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英

一

妈妈指着枣树上还泛青的枣，说，你看看，今年的枣儿结得多好。

我点点头，顺着妈妈的口气夸了夸院子里的枣树，顺便又夸了夸妈妈地里种的豆角和南瓜。我看了她一眼，然后抬起头看着枣树，像是对着枣树说，妈，我刚调了个单位。

说完，我半侧着脸，用眼梢看着妈妈。

妈妈转头看了看我，脸上并没有我想象中很意外的样子，只是问，调哪儿了？

杂志社。我看着妈妈，紧跟着说，这里能轻松许多。

那就行，四十多岁的人了，不能老那么累，孩子和家对女人才是重要的。

妈妈又问了在那里做什么，收入怎么样。

对于后一个问题，我回答得含糊而笼统。说完特意跟了句，甘蔗哪儿有两头甜的，又想轻松又拿高工资的，就是贪官想捞钱，风险也大呀。我这样一说，妈妈顺势把话题转到了近期媒体报道的几个贪官身上。

到新单位上班一个月后，我才告诉我妈调动工作的事情。可以说，我的调动，亲友中妈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每个周末，我都要回爸妈这里。每次我都想赶在爸妈都在家的时候告诉他们。然而，这几次爸爸都不在家。不知道为什么单单面对妈妈一个人，要说工作调动的事，我心里总是打怵。

在我調动前后，总有师友说，我这样调走，是很可惜的。他们所说的意思我知道，是出于对所谓前途的考虑。

在调走前，我在报社是总编辑助理、编委、总编室主任，这些职务头衔，既是我的工作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面了我的繁忙程度。在别人看来，这些职位是闪耀于头顶上的种种光环。而这点光环最初满足我的虚荣心和存在感的同时，也在一天天损耗我。那些忙碌而空虚的夜晚，浮在半空的不安和焦虑，时不时将我推向一种痛苦和愤怒的边缘。那段日子，我常常失眠，变得易怒。

你这又是图啥呢？工资掉下来一大块，每个月至少少拿三四千。人过中年，干生总不如做熟啊。调走干什么？你的职位还可以继续往上走啊。在新单位人事部门对我进行外调时，单位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要调走，从前关系近的几个同事都这样说。我的调走，放弃原有的一切职务，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更像是一种毫无道理的低就。

是啊，图啥呢？我只想图个轻松，只是不想再在原来的位置上，日复一日地熬光阴了。

可不就是在熬光阴么。这几年，我没有到田间地头采访过，也没有搞过一次有实际意义的报道策划，更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稿子。可我比过去要忙很多，要累很多，要疲惫许多。除了时常值夜班外，几乎每天晚上都有饭局。

一个早上，借着昏暗的晨光，我看到了我头顶一圈白光。我被吓到，何时白发发展成这样，从丝缕的变成了成片的！我打开灯，灯光下一切复原，不过是微弱的光线造成的错觉。但是，我却如同受了惊吓的鸟一样。我所有的担心和害怕，在那个早上，从头顶冒出来，再也打压不回去。这成了我决意调走的最直接的理由。

此刻，站在妈妈家的院子里，我有点搞不懂，调工作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干吗不早点告诉妈妈呢，干吗非得爸爸在场才能说呢？也许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在我跟妈妈之间，爸爸就是一个挡箭牌，一个掩体，一旦发生战争，爸爸就是缓冲，挡在我跟妈妈中间，能保护我跟妈妈都不受伤，或者尽量少受伤。

我没想到，妈妈这么通情达理，更没想到跟妈妈说调动工作的事会这么简单。我正在心里责备自己是不是想得太多了，就听妈妈说，不管你干啥，爸妈都支持你。现在你已经是撂下四十往五十奔的人了，可不是当年刚大学毕业的小孩子，该往哪条路上走你应该比妈清楚。

妈妈的这句话，化解了我心里的不解。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直到今天工作变动已是事实了，我才告诉妈妈。为什么我平时很少跟爸妈聊工作上的事情，更不愿意跟妈妈谈及。

这一切得从我大学毕业那年说起。

二

“热死了。”

我妈一脸油汗，倚在门口，随手把报纸扔在门后的小饭桌上，疲惫地挪步进了里屋。

借着我妈的手劲，几封信从叠着的报纸里甩出来。

我打了一盆凉水，又兑了点热水，试试水温正好，端进里屋放下，又出来了。听着哗哗的水响，我才拿起了报纸。

1991年8月16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七。报眉上的日期显示，这是前天的报纸，也是我在卡布梁能看到的最新一期报纸。

报纸是我妈单位的。信是我妈单位同事的。我翻了翻，三个牛皮纸信封，两个白色信封。一封牛皮纸信皮上写着漂亮的行书，其他几封上面的地址姓名写得歪歪扭扭的，像刚上学的孩子写下的。

来信的地址五花八门，有一个只写着甘肃王村。我真担心如果收信人不明的话，这信退都没有地方退。

还有一封电报。透明的塑料信封，露出里面的字：妻病速回。信封上打印了两行字：卡布梁煤矿转北山三一煤矿，收信人王长路。

我妈每天下班回来，都要顺便从邮局带回一些报纸和信件，第二天一早再带到三一煤矿——我妈上班的地方。我妈就在这个小煤窑当报刊邮递员，兼卖煤的开票员。

我看了一下电文的日期，也是前天的，也就是说，这封电报已经走了两天，等它到这个叫王长路的人手里，还得一天，不，还得两天，明天是星期天，我妈休息。此时已近六点，我妈下班才拿到这些信，不会因为这样一封电报，再专门去一趟三一煤矿的。

三一煤矿在我们卡布梁的最北边。从家要走一个小时山路，到一个山窝窝，远远看到山窝窝里的三排红砖平房，也就看到了三一煤矿。

这个角落里的小煤窑可不止这一家。隔着一条沟一道山梁，就可能有这样一家煤矿。大一点的守着两三个井口，小点的只有一个井口。每个井口都和卡布梁的采煤区一样，只不过规模小了许多，设备也简陋些，仿佛是缩小版的卡布梁，就连那些从井口走出的矿工也都一样，浑身黢黑，眼白和牙齿突兀耀眼，像一根根煤柱子移到你跟前。

三一煤矿有两个井口，还有那三排红砖平房。前一排是矿办公室，归矿长、副矿长、会计、办公室主任等管理人员，其中一间是我妈的办公室兼宿舍，上面挂着牌子：售煤部。还有一间大一点是灶房兼职工食堂。

后面两排就是宿舍了，下井的工人都住在那里，一间屋子里住着六个人，二十来间屋子，一百多号人。

我妈在三一矿，主要的活计不是开票，更不是当一个邮递员，而是织毛衣。一天下来，手快的时候能织一只袖子，慢的时候起码也能起一个底边。虽然每次织好了后面，前面织的部分已经分别染上了不同深浅的灰色或者黑色，但她还是要织。

“不织干啥去，没事干。”我妈说，“我这辈子织毛衣最多的就是在三一矿，可把毛衣织够了，你们姐俩儿加你爸的毛衣毛裤，我再没求过人。”

我妈织毛衣，是用来打发无聊的时间。她明白着呢，到三一矿来，不过是为了混一个正式工的身份，只有用公家的时间给自家干点私活才不觉得亏。

三一矿矿长和会计，所有在第一排砖房里办公的，都是赵公村的人。用我妈的话说，哪一个不是满脑袋高粱花子，自己怎么就来到这么个烂地方？从国营大矿到了小煤窑，从一个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变成卖煤收发报纸信件的，我妈觉得真是越活越倒退。到三一矿，我妈就是为了一个转正的指标，有个响当当的“正规军”的身份。这与她同一天到三一矿上班的小张想法明显不一样。

小张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一天到晚，房前房后、房里房外的清扫、打水都是小张的。每个周六，小张要清洗所有人包括那些下井工的衣服。虽然有洗衣机，毕竟也得一件件往里放，还得一件件晾出来。洗一件衣服，不论大小都是一块钱，这个钱，明说是用水用电和洗衣粉的钱。小张收了来，就成了自己的收入。矿长、副矿长的钱当然是不收的。

小张跟着男人到了这里，双双从赵公村的农民变成了工人，只不过，男人是正式工，而小张是临时工。

别看这么个小煤窑，三一矿的正式工也不是随便就能当上的。用我妈的话讲，从赵公村招了工来又转了正的，都是有点来历的。小张的男人赵会计不就是？听我妈讲，他原不过是赵公村生产队的小队长，啥也不懂，到了三一矿就成了管钱的会计。无冬历夏，室内户外，坐着站着，赵会计跟矿长们都一个姿势，外套的袖子从来不套在胳膊上，甭管衣服厚薄一律披在身上，两只手叉在腰上，胳膊弯把外套撑成一个披风的样子，威风得很。

虽说小张是临时工，但在他们村里，还是被很多人羡慕的，毕竟是挣公家钱。

“這已经相当不错了，算是到了福窝窝了。”小张说这话时，红砖房前刚挂上去的湿衣服，在山风中发出呼啦啦有节奏的响，就仿佛门外立着一支庞大的部队，正舞动着战旗呐喊助威，映衬得小张的话颇有来头和气势。

三一矿的红砖房前后各种了一排钻天杨，夏秋时节，能看到这仅有的两溜绿色。树与树之间都绑了塑料绳，一件件湿衣服搭上去，三一矿办公区倒真像家属院一样。

小张所说的这种体面，我妈一点也体会不到。因为唯独我妈是外来户。

在我妈看来，到了三一矿，就是彻头彻尾走了下坡路。

“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自打去了三一矿之后，这是我妈最爱说的一句话。

我妈总是抱怨，一天要走几公里山路，回到家已经累得连话也懒得说。虽说是懒得说话，可我妈一旦张嘴骂起人来，就像一个能量十足的炸药包，火力猛烈，势不可当。

虽然我已经过了二十岁，我妈一骂我，我连头都不敢抬。

每次不管是骂爸爸还是骂我，我妈都要先关上一道道的门，外屋的门里屋的门，再关上窗户，然后集中爆发，暴跳如雷。那怒吼和叫骂震得整个玻璃窗都响。

我妈关门关窗倒不是怕人知道她骂人很凶，而是怕邻居熟人知道她过得不好不开心。

三

电报半封着口，塑料封皮是用一个订书针订住的。我看着电报上的日期，小声感慨，真傻，发什么电报，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不比信件快。

屋子里的水声渐渐息了下来。我侧耳细听了一下，估计我妈已经擦洗好了，正换衣服呢。按照习惯，换了衣服，我妈要在屋子里躺一会儿，歇上一歇。

我拿起报纸，一份《河川日报》，一份《煤炭报》。我对这两份报纸并不陌生。卡布梁的布告栏里，常年张贴着这两份报纸，隔上一两天换上最新的一期。

我开始翻报纸，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发出声响来。这段日子，我天天待在家里，在我妈他们单位领导看到报纸之前，我是第一读者。

我在后面的两个版面停的时间稍长一点，一版二版我扫一眼就翻过去了，没什么兴趣。一会儿工夫，我把这两份对开报纸的四个版翻了个遍。

看报纸，意味着我的一天几近结束。

我哗哗翻报纸的声音小了下来。我突然听到我妈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声音虽然微弱，但是在我听来，却沉重无比。

我的耳朵和心思已经被牵到了里屋，牵到了我妈身上。

是因为我吗？多半是因为我。

唉——我也忍不住叹了口气。待在家里这两个月，我的叹息也像我妈一样，越拉越长。

每天这个时候，我的日子就变得沉重起来。我妈一回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一天又过去了，我的事还没有着落。

唉，我又叹了口气。毕业后，我就像个无业游民，天天困在家里。

我本来打算直接去海南的。

从小在卡布梁这个山沟里长大，既没见过海，也没见过岛，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有海的南方。海南岛四面环海，多么符合我的期待和想象。

可是，我妈不同意，她说我傻。

“国家分配的铁饭碗你不要，到那种两眼一抹黑的地方去？别傻了，你一个女孩子家两手空空，靠什么闯？你爹你妈一没权二没钱，好不容易供你上了大学，放着国家干部你不当，你跑到那种遍地皮包公司的地方瞎混，能混出个啥名堂？你难道要像妈一样，走妈的老路？！当初都说卡布梁是个福窝窝，一棍子捣下去不是石油就是煤，白面馒头管够羊肉管够，钱多得花不完，我就是信了这鬼话才跟你爸到卡布梁的。好么，这辈子上了个最大的当，想走都没门。你要是这关键的一步再迈错了，我这辈子不是更白瞎了吗？你现在不听我的，以后你后悔去吧。”我妈开始念叨她的老三篇。

每次说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妈都会把她命运的前因，现而今的后果捋一遍，一捋就捋到了跟著爸爸来卡布梁煤矿这件事情上，就归结到这一步错导致后来的步步错上。

“这关键的一步走不好，一辈子都走背运。我当时到这个破地界儿就怪你姥姥，我年轻我傻，你姥姥比我还傻，都扯了结婚证了，你姥姥才听人家说，这里跟老家隔着四个省，要走一千多公里。你姥姥当时正给我买嫁妆，手里拿着被面，一听人家说这个，浑身抖开了，这才傻了眼。没处吃后悔药去。这是我一辈子的教训，我可不能像你姥姥稀里糊涂的。”

在我妈嘴里，她和我爸之间的姻缘就这么简单又复杂，从来都是一笔无法清算的坏账，是我妈一切霉运的开始。

“还由着你了，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还能得很。我看你撂了铁饭碗，混不下去了再怎么办？难道你学你苏阿姨家的大丫头？”

苏阿姨的大女儿顾蒙蒙矿业大学毕业后，分到了矿务局煤机总厂，干脆没去报到，直接去了广东，这两年一直未见回来。

“真要是混得好，她怎么不回来看她爹妈？她是没脸回来。真要是混得好，为啥每次一问你苏阿姨，你苏阿姨都躲躲闪闪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爹妈苦巴巴地把你供出来，你可倒好，跑到南方没影了。这不是丢人现眼么？迟早得把爹妈气死。”

我妈的话真刺耳。我感觉血在往脸

上涌。

关于顾蒙蒙，卡布梁人的小道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睛的，说顾蒙蒙钱是不少挣，可干的不是什么正经营生。有人在广东最大的歌舞厅叫什么卡萨布兰卡的见过顾蒙蒙，回来四处散布说，顾蒙蒙浓妆艳抹，活像老电影里的女特务、交际花，一看就不在正道上。

我妈还在唠叨：“这么些年，我从老家到卡布梁，再从卡布梁到三一矿，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个体体面面的工作！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又是为了啥？不也是为了你有个体面的铁饭碗！弄来弄去，你妈我到了这么个烂怂窝窝，你再扔了大路不走走小路，我还有啥盼头？！你开不好头，你妹妹到时候更费劲儿，那我这些年吃过的苦不白吃了，掐过的亏不白掐了？”说着，我妈已经哭开了：“你要是瞎折腾，跑那么远就再别回来，我就当没生你……别让我跟着你一起当现世宝，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怎么命这么苦……”

我妈边哭边说，好像我已经步顾蒙蒙的后尘，走上弃明投暗的人生道路。

我妈一哭一闹，让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收了回来，我只有听命于我妈。

可我已经毕业两个月了，在家窝了足足两个月，工作的事情一点儿没有着落。

四

到三一矿当收发员，算是我妈干过的第三个职业，也是我妈待过的第三个单位。

之前是在卡布梁商店，再之前是卡布梁理发室。

矿职工食堂西侧的一个小门脸，就是理发室，旁边是压面房、洗澡堂，还有一间小小的邮政所。这一大片平房，被称作卡布梁矿的福利房。也是我小时候最熟悉的地方。

别看理发室的门脸小，里面可大，长方形的屋里，挂着好几面竖条的大镜子，坐在镜前可以转来转去的长靠背椅上，照出来的人模样儿有些变形，怪模怪样地让人想笑。

来理发室的都是男人。男人们有理发票，一个月一张，一年十二张，矿上职工的劳保之一。女人们谁来？头发长的扎辫子，头发短的自己对付着一剪。长椅上排队理发的男人分两种，刚下班的还有倒班得闲的。这两种人一眼就分得清，刚下了班的，衣服虽然换了，但是眼窝子里的煤灰还没洗净。闲得没事的男人则不一样，明显要干净得多，抽着烟说着闲话，不急不躁地等着。

理发室是带玻璃窗的对开双扇门。夏天门上挂着蓝色工作布的单门帘，冬天挂着军绿色的棉门帘。一掀门帘，一股奇怪的湿热气味儿就直冲出来：肥皂水、臭头油、劣质纸烟味儿，还有各家各户带进来的说不清的混杂味儿。

理发室洗头用的是肥皂水，理发室的炉子上总是卧着一只大钢盅锅，锅里是熬化的肥皂。

我妈不让我和妹妹走远，说哪儿哪儿都危险。给我们讲过不止一遍，理发室崔主任的大小子孙宁生跟我一般大，五岁时没人看护，不知怎么自己爬到铁丝网的垛堆上，当场就被滚落的铁丝网给压死了，后来崔主任又生了个儿子，一直都当宝贝似的放在杭州老家，就没再让回矿上。苏阿姨家的老二晓玲，到山上去揪山杏核，一失脚从坡上摔下来，差点没摔死。我妈说这些时，语气里带着狠狠的恐吓和警告，每次说完，都不忘再叮嘱我：“放了学哪儿也不许去，看好妹妹，除了家门口，只能在理发室附近玩。” 从小，我妈对我立了很多规矩，不能到处乱跑是规矩之一。我妈说，小孩子要看严点，要不容易出事，容易学坏。

一放学，我就带着妹妹到理发室找我妈。我们先在门口侦察一番，如果长凳上一个人也没有，再凑到跟前，往门里瞅上一眼，才领着妹妹进去。

如果我妈的领导——理发室的崔主任不在，我妈还会给我们俩都洗个头，洗完再吹干。这样，就不用在家洗了。理发室的女人们都这么干，时不时地会把自家的孩子招到理发室去，给他们洗头理发吹风。

理发员全是女的。崔主任就住在我们家对面的楼房里，跟苏阿姨是邻居，崔主任的男人叫孙六雪，两口子都是杭州知青。崔主任不止一次说过，在理发室，属苏阿姨跟我妈理得最快最多。我妈一早上就能理十几个头，还带吹风的。

“快也不多理。理得多又怎么样？到月底拿的钱都一样。傻子才多理呢。”有天吃晚饭时，我很是崇拜地对妈提起崔主任的话，我妈撇嘴说，“一看人多，我就上厕所，一上厕所就是十几二十来分钟。崔二不乐意。”我妈管崔主任叫崔二。“崔二当着那么多来理发的人训我，说我是懒驴上磨屎尿多。我才不理她呢。我不急不慢地给她一句，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放屁，厕所也不让人上，憋死人你负责。一屋子人都笑。崔二整了个臊疤脸，再不吭声了。”端着饭碗，我也再没吭声。

在理发室，我妈唯一喜欢干的活儿是吹风。我妈说，吹风最省事。可是一天没几个来吹风的。苏阿姨跟我妈说：“爱吹风的，爱理大背头的，爱赶时髦的都是南方人。”

我妈他们把卡布梁人分为三种：此地娃子，北边的，南边的。话里话外，早就分出了三個等级，南边的第一，北边的第二，此地娃子垫底。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妈他们嘴里，外省人总是显得比本地人高一等，而外省人中，南方人就更被高看一眼。大概是因为卡布梁的南边的多是知青、过去的右派或者右派的“狗崽子”，也多是从南方大城市洋气的地方来的，卡布梁的文教卫生等需要文化知识的行业多是南方人的天下，虽说吃的还是煤矿饭，但多是些体面有文化技术含量的地面上的工作。

“什么南边的，还不都是地面工，你看哪个挖煤的那么讲究，矿工帽一戴，啥发型都没有了，再说天天在井底下黑洞洞的给谁看？讲究个屁。”我妈又说，“可就是挖煤的来，咱不还得一样伺候，咱比挖煤的还不如。真不能一辈子干这个。你看，百货商店就快盖好了。”我妈推开门，指着对面正盖着的二层楼房对苏阿姨接着说：“咱得到那儿上班去，不能当一辈子理发员。”

我妈说着，转过头来，冲着我跟妹妹连呵斥带吓唬。“你俩站定，一会儿崔二来要打呢。”我跟妹妹绕着椅子，叽叽嘎嘎地笑着闹着，正玩得疯魔，地上的头发渣子带得到处都是。听到我妈的训斥，我们赶紧停下来，不跑了。我俩开始玩转椅子。妹妹坐在理发的皮椅子上面，我使劲转。妹妹咯咯咯地捂着嘴笑。

我妈一边扫地上的头发，一边扭头跟苏阿姨说：“讨厌死了，要洗头，要剪发，还要刮胡子。一天到晚尽侍候这些个臭男人了。”

苏阿姨正理着发呢。理发室就剩一个顾客了。那男人听我妈这样说，扭过脸来看着我妈。

“看啥看，没见过！”我妈硬生生把他的眼光瞪了回去。

“别动，再动剪到耳朵了。”苏阿姨这样一说，那男人老老实实原样坐好。

轮到我妈和苏阿姨值班，她们要一直挨到六点以后，打扫完卫生，倒炉灰，封炉子，锁了门，才能下班。 扫完地，在炉子上煨好两铁皮桶水、一锅肥皂水，我妈摘掉了厚厚的白纱布口罩。口罩的鼻子和嘴的位置已经隐约有了灰迹。妈妈把口罩洗了，搭在椅背上，一边搭一边说：“这口罩太厚了，回头得拆了，重新缝成两个薄点儿的。”

口罩是我妈特意从矿医院整来的医用口罩。给顾客理发时，我妈会专门戴上口罩。一开始，还有顾客问，戴口罩干啥，你这是资产阶级臭毛病。我妈总会说，我感冒了，一会儿打喷嚏喷你一脸能成吗？这个借口每次都好使。其实，理发室的人都知道咋回事。我妈不止一次说：“来理发的男人嘴臭得很，满嘴烟臭不说，还老冒下流话。戴上口罩可以挡一挡。你没见，有些男的眼睛也不闲着，透出一股子斜光。一帮子下三滥，手上的小动作都上来了。”我妈骂着。

那些来理发的男人往椅子上一躺，等着我妈洗头，等着往脸上刷肥皂泡，等着我妈一下一下地细细地剃下胡须，等我妈给洗擦，等着我妈给拍油，再等着我妈把椅子摇起来。

透过口罩，都能看出我妈一脸的不耐烦。

要是理发的男人不老实，我妈直接就骂到他脸上。这我可真见过。

有一次，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矮个男人，说要理光头剃胡子。理着理着，我就听我妈高声尖嗓说：“再不老实，刀子可不长眼睛，割了活该。”一句话，招来了整个理发室所有理发员的注目。“我警告你，我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手一抖，刮胡刀真能刮到鼻子上挒到耳朵上去了，真能把脑浆子给你剃出来。”这话说完，大胡子就说不理了，把白色围布甩在转椅上，走掉了。

理发室的门还没关严，我妈就呸的一声啐了口唾沫：“烂人，还想在老娘这儿撩骚。”

崔二瞪着眼问我妈：“咋回事？”

“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个烂人，理发就理发吧，趁我不注意，在我腰上捏了一把。妈的，什么样的下三滥货都有。”

崔二张了张嘴，没言语。

后来，“剃头刀子可不长眼睛”这句恶狠狠的警告被当作理发室的口头语，流传了好长时间。

妈妈总说，最难干的活是剃光头，一般剃光头的不是小孩子，就是半大老头子。小孩子的头理着费事，得小心又小心，而半大老头子，每次都要头和脸一起刮，刮一个脸，差不多能吹两三个头了。

“别动！”每次碰到要剃头刮脸的半大老头子，我妈从头到尾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字。又老又钝的剃刀，在皮带上象征性地蹭两下，直接上。这样来上几次，渐渐地，都知道我妈手重得很，越剃越疼。后来，每次用完剃刀，我妈干脆不磨了，剃刀就老得要命。好多人也就不来找我妈了。

不来正好。这样，我妈最不想干的活儿、最难干的活儿，也就省了。

“早就不想干了。”我妈又指了指正在建的百货商店，对苏阿姨说，“你看着吧，新楼一盖好，肯定要招人。”

我妈说这话没多久，果然就和苏阿姨都如愿去了商店。

我妈分到文具组，苏阿姨却被分到了副食组——制作售卖早点。苏阿姨急了，又是找老乡又是请吃饭，最后总算是给弄到商店的百货组。

直到今天我妈还在说，没想到在商店的日子，竟是她人生的最高峰。

虽然还穿着同样难看的白大褂，但是不用再围着那把转椅伺候臭男人了。卡布梁那么多女人，想去商店的大姑娘小媳妇很多，能去成商店的却很少，而且我妈去得又没像苏阿姨那样费劲儿。关键是，在商品紧俏的计划经济时代，营业员是响当当的八大员之一啊，相当吃香的。

吃香的日子转眼十年了，不如意也在越来越平淡的生活中显得突兀，甚至刺眼。这就是转正。

整个商店，除了科长和书记，除了五个正式工，其他近二十个营业员都被称作季节工，感觉从一开始，她们就是按季节打零工似的，好像营业员是个季节性的职业。

随着年头日长，商店的女人更加频繁地跟科长打听转正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总是没有指标。一直到第十年，她们才听说，矿务局每年都给商店分配转正的指标！给谁不给谁呢，科长谁也不想得罪，干脆退了回去。到了第十个年头，矿务局商业处干脆不给卡布梁商店拨指标了。反正拨了也不要。商店的女人都骂科长是个坏怂。可是，骂有什么用，白白当了十年的季节工。

我妈就是在这种转正无望的情况下，带着一种最为现实的目的，一定要端上正式铁饭碗的心理，到了三一矿。

可后来，一提起到三一矿这事儿，我妈第一句话总是，都怪你爸。

我爸是卡布梁机修厂的厂长。三一矿刚来卡布梁开煤窑时，我爸曾帮了他们大忙，支援了一批井下用的设备和零件，帮三一矿的矿长老赵他们检装过采矿设备，还帮着检查安装过采矿设备。一来二去，我爸就和老赵成了朋友。

老赵为了答谢我爸，也为了方便以后长期合作，跟我爸说，三一矿能从省煤炭厅套取一些企业正式职工的指标，看我爸有没有什么亲戚，可以帮着解决一下工作。

“这是个好机会，”当时我妈听我爸这么一说，就没假思索，“你总算能给这个家办点事了。”就这样，我妈去了三一矿。

五

真是无聊得很，放下报纸，我随手又开始翻看那几封信。

我很想问问我妈，能不能把信封上的邮票留下，有两张我没见过的熊猫邮票。从初中开始，我零星地攒邮票，已经攒了三大本子。大学那几年，兴趣一下子淡了。这段日子实在是没事干，又把从前的爱好捡了起来。

我张了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我害怕一张嘴，直接招来我妈的骂，骂我一天在家不务正业。毕业两个月，我妈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每次说，后面都跟着长长的叹息和一连串的谩骂。不是骂我就是骂我爸。

我妈的脾气，到了三一矿之后，变得更坏。

一想到我妈的臭脾气，我竟突生紧张，我的信该怎么办？白天我写下的信怎么投出去呢？

上午我妈一走，我开始写信，给我昔日的大学男同学。

我用尽全部的文思写这封信，倾诉这段时间以来我的无聊，还有我对未来莫须有的恐慌。在强说愁的词藻中，这封信显得有些做作和夸张，但也算得上深情。

如果不是毕业在即，也许，我和这个同学会谈场恋爱的。只是，临近毕业才突然萌生的情感，令我们彼此都产生了怀疑，不是怀疑对方，而是怀疑自己。毕业，意味着各回家乡，工作还没有着落，哪儿有什么心思谈情说爱。临近尾声的校园生活，就是有浪漫这一说，也不过是附在谋生现实这张死皮上的毛而已，连点装饰作用都起不到。

而奇怪的是，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太闲的缘故，在家窝着的这段日子，在无所事事的等待中，在闲极无聊的期望中，昔日校园里含苞待放的情感，像影子似的尾随而至，一时铺张成无处安放的情思，再次涨满心头。这大概就是我要写这封信的动机，一时半会儿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

我该怎么把这封信投出去呢？直到黄昏时刻，我才想到这个问题。我开始发愁。

当然，完全可以去矿邮政所，在邮筒里投下这封轻飘飘又沉甸甸的信。可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过着大门不迈二门不出的隐居生活。我一回来就被我妈规定，不能出现在这个屋子以外的任何场所。我妈早就安排让我谁也不要见，对谁也不要说我分配的结果，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可能已被分回卡布梁煤矿的事实。我妈要我对所有人保密。可是，我不是个会撒谎的人。我妈就让我待在楼上不要下来，就像我一直没有回来一样，家里就像以往一样，只有她和爸爸两个人。似乎这样可以省掉许多不必要的口舌。

于是，我成了一个隐身人。可我哪儿会什么隐身术，我也没有一顶小时候童话故事里讲的可以让人隐身的魔法帽子。

我多希望此刻能有这样一顶魔法帽子。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爸爸讲的就是这个有关隐身的故事。故事里魔术师有一个魔法帽子，帽子一戴，别人就看不到了，他尽可以自由穿梭，也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有这样的魔法帽子，我要戴着它出门去发信，当然还会像故事里偷到这个帽子的小男孩一样，戴着它四处闲逛。到苏阿姨家转转，看看今年高考落榜的瑞瑞一天都在干什么；又或者串到哪个高中初中同学家看看，看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回来后，我还一个人都没有见过呢。故事里最后小男孩还是失掉了帽子，并且得到了狠狠的惩罚。因为被戴的次數太多，帽子磨破了洞，却无论如何找不到同样有魔法的神奇布匹修补，只能用一块普通的布料当补丁。移动的补丁让小男孩暴露了。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每次爸爸讲到这儿还不算完，还要郑重续上一个道理：看，不劳而获的想法要不得吧，投机取巧得来的，最终是要还回去的，幸福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劳动和努力去争取。只有讲到这两句话，魔法帽子的故事才算真正结束，或者也可以说，每次爸爸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后这两句话，做人做事的这点朴素道理。似乎这才是魔法帽子一点魔法都没有的作用所在。

而于我，道理一直摆在这儿，魔法帽子却始终无处可寻。

当然，也可以把这封信直接交给我妈，我妈是邮递员呀。就像他们三一矿的人，每次发信他们都是交给我妈，有邮票的贴好邮票，没有的把钱给我妈。我妈会给他们办妥，虽然会晚上那么一两天，但还从来没有哪个人的信寄不出去，家人收不到的。今天的这几封信，没准，就是前段时间某封信的回信。

可我根本不想让我妈知道我写了这样一封信。我不相信我妈。

几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夏日黄昏，妹妹把以前所有的日记本，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五六本日记本，全部扔进院子里的火炉里给烧了。当时，妹妹正上高一，我上高二，妹妹无意中发现了妈妈偷看她的日记，并且以日记里面记下的某句话来教训妹妹不要早恋，要收心好好学习。妹妹在跟妈妈大吵一通哭了一大鼻子之后，烧了所有的日记。此后，再也没记过日记。

最令我不可思议的是，我妈对妹妹烧日记这件事，一直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得意。她甚至不止一次对苏阿姨说，要不是发现了妹妹可能存在的早恋倾向，及时地把这点坏苗头给掐死，妹妹怎么可能学习一下子上去，后来考上大学呢？每次我妈给苏阿姨说这话的时候，都颇有些炫耀，一点儿都没有觉得哪儿不对。

当然，我妈说得并没出事情的左右。烧了日记之后，妹妹的学习成绩的确上去了，似乎只剩下一门心思好好学习了。

后来，妹妹说，我算是想明白了，只有考出去，离咱妈远点，离卡布梁远点，才可能自由，真正的自由。

这封一时投不出去的信，竟让我想起这段已经尘封的过去，想起了妹妹说过的——我可不想满足我妈窥视我隐私的恶趣味。

是啊，信交给我妈，保不齐她会偷看的，保不齐她会像当初偷看妹妹日记时那样，全然当作理所当然的管护。

想来想去，这封信如何往外投寄还真是个问题。

六

我也从没有把我妈当作一个邮递员。

像张叔那样的才是邮递员。张叔每天穿着一身墨绿色的制服，进进出出推着辆墨绿色的二八自行车。那些装在麻袋里的信就驮在自行车后座上。

全卡布梁只有张叔一个人有自行车，即使是能骑的地方实在有限，多半是推着的，这也是他身份的一部分，鲜明而与众不同的一部分。

矿上所有职业里，我曾经羡慕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叔这个邮递员，再一个就是六雪叔这个电影放映员。

小时候羡慕六雪叔啥时候都可以不买票就看电影，随便看，想放长就放长，想掐短就掐短。后来觉得他时不时骑着拖斗摩托去山下的电影公司取电影胶片，全卡布梁人都等着他回来的那种威风无人能比。再后来，长大了，又觉得他蹲在电影院门前用油漆画电影海报的样子，是很帅的。六雪叔画的叶塞尼亚跟电影里几乎一模一样；杜丘先生冷傲深邃的眼神，是那么勾人，仿佛高仓健本人一样。卡布梁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电影开演之前，就立在电影院的门口，很长时间都在吸引着卡布梁的大人孩子们。我以为，是六雪叔用电影给我们这帮山沟里的孩子打开了外面世界的一个小小缝隙。

而张叔呢，那身墨绿色简直就是行走在灰扑扑的矿山里最醒目的颜色。张叔每天都带着别人家的秘密，带着卡布梁之外的那些地方的日子，行走在我们卡布梁，有种很特别的神秘感。

可是现在，过去那点发自内心的由衷羡慕变得所剩无几。

张叔那身制服和那辆墨绿色的自行车，一日日显出了破败和陈旧。车身的漆色变得斑驳，制服晒得褪了色，灰不灰绿不绿，倒跟卡布梁一年四季都灰暗的山色越来越一致。连张叔推着车的样子，也渐渐显出了老迈，翻山越岭推上爬下，在他越来越蜷缩的身体旁，自行车反倒成了一种累赘。他推一推停一停，停一停推一推，简直就像是老牛拉着破车。唉，说白了，在卡布梁，除了拉煤的卡车，哪种车都显出更加极致的不协调、不配套。

六雪叔调回杭州了，为了回南方老家，费了老大的劲儿，甚至办了假离婚。在想尽办法之后，六雪叔先回了杭州。一年后，崔二阿姨虽没有调回杭州，但是调到了宁波，总算离开了卡布梁，回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南方。

在我大学毕业时，卡布梁的南方人陆续调走的调走，提前退休的提前退休。电影院几乎没什么人去了，家家都有电视，又舒服又方便，谁还费那个钱呢？苏阿姨的男人顾叔承包了电影院，有新片子上了就放电影，不放电影的时候，电影院成了录像厅兼歌舞厅，年轻人可以在那里蹦嚓嚓，唱一块钱一首歌的卡拉ＯＫ。电影院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地方。

卡布梁的一切都显出了陈旧和狭小。

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也在想办法离开。

“但凡有能耐离开，谁会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荒凉地儿？”我妈一再这样对我说，千万别回来。

这令人一时不决的关键一步啊，哪怕让我暂时藏在家里，也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回矿上了班。这是我妈再三的叮嘱，也是她咬牙切齿的决定。

那段日子，如果有人来敲我家院门，我不是去开门请客人进来，而是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冲上楼去。我在家里却要装作我不在似的，迅速闪躲起来。

我全部时间都窝在楼上。除了吃饭，睡觉，看书，我呆呆地看着窗外那一小片蓝天。

常常，天蓝得连一片云都没有，单调得像我当时的日子和还未到来的未来。

七

院门一响，苏阿姨的尖嗓子随即飘了上来：“梅子分到哪儿了？上班了没，怎么一直没见？”

我妈说：“分到煤炭厅了。你家蒙蒙呢，怎么在外面工作几年了也不回家看看？”

苏阿姨没有回答我妈的问话，岔开了话题。她们的话题很快换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她们说起最近矿上发生的一件离奇事儿。张叔家的傻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占了便宜，现在肚子已经大得遮不住了。咪儿从小脑子不太机敏，她自己都说不清是谁干的。张叔把咪儿狠狠地打了一顿，差点打得咪儿大出血，这会儿送进了矿医院。这一住院，卡布梁的人就都知道了。

我妈离开商店后，苏阿姨时不时来我家串门扯闲话。

这会儿，她俩正聊得热乎。我妈和苏阿姨聊天自始至终都是高分贝的，不细听，以为是在吵架。再加上时不时夹杂的笑声骂声，让我听来竟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楼下拥了一屋子人，热闹得很。

我一边竖着耳朵辨听傻咪儿的事情，一边又拿起那张《煤炭报》。

我想起从前，张叔去送邮包取邮包，往返于火车站和邮政所之间，车座上总是驮着傻咪儿。有段时间，我们跟在车子后面，瞎起哄，乱喊什么“傻咪儿傻傻咪兒傻，风吹雨打都不怕，因为她是个傻娃娃……”一边喊一边拍手，好像这有多开心似的。刚开始，张叔只是吼几声想轰走我们这帮孩子，实在不管用，才捡起小石子或者小煤块朝我们一丢。我们这才哄的一声散去。从头到尾，傻咪儿端正地坐在张叔的自行车上，眼睛空空地看向远处，似乎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傻咪儿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一天到晚除了吃和睡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煤炭报》开版要比《河川日报》小一半，很方便躺在床上翻看。我一边翻报纸一边在想傻咪儿究竟有多大，现在长什么样儿了。

忽然听到我妈在楼下叫我，我一下子清醒过来，翻了个身，坐起来。

苏阿姨走了，我妈该跟我谈心了。

每天这个时候，我妈要跟我谈心一个小时。我如果不下楼的话，她会上楼。那更糟。如果她看见我倒在床上看报纸，一定会火冒三丈。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啥事也不操心，你说你长这么大，上了个大学有什么用，一天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虽然是她不让我去海南的，虽然是她让我窝家里的，可是，说起来，错还是在我。

我怎么这么没用呢？我现在这个样子，天天躲在家里，跟做贼似的，我自己都烦。

我妈坐在床边上，一边数落我，一边就哭了起来。

“供你上出学来，又怎么样？连个好工作也找不上。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妈去三一矿之后，这句话就成了她的口头语。到了三一煤矿，我妈越发觉得自己在走下坡路。

我妈总是抱怨，是爸爸害了她——从一开始嫁给爸爸，跟爸爸来卡布梁就上了当，一直到现在，爸爸能给我妈的只是让她一再地上当，一再地失望，直至绝望。转正的事并不顺利，并不像我爸我妈预想的那样，到了三一矿就能转正，而是一等再等。

爸爸觉得冤枉。老赵的确没有骗爸爸，他当时是诚心诚意要感谢爸爸，也为了铺好以后的关系。但是指标的事情，却并不是他说给谁就给谁的，上面还有镇上村上和方方面面的领导和关系。

可是，我妈哪儿听得进去这些解释。我爸越是解释，我妈越是哭。

就像这阵子，我妈又在以她固有的方式忏悔过去。

我妈悔的是，她一直以为会来到一个比老家小镇更好的地方，一定会奔向一种富足优越的生活。至于更优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在我妈一遍遍的讲述里，早已经烂熟于心了。在我妈看来，每天骑着自行车行走在车水马龙的城市，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到月底就把工资拿到手了，这才是她想要过的好日子。唉，我妈勾画的好日子，不过是这样具体却又虚无的想象，这样来自电影里或者人们道听途说的画面。

我妈擤了把鼻涕，突然停住了哭泣和唠叨，眼睛直直地盯着床对面的白墙，确切地说，是盯着墙上挂着的日历。

我忘翻日历了，日历上的时间还停留在前天，跟床上的报纸一样，跟我的日子一样，都停在过去。

我妈盯着日历，幽幽地来了一句：“二十五年前，我就是在七夕这天跟你爸到卡布梁的。以为你爸是我一眼看上的，怎么着也错不了，谁知道，就这一眼栽沟里了。”

我妈这样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竟莫名想笑，可不就是进沟了吗？这狮子山深处的卡布梁矿，可不就是名副其实的山沟沟吗？

“唉——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妈说着，用手背抹了把眼角，“当时怎么也没想到，嫁给你爸爸一切都落了空，沦落到了这么个破山沟。我是天天琢磨着怎么离开这个破山沟。可到现在，还窝在这么个烂怂地界儿。”

“呸——”我妈啐了一口，又说，“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老家的梨树结满了果子，老家的枣树上的枣一年四季吃都吃不完。每次梨刚摘到手里，刚往嘴边放，醒了。那些枣子，一咬一个胖虫子、一咬一个胖虫子，每一次，我都是在口干舌燥中被干醒，给气醒的。连梦也这么晦气。”说着说着，我妈又开始哭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听我妈如此这般悔过和埋怨，成了我們一家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幕，而在我等待分配就业的这个空当，这简直就是天天准时上演的固定节目。

“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我妈又叹了口气。这是我妈又一句口头禅。

我妈这一哭三叹，弄得我一如既往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弄得我一如既往地心慌。

我当然知道她不只是为自己哭，还在为我哭。

八

关于大学毕业后想做什么，能做什么，直到这会儿，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或者说，只有一个想法，我妈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好不容易考出去了，哪儿能再回来。我妈说：“我这辈子不得不待在这么个烂窝窝，哪儿能让你们在这个破山沟再待一辈子。”我妈的态度很是决绝。

我和我妈想法一样，可是出发点却不同。我想的是，可不能天天看我妈的脸色，受她的臭脾气，这种日子会把我折磨疯的。实在没办法只能分回煤矿，那也最好去个离卡布梁远点的煤矿。

在这件事上，我爸从来没有发表过啥意见和建议。我爸不能开口说话，只要一张嘴，我妈的抱怨就来了，劈头盖脸，翻江倒海，全部冲向我爸。似乎，如今的这一切，一切的一切，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我爸造成的，不仅殃及我妈，还殃及到了我。

爸爸一脸无辜，却只能一声不吭。然后，趁我妈不注意，爸爸溜出去打球去了。

不管我妈怎么抱怨，我爸总说：“你妈她就这么个脾气，我要真生气，不早气死了。骂就骂去吧，让她出出气。她不拿我出气又能拿谁出气？反正不挡吃不挡喝，我该打球打球，打完球回来，你妈也骂累了骂完了。能怎么着？日子咋都是个过，得自己学会找乐子。”

我真的挺羡慕我爸，他的心怎么那么大。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爸一直是这个样子。用我妈的话讲，我爸这个人傻乎乎的，特容易满足，这辈子做的唯一有点脑子的事就是娶了我妈。每次说完这话，我妈总会跟上一句说：“将来你们找男人，可要记住了，不能找你爸这样的，得过且过，没啥大志向。”

什么是大志向呢？我妈从来没明说过。我爸说：“你妈的大志向，就是到大城市当大官挣大钱，或者嫁个大官，过……”

爸爸还没说完，我妈抢白道：“反正不是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山沟沟，受一辈子穷。谁不想在有山有水有风景的地方享清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哪儿都是一辈子，为啥要在这么个破地界儿浪费生命。”报纸电视看多了，我妈也总会时不时用点流行的词。

我爸直摇头：“卡布梁有什么不好，至少，工资高福利好。”

“哼。”妈妈鼻子里冒出了气，“要不说你这个人没啥出息，就盯着眼前这一丁点儿。”我妈气哼哼地直翻白眼。

我听我妈的安排，没有去报到，在家里等着。等什么呢？机会。机会在哪儿呢？谁也不知道。

等着我妈想办法吧。

其实，我妈也没有啥好办法。毕业前，我妈托了人，在煤城找了家单位，奔波了一阵子，花了几百块钱，弄了一张煤城印刷厂的接收函。可这终了也没派上什么用场。等到毕业的时候，我才弄清楚，光有单位的接收函不行，必须得有煤城人事局同意接收的章子和相应的编制才行，否则就是一个黑户，不可能落户在市里，也没有人给发工资的。说白了，用人单位的接收函，如果没有盖上煤城人事局的红印章，不过是张无用的废纸罢了。

老百姓哪儿知道这里面的小九九。我妈气急败坏。为了这个印刷厂的章子，我妈托了人，还花了钱，并且还看尽人家的脸子，到头来竟什么用也没有。

我妈就又关窗关门，大骂爸爸，又扯出了从前错的开始，扯出了一步又一步的错。

九

回信竟是我妈亲手递给我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张叔分拣信的时候，发现了这封要由我爸转给我的信，直接给了我妈。卡布梁就这么大，谁不认识谁？何况，四年大学时间，我写给我爸的每一封信，都是张叔挑出来给我妈的，省得再倒手到坑木厂，又得多走一天。

当初我让我爸帮我把信投到邮筒时，特意跟他说，信来了，要偷偷给我，不要给我妈看到了。

我怎么就没想到。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妈递过信时，信封已经撕开了。

我妈左手递过信，右手在信皮上敲点着：“原来你是要跟这小子一起去海南呀。幸亏没去，谁知道这小子心怀啥鬼胎？”我妈的话说得不好听，但语气倒显得很平常，似乎只是顺嘴说起我同学，说起我想去海南这件已经翻了篇的事情。

撕开的信口豁豁牙牙，那撕开的小细条，跟信封若隐若现地连着，连同那心怀鬼胎的说法，像小锯条一样，一下一下锯着我的心。

“谁撕开的？！”我生气地质问，盯着我妈。

我妈冷眼看着我，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不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反而反问我道：“我是你妈，就不能看看是哪个给你写的信？”

“这是我的信，你怎么一点也不尊重我的隐私。”

“哼——”我妈似笑非笑地出了这么一声，“还隐私呢，你是我生的，我一把养大的，你身上哪一块我不熟悉。别不识好人心，我还不是担心你不死心还要去海南岛。你以为我稀罕看呢。”

我妈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倒让我突然有点疑惑，是不是跟我妈提隐私，显得有点过分？可我妈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点燃了我的愤怒。

“你凭什么偷看我的信，你凭什么不让我去海南，你凭什么指使我……”

我还没说完，我妈已经冲过来，拃着右手，像我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要拿手指头狠命地点我的头，又或者还想给我两巴掌。

我瞪着我妈，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我站在那里，并不是多么有胆气，而只是因为除了狠狠地瞪着我妈，再不知道能干点啥。我身子有些发抖。发抖除了因为生气，更因为我突然有些莫名的害怕。我以为我长大了，应该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怕我妈，可是，我内心里仍是怕的。我真怕我妈不管不顾的劲儿，怕她直接冲上来给我两耳光。

没想到的是，我妈冲到我跟前，竟突然停下来。

原来是我爸从背后一把抱住了我妈的腰。

“有啥好好说么，别激动。”我爸又伸着头对我说，“赶紧上楼去。不就一封信么，没啥大不了的，快上楼去。”我爸边说边冲我使眼色，好像生怕我会干出什么傻事似的。

我根本就傻在了那里，看着我妈。我妈的手停在了半空有半分钟，猛然一下子垂了下去，泄了劲儿似的靠在了我爸身上，捂住脸，哭了起来。

我妈一边哭，一边说：“我为谁？还不是为了你。当初你姥姥要是能像我这么当回事，我还能跑到这个破地界儿，我还能到这把年纪为了个正式工不得不豁上老命。”

我妈一哭，我才真的彻底傻了，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人一辈子关键的就那么几步，走对这几步这辈子就走在康庄大道，走错了受一辈子穷吃一辈子苦，你怎么就不知道你妈的苦心唉——”我妈还在哭诉，“供你上大学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你以后，有了个好工作，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体面的国家干部。你妈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上大学出来，还要再走妈的老路，你说你这是图什么？你说我这辈子又图了个啥？呜——”

爸爸拼命地给我使眼色，说：“快给你妈拿条毛巾。”

我猶豫了一下，身子僵硬着取过毛巾递给了我妈。

我妈接过毛巾，哭得更凶了。

我爸还在给我挤眼睛使眼色，大概是想让我上前去安慰一下我妈。可是，我终究站在原地没有动。

我不知道该怎么靠近我妈，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说些什么呢？我捏着那封开了封的信，右手还在轻微地发抖。

一想到那封信里可能会写什么，那朦胧的薄纱一样的透明的情感，无处安放的青春惆怅，再想想刚才我妈的眼神，似乎带毒的眼神，满是窥探的眼神，我就浑身不舒服，我觉得我都要烧着了。

要不是此刻我妈的眼泪，我的怒火怎么可能强行给浇灭呢？

我悄悄转过身，上了楼，关上小屋门。

最初看到撕开的信口，那一刻心里的冰凉，这时候已经变成了浑身的潮热和满眼的泪水。泪眼中，我没着没落的幻想，虚无缥缈的理想，被冲刷得无影无踪，我短暂的青春，彻底终结。

信，我连看都不想再看了，没有丝毫看的心情了。这无聊无望的日子，暗淡不明的未来，更加显得虚无空荡，一时汇成了混杂浑浊的洪水淹没了我。

我随手一把将信撕了个粉碎。

十

半年后，我终于有了一个体面的归处。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去了《煤炭报》。窝在家里的半年来，我一直是它忠实的读者，如今，我成了这张报纸的一分子。

报到时已近年底。十一月十八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

半年间，我爸托老赵，老赵再托人，三托两托，才算是把我的人事关系留到了省煤炭厅，最终把编制划拨到省煤炭报社。要知道，在煤炭系统，大约除了厅机关，最好的窝窝就是这里了。

我妈说：“老赵这个烂人这次还算是办了个人事。”

关于老赵是怎么托人把我的关系弄到省煤炭报社的，我妈是这样给我说的：“三一煤矿，是三家单位合股投资的小煤窑，所以就叫了个三一，三家合一的意思。哪三家？河川郊区政府、镇政府还有赵公村政府，以赵公村办三产的名义开的集体矿。省煤炭厅主管审批和安检的领导都有干股，年年都分红着呢。当年首批要解决我转正的指标，就是先给了厅领导家的亲戚。在这件事上，老赵一直觉得亏欠你爸。这次你的工作，就是老赵托这个领导给一手操办的。”

爸爸说：“得亏梅子大学学的是中文，学校的牌子也算硬，全国重点。”

我妈说：“屁，要不是老赵给搭上的线，什么大学学什么也没用。”

就在我顺顺当当上了班后，我妈听说，商店转包，她原来那些同事，凡是没能转正的，均以临时工的身份被辞退，一分钱退休金都没有。

我妈在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很为苏阿姨她们可惜。

我妈说：“这么些年干了个啥名堂。你苏阿姨还不如我呢，我好歹还落了个正式工人身份。”说完，又跟了一句，“就你这工作，可比顾蒙蒙强到哪儿了。最起码，咱是响当当的国家干部，捧的可是啥时候都砸不烂的金饭碗。”

我妈的语气里，有着从前没有的满足，长久以来的长吁短叹，心有不甘的抱怨，似乎突然一下子烟消云散。

十一

进了报社，我并没有一下子就成了一名头上带光环的记者。按照报社规定先要做一年校对。

这天下午，我照常校一版稿件。在一版校样的右下角，也就是倒头条的位置，是一篇本地煤矿矿难事故的报道。

这个报道吸引了我。这张报纸很少有这样的灾难性报道，至少我当校对大半年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报道除了重现事故现场，还出现了因为井下透水而失踪的七名矿工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年龄籍贯等信息。

我一边校稿一边心生感慨，出事的七名矿工中最年轻的，竟然才二十三岁，跟我同龄，再一看名字——王长路，我愣了一下神，但一时又想不起来这名字在哪儿见过。

校最后一遍时，编辑部主任特意过来叮嘱我：“那七个矿工的名字都拿掉，领导让删了。”

我拿起手里的红笔，将这七个名字圈在红圈里，然后在红圈上加了一个带卷的小辫子。这是校对符号里的删除符号，组版编辑一看就明白。

按照工作习惯，全部稿子校完，我又对了一下报眉上的日期，也就是第二天见报的日期——8月5日、星期三、农历七夕。哦，又到七夕了，难怪，末版上登了张工笔画，画的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时间过得真快呀，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在家里窝着，心烦意乱着呢。我抬起头来，捏捏有些酸胀的脖子。

终校完后，马上就可以收工下班了。这时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是我妈打来的。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家也没有电话。卡布梁家里有电话的只有几个矿领导家。我知道我妈一定是蹭公家便宜给我打来的。

电话里，我妈说她让人给我捎了一床新被子，当天晚些就能送到。

听我妈说完被子的事儿，我很想跟我妈再说点啥，可一时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随口问我妈：“妈你听说了没有，有个叫田洼煤矿的地方出事了。”

我妈说：“不知道。一天窝在三一矿这么个山旮旯里，天高皇帝远的，到哪儿听说去。” 田洼煤矿位于河川南部，隔着河川，正好与卡布梁一南一北两个相反的方向。

一听我妈提到三一煤矿，我猛然间想起来王长路是谁了，我不由得脱口问道：“你还记得你们三一煤矿以前有个叫王长路的人么？”

“谁？没听说过。你问这个干啥？”

我一时语塞。我也不知道我问我妈这个干啥。

“矿上挖煤的那些人，都是招來的临时工，今儿这个来了明儿那个走了的，一天老换人着呢，谁能盯得住。”我妈在电话里说。

十二

这个炎热的午后，妈妈的一句话，竟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事情。

我工作不久，爸爸提前内退，和妈妈一起搬到了河川。现在想想，似乎到了河川以后，妈妈的脾气才变得好了些。也许，河川才让妈妈觉得生活比从前如意了许多。

一直以来，我在单位的小心谨慎，甚至有时候不必要的战战兢兢，似乎是从上班的第一天就确定的，或者是从上班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

不知道你调工作了，不然我早上买点新鲜羊肉，这会儿就可以包饺子。妈妈从院子里进来，在门口边换鞋边说。

在我们家，饺子是最为隆重而正式的饮食，一般都是在全家聚会，或者过节的时候才会有。

妈妈说着换好了进屋的拖鞋，似乎顾不上洗手，就先到鞋柜前，戴上老花镜，开始翻看台历。

正好，下周六是七夕，你们都回来。今天晚上我跟你爸说好，让你爸买点好羊肉，早早把馅子准备好，咱们包饺子，给你庆祝一下。我妈絮叨着，一边在台历上画着。每次妈妈认为重要的事情，她都会用铅笔在台历的具体日子上画个小圈。

要是这会儿你爸在家，现去买肉，今天晚上就可以包饺子吃。这人真是，越老越爱玩儿，一点儿折都没有，这一天到晚家都不着，光惦记着放风筝，天天玩到天黑才回来，这大热的天也不嫌热。妈妈像是在自言自语。

说完，妈妈歪过头，目光越过老花镜上方，看着左手。妈妈左手的五个指头，从大拇指开始，先后弯握于掌心，再依次展开。如此这般，重复了好几个来回。

妈妈盯着手指头，一直在小声嘀咕着什么。不知道是在数数，还是在算日子。

（编辑 吴翠）

回族，祖籍河北泊头，现居银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左右左》《私生活》，散文集《黑色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