉真的“新时代”（Nova Aetas）。1同时，生活于1世纪的犹太史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约100）的史书日益受到重视。

约瑟夫斯是66—74年犹太战争的亲历者，同时见证了69年前后的罗马内战。他于内战之后定居罗马，在弗拉维王朝（The Flavian House，69—96）的庇护下开始了写作、研究生涯。他的两部史书《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和《犹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奠定了其历史学家的地位。尽管关于该史家的品行存在争议，但是学界公认，没有学者能绕过他的两部史书重建希腊化时期至1世纪犹太人的历史。近年来，约瑟夫斯对于罗马帝国史的贡献也受到重视，其史书被视为重建1世纪罗马史时不可忽略的一手文献，譬如，一些学者运用他提供的历史证据重建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前27—68）时期的权力交接问题。《犹太战争》对于罗马—犹太关系所提供的连贯、一致的历史叙述，更是为考察帝国与行省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书中有关犹太战争的一手史料，也使得罗马与犹太人之间的战争成为最典型的案例，用以研究1世纪后期罗马如何应对威胁帝国秩序的诸种边疆动乱或行省起义。

实际上，“犹太战争”在1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的确有着独特的政治意义。犹太人处于罗马帝国的东部边陲，恰好夹在罗马与帕提亚（Parthia）两个帝国之间，罗马如何处置该行省的领土及其人民，反映了帝国东部边疆政策的趋向。随着犹太地区完全被纳入帝国版图，关于这一场战争的纪念也成了69年后最重要的帝国政治记忆之一，第二代皇帝家族弗拉维王朝用其论证新王朝对帝国政治整合的功绩。在维斯帕芗（Vespasian，69—79年在位）、提图斯（Titus，79—81年在位）乃至图拉真等皇帝的授意下，关于“犹太战争”的纪念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以“犹太战争”为主题的纪念碑耸立于罗马城，以“犹太人被征服”（Iudaea Capta）为宣传口号的钱币也在帝国全境发行。对于内战之后的罗马人及帝国属民而言，这些纪念碑时刻提醒着他们，罗马在犹太战争中的胜利与帝国最高领袖的荣誉以及帝国体制的存续密不可分。6因此，《犹太战争》为考察内战后罗马的帝国政治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纪录，其作者约瑟夫斯基于行省精英和罗马公民的双重身份，不仅传达了他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同时也回应了帝国的扩张和边疆政策。

学界传统有关约瑟夫斯《犹太战争》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该书的主干叙事——即战争叙事上，而忽略了其中大量的地理书写。因为这些地理叙事乍看上去偏离主干，19世纪以来的“史料批判”（Quellenkritik）方法将这些内容视为无关紧要的“题外话”（excursus）。但是，这些所谓的“题外话”在全书中占有可观的篇幅，广泛分布于七卷之中，内容涉及罗马帝国疆域、被征服民族的地理分布以及犹太地区的地理知识，后者包括整个犹太地区的地势地貌、山川河流、要塞堡垒、城市空间、城址考古等。这些内容展现了约瑟夫斯对地理知识的熟稔和娴熟的地理写作技艺，为读者绘制了一幅详细的文字地图，蕴含了作者对于帝国疆域空间的独到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犹太战争》中的地理材料被纳入研究视野，如作为考古文献服务于以色列（Israel）考古学，2或从人文地理视角讨论犹太居住权和生存空间，3或基于现代空间理论讨论犹太人的认知空间，或运用叙事学方法讨论史书中地理空间的文学运用及地理话语的建构。最具影响力的方法则是将约瑟夫斯视为地理学家，并将其地理书写纳入希腊—罗马（Graeco-Roman）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其代表学者沙哈尔（Y. Shahar）创造了“地理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 Geographicus）一詞，以此命名其探讨约瑟夫斯地理思想的专著，而该书则被视为集大成之作。

本文延续近年来既有研究对约瑟夫斯地理书写的高度重视，但不同于以往空间理论和地理学方法对史书中地理材料的孤立运用，着意于将《犹太战争》的地理书写置于其叙事的整体结构中予以分析，并在1世纪帝国与边疆行省关系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地理书写所体现的疆域观及其与罗马意识形态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犹太地理书写与约瑟夫斯的故国情怀

《犹太战争》第一、二卷铺陈犹太与罗马两百年的历史，第三卷才正式开始叙写战事——加利利（Galilee）之战。但是，约瑟夫斯却常常在主干叙述之外插入大量的地理题外话。譬如，第三卷开篇第35—58节的地理叙述描述了从加利利到犹地亚（Judaea）的地形，按地理顺序依次介绍了整个犹太战争波及的地理范围，展现整个犹太地区的行政规划和地理风貌。第四卷，随着罗马的军队向南推进到犹地亚地区，约瑟夫斯依次介绍了数个军事要塞的地形地貌，并特别于第451—485节以30多节的篇幅细描耶利哥城（Jericho）和死海的水文信息。第五、六卷，罗马军队兵临耶路撒冷（Jerusalem）城下，作者于第五卷第136—247节详尽介绍了耶路撒冷的军事城防、自然地势、城中遗迹和考古知识，从外部环境到建筑本身细描了圣殿这一耶路撒冷最重要的神圣场所和宗教纪念碑。第七卷为战争尾声，其中分别在第164—189节和第280—303节以大量篇幅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仍在抵御罗马军队的马凯鲁斯（Machaerus）和马萨达（Masada）要塞的地形地势、驻防能力。如果将上述分布各卷的地理信息聚合起来，便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犹太地理书。

通过篇幅长短不一的地理题外话，约瑟夫斯绘制了一幅“文字地图”，展现了孕育犹太民族的地理空间以及象征犹太文明的城市、具有防御能力的要塞，使其地理位置、地势地貌、道路河流、要塞堡垒与城市空间在“地图”上清晰可辨。而书中关于城址、建筑的冗长考古知识则展示了犹太文明悠久的历史渊源，与当下即将被毁灭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些打断史书主体叙述的地理学知识和冗长的地形描绘，折射出约瑟夫斯对其故土家园的眷恋和悲悯之情。

硝烟散尽，曾经作为战士的约瑟夫斯身处罗马，“充分运用自己的记忆和罗马官方的记录”，书写那场注定失败的亡国之战。面对战后罗马世界对犹太民族的全面丑化，胜利者对犹太人“战争罪行”的横加指责，遍布罗马各地以颂扬当朝军事胜利的“犹太战争”纪念碑，以及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他冒着政治风险为自己的民族洗刷污名。在《犹太战争》希腊语版的序言中，约瑟夫斯先是抨击罗马帝国的希腊史学家颠倒事实以颂赞当权者、抹黑犹太人，进而提出了他书写犹太战争史的目的：“将曾用母语组织、送给内陆野蛮人的著作改写为希腊语”，为罗马帝国的臣民讲述“事实真相”（τὸ δ᾽ ἀκριβὲς τῆς ἱστορίας）。为了有别于他提及的某些“颠倒黑白”“道听途说”的希腊史学家，约瑟夫斯表明身份，声称自己是“[希伯来人（γένει Ἑβραῖος）]耶路撒冷人中的祭司，在战争开始之时亲身（αὐτός）与罗马人作战，并被迫旁观了（παρατυχών）之后发生的事情。”他特别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有关犹太文化和宗教的知识储备及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以证明自己书写这部历史的资质。5但是，特殊的政治环境意味着约瑟夫斯不得不带着“镣铐”写作，公然批评帝国的犹太人政策是无谋之举，弗拉维王朝的元首虽然声称不会重蹈前朝皇帝的覆辙，宣称要回归共和传统，但是严厉制裁反对者，或者将其放逐，或者施以鞭刑乃至死刑，起到以儆效尤的目的。约瑟夫斯自然不能公然挑战由帝国元首及元老院借由罗马纪念碑所认可和传达的关于犹太战争的政治记忆，而是以浓重的笔墨描绘战争的惨烈和犹太人的痛苦，以表达不同于帝国主流的声音，这一笔法在第三卷中尤为明显。

《犹太战争》第三卷的主题为约瑟夫斯与维斯帕芗在加利利的攻防战。按照由尼瑟（B. Niese）勘定的通行校勘本的章节划分，第三卷被分为542节。前34节中，维斯帕芗率罗马军队开进加利利，加利利最重要、最强大的城市塞佛瑞斯（Sepphoris）望风而降。话锋一转，约瑟夫斯在第35—58节介绍了从加利利到犹地亚的地理环境，随后用4节的篇幅简要交代了维斯帕芗在加利利的军事行动以及约瑟夫斯的应对。紧接着，作者便用长达45节的篇幅详细叙述了罗马的军事组织体系。第三卷开篇100节即全卷近五分之一的内容中，近60节的篇幅离开战事叙述，详细描述犹太地区的地理风貌和山川形势，并介绍罗马军制体系，不仅界定了犹太战争的地理范围，而且从罗马政体和军事学的角度将罗马帝国战无不胜的奥秘以知识的形式传达给读者，“题外话”所体现的冷峻的理性分析与犹太人起义必然失败的悲剧基调形成强烈反差。

在第三卷的尾声，悲剧色彩更为浓烈。罗马军队控制了整个加利利地区，维斯帕芗追杀败逃的加利利犹太人至革尼撒勒（Gennesaret）。在描述即将展开的血腥杀戮之前，约瑟夫斯突然岔开，用16节的篇幅描绘了革尼撒勒湖（即加利利海）及周边地带的地理风貌，以源自希腊修辞传统的无与伦比的细描（ekphrasis），展现了一副风光旖旎、异常优美的“愉悦场景”（locus amoenus）。作者采用了一连串修饰该湖水质的形容词：甘甜（γλυκεῖα）、最可口（ποτιωτάτη）、精美（λεπτότρον）、纯净（καθαρά）、适宜（εὔκρατος）、柔和（προσηνέστερα）、清凉（ψυχροτέρα）。面对如此优美的自然风光，约瑟夫斯用了“瞠目”（θαυμαστὴ）一词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一情感浓烈的词汇也出现在罗马军制题外话中：罗马军队征服世界的壮举令人“瞠目”（θαυμαστόν）。与此形成强烈呼应的是加利利地区美丽的自然风光、水土的富饶，而支撑这种富饶的正是“环境的适宜”（τῇ τῶν ἀέρων εὐκρασίᾳ）和“四季的良性竞争（ἀγαθὴν ἔριν）”。在约瑟夫斯看来，“适宜”意味着持中，“将不同种类的东西联系起来”“引导对抗的事物（τὰ μάχιμα）成为一个整体”。由于不偏向任何一种极端，适宜的气候富有极强的能产性，无论是植物中最为性寒的核桃，倾向炎热的棕榈树，还是喜好较为温和气候的无花果和橄榄都能在这里生养众多。然而，约瑟夫斯话锋一转，从风光旖旎的加利利海旋即转向战事叙述，加利利海成为罗马人屠杀犹太残兵败将的“屠宰场”。他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杀戮的可怖以及战争对自然的污染和毁灭：当维斯帕芗在湖上将犹太人屠杀殆尽后，整个湖水被尸体和鲜血填满，一度悦目的景色被可怕的气味和景象所取代，到处都是被焚毁、泡烂的肢体，污染了一度适宜的空气，令人痛苦、悲悯和厌恶，紧随着人为的破坏而来的是瘟疫。据約瑟夫斯所述，6，700名犹太人殉难于此地，尸横遍野的惨景就连罗马士兵都不忍侧目。

怡人风光和随后的大屠杀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差，杀戮的惨相和犹太人遭受的剧烈痛苦想必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产生强烈的怜悯之情。梅森（S. Mason）注意到，《犹太战争》中，“痛苦”（pathos）这一关键词以“几何般的（geometrical）精确”出现在全书各卷。斯沃博达（S. Swoboda）也指出，约瑟夫斯将犹太人的悲剧视觉化，使罗马读者能够直观地体会到犹太人遭受的痛苦，或许意图通过引起他们的怜悯以改善犹太人在罗马的不利境遇。通过地理书写，约瑟夫斯描绘了犹太人的故土家园遭遇毁灭的图景，其反战思想及其对犹太人苦难的悲悯之情跃然纸上。

然而，约瑟夫斯并没有被悲悯的情绪所淹没，而是展现了他对时局的理性分析能力。在第三卷开篇，他花费了大量篇幅呈现罗马军事体系的知识，冷峻地分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客观地指出罗马军事系统的优越性和最先进的政治、军事组织模式。2这些知识书写乍看之下延续了罗马文学传统中常见的颂扬罗马力量的套话，即罗马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系统，不仅击败其他民族，甚至能够改造自然。3但是，将其与犹太地区的地理书写结合起来考察，就可见约瑟夫斯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为确保犹太家园和共同体的安全而避免战争。但是这并非仅是鼓吹苟安避祸，他希望具备希腊文化修养的“雅士”（τῶν φιλοκαλούντων）能够学习这些军政知识以指导“政治实践”（πρὸς ἐμπειρίας），具备应对罗马强权的政治智慧。4这一审慎的态度不仅是约瑟夫斯个人的立场，同时也是当时行省精英的共识，这从《犹太战争》第二卷阿格里帕二世（Agrippa II，53—93/4年在位）演说中可见一斑。

三、阿格里帕二世的演说与帝国的“无远弗届”

66年，犹地亚总督弗洛路斯（Gessius Florus，64—66年在任）的暴政和他对耶路撒冷圣殿财富的洗劫，点燃了饱受罗马地方行政长官暴政欺压的犹太人的怒火。为了安抚犹太人的不满，犹太国王阿格里帕二世在圣殿发表演说，指控犹太人要挑起战端，劝阻他们不要主动招致兵灾。国王的演说辞着力渲染罗马军事的强大，其中插入了涉及罗马治下“臣服民族”（gentes devictae）以及罗马军团部署的题外话。这一题外话被现代学者称为“部族名册”（Völkerliste），5其中羅列的部族所包含的地理信息展现了罗马征服的地理范围，即“整个罗马帝国”（ὅλην…τὴν Ῥωμαίων ἡγεμονίαν）

阿格里帕二世对帝国治下“臣服民族”的列举从希腊（Greece）开始，途经马其顿（Macedonia），向东到黑海（Black Sea）沿岸，提到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五百座城市，其中列举了住在博斯布鲁斯海峡（Bosporus）和黑海沿岸的诸民族。接着他以希腊北部的色雷斯人（Thracians）过渡，将场景转向西方，来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以北，提及多瑙河（Danube）以南的伊利里亚（Illyria）、达契亚（Dac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又向西到高卢人（Gauls）这一族群。随后场景进入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他提到坎塔布里亚（Cantabria）和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再向北讲到莱茵河（Rhein）沿岸的日耳曼人（Germans），并穿过英吉利海峡（English Strait）抵达最西边不列颠（Britannia）的不列吞人（Britons），随后他将视线从最西边猛然转向最东边的帕提亚人。在描述了最西和最东端的两个民族后，阿格里帕又转移到了意大利（Italia），随后向南进入阿非利加行省（Africa）。他先提及迦太基（Carthage）和利比亚（Libya）的民族，紧接着向西依次提到叙尔特斯人（Syrtes）、拿萨蒙人（Nasamons）、毛里塔尼亚人（Maurians）和努米底亚人（Numidians）。介绍完这些民族后，他提到阿非利加的地标：西边的大海、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er）的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红海（Red Sea）和埃及（Egypt）。作为地理知识的补充，阿格里帕还顺带提及了埃及附近的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ns）和阿拉伯人（Arabs），以及在他看来与阿拉伯接近的印度（India）。

19世纪以来的“史料溯源传统”（Quellenforschung）通常认为约瑟夫斯利用了75年前后罗马行省军事部署的“官方档案”以勾勒罗马驻军的范围，他借阿格里帕的演说服务帝国意识形态，宣传罗马的力量不可战胜。20世纪80年代迄今，有关阿格里帕演说与这一“民族清单”的研究，或者强调犹太神学传统的影响，指出约瑟夫斯将罗马帝国的胜利和未来可能的毁灭都归因于犹太之神的意志；或者，引入后殖民主义批评，解读被征服者面对“殖民者”时复杂的身份二重性问题；或者强调古典传统中悲剧性的政治现实主义，认为约瑟夫斯和阿格里帕二世这些“本土居间调和者”虽然不认同“罗马和平”（Pax Romana），但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牺牲政治独立以保全犹太文化和圣殿。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约瑟夫斯复杂的罗马帝国观，但是其不足之处在于将演说中的“部族名册”过度简化为佐证罗马强大的证据，而未能充分考虑其中特有的呈现方式、地理分布、演说听众和《犹太战争》的实际读者等因素。

阿格里帕二世根据希腊、小亚细亚、多瑙河沿岸、高卢、西班牙（Hispania）、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不列颠、帕提亚、意大利、阿非利加、埃及的地理顺序编织了这份名册。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混乱、次序不明的地理表述方式。参照1世纪前后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2—24）和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4—79）对于环地中海诸民族地理分布的描述，斯特拉波的《地理学》（Geography）从西边的伊比利亚为起点，对不同民族按“顺时针”的次序展开叙述，老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则采用了由西向东的“线性”次序呈现，建构了以罗马为地理中心、其他民族为边缘、外延不断延伸的中心—边缘结构。阿格里帕的地理呈现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有别于传统罗马精英阶层以罗马为中心的地理原则，甚至在波戈热尔斯基（R. Pogorzelski）看来，这份清单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地理原则，阿格里帕仅仅描绘了一个以罗马为首、其他民族处于其治下的等级关系，罗马居于明显的权威中心，行省则体现了“同质性的罗马化（homogeneous Romanization）”。

考虑到演说情境，阿格里帕这一演说的直接听众是那些世代身居犹地亚的普通犹太人，他们正处在战争爆发前夕的恐慌，以及因遭受暴政而感到不公的愤怒情绪中，这些躁动的听众很可能会对这些冗长、应接不暇的异族名称感到一片茫然和不耐烦。然而，正是充分考虑到听众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国王对于“名册”的列举才以如此不同的形式呈现。阿格里帕通过列举被罗马人征服的诸民族，勾画了帝国征服的路线：以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为起点，依次由东至西，再由西向东，然后从中心的意大利向南，最后抵达埃及。以一些广泛分布的民族为参照物，比如色雷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阿格里帕二世自如地从东方转入西方，再从西方回到东方，并从希腊开始，到埃及结束。考虑到犹太战争的背景、约瑟夫斯和阿格里帕的犹太身份、演说情境、演说时的犹太听众乃至阅读史书的希腊语读者，希腊和埃及正是帝国东部希腊语区（Greek East）两个至关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霸权中心，阿格里帕二世正是通过这两个坐标与即时的演说听众互动，引导他们跟上自己的思路，依托这两个起始点勾勒出一幅平面路线图，将抽象的“整个罗马帝国”呈现为具有实际疆域的部族的领土组合，使犹太听众意识到阿格里帕所描绘的帝国的空间范围和整体性。

最后，阿格里帕着重渲染了罗马帝国的“无远弗届”和军事威慑，认为罗马人的征服动力不会因为满足现有的“边界”（ὅρος）而停止：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不足以限制罗马人，他们还凭借其武力“越过了赫拉克勒斯之柱，登上了比利牛斯山（the Pyrenees）的云巅，征服了那里的民族”。他还声称：即便存在未臣服于罗马治下的民族（譬如帕提亚人和印度人），他们也会等待着、准备好被罗马人征服，“所有的人都已把罗马人视作他们的主人，或者害怕很快也会如此”。对于如此明显的罗马帝国主义论调，学者们通常认为约瑟夫斯借国王的口吻宣扬罗马军队战无不胜。但是，史书中阿格里帕在发表这一演说时，体现的更多是符合特定演说情境的技巧，而未必仅是迎合罗马的政治宣传。首先，“战争即将爆发”是这位国王刻意渲染的危险，实际上犹太人的情绪远未达到引起战端的地步，他们此时仅仅请求国王尽快向罗马皇帝请愿。然而国王并无耶路撒冷的实际管辖权，因此无法满足他们的期待，于是他转移焦点，指控犹太人“寻衅滋事”，意图“招惹是非”。其次，国王在演说中明确指出罗马地方官员的恶行，承认犹太人在帝国之下实际上处于奴役状态，只是面对占绝对优势的罗马军队，必须“讨好”（θεραπεύειν）而非“激怒”（ἐρετίζειν）他们。他认为，与全面爆发战争带来的毁灭和公开羞辱相比，目前罗马地方官对犹太人“隐蔽的”（τὸ λάθρα）伤害是可以忍受的，不应把罗马官员私下的恶行转变为犹太人公开的对罗马帝国的全面战争。

类似的现实主义观点并非由约瑟夫斯或阿格里帕二世等犹太精英独享，也见于普鲁塔克（Plutarch，约45—120）旨在指导年轻人从政的《政务训言》（Precepts of Statecraft）中。这位活跃于图密善皇帝（Domitian，81—96年在位）治下的希腊行省精英向未来的希腊从政者传授作为地方共同体领导者的政治智慧：他们应维护共同体的安全，避免祸乱和空洞意见招致的疯狂。在与罗马打交道，他们要“看好头上罗马士兵的军靴”，注意所拥有权力的“节奏和限度”（τοὺς ῥυθμοὺς καὶ τὰ μέτρα），因时制宜、便宜行事。同时，他们应与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物结交，使共同体的“政体基石”（ἕρμα τῆς πολιτείας）更加稳固。与普鲁塔克关于政治智慧的教导对比，阿格里帕的演说明显传达了帝国行省精英面对罗马强权时广为接受的现实主义生存法则，旨在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稳定。

四、帝国“四至”：约瑟夫斯对帝国疆域观的挑战

《犹太战争》第三卷，战局已开，约瑟夫斯奉命在加利利督军作战。但在叙述战争前，作者却于第65—109节铺陈了长篇的罗马政体和军制的“题外话”，揭示罗马军队组织战无不胜的奥秘，预示未来战争的惨烈和犹太人的必然失敗。约瑟夫斯指出，罗马军制锻炼士兵身体和灵魂中的勇气，借由严酷的军法（νόμοι）以及比军法还令人生畏的将军，使士兵出于恐惧（τῷ φόβῳ）而奋勇作战。4他们坚忍不拔、无坚不摧，不让“机运”（τύχης）这样的偶然性因素存在插足之地。军队步步为营，制定战前计划，高效执行，于是完成了一项“壮举”：“帝国的边界”（τῆς ἡγεμονίας ὅροι）东至幼发拉底河，西及大海，南到利比亚，北抵多瑙河、莱茵河。5如此，约瑟夫斯依托山川河流界定了罗马帝国的四条边界，如此明确的边界说有别于阿格里帕二世演说辞中所表现的罗马“无远弗届”的帝国疆域观，体现了史家不同于犹太国王附和罗马意识形态的表述。

约瑟夫斯说的“帝国边界”不一定仅指领土。惠特克（C. R. Whittaker）认为，希腊文中的ἡγεμονία（帝国）并非特指领土，而是隐含了帝国的影响力和霸权覆盖的范围，包括统治之下的众多部族，其界限往往用ὅρος、finis等术语来指称，对应于英文的frontier（边疆）。至于行政管理层面控制的实际范围，更常用的术语接近于希腊文中的ἀρχή（统治），强调对行省土地的分界和管辖，拉丁语中往往用termini作为边界概念，对应于英文中的border（边界）。6因此，借由“帝国边界”这个短语，约瑟夫斯界定了罗马帝国霸权和统治能力达到的范围，而不一定指明确的行政管辖领土。7即便如此，这位犹太史家对帝国权势的限定也极大地挑战了盛行于帝国早期的“无边界”的意识形态。

1世纪之前的希腊—罗马文献很少将山川河流作为罗马的边界。譬如，共和末“三巨头”之一的凯撒（Gaius Iulius Caesar，前100—前44）在《高卢战记》（The Gallic Wars）中陈述了自己渡过莱茵河的理由，声称，希望让日耳曼人意识到“罗马军队不但能够，而且也敢于渡过莱茵河，使他们也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担几分忧”。8凯撒借此暗示：没有任何自然屏障能够限制罗马人的军事行动。同样，面对凯撒对莱茵河对岸的政治干预，日耳曼部落苏刚布里人（Sugambri）质问他，为何一方面枉顾莱茵河划定的权力（imperium）的界限，另一方面却又为日耳曼人划定了边界，不允许他们擅自渡河侵入高卢。这一模糊的边疆观在1世纪的地理观念中也有所体现。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仅有一处涉及罗马帝国的边界：“幼发拉底河以及它对岸的部分构成了帕提亚帝国的边界（ὅριον），但是河这边由罗马人、阿拉伯人的首领们以及巴比伦尼亚控制，这些首领根据谁在邻边，或者倾向于听从帕提亚人，或者听从罗马人。”细究之下会发现，这一边界只是对帕提亚帝国的界定，对于罗马人而言更像是划定势力范围的自然屏障，等待他们的跨越和征服。而诗人维吉尔（Vergil，前70—前19）更是借《埃涅阿斯纪》（Aeneid）中的天神朱庇特（Jupiter）之口宣扬罗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天神宣称赐予罗马人一个没有空间和时间范围的帝国：“我没有为这些人设下功业的范围和时限；我赐予了没有边界的统治（imperium sine fine）。”一直到图拉真时期，塔西佗在《编年史》（Annals）中才明确承认帝国存在界限：“帝国（imperium）被海洋或遥远的河流（像藩篱一样）所围绕（saeptum）。”5这一表述比约瑟夫斯关于罗马的疆域界定至少晚30年。

这种通过河流界定民族、文化、政治体的“文化分界线”（cultural termini）的思维方式明显不是罗马的传统，珀赛尔（N. Purcell）将这种传统追溯至近东。考虑到约瑟夫斯的犹太身份，该史家也可能受了希伯来《圣经》传统的影响，与犹太地理学以及“应许之地神学”（Land Theology）的问题有关。譬如，《以西结书》（47：13-20）预言耶路撒冷被围困、陷落，也预言了以色列的复兴及其“地界”：“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地的四界乃是如此：北界从大海往西特伦（Hethlon）直到西达达（Zedad）口……北边以哈马地（Hamath）为界。”“东界在浩兰（Hauran）、大马士革（Damascus）、基列（Gilead）和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的中间，就是约旦河（the Jordan）。”“南界从他玛（Tamar）到米利巴加低斯（Meribath-kadesh）的水，延到埃及小河（the Wadi of Egypt），直到大海。”“西界就是大海，从南界直到哈马口（Lebo-hamath）对面之地。”在瓦扎纳（Nili Wazana）看来，《圣经》关于“以色列地”的边界观念追根溯源，其源头仍然是古近东文献描述边界的词汇和套语。

尽管这种“四界”观源自古近东地理传统，但是就整个罗马帝国地理空间的书写而言，如沙哈尔所述，约瑟夫斯延续了希腊地理学传统，承袭了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约前118）—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术研究。波利比乌斯作为古典历史、地理叙述传统的集大成者，将地理视为理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创了独特的地理书写传统，对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约前135—前51）和斯特拉波等希腊地理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约瑟夫斯的地理书写正是与这些希腊地理学巨擘的对话，特别是，如沙哈尔指出，该史家积极回应乃至纠正了斯特拉波关于犹太地理的论述。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代表了元首制初期希腊地理传统下罗马世界观的主流观点，他从宇宙的视域指出陆地之上有“两个人类世界（οἰκουμένας），甚至更多”。但是他认为，并非所有的人类世界都是地理学关注的内容，地理学家考察的“人类世界”（οἰκουμένην）特指“我们居住（οἰκοῦμεν）和知道（γνωρίζομεν）的地区”，即罗马已征服的区域和未征服的高加索（Caucasus）、帕提亚、印度，而不关心大地以及海洋中的未知世界。多个“人类世界”以及“未知世界”的存在暗示罗马并没有如帝国意识形态宣称的那样将整个“世界”（Orbis Terrarum）纳入统治。但是斯特拉波用“中心—边缘”的文化边疆话语诠释了罗马帝国作为“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他将罗马置于世界的中心，称其“占据了世界最好的和最知名的部分”。如此，他将罗马征服的世界界定为宜居的文明世界，将未被罗马征服的世界贬为不宜居的蛮荒之地，遂将罗马人宣传统治的“世界”（Orbis Terrarum）等同于罗马人居住的“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调和了“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与存在疆域范围的政治现实的矛盾。

对罗马意识形态的迎合使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似有为帝国政治宣传背书之嫌，但是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与服务帝国并不矛盾。斯特拉波毫不讳言，地理学研究的一大目的正是为统治者服务：“最伟大的指挥官（μέγιστοι δ? τῶν στρατηλατῶν），毫无例外，是那些有能力统治陆地和海洋，将许多民族和城市统一在一个政权、一个行政管理之下的人。”在他看来，“整个地理学直接关系到指挥官的活动，因为，即使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组成了一个帝国，那时也未必能清楚了解各个地区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这部为新兴罗马帝国服务的巨著中，斯特拉波的疆域观调和了其希腊地理学下开放的宇宙观，以及罗马元首制草创时期帝国统治“无远弗界”的政治宣传。

相较而言，约瑟夫斯《犹太战争》中由阿格里帕描绘的“部族名册”包含了已被罗马征服和未征服但有可能被征服的已知民族，其中所体现的帝国疆域观，乍看之下与斯特拉波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相比于这位希腊地理学家所设想的帝国无边界的疆域宏图，约瑟夫斯借由阿格里帕所呈现的“部族名册”确定了帝国的征服范围，而由山川河流构成的“四界”——幼发拉底河、大西洋（Atlantic）、利比亚以及北方的多瑙河、莱茵河，则勾画了帝国轮廓清晰可辨、边界闭合的图景，大大缩小了斯特拉波所谓“有人居住的世界”乃至海洋的无限空间。约瑟夫斯的这种帝国疆域观虽然偏离了盛行于帝国初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却适时把握了1世纪后期帝国的现实，并预示了一种未来趋势——注重内部整合、放缓对外扩张。

五、结语

自前2世纪的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和1世纪之交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到奥古斯都（Augustus，前27—14年在位）为代表的罗马帝国统治者，以及罗马诗人维吉尔为代表的帝国文化精英，乃至2世纪的希腊演说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为代表的行省知识精英，都大力宣扬罗马帝国对世界的征服及其统治无边界的正统观念。为了调和罗马作为“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与帝国实际存在疆域范围的矛盾，他们或者无视帝国实际的势力范围，或者强调帝国的军事威慑及其对疆外诸国的政治、军事影响力，或者用“中心—边缘”的文化边疆话语将罗马帝国的地理边界视为文明世界的边界。约瑟夫斯有所不同。作为边缘行省精英和战后罗马公民，他凭借其犹太和希腊—罗马的多重文化背景，一方面在《犹太战争》中运用独特的地理书写，呈现了富饶适宜的犹太地区遭受战火毁灭的悲剧，诠释帝国强权之下行省精英维护地方共同体安全的策略和义务。同时，他提出了不同于罗马意识形态及主流地理学家构建的“无远弗届”的帝国疆域观，结合希腊—罗马地理空间的书写传统和源自犹太乃至古近东文化的“四界”观念，明确划定了帝国的“四至”，表达了罗马帝国地理空间和霸权范围的有限性，传达了一种边界闭合的罗马帝国疆域观。

由约瑟夫斯所传达的疆域闭合的罗马帝国观正与1世纪中后期罗马的行省政策相呼应。69年的罗马内战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威力，帝国濒临解体，其治下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内战期间，大量驻扎在罗马边境的部队调往中央参战，一些边境军队也拥立自己认同的皇帝角逐帝位，边疆安全岌岌可危。弗拉维家族的维斯帕芗成为元首后，重新分布军事资源，加强边防，派任忠诚的官员管理行省，向意大利之外的行省居民广泛授予罗马公民权，将许多内战中支持他的行省精英提拔为罗马元老，他们来自西班牙、高卢、阿非利加和帝国东部的埃及、叙利亚（Syria）、犹太等地区。这固然不意味着罗马停止了对外征服的步伐，但是总体而言，弗拉维王朝的三代皇帝比前朝诸帝更重视对已征服区域的整合，强化帝国治下臣民的“罗马”认同，而非将其“罗马”的概念局限于罗马城和意大利。在这个意义上，约瑟夫斯借《犹太战争》传达的帝国疆域观适时把握了69年内战后帝国资源重组的政治现实，预示了帝国疆域轮廓将走向闭合的总体趋势。

相较于身处帝国中心罗马的政治、文化精英，约瑟夫斯这样来自行省的少数族裔，作为被整合进帝国体制的群体，更易受到边疆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他们第一时间的回应有助于从帝国边缘群体乃至历史当事人的角度理解这些政策变化的影响，尤其是，1世纪中后期的帝国疆域观明显发生了从“无远弗届”走向“边界四至”的总体闭合趋势，借助这些边缘群体的视角，我们得以更全面地看待这一疆域观念变动与帝国政治整合乃至帝国体制存续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