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鹏

1980年农历九月十二日，这日期我早忘了，是母亲告诉我的，她把它记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放在箱底。那天什么天气，我一点印象没有，母亲说是阴天，风刮得桑树和楝树哗哗作响，鸡圈里旋着鸡毛，她给父亲系了条亲手织的红围巾。

那天下午，我在盐城黄庄自家猪圈旁，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我们俩都是五岁，他龇牙咧嘴气喘吁吁地搂着我，鼻涕干结在鼻孔里，嘴里的萝卜干味呼在我脸上，一只手钳住我一条胳膊，一只手掐我的肋骨。他力气比我大，我脱不了身，我在他布鞋上踩了一脚，趁他松手之际，一把抓住了他开裆裤里的小玩意，他立刻嗷嗷叫唤，摆手喊疼。他向我求饶，甘做手下败将，我松开他，他捂着裤裆跑开，跑远时回头喊道：“你等着，‘小上海。”

他们叫我“小上海”，是因为我父亲是上海知青，他这会儿穿着松垮垮的中山装站在门口和母亲嘀咕什么，身上背着土黄色的帆布包，脚边放着蛇皮口袋，母亲正往里面放馒头。他愁容满面地看着我，在我有限的儿时记忆中，遥远而缥缈的父亲似乎一直是这种形象：身材瘦高，中分头，脸色蜡黄，戴一副老气横秋的黑框眼镜，眼神深邃，又带点幽怨。

母亲曾经对我说，你太爷爷是国民党司令，你爷爷是画家，你爸爸高中读的是上海中学。我对此毫无概念，我母亲的祖上世代为农，翻看族谱追溯到明代才出了个师爷。我对父亲的印象大多跟我和孩子打架有关，比如有一次我披着墩布似的破烂衣服回到家，母亲在抽风箱烧火，看到我的窘态咯咯地笑，父亲在给我的课本包书皮，走过来拍拍我的头，说，又打架了？我甩开他的手，咬着牙说，他们叫你蛮子。父亲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一头雾水，踢了一脚地上打盹的狸猫，去房间换衣服，丢下一句，真是个娘们。

到了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给我瘀青的脸上抹上草药，平静地说，打架了不用跟你爸告状，你爸是文化人，动口不动手的，哪像我们黄庄人，都是野蛮人。我不说话。母亲说，你认识西边的李驼子吗，卖烧饼的。我點点头。母亲说，李驼子就佩服你爸，说他和邻居为了地界争执了半辈子，后来你爸跟他讲了个什么六尺巷的故事，李驼子逢人就宣扬，说大城市人肚量就是大。

夜晚宁静，流动一股冷气，屋外竟传出阵阵寒蝉的鸣叫。我有点困乏，母亲剪去灯花，把我双手绷着的毛线收回去，说，去睡吧，明天还得上学。我突然想起有个黑胖男孩说过的话，他把我们聚集到一起，边抠鼻屎边说，你们知道为什么黄庄的孩子打架爸妈从来不打不骂吗？一个高一点的男孩说，他们才懒得管我们，喂猪喂鸡，锄草施肥，都忙不过来。黑胖男孩抽了抽鼻子说，才不是这样，我们打架打累了，晚上就会睡得跟猪一样香，大人就可以……他卖个关子，不说话，脸上挂着坏笑，继续抠鼻屎。我们起哄，要说就说，大人们干吗？他压低声音说，昨天我被尿憋醒了，听见我爸妈房间“哎哎”的声音，我贴着门缝，看到他们光着屁股搂在一起。我们红着脸会心一笑，哦——原来如此。他给我们出了个馊主意，让我们睡在父母中间，不让他们好戏得逞。我问为什么这么做，他用抠过鼻屎的指头点了点我的脑门，说，你傻啊，他们再生个弟弟妹妹，我们就得去摇摇篮，哪也去不了了。

想到这我笑了，母亲问笑什么，我摇摇头。我没有睡在父母中间过，而且毫无必要。在我看来，父亲过于清心寡欲，有几次我起来撒尿，发现他坐在煤油灯下看书，他带来的一包书对黄庄人来说毫无用处，反倒招致他和母亲的矛盾。有一次母亲到地里锄草，叮嘱他看着天，场院上晒着玉米，结果他躲在屋里看书太入神，玉米遭了雨。过几天，父亲的书失踪了两本，一本糊了墙，一本放在茅坑做了草纸。他气得发抖，咬牙切齿，摘下眼镜，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他的眼睛黄褐色，布满缕缕血丝。我以为他要揍母亲，我希望他动手，好在男孩们面前为我文弱的父亲正名。结果他叹了口气，用衣服下摆擦擦镜片，戴上眼镜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我认为“小人”说的是我，我处处惹祸的确让他头疼，他始终不明白孩子们无休止的争斗有什么意义，正如我们也不明白他看那些晦涩难懂的书有什么用处。

父亲拎上了蛇皮口袋，对我说：“你要听话。”这是一句废话，我要听他的话就得安安静静坐在屋里背书，不能打架，不能爬树，不能捞鱼摸虾，这不得憋死我？我以为他要去邻乡看望一道来的上海知青，后来才听说那人一年前就回城了。但我对父亲去哪一点不感兴趣，我正想着晚上去隔壁村看电影，并且一直惦记路上一处果园里沉甸甸的鸭梨。

我的手背被抓破了，渗出血珠，母亲从屋里取来眼药膏擦在我的患处。我问母亲父亲去哪。她平静地说，回上海了。我问她，他什么时候回来。她没说话，拎了桶猪食向猪圈走去。

父亲的离去未对我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母亲更符合我理想中父亲的角色，一是她力气惊人，能轻而易举地扛起一百来斤的大米；二是处事干练，遇事绝不婆婆妈妈，三言两语，快刀斩乱麻。父亲偶尔会寄信来，夹着一小笔钱，母亲只有小学文化，读他的信非常吃力，我有时听得只言片语，什么“无失农时”，什么“尔体自重”，全都不知所云。母亲不得已会花上一块钱请村里代写书信的老先生读给她听，并请他执笔回复。我问父亲写了什么，她每次都说没什么，等我上到三年级，自认为能读懂父亲的信，但她一次都没给我看。我去问老先生，老先生用烟袋敲敲我的屁股，说行有行规，他这行不能嘴巴像裤腰。

母亲一生未提及他们通信的内容，我挣钱后准备贿赂老先生的中华烟也没派上用场，他已作古。我在求学、工作、结婚生子一系列艰苦碌碌的人生旅途中，一度忘了这桩事。多年后好奇心驱使，我问父亲给母亲写了什么。他脑子里切出过肿瘤，记忆出现模糊错乱，说话也常词不达意，会把“黄庄”说成“装潢”；更糟糕的是他恶劣的身体状况常让他恼羞成怒，小便时不是尿到腿上就是尿到鞋上，我看到他湿漉漉的裤脚和他厌恶的神情，担心书信勾起他不愉快的回忆再次激怒他。父亲变得暴躁执拗，我想扶他坐在马桶上小便，他朝我发火，混账东西，我是男人，不是女人。母亲把我叫过来，小声说，算了，尿壶我也扔掉了，他宁愿坐电梯下楼躲到树林里小便。母亲说父亲在黄庄时从来没有在野外如厕，有时在地里干活尿急，他非得跑回自家的茅坑，倒是母亲不拘小节，想方便时在田垄上旁若无人地褪下裤子。

1988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冷风飕飕地钻进不密封的门窗，我穿着臃肿的棉袄，棉鞋里垫了两层鞋垫，外加一层棉花，然而我的手上还是生了冻疮，指关节肿得像面疙瘩，奇痒无比。母亲叮嘱我不能抓破冻疮，会留下疤痕，我只好敲下屋檐下的冰凌在手背上搓揉解痒。母亲在我书包里塞进刚蒸好的馒头，这让我想起她送父亲的一幕，我问她在干吗，她说送我去父亲那。我以为我们母子是去投靠父亲，好一家团聚，但她说她不去，镇上有个人去上海办事，她托那人路上照看我。

母亲反复强调，她送我去父亲那是因为她已辅导不了我的功课，我并不相信她的说辞。在1988年，上学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邻居家的孩子已经决定去县里学理发，我们在多年的肉搏中最终相互体谅，握手言和，他答应学成归来给我剪一个最时髦的发型。我隐约感到跟父亲最后一封信有关，那天母亲没有去请教给她读信的老先生，她拿了我的《新华字典》逐字逐句查起来，读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信锁在箱子里，而是就着煤油灯烧掉了。

我早上到了上海，在一个弄堂门口的公交站下了车，父亲站在站台前向我招手，晨光隐去了他小半边脸。他还是戴那副沉甸甸的黑框眼镜，鬓角白了些，胡子拉碴，面无表情。上海热闹多了，虽然是个小弄堂，但街上人头攒动，车水马龙，街边的早市烟雾缭绕，香味扑鼻。父亲问我想吃什么，我看到一家卖羊肉汤的，门口的汤锅肉香四溢，勾得我直吞口水。我只吃过一次羊肉，邻居家女儿定亲，他家杀了头羊宴请亲家，给左邻右舍各端了碗羊肉，母亲没吃，她说味道太膻，我吃了个碗朝天，晚上牙也没舍得刷，顾着回味肉味。

父亲问我吃大碗还是小碗，我说吃大碗，他要了两份大碗。我吐了一路，肚子里早没存货，吧唧着嘴狼吞虎咽，吃完肉喝尽汤，把碗底的胡椒粉也舔了。我眼巴巴望着父亲，他细嚼慢咽，才吃到一半。父亲问我吃饱没，我说没吃饱，他问老板汤要不要钱，老板说不要钱，他让老板给我空碗加满汤。汤加满，父亲把他的碗推给我，把我的碗端了过去，我犹豫片刻，埋头吃起来。他问我包里是不是装的馒头，我说是，他拿出一只，馒头冷透了，硬邦邦的，石头一般，他掰成小块浸在肉汤里，像吃泡馍一样。我问他为什么不再点一碗羊肉汤，他的笑容很勉强，说羊肉汤主要是喝汤，精华在汤里。我吃完父亲剩下的半碗羊肉，也加了一碗免费汤，我听到老板娘在嘀咕，说这两人真能省。我不管她怎么议论了，也学父亲泡了块馒头，身上热腾腾的，头皮冒汗，衬衣黏在身上，一股气涌上喉头，我打了一串脆生生的饱嗝，心满意足地离开座位。

我在父亲那只住了一年，回想起来，确实是我们重逢的那顿早饭最温馨。父亲领着我往逼仄的弄堂里走，弄堂两侧是老旧的民房，青砖上写着各种公示，墙边停着自行车，两个老人蹲在窨井盖边刷马桶，头顶上的电线东拉西扯，屋檐下晒着一排排衣服。父亲从一家裁缝店旁的铁楼梯上了楼，他住在二楼，门上的朱漆斑驳不堪，房间很小，一室一厅一卫。阳台上搭了个灶台，客厅里堆满了杂物，有一张黑色的沙发，沙发有几处破了洞，露出了海绵。折叠餐桌靠在沙发边上，沙发对面的柜子上有一台电视。我一屁股坐到松软的沙发上，问父亲电视能看不？父亲打开电视，转动天线，调出一个《加里森敢死队》。我看到魁梧的外国兵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冲锋陷阵，顿时觉得黄庄孩子们打架太小儿科。这张沙发成了我的卧床，这台电视机成了我对父亲恋恋不舍的主要原因，以致一年后我患了近视，我回到黄庄，母亲看到我也戴了一副黑框眼镜，吃了一惊，以为父亲返老还童了。

另一个上海女人的到来让我的处境变得微妙，她叫曹玉芳，父亲让我叫她曹姨。曹姨非常白净，手背上青色的血管像潜伏的蚯蚓，她脸形圆润，慈眉善目，有几分邓丽君的神韵。我住在上海的第二天傍晚，父亲从印刷厂下班回来，后面跟着曹姨，拎着一袋菜。我看了一天的电视，眼睛发胀，父亲和曹姨的身体显得模糊扭曲，像是重叠在了一起。曹姨在灶上炒菜，父亲给她系上围裙，两人谈笑风生。曹姨的手艺不错，或者说经由她手做出的新奇上海菜吸引了我，比如爆炒山芋藤。我不解地说，在黄庄山芋给人吃，山芋藤喂猪。曹姨夹了一根香脆的山芋藤塞到我嘴里，笑眯眯地说，在上海刚好反过来。不过我的注意力不只在佳肴上，我看到曹姨给我夹菜后，又给父亲夹菜。她左顾右盼，眼睛水汪汪的。父亲略显局促，总是有意无意瞥向我，观察我的反应。我为了缓解饭桌上的尴尬气氛，突然向我父亲发问：“什么是‘爬灰？”这是我和黄庄孩子酣战中听来的，一个被我打得流鼻血的男孩边跑边回头对我说，你爷爷跟你妈爬灰。曹姨一口饭喷到了桌上，父亲故作严肃，憋红了脸，在她肆无忌惮的笑声下咧开了嘴，露出参差不齐的白牙。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开怀大笑，说实话，他笑起来面目狰狞，笑容镶嵌在褶子里，眼睛成了一道缝，闪着幽幽的光。他们最终没告诉我什么是“爬灰”，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吃过饭，曹姨和我们父子闲聊，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看到九点。父亲不停看表，嘴角动了几下，提醒我到睡觉时间了，明天还得早起背书。我虽然上了半年初一，在父亲看来，我那点可怜的学识根本达不到上海学生的水平，他打算让我在家自学半年，重读初一。他要求我每天早上七点背英语单词，在他八点上班前我必须背熟指定范围的单词。我并不想立刻睡觉，电视上放起了《黑猫警长》，我正为老鼠们的命运担忧。曹姨起身说，那也不早了，明天再见。父亲送曹姨到门口，夜色下，他们头好像碰在一起，垂下两具缥缈的身影。

当曹姨每每吃过晚饭和我们聊天到深夜，我便想起黑胖男孩的话。黑胖男孩的计划未能实施，他被他父亲绑在电线杆上，一年后，父母生下龙凤胎，黑胖男孩垂头丧气坐在屋里，两只脚一刻不停晃动摇篮。电视总是在这时间段播出扣人心弦的节目，我不可能乖乖睡觉，而我每天保质保量完成父亲布置的功课，他又无法因为我沉迷电视而迁怒。半个月后，我早上醒来，习惯性地打开电视看看新闻，发现电视坏了，任凭我怎么转动天线调试，屏幕上始终是咝咝啦啦的雪花。我喊来父亲帮忙，他拍拍电视，扭动旋钮，转动天线，依然没信号。他嘴角按捺不住的冷笑出卖了他——他不可能和这次无缘无故的电视故障毫无干系，当天晚上他多次奚落枯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的儿子。他看到我去洗漱，穿上睡衣，兴奋地说，这就对了嘛，小孩子就应该早点睡。他打错了算盘，我不会让他们好戏得逞，我拿起沙发上的枕头，大摇大摆走进了父亲的卧室，对他说想跟他睡。父亲一直没有进卧室，他在沙发上和曹姨窃窃私语，我看了会故事书，想了會母亲和黄庄的孩子，不知不觉睡着了，一睁眼窗外大亮。楼下裁缝店老板养的画眉鸟叽叽喳喳叫唤，阳台上哧溜一声，父亲在做早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进卧室睡，曹姨有没有离去，他上班后我在沙发上找到了几根香喷喷的长发。

我霸占父亲的卧室后，曹姨三五天才来一次，我心中窃喜，不知道是得意忘形还是想故意挑衅父亲，父亲在昏暗的台灯下看书写字，我不是大声朗读英语单词，就是走到父亲旁边故意放一串响屁。父亲无动于衷，看书写字结束了，叹口气，蜷缩到沙发上过夜。

一个月后，父亲突然要把我送到爷爷家去，因为印刷厂接了一笔大单，要加夜班，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我怀疑它的真实性，又没有足够的理由驳斥他，况且他要想和曹姨做什么事，总能想到办法。临走时，我拉着脸，对父亲说，丑话说前头，你要跟曹玉芳生个弟弟妹妹，别指望我摇摇篮。父亲瞪大眼睛，轻轻揪了我的脸蛋，你这孩子，胡说什么。

画家爷爷独居在另一个狭小的弄堂里，屋子和父亲的差不多大，朝向不好，中午才能照见太阳。屋里都是中式家具，书橱里满是书籍、画卷、印章、毛笔，墙上挂着字画，有些泛黄。我扫视一圈，没发现有电视，这让我相当失望。爷爷从屋里的暗处走到门口的亮处，显出一只额头隆起的脑袋，他蓄着白色长髯，双目炯炯有神，身着米黄色的唐装，笑吟吟地望着我。我叫了声“爷爷”，爷爷抑扬顿挫地“哎”了一声。我说爷爷胡子真长，像山羊。他问我听说过张大千吗？我说没听过。他指着墙上一张黑白照片说，张大千是我老师，旁边站着的年轻人就是我。我那时还未耳闻过张大千的大名，只知道他们师徒俩蓄着一样的大胡子，并且非常困惑这么长胡子蹲茅坑会不会拖到地上。

爷爷白天教我写字画画，晚上拄着拐杖带我散步，出了弄堂，坐在路边的梧桐树下，摇着蒲扇，给邻里讲故事。他拿蒲扇一指，讲诸葛亮如何火烧赤壁，关羽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有时讲他自己，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司令，他准备去法国留学，结果打仗了，和共产党打，和日本人打，和军阀打，东奔西跑。爷爷说，战争很残酷，部队一个太仓的老兵，说打完这一仗回去把新娘娶了，再开个茶馆。他会唱昆曲，猫在战壕里正给大伙咿咿呀呀唱《牡丹亭》，一颗流弹飞进他后脑勺，倒在战壕里，右手还竖着兰花指。

闲暇之余，我没忘记请教这位老艺术家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问他，爷爷，到底什么是“爬灰”？他捋须大笑，跟我讲起典故由来，又举了《红楼梦》里贾珍和秦可卿的例子。我要由衷地感谢爷爷，我对《红楼梦》的热爱正是起源于他讲的乱伦趣事。他教育我说，君子好色而不淫，凡事不能越礼。于是我问他父亲和曹姨什么关系，他们有没有越礼。

爷爷告诉我，父亲和曹姨是青梅竹马，两家是世交，后来响应国家号召，父亲去了苏北，曹姨去了云南。爷爷脱下左脚的袜子，脚趾少了一根，我问怎么回事。他说，运动中常有的事，要不是你曹姨回城照顾我，我这条老命也活不到现在。他说曹玉芳是个好姑娘，至今未嫁，对名分只字未提，不是儿媳，胜过儿媳。爷爷说完这话赶紧补充说，我不是说你母亲不好，我虽然没见过黄志梅，听你父亲说她很贤惠。

既然他们是一段佳缘，为什么该死的父亲要和母亲结婚，并且生出我这个不讨他喜欢的孩子？时间得回溯到1973年的夏天，关于父母的相遇，我用尽半生的时间才从他们不尽相同的描述中拼凑出大概情景。

父亲在那个燠热的夏天，始终像一匹不安的马，他在地里锄草，东一锄头西一锄头，当邮差骑着凤凰牌自行车在田埂上欢快地打铃时，他立刻扔下锄头，冲到田埂上，拦下邮差。父亲在邮差的军绿色邮报里翻了又翻，邮差耐心地站在一旁抽烟，等到父亲露出失望的眼神，他才过来拍拍父亲的肩膀，温和地说，下次吧。

有一天，父亲干完活坐在树下看书，邮差又来了，在田埂上急促地打铃，知青——知青，你的信。父亲拔腿就跑，绊了一跤，栽在秧田里，沾了一身泥巴，干活的人都笑了。父亲摘下眼镜在清水里摆一摆，戴上，整整湿漉漉的衣裳，像要被授勋的将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往田埂上走。干活的人准备向父亲道喜——他最终盼到了朝思暮想的来信。父亲读完信，双手颤抖，把信揉成一团，扔了出去，然后又捡了回来，塞进裤兜。干活的人见势，谁起了个头，说，走吧，今天收工了。大家都走了，一路窃窃私语。

我跟父亲住在上海时，父亲和曹姨提起过信件的事，一切只是个误会。云南当地的队长截留了曹姨写给父亲的信，也截留了父亲寄给她的信。队长想让曹姨留下，好嫁给他的残疾儿子。队长见父亲和曹姨不死心，就伪造曹姨的笔迹，给父亲寄了一封绝交信，谎称曹姨另结新欢。

父亲每天闭门不出，茶饭不思。黄庄的队长派人去看望父亲，都被父亲拒之门外，他担心父亲出事，影响大队声誉，派母亲去看望父亲，他认为父亲不好意思让女同志吃闭门羹。母亲不愿意去，队长说算你家工分，母亲这才挎上装着饭菜的篮子，缓缓朝知青宿舍走去。父亲的门从里面闩了，母亲推不动，把饭菜放在门口，朝里面说，同志，人是铁饭是钢，你得吃饭啊。父亲不吱声，母亲隔天又来，饭菜空了，只剩空盘子，她把空盘子收好，又摆上新的饭菜，朝里面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何患无妻？这些话是母亲跟一个读过私塾的老先生学来的，母亲送了一个多月饭菜，说了一个多月不着边际的话，父亲的门终于开了。

接下来的故事有了分歧，母亲坚持说，那个风雨交加的傍晚，伞柄都吹断了，她把父亲的门推开，父亲一把搂住了她。“你不知道你父亲力气多大。”母亲这么说的时候像少女一样娇羞，“那是他最爷们的一次。”父亲矢口否认，胡说，那天是大暑，一丝风都没有，你母亲进门后坐到我床边，握住了我的手。

他们后来怎么结的婚，浪不浪漫，父母绝口未提，我从父亲那回到黄庄再问起母亲他们的相遇，她拍拍袖子上的面粉，口气像个哲学家：“这是夏天的错误。”

既然他们的相遇是夏天的错误，我就是错误的果实。我很同情父亲和曹姨，他们被命运捉弄，我更加愧疚，似乎是我的存在破坏了他们的姻缘。爷爷对父亲、母亲、曹姨和我的纠葛也是一筹莫展，他说，这是个结，能不能解开，怎么解开，全凭天意。

父亲加班越来越频繁，几乎忘了我在爷爷家。我并不在意，虽然没有电视，爷爷可以从盘古开天地讲到当代，比电视节目精彩得多。

第二年重阳节前一天早上，我被窗外的鸽哨声吵醒，我知道大人们已经骑着自行车上班了，老人们会背着宝剑往公园晨练。我一骨碌爬起来，从柜子里找出我写的一幅字——在爷爷的教导下，我的书法每日精进，我寫了一幅《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准备作为重阳节礼物送给他。爷爷的房门没开，以往这时候他会在公园打拳。我推开门，他闭着眼安静地睡着，我喊了两声“爷爷”，他没答应，我拽了他的大胡子，他歪过头，流出一摊口水。

爷爷睡了过去，父亲像一尊雕塑立在爷爷灵前，他没怎么哭，告诉我爷爷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若不节哀反而违背老人的心愿。曹姨抹了几回泪，自我安慰说走得不痛苦，也算是幸事。

爷爷入土不久，父亲给我宣布了一则喜讯，我的上海户口办下来了，我成了上海人，可以名正言顺地读上海的公办学校。父亲深谋远虑，把我的将来计划得明明白白，我最好是念大学出国留学，最差是到印刷厂接他的班，然后找个上海姑娘成家，爷爷的房子可以做我的婚房。那时我还体会不到到上海户口和上海房子的贵重，所以后来也经常懊悔和上海的决裂。我坐在父亲家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竟生出莫名的厌倦感，眼神迷离，思绪飘忽，父亲和曹姨的嬉笑萦绕耳旁，又从旷远的窗外传来母亲对孩子焦急的呼唤。

尽管曹姨百般挽留，我还是决定回到黄庄，回归乡野的子宫，母亲需要我的陪伴，而父亲有曹玉芳就够了。

离别那天，曹姨对我抱了又抱，亲了又亲，塞给司机一包香烟，跟他再三叮嘱，请他照看我。父亲拎着我的书包，眼里亮晶晶的，嘴角抖动，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他什么都没说。我拽走父亲的书包，说走了，登上大巴的台阶，找位置坐定。车开了好远，我没敢回头，车窗外飘浮着飞絮，像绒花一样，轻飘飘的，我的胸口却像压着一块石头。

我从上海回到黄庄的第二年春天，曹姨给我寄了封信，让我努力学习，多关心父亲。我觉得莫名其妙，写信给父亲，父亲回信告诉我曹姨一个月前不辞而别。曹姨从此杳无音信，多年后我听到刘若英唱“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想起曹姨粉白的脸庞，她拥抱我时身上的玫瑰香味，情不自禁落了一场泪。

现在想来，我辜负了曹姨的期望，连父亲的最低期望也没实现，我无法到印刷厂接他的班。曹姨离开上海，过了半年，那天母亲正在包馒头，我在往炉灶里添火，有人跑来通知母亲收电报。我跟着母亲去收电报，父亲发来的，说他升上了副厂长，我今后的工作不用发愁。母亲问人副厂长是多大的官，别人说多大的官不知道，反正一人之下，几百人之上。

过完年，父亲又发来电报，让我们去上海一趟。镇上到上海的大巴有了新的线路，清早出发，下午就能到。我坐在大巴上难以掩盖内心的激动。我说，父亲肯定是升上厂长了。母亲说去了就知道了。我说，到了上海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闯红灯，上下车要排队。母亲说，好。我又说，对了，上海人很奇怪，不吃山芋，吃山芋藤。母亲有些疲倦，靠着窗户，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的农田。

我心血来潮，跟母亲说，我们直接去父亲的印刷厂给他一个惊喜。母亲问我摸得着路不？我说摸得着，父亲带我去过两次。母亲想了想，说，也好，看看你父亲的厂子多大，就知道他是多大的官了。

到了印刷厂，灰色的大铁门上挂上了链子锁，一群人吵吵闹闹，非常激动，似乎想往门里冲。我慌了，问一个穿红毛衣的男人发生什么事了。那人没好气地说，印刷厂倒闭了，我们要喝西北风了。我问他父亲怎么办？他说你父亲谁啊？我报了名字。他说不知道，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还管得了别人？

回到父亲家，父亲努力挤出笑容，你们来了。他带我们去城隍庙吃小笼包，第二天又带我们去逛外滩，看东方明珠，到动物园看熊猫。我拉着母亲挤到人群里，指着肥嘟嘟的熊猫说，妈你快看，国宝大熊猫，比书上看到的还胖。趁着父亲去买吃的，母亲说，你爸一定是有事要说。我说什么事？母亲说，我不知道，能感觉到。

母亲一语中的，晚上吃过饭，父亲从怀里摸出两本房产证放在桌子上，母亲说，干吗？父亲低下头，思考了许久，终于抬起头，坚定地说，房子给你们，我要去出家。我大吃一惊，什么？你要去当和尚？父亲点点头，闭上眼，我念头已定，你们不要劝我。我顿足捶胸，你还真是个蛮子。母亲站起来，把房产证推回去，簌簌地落泪，说，好，好，我知道了。

母亲没要父亲的房子，理由是她得回黄庄照顾老小，得照看田地牲口，还有她和我一樣，一坐长途车就晕车。

父亲的出家在光怪陆离的上海不过是一颗石子丢进大海，在渺小的黄庄却掀起了轩然大波，乡人们对此展现出各种不怀好意的猜想，甚至对他的性取向产生怀疑。我的母亲年轻时丰乳肥臀，是黄庄男人们意淫的对象，他们有一半的下流玩笑开在她身上。我也因为是乡里第一个和尚的儿子受尽嘲讽，初三未毕业就被迫辍学，去县里学了电焊。母亲的境遇也比较糟糕，先前对她垂涎欲滴的老男人们纷纷登门拜访，有一个四十多岁的鳏夫拎着半口袋黄豆扔在我家地上，荒唐地提出要母亲陪他睡一夜的要求，被她一锄头砍伤了脚踝。大家都说母亲守了一辈子活寡，村里一个独眼老光棍，每次看母亲都是乜斜着眼，有一次喝多了酒对着母亲的背影自语自语：“可惜了一对好奶子。”

我在县里学了一年电焊，回到黄庄，既不上学，也不打工，像个二流子，整日浪荡。后来省里电视台来了一帮子人，说要录制一档知青生活现状节目，想采访我们。母亲作为一个乡下女人，本不愿意抛头露面，一听说能拿五百块钱，态度就不坚定了。邻居也怂恿我们录节目，他们以为上了电视就能像明星那样一炮走红。母亲问我录吗？我说录，五百块钱呢，将来还能给子女吹牛，说你老子也是上过电视的人。

主持人为了营造节目氛围，要求我们忆苦思甜，母亲说父亲现在在上海吃香的喝辣的，生活有滋有味。我在旁边急了，说，母亲你瞎说什么，父亲在庙里呆着呢，怎么会吃香的喝辣的？有个看起来像负责人的光头喊了停，要我们说点幸福的事，母亲想不出来。我说你们再给我一百块钱，我来说。他们给了我一百块钱，我回忆起父亲带我去喝羊肉汤的那个早晨，我们如何一块块拧下硬邦邦的馒头，泡在香辣的羊肉汤里。

节目播出后，一些热心观众写信鼓励我们要振作起来，说我生在新时代，要担负祖国和家庭的重任，勉励我重新上学。县政府了解情况后，把我安排到县里读高中，学费全免，我高考落榜后没有再给别人增添负担，毅然决然出去打工了。

1999年的夏天，我穿着一身法国队足球服，兴高采烈地来到上海真如寺，朝各式各样的佛像磕头，完了拉着一个年长的和尚问唐度是不是在这出家。和尚说，你说的是妙济法师吧？我说我不知道他法号，只知道他叫唐度。和尚问找他何事，我说我是他儿子。香客们哄堂大笑，和尚急了，要把我推出法门，朝香客们喝道，佛门净地，不得喧哗。这时父亲像鬼魅一样飘到了我身后，轻轻叫了声“北生”。我转身看到他穿着袈裟，捻着佛珠，头皮上生出一茬亮晶晶的毫发，额头上皱纹如刀刻，还是戴那副黑框眼镜，眼睛里波澜不惊。

1999年梦境般的下午，我和父亲——妙济法师，面对面站在真如寺的大雄宝殿里，香客们窃窃私语，讨论我长得像不像我父亲。

我本打算一辈子不见遁入空门的父亲，他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早已由一个有血有肉的上海男人稀释成模糊遥远的闲云野鹤。我在苏州给人装空调，谈了一个苏州本地的女朋友。女朋友的父母起初不同意我们交往，说我们苏南姑娘不会嫁给苏北修理工的。后来我对苏州女朋友说，我父亲是上海人，爷爷是画家，太爷爷是司令，我家在上海有两套房。这下她父母对我的态度突转，说修理工怎么了？你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他们热情邀请我父母会面，我告诉过女朋友我母亲是地道的乡下人，他们主要想验明父亲的“真身”。

父亲得知我的来意后，脸上难得露出笑容，这是好事。和女朋友家人见面前，我担心父亲会暴露身份，我对女朋友说他是学者，研究活字印刷。父亲头上的戒疤清晰可见，我劝父亲戴假发。父亲很生气，说，我是和尚，不是秃子，戴什么假发？我更生气，我说你学者，你不戴假发，他们就知道你是和尚了，我这婚事就黄了。他不吱声，找了一顶鸭舌帽戴上，掩饰说，天太热，戴假发吃不消。

见了面，母亲应我要求少说话多吃菜，女朋友父亲给父亲倒了一杯白酒，父亲说什么也不喝，我说他过两天要体检，不能喝酒。女朋友父亲说，唐师傅研究活字印刷？父亲闷头嚼兰花干，嗯，搞印刷。女朋友母亲说，唐师傅是老上海咯？父亲说，也不算是，我小时候生活在南京，上了中学才去的上海，我爷爷是安徽人。

父亲不主动说话，问了才答，倒也没露破绽。不过我最担心的是他的鸭舌帽。我和女朋友父亲推杯换盏，他体格肥胖，一会功夫汗如雨下，汗衫印出耷拉的乳房。他问父亲这么热怎么还戴帽子？我说他有偏头痛，一年四季得戴帽子。我在酒桌上随机应变，木讷的父亲临行前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上衣口袋露出一截房产证的封面，女朋友的父亲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笑呵呵地说，常走动，我们以后就是亲家了。母亲终于得到说话的机会，那错不了，亲家你们就把北生当儿子，他做得不好，你们打也打得，骂也骂得。

父亲只答应和女友家人见面，并不保证促成这段姻缘，他口袋里两本房产证只有封面，那两套房子在母亲拒绝接受后被他捐赠给了上海佛教协会。我对他的无私大为光火，临别时，我问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双手合十，认真念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苏州女友发现真相前，我跟她分了手，并且编造了一个高尚的理由，说要投身家乡建设。我回到苏北小县城，找了个本地姑娘结了婚，大热天像蜘蛛侠一样伏在外墙上给人装空调修空调。值得欣慰的是，我在县城修理工里最有文艺气息，我会讲四大名著，会写书法，还能吼两嗓子，经常在庆典活动上露脸，成了草根明星。母亲对左邻右舍自卖自夸：“我看‘星光大道上的选手也不比我儿子强。”

我不想成为什么草根明星，再明星我还得给人修空调，我后悔当初没按照父亲的想法规划我的生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的缺失，使我颠沛流离，更不用说对母亲的疏远。但是母亲一如既往地平静，反而问我，你就打算让你父亲一辈子待在庙里？和田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又一次像哲学家一样开导我：“凡事都有因缘。”

母亲说得没错，父亲出家也好，还俗也好，都是因缘际会，不可强求。當护士把我刚出生的儿子抱到我面前时，我惊异地发现这小男孩眉眼间天生忧郁，散发出一种高冷脱俗的气质，跟我这个粗鄙的修理工父亲相比，他的血统更接近我谜一样的父亲。我对母亲和妻子说，等儿子满月了我想去上海一趟。妻子说，去吧。母亲说，是该去了。

我把儿子照片送到父亲手里说，我曾经有个优秀的爷爷，我不想我的儿子再失去一个优秀的爷爷。

父亲凝视照片，止不住颤抖，他背过身，摘下眼镜，用肥大的袖子遮住眼睛。我眼圈也红红的，说，父亲回家吧。他蹲在地上，放声哭起来。

那天我记忆犹新，天是蓝蓝的，地是宽广的，寺庙里的枯枝生出新芽，许愿池里的池水开始解冻，泛起祥和的光。

（编辑 黄丹阳）

江苏人，文学硕士，现居南京。2009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见于《安徽文学》《牡丹》《辽河》《鹿鸣》《大观》《字花》等杂志，长篇小说《北方的尘埃》获第五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