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樱

本名钟倩。85后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已出版《含泪的绽放》《泉畔的眺望》《金蔷薇与四叶草》《千佛山：遥望齐州九点烟》。

生死毁灭，一念之间。放下阿萨的电话，我从书橱里翻出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书，在至痛压顶的时刻，向同类寻求安慰向来是一条捷径。

20年前，当我住进省中医风湿免疫科病房的时候，才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硬皮病、银屑病等，每个医学名词背后都是一座深不见底的迷宫，比卡夫卡的《城堡》还要复杂，比博尔赫斯的《沙之书》还要迷幻，令人几近晕眩——就像打仗找不到敌人，这些疾病至今找不到确切的病因。譬如红斑狼疮，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伴有多系统、多器官的损害，关节炎症、肾脏受累、心肺受损、淋巴肿大等。早在公元前，希波克拉底曾将这种疾病命名为“痛苦的被啃咬的皮炎”。后来，法国皮肤专家第一次描述了蝴蝶样红斑，20世纪初被重新命名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许，红斑狼疮本身就是双关语：“狼疮”源自拉丁语，是狼的意思，指脸上典型的蝴蝶斑，使人想起狼脸上的白色印记，同时又指病情反复，如狼的脾性无常；“红斑”属于希腊词，意为红色的皮肤。

我的对床6号就是这种病，她来自德州农村，家庭妇女，40多岁，鼻翼两侧对称的红斑，远看像皮癣。红斑呈蝶形，淡红，边缘很不规则，氤氲出重叠的幻影，像极了敛翅闭目的蝴蝶，不知情的会以为是皮肤过敏所致。她满脸委屈，对我说道：“都说这是富贵病，我一个农村人，把家底都花了也治不好，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当初发病比较急，在县医院误诊，当成皮肤病治，她出现腿肿、肾炎、脱发等症状。那段日子，医生给她加大激素量，导致她饭量大增。我刚入院睡眠不好，每天过了晚上12点她就起来加餐，也不開灯，动作驾轻就熟：晚饭剩下的菜汤，她斜着身子伸出一只胳膊，提起暖瓶倒入些许热水，再用手掰开个凉馒头，拿勺子搅拌几下，便吧唧吧唧大口吃了起来，比吃山珍海味还要美味。开始我捂着被子偷笑，后来怎么也笑不出来，每次听到她又起夜加餐了，便心头五味杂陈，辗转难眠。

奥康纳患有红斑狼疮，仅活了39岁，她的父亲也患此病。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本书里，奥康纳透露道：“最近几年，我在思考两件事，疼痛与成功。其中单独哪件都不会给我太大影响，但是两者结合起来则对我影响巨大……”第一次读到这里，我难以理解，一个人，得有多大的勇气和信念才能看见深陷病痛泥沼不能自拔的恩典？疾病，分明就是无力、破碎、绝望、暴力的代名词，怎么能与恩典挂上钩？直到后来，我也成为风湿免疫科的常客，经历生死之劫，才幡然醒悟：我这条命还活着，还能每天在电脑前噼里啪啦敲打键盘，在文字的王国里指点江山，谁能说这不是恩典？于我而言，读与写并非单纯的精神劳作，而是背向世界的自我修行，使我保持某种平衡。生活处处充满希望，比起死神偷袭，我的手指关节变形都不值一提。

阿萨是我以前的病友，比我小5岁，我俩同患类风湿。她关节变形后，无法下地走路，反复考虑好长时间，最终放弃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选择保守治疗。当我得知她做出这个决定时，心里难过了好几天，一个字也没写。这次在电话里，她说起另一位病友婷婷的遭遇。婷婷是狼疮患者，没得病前，她爱打扮，也爱笑，生活顺风顺水，在单位一路晋升到部门经理。儿子五岁那年她确诊，一度濒临崩溃，全国各地治疗，从大医院到小偏方，病情终于得到控制。从那以后，她辞职在家，安心静养，但病情反复发作，她患上了抑郁症，断绝与外界一切来往。后来，老公的公司摊上官司破产，她偷偷减药，病情再度发作，关节肿痛、肠胃出血、肌肉抽搐、血尿、肾炎集中暴发，一个深夜休克被送进了医院抢救。康复出院后，婷婷找到我，她说了很多悔恨的话，我记住了一句，至今刻骨铭心：

活着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因为我们要死很久很久。

生与死，仅隔一张纸。或者说，疾病就是埋藏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死神，它永远沉睡和假寐，永远若无其事。我们无所畏惧地向前走，殊不知是在生死边缘徘徊；当顽疾突袭，不过是一次死亡的彩排，但没有人能够保持从容淡定。

病房里的狼疮患者，占科室住院一半人数，且都是女患者。那位家庭妇女很快就出院了，其实是被“撵”出院的，从县医院转过来一个重病号，床位紧张，住院医生一趟趟做动员工作，她当天查完房就办理出院手续回老家了。临近下班，重病号住了进来，成为新6号床。她27岁，头戴遮阳大草帽，身着碎花连衣裙，穿白大褂的实习医生用轮椅把她推进病房，我有机会近距离打量，她的脸上、脖颈布满蝶斑，后背成片成势蔓延开来，几乎覆盖住了皮肤本来的样子。事后才知道，实习医生是她的小老乡。入院第二天，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她的老公脸色发青。“激素用量小，发展太快，来得有些晚了！”最后两个字，医生拖着长音。女子几乎是整个身体陷在白床单里，一天到晚24小时不间断地输液，吃很少的饭，说话更少，可以忽略不计。中途去厕所，男人举着吊瓶，我瞥见她上眼睑的浮肿消退。男人一看就当过兵，退役后在家务农，守在床边也是腰板坐得笔直，好像体内始终酝酿着一股子力量。有天晚上，主任医师过来查房，主要看6号床这位经常在各大媒体上出镜的女教授，似乎见过太多与死神的博弈，她说话不疾不徐，一站就是半个多钟头，她上来没有谈病情，与男子唠家常，从老家的麦子、未满三岁的孩子说到如何照顾病人，“她喜欢吃什么就给她买什么，这样不留遗憾，两个人相爱一场，就要好好对她”。那段时间，我的病情反复，激素药副作用又暴发，爱发脾气，心也烦躁，所以也没听出什么不对劲儿。

从那以后，男人变着花样买饭，红烧排骨、糖醋里脊、油焖大虾等，反正都是硬菜，外加每天中午一份营养鸡汤。他从医院食堂预订，饭点准时有人送过来。丰盛的伙食，消耗的是日渐薄弱的家底。几天后，男人的父亲从老家过来送住院费，老人年过七旬，身着对襟开衫，脚蹬老头鞋，他第一次来省城，不知道住院部有电梯，十楼病房一步步爬上来，累得脸都变了色，比揉皱成团的卫生纸还难看。女人从床上欠欠身子，挪动半天，直到额头上逼出豆大的汗珠，最终还是没能坐起来。

又过了一周，女人的病情加重了，夜里高烧不退，使用大剂量激素也收效甚微。或许是她的心愿，男人的大哥把他们的孩子带了过来，女人精神焕发，瞬间换了个人，把女儿搂在怀里亲来亲去，女儿的两只小手在她身上来回抚摸，像是在仔细辨认什么，她咿咿呀呀，那一声声“妈妈”，喊得让人心里生疼，病房里的人忍不住背过身去。孩子在的这两天里，我第一次看到女人的笑容，拥有乡下女人的纯朴，两个小酒窝很是好看，像极了碎冰糖似的星星，再加上蝶斑跨过鼻翼覆面，使她更加楚楚动人。病态美也是一种美。谁能想到，这是她在人世间的最后时光。孩子被大哥带回老家，临走时留下了一沓并不厚的钱。离开后的第三天，那个深夜，女人突然昏迷不醒，各种抢救机器轮番上阵，点滴换了一瓶又一瓶，值班女医生抢救到天亮，最终没能挽留住她的生命。当她盖上白布被推走，男人再也憋不住了，那哭声穿过长长的黑夜，穿越从老家到省城的道路，从胸腔里冲决而出，叫人浑身震颤，只有输液铁架子上方悬挂的那袋营养鸡汤，黄澄澄的，寒了人间。

从入院到离世，女人自始至终都没流过一次眼泪，我不知道她已经麻痹还是习惯隐忍——在病痛面前，隐忍的确是一种美德，让所有人放心，但是在爱她的人心中，隐忍就是强大到滴水不漏，不留缝隙，连给别人“做点事情”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不是另一种残忍？当然，我毫无谴责之意，然而，当隐忍走向极致，不啻于一种自虐，生物圈子里人与动物，概莫

能外。

女人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做梦梦见她，她还是那身小碎花连衣裙，蝶斑却荡然无存，白皙的皮肤，乌黑的秀发，纤细的胳臂，她与其他乡下女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头上有个蝴蝶结发带，闪着金色的光。她告诉我，自己住的地方叫蝴蝶谷，有数以万计的蝴蝶，只有在秋天才能看得到。她还对我说，这里的姐妹都是被蝴蝶吻过的女人，她们穿着缤纷多彩的衣裳，只要天空不下雨，就能变成蝴蝶飞来飞去。醒来时分，我惊出一身冷汗。

“疾病是一所修道院，它有它的规矩、苦修项目、缄默和感应。”疾病，它拿走人最宝贵的东西，同时又赋予极致的哀愁与痛苦——爱情、孤独，以及死亡的面孔。哀愁也是美，一种稀有物质，一种灰烬光辉。奥康纳与母亲生活在乡下农庄，以写作为生，与禽鸟为伴，最严重的时候拄着手杖行走，从她致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她的哀愁与痛苦，加大药量后的副作用，饱受煎熬中仍坚持写作，出现跛脚征兆，走路像酒鬼……死神的每一次偷袭，似乎都不会空手而来，她在与病魔殊死搏斗中了悟。

起初，我不喜欢奥康纳的小说，她的笔下没有一个好人，要么逃不掉死亡的结局，要么充满自私、愚昧、欺骗、冷漠，反正都是无恶不作，让人几乎厌弃，便把书束之高阁，再也不想多看一眼。然而，减激素药量的那一年，疼得我死去活来，恍若地狱与人间换了位置，每一分钟都散发着煎熬的味道。小拇指肚大小般的白药片，医生让用刀片刮着吃，从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再到六分之一，切得不能再小了，几乎沦为一小撮粉末，每天早晚切药片成为我的生物钟。这期间，我重新找她的书，竟读出孤掌难鸣的快感。印象最深刻的是《善良的乡下人》，主人公胡尔加俨然有奥康纳的影子。胡尔加与母亲生活在乡下农场，32岁的她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儿时跟着大人外出打猎发生意外，不得不装一条木制假腿。一天，家里来了个小伙子，自称是善良的乡下人，或许是情欲趋势，她有意勾引他，两人频繁约会，小伙子露出狐狸尾巴，在草地上接吻后抢走了她的假腿，她的身心遭到重创。他抢走的哪是假腿，分明是她的尊严和灵魂。奥康纳的悲悯心幻化为一轮明月，照亮了多舛的人世间。她以人性之恶凸显生命的恩典，用至暗时刻诠释生死的真谛，这个过程就是生命对生命的救赎。正是因为有了死，一切苦难才变得价值连城。这个价值，就是忍受的限度、活着的尊严、精神的强度。

6號床去世后，病房里一连几天都异常安静。隔壁病房有两位狼疮患者，一位中等身材，体形偏胖，不合人群，手上的戒指和脖子上周大福的粗项链，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只是白皙的皮肤上飞泛着朵朵蝶斑，又像是偶然绽放的春日桃花，氲出一片浅粉痕迹。每个周末的晚上，她照例回家洗澡，老公安排专车接送，回来换上一身旗袍；每天送来的饭，不是海参鲍鱼就是各种煲汤，令人啧啧艳羡。每有狼疮患者进来，她都会旁若无人地自我介绍：“我是这里面病情最轻的，得这种病的女人有福气，就是享福的。”多少有点炫耀，传递出不动声色的优越感。然而，6号床去世后的第二天，她不见了，去护士站一问才知道，她已经出院了，听说是家属事后过来结账和补办手续。很多人纳闷：“化验结果还没出来，怎么就出院了？”10楼的清洁工大姐，矮个、精干，一说话就龇出两颗门牙，她一语道出真相：“看到病友走了一个，她害怕。不过，过不了多久，她还会再回来的，这种病就像青春期，反反复复，喜怒无常。”话音落下，走廊里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望着空下来的那张病床，同病房的女教师抱着本书看到天黑。其实，她才是狼疮患者中病情最轻的，看上去与正常人没有两样，以至于不少人第一次来把她当成陪床的家属。她身材高挑，着运动装，梳马尾辫，师范毕业，来到省城当老师，刚订婚没几天，就被确诊患上红斑狼疮。或许人生本来如此，困厄与劫难，不幸与好运，从来都是如潮汐般呈现，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听说她的发病处是耳后、脖颈处偶有蝶斑，特征比较隐蔽，血象指标很高，不得不入院治疗。有段时间，我遵医嘱拄双拐在走廊里锻炼，见她天天从楼梯口跑上来，头发打绺，脸色煞白，十分虚脱，一问才知道她每天爬楼梯锻炼，从1楼到10楼，也是为了减肥。我瞬间明白了，都是激素的副作用惹的祸，“满月脸”、“水牛背”、月经紊乱比疾病本身还要难以忍受，恍如魔鬼的试探，看你能否扛得住。每天爬完楼梯，再去护士站称体重，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我劝她别跟自己过不去，用力过猛，病情反弹会变本加厉。她仅点点头，低头回到病房。半个月后，她停止了爬楼梯，我以为她自己想明白了，不再折磨自己。那天下午打完针，去病房里找她玩，只见她的身体又虚又肿，大把大把地脱发，手指变色出现雷诺氏现象，双手白得没有血色。她的弟弟告诉我，男朋友正式提出了分手，她把激素药都停了。事后，她过来找我，反复问道：“他的家人因为担心这种病遗传下一代，他就和我分手，究竟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就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当初减药的自己——什么暴力、恩典，什么意志、尊严、脸面，统统被现实碾成碎屑，眼前只有如同铁毡的炙热煎熬。

刚得类风湿那会儿，记得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把医生开的处方攥在手里，瞬间撕成碎片，只为抗拒使用激素，内心充满恐惧。那一年，我只有16岁，类风湿前面被医生加上了“幼年”二字。始料不及的是，医生后来把激素加进了吊瓶里，打完一个疗程后，仍旧没有摆脱激素药的困扰，这就像一个不大不小的魔咒，我今生今世怎么也逃脱不掉。那小拇指肚大小的白色药片，仿佛自带魔鬼与天使的基因，缓解病痛的同时又赋予各种日常“酷刑”，此后每天与我形影不离。我一万个不甘心，不甘被它绑架，又被它控制，副作用常常让我大发脾气。出院前我提出减量，专家教授、主任医师、住院医师开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议，直到天黑了还在闭门讨论，我在门口等着，就像等待命运的一次裁决。最后，终于给出方案，从四片减至两片，其间配合每天喝中药。出院后，一年的时间里，两片激素又减至0.5片、0.25片。就在我以为自己就要接近胜利的时候，类风湿这只无影无踪的怪兽来了个回马枪，病情反复，关节肿痛，手指连笔都握不住了。人都要经历一次甚至多次涅槃重生，在被动碾压中认清真实的人生，把“生老病死”四个字体验一遍，然后勇敢进击，超越自我。哪怕有一天，年龄增长，体内雌激素减少，只要精神足够强大，自身免疫依然铜墙铁壁，灵魂也会长出翅膀，无所束缚。

新冠疫情发生后，多年中断联系的病友又有了联系，只不过，多了层口罩加持，让人见面也难以相认。狼疮患者戴上口罩，脸上的蝶斑能够很好遮掩，内心的恐惧却依然如野草般疯长，从她们那里我恍若看到另一个自己。与疾病共舞，就是体验死亡，把经历本身看成上天偷偷放入我们口袋里的珍宝，慢慢地走向成熟和豁达，直到有一天把珍宝变成岁月的痕迹。

（编辑 吴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