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杨

关键词：诏令；受制；受诏；宣敕；政务运行

秦王初并天下，自号皇帝，改“命”“令”为“制”“诏”。帝制时代的诏令制度由此形成。传世文献中关于秦代诏令的记载不多，且所载制诏文书大都经过了史家的改写，已非原始面貌，更增加了研究难度。随着出土简牍的刊布，学界对秦代诏令体系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但受限于资料，对秦代皇帝诏令生成及运作的认识，仍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出土简牍所见“受制”一语出发进行探讨，试图揭示秦代中央政务运行机制的某些特点，同时，讨论中也将涉及西汉时期。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拟将中古时期关于王言运作的一些制度用语纳入视野，以期深化对汉唐间王朝政务运行机制变革与延续的认识。

一、简牍所见“受制”与诏令生成过程

关于秦改“命”“令”为“制”“诏”，里耶秦简8-461更名木方中有如下记载：

王谴曰制谴。（BV）

以王令曰［以］皇帝诏。（BVI）

承［命］曰承制。（BVII）

……

受（授）命曰制。（BXIII）

□（出）命曰制。（BXIV）

其中，“王谴曰制谴”表明“制”有时可直接指代皇帝。“承命/制”指大臣承君主之命并代表君主发号施令。而BXIII本为“受制”，《里耶秦简牍校释》编者认为“受”应读作“授”。孙闻博先生进一步推测BXIII、BXIV均是从命令发出者角度表述。不过，若BXIV确为“出命曰制”，则其主体并非命令发出者，而是领受、出宣君主命令的大臣。如《秦四年瓦书》载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云云。“受命/制”实际上也是指大臣领受君主命令，不必改读作“授”。“受命/制”应同“承命/制”“出命/制”一样，其后径接君主之言，相关诏令文书乃是在记录君主之言的基础上制作而成。对此，岳麓秦简中的若干令文提供了佐证。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

廿六年四月己卯，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親抚晦（海）内，南至苍梧，凌涉洞庭之（56/1001-1+1020）水└，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勿伐。臣状、臣绾请：其（57/1001-2）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臣敢请。制曰：可。 ·廿七（58/1104）

关于秦始皇巡游中禁伐树木一事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对于其间所涉诏令生成过程的探讨则尚有不足。相关令文实际上经过了“受制”“奏请”“制曰可”再“著令”等多道程序。其中，“奏请＋制曰可”是秦汉诏书生成的常见模式，属于《独断》所载“第二品诏书”。但“受制”环节却不见于《独断》。侯旭东先生着重分析奏请环节在诏令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而试图揭示“皇帝支配体制”说法的不足。而其中可补充的是，如秦始皇禁伐树木一事所见，并非所有奏请的动力都来自臣下。在“受制”环节，皇帝之言较为随意，且有抒情化表达，不类行政诏书。其原因在于，大臣“受制”时并不存在文书，只是皇帝当面口头传达而已。群臣领会指示，进行商议，制成文书，最终请示皇帝批准。由此也可推知，在秦汉时期，恐怕有相当一部分形式为“臣僚奏请＋制曰云云”的诏书，其中也蕴含着皇权的主动性。由此，“皇帝支配”得以贯彻全国，同时，臣僚在其中也起到协助作用。而作为中枢日常政务运行中的术语，“受制”亦直观反映出皇权体制下君臣之间的统属关系。

此外，关于简文“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秦桦林先生认为宜断做“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且“称吾不称朕”属传抄之误。陶磊先生则认为简文应为“受制湘山，上曰：吾以天下已并”。其实，如前所述，“制”本身就能指代皇帝，“制曰”即“皇帝曰”。“受制”后若再称“上曰”，则语义重复。至于“称吾不称朕”，应当并非传抄之误，而是对皇帝原话的记录。孙家洲先生推测，该诏令之所以存在抒情式表达，可能是因为诏书起草者御史大夫冯劫文化修养较高。不过，秦代尚未形成后世那样成熟的大臣草诏制度，秦汉时期也没有御史大夫草诏的制度。因此，将简文“自吾以天下已并……其皆禁勿伐”视作皇帝之言的照录更为妥当。

岳麓秦简又载：

令曰：制书下及受制有问议者，皆为薄（簿），署初到初受所及上年日月、官别留日数、传留状，与对皆（偕）上。不（100/1679+1673）从令，赀一甲。 ·卒令乙五（101/1667）

这条令文意在规范文书行政制度。政务运行中需要文书为证，但也离不开口头传达。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反映了奏请环节中文书的作用，此令则主要是对政令下行环节中文书制度的规定。令文区分“制书下”和“受制有问议”，亦表明“受制”所形成的文书，有别于以“制诏某官”起首的制书。相比制书所处理的政务，“受制有问议”所涉当多为日常事务，并非大事。例如秦王政要求“议帝号”，即未用“受命/制有问议”模式，而是使用起首为“令丞相、御史曰”的文书，相当于后来以“制诏丞相、御史”起首的制书。此外，令文中“初受所”是指领受皇帝命令之地，例如前引简文中的“受制湘山上”。“受制”的运作应具有一定灵活性，皇帝可以随时随地藉此流程发号施令。

《史记》中没有“受制”一词，但与其类似的政务流程则仍有迹可循。《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秦二世时期补刻之辞，在现存的实物中仍能看到，仅有个别文字与《史记》所载存在差异。其大意是：秦二世说，石刻皆秦始皇所为，而初刻时仅称“皇帝”而非“始皇帝”，这在后世容易让人混淆。对此，丞相、御史大夫的对策是将秦二世诏书补刻其后，这一建议最终得到批准。以“皇帝曰”起首的文书，与以“制诏某官”起首者有别，且“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不称成功盛德”这一段话，并不构成意思完整的命令，只是对秦二世之言的记录。但群臣却说“请具刻诏书刻石”，这是因为其间存在一个官员记录皇帝之言，进而制作成文书的过程。这一过程，同前述“受制湘山”十分类似，只是石刻中没有直观反映“受制”环节。

西汉时期，行政文书中仍使用“受制”一语。《居延汉简（壹）》：

千石官岁各课其县道官。卅六 廷尉受制曰：廷尉、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大守、诸侯□奉汤（20·9）

该简由多个残片拼合而成，在早期整理中存在误缀，其中“千石官岁各课其县道官”起初放在下端，且有字一面误被当做背面。但刘钊先生对修订后的简文又提出质疑，认为“县道”后尚有未尽之意，“卅六”应是某简的开头部分。此可备一说。虽然目前还无法完全解读居延汉简20·9的文意，但对其间所涉政务流程，仍可推知一二。刘钊先生认为，该简“所属诏书令著为令文之前的开头部分应当是‘制诏廷尉：廷尉中二千石……’”然而，结合前文对岳麓秦简“制书下及受制有问议”的分析，可知“某官受制”与“制诏某官”并不相同，“受制”自有相关文书流程，不会与作为制书（诏书）起首语的“制诏某官”混用。薛英群先生将“廷尉受制曰”判定为制书。此说亦未安。“受制”只是记录皇帝命令而已，该简并非来自制书册。又，陈直先生推测此简与“廷尉挈令”有关。其说当可从。中央各部门的“挈令”，有时会传抄至边塞。

故居延出有“廷尉挈令”。《史记·酷吏列传》记载：

是时上方乡文学，（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闻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

“上所是，受而著”显示出廷尉絜令的形成过程。从引文看，张汤奏事有时应属面奏，故存在君臣对话。“受而著”即是记录王言、进而形成政令文书。居延汉简20·9所涉政务运行过程应当与此类似。

二、“受制”与“受詔”的区别

相比文献中仅数见的“受制”，秦汉简牍及传世文献中“受诏”一语更为常见。“制”“诏”是皇帝文书之名，但二者却存在重要区别：相比“诏”，“制”更显尊重，而且可指代皇帝。这种区别，也反映到了制、诏与其他动词组合而成的行政术语中。例如，秦汉文献中“承制”意为代表皇帝发布命令，而“承诏”一般仅指接到诏书。“受制”与“受诏”亦可作此区分。相比“受制”，秦简所见“受诏”往往仅指领受诏书，并不具备信息传递的含义。《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有若干简文：

□└。自今以来，令诸尝受诏有案行覆治而能中诏以赐者，及虽不身受诏，诏吏之所遣事已，上其奏（327/1857）

受诏有治殹（也）及上书言事└，所以为可而赐者└，闻其县官或即以其治事用灋律尽极中诏（328/1809）

□赐，及诸上书言事而赐者，其赐皆自一衣以上及赐它物，直（值）其赐，直（值）千钱以上者，其或有辠䙴（迁）（329/1850）

虽然学者目前对上述简文的编联尚无一致意见，且其间或有缺简，但文意大体上比较清晰。所谓“诏吏”，指的是受诏之吏，当与后世“制使”类似。官吏受诏完成任务后，需要上奏报告皇帝。若治事得当，则皇帝使用“中诏”颁赐奖励。另外，如果某人不是直接受诏但发挥了作用，“诏吏”完成任务后将其报告给皇帝，大概也能得到奖励。令文中所谓“中诏”，相比经官僚机构运作颁行的制诏，更具皇帝个人色彩。

官员个人得到“中诏”赏赐后，官僚机构并不掌握其受赐情况，因此还需受赐者“闻其县官”。

关于受诏治事，岳麓秦简又载：

●辠人久（系）留不决，大费殹（也）。·诸执灋、县官所治而当上奏当者：·其辠当耐以下，皆令先决（078/1034）论之，而上其奏夬（决）。·其都吏及诸它吏所自受诏治而当先决论者，各令其治所县官以灋决论（079/1007）之，乃以其奏夬（决）闻。·其已前上奏当而未报者，亦以其当决论之。·其奏决有物故，却而当论者，以（080/1006）后却当更论之。 ·十六（081/0999）

令文将“都吏”与“诸它吏”并举。“都吏”为郡吏，在汉代指督邮，《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说，都吏今督邮是也。”2秦代“都吏”本身即具有司法权限，3不必另行受诏才能治事。因此，简文中“所自受诏治”指的仅是“诸它吏”。它吏受诏治事，本质上是一种差遣，而这广泛存在于当时的官僚体系中。

岳麓秦简又见“受制诏”：

●受制诏以使者或下劾吏，吏治之，劾节（即）不雠，或节（即）征遝使者└，请：自今以来，受制诏以使，其所举劾（063/0899）书具言不雠过误状，署（064/C10-3-2-1）之。·三 ——（065/1035）

此令规定对“受制诏以使者”出现过误时的处理流程。“受制诏以使”指领受皇帝命令执行任务，可能包括“受制”与“受诏”两种，此处系合而言之。

最后还有一则关于汉初的记载需要说明。《汉书》记载魏相上书宣帝时引用“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

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皃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

“高皇帝所述书”应是诏令汇编，与原始文书关系较近。《汉书·艺文志》：“《高祖传》文十三篇。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二书内容应当相似。引文所涉政务运行流程比较清晰，无需详述。但奇怪的是文中用“受诏”而非“受制”。如上文所见，出土文献中“受制”与“受诏”的区分比较明确，并不混用。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原始文书即为“受诏”，秦汉之际制度存在差别；二是后人改写所致，比如原始文书中的“制诏某官”便多被改写为史书中的“诏曰”。两相比较，第二种可能性应当更大一些。

三、对“受命/制”出现及消失的推测

在战国秦汉官僚体制演生的视野下，可对“受命”的出现与“受制”的消失略作推测。

（一）“受命”的出现

前引岳麓秦简数见“受诏”，可推知秦统一前应有“受令”一语，且与“受命”相对，二者的区分应与“受制”“受诏”相同。如所周知，“命”“令”本为一字，二者分化于东周时期。但二字具体的分化时间，却不易探究。不过，至晚至战国中期，“命”和“令”应已有比较明确的区分。赵超先生指出，战国时期作为官职名称的“令”均写作“命”，原因在于这些官员是代国君发布命令。战国时期，各国官僚体制确立，文书逐渐成为政务运行最主要的载体。此前，君命的发布多以口头形式进行。尤其是在中枢政令运作中，虽然有时也可能使用简牍记录，但君主口谕、大臣听受施行应占多数。不妨进一步推测，“命”“令”的分化也伴随着文书行政机制的演生。行政體制中“受命”的出现，或可追溯至此。

不过，在战国时期，相比“受命”，“出命”可能更为常见。《秦四年瓦书》记载：

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酢，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取杜，才酆邱到于潏水，以为右庶长歜宗邑。”乃为瓦书，卑司御不更封之，曰：“子子孙孙以为宗邑。”

此瓦书时间为秦惠文君前四年（前334）。李学勤先生推测“大良造庶长”即“大良造”爵级之繁称，“游”即秦兵器题铭中的“相邦樛斿”。孙闻博先生又指出，惠文王时期始设相邦，职官顶端遂由爵官不分、以爵统摄，逐步向爵官两立、以官定位。“出命”仍是官僚体制演生初期的产物，故带有鲜明的口头传达色彩，如《尚书·舜典》载：“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大克鼎铭文：“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汝）出内（入）朕令（命）。”里耶秦简8-461载秦改“出命”为“出制”，但“出制”却不见于其他简牍，传世文献中亦无踪迹。很可能随着文书行政机制的演生，尤其是御史记录王言职能的发展，“出制”在政令运行中逐渐消失，“受制”的使用则趋于增多。

相比“出命/制”，“受命/制”相关文书虽然仍以君主口谕为依托，但直到秦代依然广泛使用。原因或有两点：其一，“受命/制”后还需形成文书，再奏请批准，相关运行流程能够适应文书行政机制的发展。而大臣“出命”后，应并无再行奏请的规程，这不具备文书行政的严密性。其二，如前所述，“受制”及相关政务的运作具有较大灵活性，这是以“制诏某官”起首的制书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制书的发布需要经过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前引岳麓秦简所见“制书下”与“受制有问议”，在日常行政中能够起到互补作用。这也反映出口头传达在文书行政时代所发挥的作用。

（二）“受制”的消失

目前所见最晚的“受制”文书为居延汉简20·9，此后的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中皆无此语。限于史料，对“受制”消失的缘由、过程不易推测，但前引汉高祖时“大谒者襄章受诏”一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线索。代国玺先生认为“襄章受诏”是西汉中后期中朝臣“承制”宣诏的先声。8从中枢政务运行的大致过程来看，此说有其道理。但严格来说，里耶秦简8-461中已经同时出现“承制”和“受制”，二者间隔数条，应并非一事，并不会构成先后继承关系。“受制”只是记录口谕，此后相关政务还需奏请皇帝批准。相比之下，“承制”者的自主权有时可能较大，且在处置完成事务之后，未必一定要向皇帝详细汇报。汉代以降，“承制”经历了转型，且在史书中十分常见；“受制”却随着王朝中枢体制的演变，在史料中基本消失了。

“承制”本是西汉中枢日常政务运行中的术语，如西北汉简“传信”文书多有“承制签发”的情况。9两汉之际，由于中枢体制的演变、尚书机构的发展以及政局变动，“承制”由内而外，从日常政务变为权宜措置，如大臣“承制封拜”“承制行事”等等。其中，尚书机构的发展，改变了西汉“中朝”政务运行格局，给后世带来巨大影响。本文推测，“受制”的消失，应当也是西汉中后期以来尚书机构发展的结果。

在“大谒者襄章受诏”一事中，大谒者的角色与后来的尚书十分相似。至吕后时，西汉仍有大谒者，《后汉书·宦者列传》云：“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2相比吕后时宦官任大谒者，高祖时的大谒者、中谒者也可能是士人。黄怡君先生认为，《二年律令·史律》有“尚书卒史”，但《秩律》无尚书，可能是因为当时一度不置尚书令、丞，而以中谒者令（大谒者）承担尚书事务。3西汉前期尚书主要负责传递、保管文书，地位不高；西汉后期以降，尚书职权逐渐扩大。4前引岳麓秦简记载有“受制有问议”，其中“问”可能包括询问、责问，至汉代则有“尚书问”。《汉书》记载：“天子使尚书召问（黄）霸：‘太尉官罢久矣……君何越职而举之？’尚书令受丞相对，霸免冠谢罪，数日乃决。”此外，成帝曾“使尚书问（谷）永，受所欲言”。东汉时期臣民上书后，仍有皇帝令尚书“问状”之例。从“受制问”到“尚书问”的变化，反映出尚书机构职权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政务运行机制。而尚书机构的发展，也带来了诏令生成与运作机制的变革，亦即从“御史记录王言”转变为“尚书草拟诏书”。同时，诏令体系至东汉亦取得较大发展，蔡邕《独断》所载策、制、诏、戒敕四种文体及“诏书三品”即其明证。早期文书行政体制中带有口头色彩的“受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最终消失。

四、从“受制”到“宣敕”：中古时期的变革与延续

“受制”虽然在汉代消失，但其所涉行政程序，在后世仍能找到踪迹。汉代以降，诏令（或称“王言”）体制经历了复杂变化。在各种文体名称中，秦汉时期“制”“诏”的使用最为广泛；而在唐代“王言之制”中，“敕”更为常见，此时制书（诏书）仅限于宣布重大事项。可以说，“敕”的兴起，是汉唐间王言体系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同时，南北朝隋唐时期皇帝的口头命令也经常被称作“敕”。考察“敕”的运作程序，可以发现，简牍所见“受制”相关环节在后世仍有体现，只是形式已发生改变。前引《后汉书·宦者列传》称大谒者“受宣诏命”，这提示出“受”与“宣”的关联性。中古时期常见“宣”“宣敕”等用语，在政务运行的过程与空间层面，与“受制”颇有相通之处。试分析如下。

作为谓语的“宣”可以有两种主语。其一是皇帝，如《隋书·百官志》记载南朝任官制度：“其有特发诏授官者，即宣付诏诰局，作诏章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又画可，付选司行召。”此处“宣付”是指皇帝将意见交代给草诏官员。其二是官员，如萧瑀谓李渊曰：“臣大业之日，见内史宣敕，或前后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比每授一敕，臣必审勘，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

内史即中书。南北朝史料中，即已常见中书官员“宣敕”。如《南齐书·幸臣传》记载刘宋孝武帝时，“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帝遣尚书二十余牒，宣敕论辩”。皇帝所遣宣敕官员即是中書舍人。又如《广弘明集》记载：“至四月十八日，中书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宜加勇猛也。’”此处任孝恭所宣者，是梁武帝给邵陵王萧纶之敕。概言之，“宣”是政令传递中的专用术语，同时，现存史料中“宣”的主体以官员占多数。

更为重要的是，“宣”明确出现在诏敕文书当中。唐代“王言之制”中的册书、制书（诏书）、敕书皆有“中书令臣某宣”，其中，制、敕又有中书侍郎“奉”和中书舍人“行”。3例如敦煌P.2819开元《公式令》所载制授告身式中包含制书体式：

门下：具官姓名。德行勋庸云云。可某官。主者施行。

年月日

中书令具官封臣姓名宣

中书侍郎具官封臣姓名奉

中书舍人具官封臣姓名行

侍中具官封臣名

黄门侍郎具官封臣名

给事中具官封臣名 等言：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

年月日

制可

此“宣”即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中古时期，诏令生成过程中的“宣”，也具有信息传递的含义。皇帝“宣付”时，可以采用口头或文书形式，后者即所谓“词头”。中书官员根据皇帝旨意草拟文书，呈报皇帝同意后，再转发门下审核。这也就是前引萧瑀所说“每授一敕，臣必审勘，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此外，在由宦官传达的一些琐细事务中，也使用“宣”，唐《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中，收录了不少形式为“奉敕语某人……年月日某官宣”的文书，均为宦官所传达的皇帝口头命令。由此不难看出，就诏令生成的初始环节而言，简牍所见“受制”环节与中古时期的“宣”“宣敕”颇有相通之处，只是后者的运行机制更为精细、规范。在此基础上，至晚唐五代时期，“宣”最终演化为一种专门的文书。

此外，秦简所见“受制”之后再行奏请批准的环节，在中古时期也仍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唐代政务运行中广泛使用“敕后起请”和“敕后商量状”，《唐会要》载开元十九年（731）敕：“尚书省诸司，有敕后起请，及敕付所司商量事，并录所请及商量状，送门下及中书省，各连于元敕后，所申仍于元敕年月前云起请及商量如后。”敕后起请、敕后商量状均是连于原敕之后、再奏请皇帝批准的文书，这与“受制”相关文书的运作相似，只是此时文书完全取代了口谕。刘后滨先生指出，敕后起请及商量状的普遍应用，反映出唐代宰相逐渐处于具体政务裁决者的地位，且从“坐而论道”的咨询者演化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同时，皇帝也走向国家政务运行的前台。若将本文所论“受制”及其后续政务运作纳入视野，则可以看到秦代似已存在这种情况。至于宰相之“坐而论道”，更多地是汉代以来兴起的、关于宰相制度的一种儒家理想化描述。

五、结语

综上所述，据里耶秦简8-461所载，秦并天下后，改“受命”为“受制”。分析岳麓秦简中的记载可知，“受制”是指官员听受并记录君主口谕，随后官员则会再行奏请君主发布文书。相关环节，展现出君主集权下的君臣分工模式与政务运行机制。相比之下，文献中的“受诏”则指领受诏令，多不具备“受制”所蕴王言传达的含义。这种差异的背后，是秦汉王言体系中“制”与“诏”的区别。带有口头传达色彩的“受命/制”出现于官僚制演生初期，随着王朝文书行政机制的成熟，尤其是尚书机构的发展，“受制”最终消失于汉代。

另一方面，在中古时期的诏令生成过程中，依然存在与简牍文书所见“受制”相似的环节，即“宣敕”。从“受制”到“宣敕”的演化，伴随着汉唐间王言体系的演变与中枢行政体制的发展。同时，唐代的敕后起请、敕后商量状，亦与秦汉大臣“受制”后再行奏请的文书规程颇有相通之处。即此而言，在汉代以降中枢体制、诏令形式均发生了巨大变革的背景下，诏令运作的基本程序仍有一定的延续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尽管中国古代的制度形式经历了纷繁变革，但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结构则具有高度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