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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3-10-12李淑荣任先丽

齐鲁护理杂志 2023年19期
关键词:不孕症冲突决策

韩 寒,李淑荣,任先丽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郑州450000)

不孕症是指夫妻同居一年以上未避孕且无法怀孕的情况,其主要病因包括男性、女性和双方因素[1]。男性因素包括精液质量异常、生殖器官畸形等;女性因素包括排卵异常、输卵管阻塞、子宫内膜异位等;双方因素包括免疫问题、遗传因素等[2]。不孕症的特点包括持续时间长、难以治愈、对夫妻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大,给夫妻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易产生焦虑、抑郁、自责等负性情绪[3]。同时,也可能对夫妻之间的感情和社会地位产生影响。目前,临床对不孕症的研究主要为女性患者,不孕对女性的自尊与家庭关系维持具有严重影响,故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是关键[4]。女性不孕症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辅助生殖技术等,不同治疗方式各有优点和不足,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5]。决策冲突是指在做出决策时,个体存在两个或多个选项,这些选项都有优点和缺点,而且这些优点和缺点之间的价值观和目标之间存在冲突[6]。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变得困难,并可能产生焦虑、不安和犹豫不决等情绪。治疗方式上出现决策冲突可能导致患者选择不当的治疗方案或完全放弃治疗[7]。在不孕症治疗中,如果患者面临多种治疗选择,如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辅助生殖技术,他们可能会陷入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中,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患者因此未得到合适的治疗,可能会导致不孕症的持续存在,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产生负性影响[8]。基于此,对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十分重要,本研究通过对206例患者进行分析比较,旨在为改善患者治疗情况提供科学意见。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1日~2023年1月31日我院收治的206例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不孕症诊断标准者,均为女性;②年龄≥20岁者;③无其他器官功能障碍、肿瘤疾病者;④有能供选择的治疗方式者;⑤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存在认知障碍、精神疾病者;②有辅助生殖治疗史者;③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者;④无妊娠需求者。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通过问卷方式收集患者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基本资料,采用决策冲突量表[9]评估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水平。该量表由O′Connor在1995年编制,共16个条目、5个维度,包括决策支持、不确定性、知情、价值澄清、有效决策。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0~4分分别表示是、大概是、不确定、大概不是、不是。将所有条目平均分乘以25表示总分。分数<25分为无决策冲突,分数越高则患者决策中冲突更显著,决策质量更低。对于不孕症患者而言,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其中Cronbach′s α为0.92。

2 结果

2.1 206例不孕症患者基本资料情况 年龄:20~25岁17例(8.25%),26~30岁106例(51.46%),31~35岁70例(33.98%),≥36岁13例(6.31%);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31例(15.05%),高中及中专37例(17.96%),大专及以上138例(66.99%),职业:工人、农民37 例(17.96%),公职人员63例(30.58%),企业职员59例(28.64%),自由职业47例(22.82%);居住地:城镇130例(63.11%),农村76例(36.89%);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51例(24.76%),3000~5000元95例(46.12%),>5000元60例(29.13%);婚姻状况:初婚172例(83.50%),再婚34例(16.50%);婚龄:<2年33例(16.02%),2~5年136例(66.02%),6~10年27例(13.11%),>10年10例(4.85%);不孕类型:原发性117例(56.80%),继发性89例(43.20%);怀孕次数:≤1次169例(82.04%),≥2次37例(17.96%);生育次数:0次175例(84.95%),≥1次31例(15.05%);不孕年限:≤6个月93例(45.15%),7~12个月29例(14.08%),>12个月84例(40.78%);选择治疗方式:自然受孕77例(37.38%),试管婴儿66例(32.04%),尚未确定63例(30.58%)。

2.2 206例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水平 本组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评分为9.1~51.2(25.18±10.88)分。其中,≥37.5分43例(20.87%),25~37.4分36例(17.48%),<25分127例(61.65%)。

2.3 206例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的单因素分析 将≥37.5分不孕症患者作为决策冲突组,其他不孕症患者作为对照组。见表1。

表1 206例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的单因素分析(例)

2.4 206例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的多因素分析 将表1中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选择治疗方式作为自变量,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见表2。

表2 206例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不孕症病情复杂,其发生病因多种多样,早期到医院检查与治疗是控制病情进展的关键[10]。患者因病情及自身情况的影响,往往会出现决策冲突。决策冲突指的是具有两个或多个互斥的选项,且选项的优点和缺点之间的权重存在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决策结果与个人的价值观和目标有关,导致患者难以抉择[11]。对不孕症患者,决策冲突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治疗选择和决策过程。不孕症的治疗方式不一,其中手术治疗适用于输卵管阻塞、子宫肌瘤、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导致不孕症的情况[12]。手术治疗的优点是能够根治一些不孕症的病因,治疗成功率较高,且不会影响自然受孕;缺点是手术风险较大,恢复期时间长[13]。药物治疗主要通过调节激素水平、促进排卵等方式来提高受孕率,适用于女性因素引起的不孕症,如排卵障碍、子宫内膜异位等[14]。该治疗方式优点是简单、易于操作、成本较低;缺点是治疗效果不稳定、需要长期用药、存在副作用。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人工授精、体外受精(IVF)、胚胎移植等,该治疗方式适用于多方面因素引起的不孕症。辅助生殖技术的优点是治疗成功率高,可以解决大多数不孕症的问题;缺点是费用高、操作复杂、对身体有一定创伤[15]。故决策冲突的出现与治疗方式的选择间具有一定的关系,需对此进行分析。

赵丽华等[16]在一项2022年的最新研究中发现,晚期癌症患者替代决策姑息照护决策冲突处于高水平的状态中,患者多存在决策延迟、后悔等现象,且年龄、工作、对疾病认知等均是导致其决策冲突水平上升的关键。王丽萍等[17]对222例颅内肿瘤患者家属进行研究,发现其家属决策冲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多项复杂因素共同决定了家属决策冲突的发生,应采取针对性干预,缓解家属决策冲突水平。许敏等[18]在一项对尿道下裂手术患儿父母决策冲突的研究中发现,其决策冲突的发生率较高,且处于高水平情况下,患儿父母的决策冲突与健康信念水平有关,他们提出把握健康信念水平是改善决策冲突的关键。上述学者研究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本研究对206例不孕症患者基本资料调查后发现,患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6~30岁、受教育程度多为大专及以上、职业多为公职人员、居住地多为城镇。可能是因为:①26~30岁年龄段女性生育能力旺盛,但也是潜在子宫内膜异位症、输卵管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生殖系统疾病高发年龄。此外,现代社会下,许多年轻夫妻面临的生活压力较大,包括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这些压力可能对生殖健康产生不利影响。②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态度有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能够接受健康教育,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更可能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同时,也有可能这些人由于事业、学术等因素的压力,导致生活节奏紧张,饮食、作息等不规律,进而影响生育健康。③公职人员和城镇居民在生活条件和医疗保障方面相对优越,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科学的生殖保健知识。此外,城镇居民生活方式更加现代化,对健康的关注度更高,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和保障生育健康。本研究患者中,家庭人均月收入集中在3000~5000元、婚姻状况大多为初婚、婚龄集中在2~5年、大多为原发性不孕。究其原因在于:①收入与其社会经济状态、生活压力和生殖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较低的收入水平可能导致生活质量较差,饮食习惯不良、心理压力大等因素可能导致生育健康出现问题。但一些因素如生殖器官畸形、输卵管阻塞等可能是先天性的,与家庭收入水平无关。②初婚的夫妻更容易强调生育问题,更希望尽早生育。此外,结婚时间短,可能还未意识到受孕可能存在的问题,还未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预防。③原发性不孕通常指不曾怀孕过的女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女性自身的生殖系统问题。而继发性不孕则指曾经怀孕过的女性再次尝试怀孕未能成功,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如输卵管炎症、子宫肌瘤、避孕药长期使用等。原发性不孕较为常见,因此患者数量也更多。

本研究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发生率为20.87%,严重程度为中低水平,对影响患者决策冲突的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患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选择治疗方式是影响决策冲突的独立性影响因素(P<0.05)。究其原因在于: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现代医学技术,如试管婴儿等,他们在做决策时可能会更注重医学证据和科学性,相比而言,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倾向于采取自然受孕等传统方式。②高收入家庭的不孕症患者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昂贵的试管婴儿等治疗方式,因其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去支持费用较高的治疗方式,低收入家庭的患者可能会选择经济实惠的治疗方式,如自然受孕和药物治疗,故经济收入的高低是导致不孕症患者在选择治疗方式上出现纠结、无法决策等情况的关键。③不同的治疗方式有其优劣和适用范围,如自然受孕对某些疾病并不是很有效,而试管婴儿则适用范围广。此外,每种治疗方式也有其自身的风险和不良反应。故治疗方式的复杂多样也是导致决策冲突出现的关键,需引起关注。因此,为改善不孕症患者决策冲突水平,应向患者提供更全面、详细的医学知识。这样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状况,告知每种治疗方式的优缺点和风险。且临床医生应该与患者开展讨论并共同制订治疗方案,而不是仅仅提供单一的治疗方式建议。这样可以让患者更好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减轻心理负担,且更有信心和积极性去接受治疗。因不孕症可能对患者的生活、婚姻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医生在治疗的同时,需要给予患者充分的精神支持,帮助患者减轻心理压力,保持身心健康,由此降低决策冲突的发生率及严重水平。

综上所述,不孕症患者治疗方式决策冲突较为常见,且严重程度处于中低水平,不孕症患者受教育程度低、家庭人均月收入低、未确定治疗方式是影响其治疗方式决策冲突的关键因素,需引起临床重视。但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如作为一项调查分析并非是大样本量的数据,且未纳入更多的临床相关指标进行讨论,今后将会针对性补充上述内容,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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