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永忠

年边了，一向骄横跋扈的大风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天地间突然安静下来，连续阴冷了好些日子。从早到晚，天空昏黄，让人难以分辨晨昏，就连准时啼鸣的大鸡公，也出现了乱啼。体弱多病的母亲，每天总要拄着拐棍出门仰望一会儿天空，然后满怀期盼地自言自语：难道是要酝酿一场大雪吗？要是真能下一场铺坪大雪，那该多好。

大雪意味着丰收，谁不盼望呢。

这样的日子，人们都不愿意出门，连牛也可以不放，让它安逸地待在牛栏里咀嚼干稻草。一大家子守着一盆木薯根火，母亲缝补衫裤的针线似琴弦般拉出岁月悠扬的琴声，父亲和我则争抢着埋头阅读《隋唐英雄传》《杨家将演义》《山林支队》一类的通俗小说或者连环画，火灰落了满头也浑然不觉。除了大姐，另外几个姊妹总是一声不吭地学着母亲织布刺绣或者做别的针线活。

父亲本来是极不愿意出门的，他是生产队的会计，没人能够顶替的会计。队长伯伯硬是将他拽走了，几个生产队里的人，在冷飕飕的田野里弯腰撅臀地丈量，听说很快就要分田到户了。

大姐十八岁了，婚恋的事搅扰得她像一只即将生蛋的母鸡一样焦躁不安，一会儿笑靥如花春风拂面，一会儿眉头紧皱冷若冰霜，一会儿对我这个唯一的弟弟关爱有加，一会儿又对我流露出嗔恨和不满，脾气时好时坏，令人难以捉摸。不知什么时候，她变成了一只刺猬。

这么冷的天，大姐非要挑甘蔗上街卖。

从我们村到县城街上有五六里路，空手走没什么，若是挑上百多斤甘蔗，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大姐计算过了，甘蔗能卖一毛钱一斤的话，她要卖掉一百斤甘蔗才能凑够钱换成一张大团结。

分手是她先提出的，她的未婚夫要她还回那十块钱，钱是两人恋爱期间，未婚夫在她身上花掉的。大姐要强，心想还清了他，互不相欠，从此一刀两断，见面已成路人，各自嫁娶，各为各小家，各奔各前程。除了卖甘蔗，再也没有能弄到钱的办法。甘蔗是自留田里出产的，我们生产队给每家每户的自留田不过几分。自留田就是一大家子整存零取的银行，平时的油盐酱醋牙膏肥皂，过年的压岁钱都指望它。

大姐主動提出分手的起因，是认为未婚夫软弱没主见，他家几兄弟不团结，下不了决心争取承包下他们村里上百亩的花果山。大姐当初跟他通过对歌确定恋爱关系，主要是看中了他们村那片集体果园，各村各寨都在传言要分田到户了，听说他们村集体果园打算给个别家庭承包。

头一天，大姐自己挑了一百斤甘蔗，还让我也扛了几根跟在她身后。大姐用卖了甘蔗给我买铅笔作业本另外加一本连环画做诱饵，让我像一条小鱼儿一般乖乖上钩。那年我八岁，读小学三年级。可是头一天一无所获，甘蔗十分之一都没卖出去，其实就是无人问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种有几分田甘蔗，县城里领工资的人少，大冷的天，谁舍得花钱买甘蔗呢？满怀希望进县城，垂头丧气转回家。

第二天，大姐又拉我跟她上街卖甘蔗。我颇有些不愿意了。挨冷受饿不说，还得承受路过的熟人异样的眼光。大姐提出只要一卖出一根或者半根甘蔗，立即给我买两个热腾腾香喷喷的汤圆吃。我又被诱惑了，管不了自己的两条腿，像条小狗一样跟着大姐出门。大姐担心我路上反悔，不敢再让我扛甘蔗了，她全部挑上。我又有些心疼她。谁能想到，第二天的遭遇，跟头一天一样。

第三天，大姐仍然要拉我出门，陪她上街继续卖那毫无希望卖掉的甘蔗。我悟出大冷的天卖甘蔗，比卖梳子给和尚还要困难十倍的道理，大姐却比牛还要犟，她跟甘蔗杠上了，好像我们家的甘蔗都是跟她争抢口粮的牲口，不卖掉一部分，人就要挨饿。

我躲到母亲身边，像一只小鸡寻求母鸡的庇护。大姐像一只凶恶的老鹰，硬是将我捉走了，同时还将小我两岁的大妹也捉走了。我和大妹成了她的俘虏。母亲敢怒不敢言，害怕不依着她她就犯病。母亲拄着拐棍，跟出门口，脸上写满担忧，叮嘱我照顾好大妹，她不敢叮嘱大姐照顾好我们兄妹俩。母亲怕大姐，就像老弱病残的母鸡害怕飞扬跋扈的老鹰那样。

第三天出门，望到村头那条小路，就跟望见一条毒蛇一样，我实在不愿意踏上它出远门。大姐像一个老巫婆一样具有不可抗拒的威慑力。大妹更怕她，她可怜兮兮地紧紧贴着我走，像一条鼻涕虫。

甘蔗是好甘蔗。父亲用花生麸猪栏牛栏粪下的肥料。是刚刚兴起的黑皮蔗。大人的手腕那么粗，两米多高呢，甘蔗皮黑红透亮，皮下藏着清甜的汁液，牙齿轻轻一碰就汁液四溅，这种甘蔗蔗渣很少，甜得你恨不得连渣都吞下肚。看着甘蔗一天天长粗长高，父亲的眼神像看自己的亲生崽女，更加小心伺候着，眼里全是一张张钞票，不敢对甘蔗动一下品尝的心思。哪怕一闪而过的馋嘴念头，都觉得是罪过。阿弥陀佛，那甘蔗皮里，吸纳的不正是父亲一天天挥洒到泥土里的汗水吗？

出了村子，一路上就没再碰到熟人。天气比前两天还冷，谁愿意出来啊，缩在被窝里，或者猫在柴灶边，是一年里难得的偷懒。那若有若无的阴冷北风，从高高耸立的墓碑后面刮来，好像嘲笑我们的不谙世事。那条曲里拐弯的田基路，在天气好的季节，我不知跟随父亲上街赶闹子走过多少回，放寒假前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跟父亲上街赶一回闹子的，自然再熟悉不过。可是被大姐驱逐着走在前头，我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常常停下脚步，回头偷看一眼大姐，总觉得大姐不像父母那样爱我，如果危险来临，父母肯定是宁可牺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护好儿子的，大姐呢，就难说了。我不停地回头，看到大姐偏着头扛着甘蔗，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汗水都濡湿了她前胸和后背的衣服，心里又不免心疼，为不能替她分担而愧疚。

总算走到了街上。大姐目标明确，一直走到百货大楼对面灯光球场高高的围墙下，才搁下甘蔗捆。因为赶路，她的脸红扑扑的，长长的睫毛透露出少女的天真执拗。她小心翼翼地从甘蔗捆里，抽出了专门为买甘蔗的客人削皮的镰刀，满怀希望地看向南北走向的大街两头。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快到晌午了，大街上行人稀少。我心里呼唤着那些吃了火锅和大鱼大肉的富贵人，都出来买我们的甘蔗。哪怕价格压得再低都卖。至少傍晚回去的时候，大姐不用扛那么重啊。

可是，姐弟仨就那么呆呆地守着甘蔗，一连站了几个钟头，除了冷风，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问一下价格！

我真想跑去大街中央，拦住好不容易才匆匆走过的个把行人，可是那些人却像看出了姐弟仨内心深处的渴望，他们不是掉头就跑，就是低头而过，熟视无睹。

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因为风吹得实在冷，我情不自禁缩到了邻近的水煮汤圆摊主的身后，想让偶尔飘过的热气驱散一下身上的风寒。可是，热腾腾的熟食的香甜气味，勾出了胃里的馋虫，又叫人羞愧难当，无脸见人。就在这个时候，终于盼到一个后生崽，他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径直驶向甘蔗摊，驶向沉默不语的大姐。我心跳得厉害，以为生意终于来了，恨不得跑上前去提醒大姐，不能对访客冷眉冷脸，应该热情大方，笑脸相迎，只要给钱就卖，管它呢，卖得钱，我们先各自吃两个汤圆，喝上半碗姜糖水，暖暖身子呀！

没想到大姐竟然下意识地背过脸去，好像有意躲避那人似的，那人也不多说话，略一沉吟，只丢下一句——你只要还我一张大团结（拾元）就可以了！然后默默地转身，骑车走了。

我突然发觉那后生崽似曾相识——对，就是他！他就是大姐不顾一切恋上的对象啊。

大姐十四岁那年，为了给家里多挣些工分，争得了生产队唯一的名额，跟一队二十多岁的光棍汉李超美到遥远的鸟源山，建设鸟源水库。大姐离家一年，在工地大坝都经历了些什么，我只是从她偶尔向母亲倾述的话语里得知一星半点，我不知道回来后大姐就患上了病，跟鸟源水库那段艰辛的经历有多大关系。大姐的病让无助的父母听从了远亲近邻的主意——给大姐介绍对象。

最早给大姐介绍对象的是母亲的三姐——羊公井的三姨妈。三姨妈比母亲长得精瘦，穿着整洁利索，因为三姨妈在她们七姐妹里，生的崽最多——五个还是六个，被认为是最有福气的，她自己估计也认为在亲姐妹里最有话语权吧，所以她坚决主张将大姐尽早嫁给她丈夫的亲侄儿。相亲那天，没出日头，也没下雨，阴天，他却一直戴着个“湖南帽（小型斗笠）”，这让大姐起了疑心。就在母亲默允了三姨妈的订婚请求，他满心欢喜地转身，情不自禁地摘下湖南帽。那一瞬间，大姐瞥见了他后脑勺鸡蛋大一块发亮的疤，大姐心里打了个激灵，立刻反悔了。可是三姨妈却以为驳了她面子，气愤起来，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母亲带着大姐回家后的第二天下午，三姨妈又徒步二十多里路，来到我们村大声叫骂。母亲也为三姨妈说媒时故意隐瞒她亲侄儿头上的疤生气，但想到毕竟是亲姐妹，家丑不外传，几次央求三姨妈进屋慢慢商量，但是三姨妈在大姐没改变心意同意婚事之前，就是不肯进屋，坚持在村道上高声大嗓地数落到日头落岭。母亲害怕她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危险，又多次放下烧火棍，跑出去要拽她进屋住夜，但母亲最终拗不过三姨妈，三姨妈撂下绝交的狠话，一头钻进夜幕走了。

为了让三姨妈死心，大姐答应了跟大嫂去跟她娘家侄儿相亲。这个后生的长相，大姐倒还满意，可是看过他家的屋子后，大姐不愿意继续交往下去。

不久，大姐又顺从了嫁去新田村的大莲姐的说合，这回介绍的是她丈夫的堂弟，一个脸皮白凈长相斯文的代课教师。大姐跟代课教师交往了几个月，不知为什么，两人就是找不到共同语言，找不到那种触电的感觉，两人相处得像兄妹，不像情侣。这桩婚事不了了之。

就在村里人为大姐的挑三拣四大嚼舌根的时候，大姐突然带了她自己通过赶会期对山歌看上的后生回村。

那天傍晚放学回家，我突然发现家门口的晒谷坪上站着个陌生人，嘴里无聊地嚼着根草茎，我揣想他应该是进我们家做客的，但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所以望了他几眼就进屋去了。屋里母亲正在灶头边忙碌，准备煮夜饭吧，我叫了声妈妈，示意我放学回来了，放下书包又走出大门口。他看到走出屋子的我，身上没了书包，终于肯定我就是他追求的客姑妹子的弟弟，于是急红了脸，忸忸怩怩地，想巴结我又不知如何入手，他不断地将咬断的草茎扔向我，算是同我打招呼，挽留我陪他一起玩耍。我心里想着要不要跑去找小伙伴玩打仗游戏呢，母亲就瞥见了我，母亲走出门口，笑着大声说，崽啊，叫阿哥啊！于是我明白这个身材魁梧却腼腆的陌生人，就是大姐自己看中的对象，我决定走近他，好好观察一下他。我们两个靠近了，他很紧张的样子，不懂怎么跟我攀谈套近乎。我呢，毕竟那年才七八岁，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懂问他些什么话，我们俩就那么别扭地站在一起。

我猜想大姐把他带进屋，就故意躲出去了，故意让他独自面对父亲晚饭桌上的考验。

父亲面相凶，其实却是个老实善良的人，只是向来沉默寡言，不擅交际。那年头，做客姑妹子的没经过父亲同意，没有媒人引荐，就带后生进屋，被视为破天荒的败坏族规的大事，母亲很害怕父亲突然坏脾气爆发，将客人骂走，把大姐毒打一顿。母亲找机会，教我一直陪伴在他左右，避免父亲进山背杉木回来，冲客人发脾气。看得出来，他也把我当成救命稻草。

天擦黑的时候，父亲终于拖沓着脚步，扛着筒杉木回来了。他终于壮起胆子，上前跟父亲打起了招呼，给父亲敬了烟。父亲面色还算开朗，接了他的烟，招呼他回屋坐。

母亲终于松了口气。

几个月前，大姐是让母亲躲在玉米地里，偷偷观察过他的，大姐这次突然带他回屋，算是得到过母亲的支持的。

好在家里备了些米酒，菜么，好在有一碟油炸花生米。他终于放松身心，跟父亲喝起酒来。喝过酒，他就算跟父亲混熟了，好像有没有大姐这层关系，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大姐直到第二天早上，一直没露面。晚上母亲特意安排我陪他睡地铺。第二天吃过早饭，母亲又让我送他走出村头。我估计大姐躲在村头的松树林里，俩人估计是约好了出到街上才走到一块儿。

那次之后，大姐经常在饭桌边，故意跟母亲透露一两句有关他的消息。消息是透露给父亲听的，母亲呢，只要观察到父亲脸色并不难看，就会小心赔着笑脸，算是赞赏了大姐跟他的秘密交往。母亲小心提醒过大姐几回，要大姐找福音伯娘将窗户纸挑破，充当媒婆，以便两人的婚恋走到明处，有序发展。大姐也没反对的。

我不明白两人怎么突然就发展到分手这一步了。

按当年的习俗，女方提出分手的，就得给回两人交往期间，男方为女方花过的钱财。我想他要大姐给回十元钱，应该还是打了折扣的，他在大姐身上花掉的钱，应该不止十元。他比大姐大几岁，又是后生，在那年头挣钱容易些，砍柴卖啊，捕鱼卖啊，都比客姑妹子方便。客姑妹子实在是没什么挣钱门路的。

天冷，黑得也特别快，也许不是真正天黑，是浓密的云层遮蔽了日头的光辉。他又出现了一次。这次他距离大姐有好几米远，单脚落地，刹住了单车，也没开口，大姐头低低地，轻声说，甘蔗还没卖出一根。他听了，也不做回应，转身就走了。大姐又坚守了一会儿，看见街上行人越来越少，几乎没人走动了，只好叹了口气对我说，回去吧。我早就想回去了，如果不跟大姐出来，晌午在家至少有碗热粥喝，说是来了街上，却在冷风里吹了一整天，连口热汤都没喝上，我很不甘心，甚至想砍半截甘蔗吃。大姐用凛然的目光打消了我的念頭。回到家，我悄悄跟母亲说，我再也不想跟大姐上街了。要是跟父亲上街，父亲即使口袋里一分钱没有，他也会找熟人，讨碗热面汤什么的给我填下肚子的。跟母亲上街呢，她不会让我饿那么久不回家的。大姐像是要故意磨炼我似的，我心里有气。我觉得不公平，我毕竟比她小八九岁，还是个小孩，没有她扛得住饿呀。

还是昨天那个位置——百货大楼正对面原灯光球场围墙外面，连续两天没人跟我们抢摊位——这么冷的天，谁还出来摆摊啊？就连昨天卖热气腾腾姜糖水煮汤圆的阿婆都没有出来。我真希望她出来，买不起汤圆吃，偷偷张开嘴猛吸几口冷风吹过来的姜糖水的热气，也是件奢侈的事呢，在村里不出来，是吸不到的，回去还能跟小伙伴吹下牛。

熬到下午，甘蔗还是无人问津。大姐开始要我带着大妹坚守岗位，她开始频频离开摊位，到处去找人借钱——她赌着一口气，一定要还回那人的十元钱，恢复自由身。那时我们村是有几个人在县城当干部或者工人，他们都是拿工资的，借点钱给大姐救急，应该不成问题吧？可是大姐一次次黑着脸回来，悄悄问我——那人来找过我了没？我均摇头。我想，也许那人远远地看见，只有两个小孩子，大冷的天守着一直未能开张的甘蔗摊，不忍心来惊吓两个小孩子，才没有现身的吧。但他没有收回大姐欠他的那十元钱，估计也不会甘心回家，我听大姐说过，他们村离县城四十多里地，不像我们村，离县城只有五六里路，他来一趟县城，比我们困难多了。即使他有辆单车，但全家人共用的，也不是他想骑就能骑的；班车嘛，从县城只到达他所在的公社，从公社进他们村，还有十几里山路要走啊。何况，两人闹僵后，这辈子估计都难得见面了，即使碰面，也已经是路人，错过了这次机会，他怎么还好意思提那十元钱？所以，我估计，他一定跟我们一样，还守在县城，只是不知躲在哪个角落，不好意思露面而已。这么一想，我就觉得，其实他是一直陪我们卖甘蔗呢。

村里有个比大姐大十来岁的光棍，背有些驼，在县城建筑公司当建筑工人，在建筑公司有间单身宿舍，由于跟兄弟分了家，他很少回家，要是回家，常常在我们家一耍就是大半天，老开玩笑要母亲给他做媒，母亲看得出，其实他是看上大姐了，只是厚不起脸皮开口，只能不断地暗示。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借钱挫折后，大姐终于下了决心，皱着眉头跟我说：“我去找驼子，你看管好大妹！”她话音刚落，我突然感觉鼻头凉凉的，像有雪花在融化，抬头一看，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雪花很轻很柔，刚接触人体或者地面，就消失不见了，但是看昏黄的天色，我估计这只是大雪来临的前奏，我不愿意大姐再次撇下我们，我害怕突如其来的大雪彻底将大姐同我们隔离开。但是大姐犹豫了一下，还是果决地冲开雪花，往农贸市场旁边的建筑公司大门走去了。

我们县在桂东北桂湘交界处，小时候常听母亲唠叨，每隔两三年，都会下一场铺坪大雪，所以我担心这雪一下就是接连几天，直到大雪封门，将一大家子围困在暖烘烘的逼仄屋子里。我多么渴望大姐快点带我们回去，跟父母以及其他姐妹团聚在一起啊。看到下雪，街上不多的行人开始急急忙忙往回赶了，我心里更加焦虑起来。

不一会儿，大姐懊恼地回来了，她看看我，又看看大妹，突然说，你赶快带大妹回家，要跑，要赶在天黑前、雪大前回到家！

我被大姐的话吓住了。极少有机会来过县城的大妹更是吓傻了，像一只黑夜里突然被强光照射的鹌鹑，呆头呆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想哭唤妈妈又不敢。

大姐不为所动，对我们说，甘蔗一根没卖出去，明天还得接着卖，这一百来斤甘蔗，要全部卖完才凑得够十元钱哪。我又冷又饿，实在扛不回去了，你们又不能替我分担点！我只好把甘蔗扛到驼子那里，把甘蔗抵押给他，夜里再逼他先借十元钱给我！

大姐说完，真的扛起甘蔗就走。我很想跟上去，大姐突然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赶快牵着大妹的手，跑步回家，天很快就黑下来了！

我对大姐彻底失望了，只得鼓起勇气，牵起大妹的手，慌慌张张往电影院方向跑去。过了电影院，左拐，过富江大桥，穿过南门街，再西拐，就上了回村的路了。我害怕的是出了南门街后，要穿越一片茂密的老松树林，里面新坟老坟很多，即使大白天跟在父亲后面，我都心跳加快，老担心突然从坟墓里伸出只手，拉我进坟墓里去，再也见不到父母，要是大雪让黑夜提前降临，我实在没勇气穿过那片回家必经的松树林。我跑转头，哭喊着要求大姐给我们向驼子借只手电筒，走出十几米远的大姐停下脚步，回头冲我们喊道：“借不到电筒，你们跑快点就是了，雪下得越大，天反而越亮的，不需要电筒的！”我愣在原地，巴望着大姐发慈悲，回头带我们一起回家——她完全可以放下甘蔗，空手带领我们回家啊！要是早上她跟我说明，是要我们天快要黑了才逼迫我们自己跑回家的，打死我也不跟她出来！只是现在后悔已经没用，我们必须自救。大姐铁了心，一头钻入有门卫和狗把守的建筑公司大门，彻底消失了踪影。雪果然越下越大，地面湿漉漉的，像是盛了不少眼泪。我拉着大妹的手惊惶奔跑起来，突然不知从哪里跑出一辆手扶拖拉机，就像一头大海里饥肠辘辘的鲨鱼，一直追着我们屁股不放，不把兄妹俩一口吞下肚子决不罢休似的。我们靠左它靠左，我们靠右它靠右，就在大妹差点就被车头撞上之际，一只大手一把将她拎开了。等到手扶拖拉机趾高气扬地跑远，我心神才稍稍定下来，看到一张羞涩的笑脸。他的笑脸，在愈发昏暗的夜色里，像一盏明灯一般温暖。

是他！那个被大姐抛弃的订婚对象，我曾经叫过他阿哥的，可是这会儿他救了大妹，我心里感激他，却不能再叫他一声阿哥。

他那笨重老旧的单车，停在路边，看来他一直在暗中跟随我们，看到危险即将发生，才果断地出手相救。

他双手扶住车把，坚定地对我们说：“上来吧，我送你们回家！”

我望一眼大妹，心里想，我们两个孩子，怎么好坐呢——他示意我们坐在他两只臂弯保护里的单车横梁上。

他不容我们犹疑，伸出一只大手，像拎一只小鸡一样就把大妹拎了上去，然后示意我靠近，又一伸手，把我也拎了上去。横梁上坐得肯定不舒服，但是有他双臂保护，让我感觉安全，最要紧的是，天真的快要黑了，一些店面以及住户，已经提前亮起了灯，那时候，街上是没有什么路灯的，那些屋子里亮起的昏黄灯火，更催促起我回到父母身边的念头。他于是双脚快速地蹬起脚踏板，车子快得我不太敢睁眼。可是，他车头一扭，把车停了，示意我们下车。我以为他突然改变主意，不送我们回家了。我心里惶恐却又无奈，谁叫我们大姐抛弃他呢？

他看穿我的心思，憨憨地笑了，说：“有我送，你们不用着急，我带你们进工农兵食堂，炒两个菜，要两碗米饭，让你们吃饱吃暖和了再送你们回去。你们回去还有五六里路，等下我车子踩得快，你们又穿得单薄，担心你们饿着肚子，被冷出病来呢。”

他这番话，感动得我差点流下眼泪。我从他憨厚的眼神里看出愧疚，他心里是想，如果他不是因为大姐提出分手，一时生气，要大姐给回十元钱，大姐就不会想到大冷的天卖甘蔗，就不会强迫我和大妹出来挨饿受冻，如果我和大妹因此被冻出病来，那他的罪过就大了，他会一辈子不得安宁的，而且以后跟大姐成了路人，他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他下了决心，要请我们好好吃一顿，也算是给他和我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吧。

我拉着大妹，跟随他走进工农兵食堂。

工农兵食堂我并不陌生。那时还是一个礼拜赶一回闹子，因为星期天不用去学校，父亲每个闹子都要带我出街赶闹子，父亲卖掉杉木或者土特产，带来准备装东西挑回去的一对箩筐或者畚箕，甚至只是一根扁担，就要存放到工农兵食堂里，好空手去采购。工农兵食堂提供地方存放，但不负责看管，父亲就得要我看守存放的东西，等他采购齐全，才一起回家。父亲每次带我进工农兵食堂，因为占了人家的地方存放东西，总觉得过意不去，每次都要带我吃碗粉——钱多点就吃两角钱一碗的肉粉，没钱就吃一角钱一碗的素粉——对于炒菜，吃香喷喷的白米飯，父亲从来没敢想，我也从来没敢提那过分的要求，因为要是母亲带我上街，就连素粉都舍不得吃，能喝上一碗五分钱的绿豆粥，母亲回去都会高兴上几天了。所以即使吃了碗素粉，我想到母亲跟几个姐妹，在家只能吃稀粥或者红薯时，心里总有些愧疚。

走到工农兵食堂辉煌的灯光里，看到还有零星的客人在吃炒菜米饭，我怯生生地对他说：“要不，我们吃碗粉得了吧？”

他笑了笑，说：“这个时候了，粉已经卖完了的。”

我紧张不安地坦白：“炒菜吃饭，要很多钱的，我们吃不起！”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有钱，你们不用担心。”他挺直腰杆，尽量装得像个阔人一样。

我没再说什么，只能恭敬不如从命。

看得出来，他肯定也是跟父亲一样，从来没叫过炒菜的，但他下定了决心，要摆一回阔。他高声大嗓地吆喝服务员，要炒两个菜，还要打一个汤，主食要热腾腾香喷喷的白米饭！

不一会儿，饭菜就端了上来——但是，米饭只上了两碗，我以为，他是要我跟大妹分吃一碗，没想到，他说他吃过了，他看着我们兄妹俩吃就行。

我看得出来，他那天肯定没吃过炒菜和米饭，可能吃了碗粉，或者其他什么食物，勉强填过肚子。他不吃，大姐又不在身边，加上外面天越来越黑，又冷又饿的我却没什么胃口，只想着快点回到家，以免父母牵挂，我从来没有这么晚还不回到家的。

大妹跟我一样，因为想妈妈，没什么胃口。勉强吞咽了几口饭菜，大妹就停下筷头望向我。我吞吞吐吐地说：“要不，打包带回家再吃吧？我们实在吃不下了。”

他盯着还散发热气的饭菜，偷偷吞咽了几下口水，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没关系，我让服务员找东西给你们打包拿回家！”

两个菜是大蒜炒腊肉和猪肉炖粉条，汤是紫菜蛋花汤。他让服务员打好包，接过手挂到了单车车把上，然后像刚才那样安顿我和大妹坐好，就猛蹬脚踏板，让车飞一样往前冲去。那时县城没什么路灯，但好歹有些灯光，我最担心的还是出了老城之后，路两边再也没有一户人家，他怎么看得见路啊？我真担心他把我们带到河里或者水田里去。

出了老城，因为一直飘雪，路面已经积累了薄薄一层，就像灯光一样，指引着回家的方向。因为是骑车，他带我们走的是我平时跟父母极少选择的车路，这条路要比走路选择的田基路远一两里，要到村口才跟平常走的路会合。他将车子踩得像飞，两边的景物我根本看不清，我感觉就像飞在云端里一样，他用两条手臂仅仅保护住我们，将身上的温暖传递给我们，他还尽力勾下头，替我们抵挡雪花和风寒。

不一会儿，就到了村口。黑暗中我们家的泥砖瓦房若隐若现，窗户透出母亲特意给我们留着的灯光。他却压低了声音，担心被母亲听见似的，说：“我看着你们跑进屋才走，你们要小心，别摔跤！”他将打包的食物递给我，示意我拉着大妹的手。我嗫嚅着说：“你不进屋吗？你进屋住夜，明天才走嘛！”我心里想，兴许明天大姐回家，见到他，就改变主意，不再提跟他分手的事了呢。他好像沉思了一会儿，才说：“我就不进屋了，你告诉你大姐，我不要她还那十元钱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找她了，即使偶然碰见，我也不会还认识她，我也不想她还认得出我，她会找到比我更好的。我呢，可能也会找得到更合适的吧。”

我突然想哭，想无论如何拉他进屋喝口热茶。可是他态度坚决，我又怕耽误他回家的时间，那可是还有四五十里的夜路啊。我只好拉上大妹，一路叫着“妈妈、妈妈”，跌跌撞撞跑回家。

进到屋，母亲听说大姐居然抛弃了我们，是他送回来的，急忙拄着拐棍出村口寻找，可是他早已经消逝在茫茫夜空。雪越下越大了。

因为下雪，母亲决定合铺挤暖，不然家里棉被不够。母亲腾出一床棉被，给了父亲，然后带着我和大妹、小妹，还有大我四岁的三姐，胡乱用热水泡了下脚，就爬上几块木板拼搭出的“楼上”的床铺。床铺垫了厚厚的稻草，盖了两床棉被，还是冷得像吃炒豆，上下牙磕碰得嘟嘟响。屋顶很矮，鱼眼雪落在瓦背上，奏出清脆好听的音乐。一家人很兴奋，心里却替还在奋力行进在路上的他担忧，也替不知在县城谁的宿舍过夜的大姐担心。母亲分析说，大姐看不上驼子，夜里是绝对不会在驼子宿舍过夜的，即使驼子借了钱给她，也不会，大姐有个去鸟源水库做苦工时结拜的姊妹，进了染织厂当工人，大姐肯定是找她搭铺去了。

母亲再次唠叨，大姐跟送我们回来的后生提分手，是因为他们家几兄弟不团结，不愿意承包村里的花果山。当初大姐决定跟他确定“谈婚”关系，完全是被他描绘的承包他们村里花果山一百多亩山地，种脐橙种蜜梨种桃种李发家致富鼓动了心思。母亲还在唠叨，估计十二三岁的三姐听得入迷，我却困意袭来，不知不觉间已经进入梦乡。

我梦见纷纷扬扬的雪花，顷刻间化成了漫天飞舞的果树花瓣，桃花啊李花啊梨花啊青梅花啊橙花啊同时都怒放起来，大姐笑嘻嘻地跟着他，爬坡时就帮他推车，拉一车牛栏粪上花果山啊。

（编辑 何谓清）

1973年生于广西富川，瑶族。广西作家协会会员，贺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青年作家》《民族文汇》《广西文学》《滇池》《作品》《红豆》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作品。曾获全国教师文学图书专著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提名奖、贺州市文艺创作麒麟尊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