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画画，周晶晶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一、问题缘起：乡村文化空间中的互动与再生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人趋向于从特色乡村旅游地中寻找原本的乡土文化意象和生活方式。乡村文化空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村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生活场域[1]7。“乡村文化空间作为村民组织和参与文化活动的载体，兼具地理学上的空间属性以及社会学上的互动和归属意识，是乡村文化在传播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产物。”[1]9乡村文化空间中的互动实践在维持村落空间稳定、推动乡村文化空间再生产、延续当地乡土民情中具有重要作用[2]163。对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中村民互动与空间再生产的研究成为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文化空间”概念最早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的著作《空间的生产》[2]165。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中生产、重构、转化。”[3]48我国乡村文化空间的演进经历了自治型综合空间结构、国家一体化空间结构、初级自治型空间结构、乡村文化场景式空间结构四个阶段[3]50，实现了场景和空间的转向。由于现代化环境、制度、外来文化的冲击，乡村文化空间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政府职能的错位、村民主体性的缺失以及资本缺席等问题，整体发展呈现衰落之态，乡村文化空间弱化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4]。

乡村文化空间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在“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博弈中被不断重塑，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通过此过程进行再生产，民族文化本身也得到了继承、发展与传播[5]。列斐伏尔把空间的构成抽象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三种类型：“空间的实践”指的是物质意义上的空间活动，涉及物体和事物，也是人在其中行动和移动的空间；“空间的表征”对应精神空间的构想，是通过语言、文本、意识形态而设计、支配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指的是居民运用象征性的符号体系，在生活中生产出的社会空间。

有学者从物理空间的“压缩”、社会空间的“冷场”、精神空间的“逼仄”三个方面入手[6]，认为再生产指的是权力、阶级、资本三种要素在文化空间中重新协调分配的过程[1]13。有学者则从自然空间的重建和人文空间的再造两方面入手，认为被再生产的是空间内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关系[7]。

从文化嵌入乡村空间的必要性、乡村文化治理策略、文化治理内容和实践路径等方面综合考虑，可以用持续、动态的新视角看待乡村文化空间的再生产问题。这与列斐伏尔关于空间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三元辩证法相吻合。动态来看，乡村文化研究的重点从物理空间转向了文化空间中文化意向和意识形态的研究[8]。但是，具体实践中仍有两点未给出详尽解释：第一，较少对当地村民互动中的文化再生产行为进行田野深描；第二，少有研究从文化空间的不同维度探讨村民如何在互动中发掘乡土性与地域性内涵，从而对当地乡土文化符号进行再生产，以及再生产的结果又如何作用于村民自身。

本文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逻辑，从乡村文化空间的感知层面、行为层面、表征层面出发，观摩村民在三个不同层次中的互动方式和文化再生产实践。在感知层面中，村民通过互动将文化符号整理成地方性知识体系；在行为层面，村民自主选择空间转场与外来游客进行互动，对乡村文化进行持续性地再生产；在表征层面，村民借助以知识权力为核心的文化特质对再生产实践进行规训。

二、“老房子也有新看头”：感知层面中乡村地方性知识再生产

本文选取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古城的团山民居进行实地研究。团山民居历史上是彝族的居住地，全村227户，854人，张姓占608人，是以一姓为主的氏族村落，具有传承数百年的家族文化和民族特色。该村空间景观丰富，建筑精美，表现了滇南民居建筑的典型特征和最高水平。团山民居吸引了众多省内外的游客到此感受当地乡土文化。

旅游开发工作使得原本封闭稳定的乡村文化空间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模式。入侵的外来文化和本地乡土文化不断对村落文化空间进行解构和重构，当地村民与外来者达成微妙的平衡感知层面具体指的是文化空间中带有物质属性的内容，是空间生产的基础[9]。感知层面的文化再生产赋予了地理实体景观乡土性内涵，也促使自身向社会空间转化[10]。感知空间与空间再生产的物质性要素直接相关，能形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

(一)物质文化符号构建地方性文化表征

团山村旅游开发的初期，当地居民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困惑，“老房子有什么看头？”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村落里的古建筑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场景，而外来者的“旅游凝视”[11]使他们意识到斗拱屋檐、青砖石瓦甚至衣物家具都各具内涵，具有“可被触摸感知的活历史”的意义。当地政府也在规范开发和保护旅游地资源的目的下[12]，对当地文化进行整合，筛选出符合当地形象与定位的文化要素[13]103。

我们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迎接游客，后来发现他们就是喜欢看房子怎么盖的，瓦片青砖、窗户上的雕花什么都看，说是肯定有故事。

城市来的游客由于寻根意识，会选择前往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游客的进入给乡村文化空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外来文化要素。通过两相对比，乡村文化空间中原有的文化符号得以凸显，当地村民意识到它的独特性，树立起了“仅此地有”的边界意识。

看到我们寨子门前那个防土匪的枪眼，(游客)个个都会觉得惊奇，只有我们这里才有。

感知空间中的主客互动不仅是单向的游客他者化凝视，也是村民与游客的双向性凝视。当地村民为了迎合游客的他者化凝视，完成作为主人在游客面前的印象管理，会主动关注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区别，促进二者交互融合，主动推动本地乡土文化的再生产。

(二)“临时妥协”构建促进地方性文化再生产

在乡村文化空间中，村民拥有与游客不对等的文化资本，他们通过了解游客带来的城市文化，主动对本地文化的内涵重新解读，巧妙地使游客与当地文化产生共鸣。

慢慢地我们也就知道他们想看的是什么了，介绍的时候根据他们想看的去介绍，他们就会觉得我们说得很对。

经此过程，双方对记忆中文化场景的描述和意义达成一致，共同完成地方性文化内涵的再生产，这是一种在即时互动中达成的关于文化情境的“临时妥协”。这种“临时妥协”在通过主客互动中主动参与进乡土乡情的解读中，并融入外来文化对当地文化的独特审视。通过当地村民与外地游客的交流而逐渐传播，成为了被广泛接纳的文化共识。

其实那些比较好的寓意我们自己以前是没有概念的，慢慢地跟别人也就这么讲了。

在物质空间中，游客获得了有共鸣的、直观的文化体验，乡村也传递了地方文化内涵。村落建筑小市集、土特产等都成为乡村文化空间感知层面中地方性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内容[14]。

三、持续性在场与选择性离场：行为层面中文化再生产的自主转场

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让乡村文化空间不再只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场所，也变成了向外来者公开的公共文化场域。空间实践形塑着社会结构，其文化再生产逻辑在人、地点和社会惯习之中得以体现，保证了文化的凝聚力和持续性，建构起了某种稳定的空间和生活秩序。正如涂尔干所言，空间是一个注入社会情感的空间和一个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投射[15]38。外来力量的介入使村民原本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情关系向物态化、利益化的资本关系转变。村民开始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对文化空间中的再生产进行策略性转场，对生活空间进行前后台分异。

(一)策略性转场前：村民文化再生产行为的前后台分异

外来游客进入村落空间使村民意识到生活空间的隐秘性逐渐被消解。团山民居在游客眼里随意参观，在村民眼中却是不想被人随意窥视的生活场域，双方观念的不同使村民做出前后台分异的转场行为。

有几个外地人要来人家家里看房子，(主人)后来就把那几个外地人轰出去了。

旅游的开发使得村民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让渡了一定的空间权利，文化空间形成了多个主体并存的格局。政治性的调配、经济性的投资建设和文化互动重叠渗透，不同主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的行为成为改变乡村文化空间格局的动力。在生活空间进行人为的转场划分之后，老房子被当作表演舞台，当地居民通过讲解故事、在场演示生活的方式参与进空间的再生产实践之中。新建的房屋成为村民结束表演后回归生活的后台。

好多人搬进政府的新房子里面了，这边的老房子和旅游公司签了协议，给他们打理，每年都有分红的。

(二)策略调整：持续性在场与选择性离场

团山村民行为空间中的前后台分异对应了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前台中的持续性在场。村民选择生活在作为前台的老房子里，向游客展示自己的生活细节，判断出认同当地乡村文化价值的游客并与之互动。

他们(导游)说的都不对，时间不同显示的也不一样每一扇门，每个图案都是让后辈不要忘记我们张家的百忍家风。

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则发生在生活后台中，称为“选择性缺席”。村民人为地与前台保持距离，维持自己的生活角色，只在祭祖活动等重要仪式出席。选择性缺席减少了角色紧张，维持群体内部团结和生活的节奏。两种方式把做出不同选择的村民通过空间文化的再生产关联在一起。后台中的村民无需与外人进行互动，而是在生活空间中以旁观者的身份提出建议，间接参与进再生产实践之中。

回到家就舒服了，不知道的他爹又给他说一遍，告诉他怎么给别人讲。

文化空间中的策略性转场帮助当地村民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后台的村民无需谨小慎微，后台空间也更具有隐蔽性。居民彼此间更加亲密，通过不同的方式加入到文化空间的再生产之中，形成了跨越时间空间的文化重构。

四、“百忍家风”：表征层面中核心特质的文化规训

乡村文化空间中的表征层面可视为概念化的表象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村民划定了文化生产的秩序和方向[15]24，形成了代表本地乡土文化的核心特质。“核心特质是指具有文化独特性的某种象征物或意象，通过它可以把握文化的基本内容”，文化空间再生产的关键意旨就是应当建设“具有核心特质的文化空间”[16]23，核心特质的选择和确立是经由涉入乡村文化空间中的多元主体共同完成。

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带有当地乡村文化的本土意识，全方位渗透在村民的话语和行为之中。在政治、资本权力的介入下，乡村文化空间中的文化展示不再是“自生”和“零碎”，而是变为了具有流程化表演程序的、规范化的服务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在核心文化特质“百忍家风”影响下被规训的制度化特征[17]。本文借用的文化规训[18]指的是乡村文化空间中村民自身行为、观念被政府、资本、外来文化所影响，被核心文化意象所规范、改造的过程[19]。文化表征空间中的“百忍家风”作为一种当地村民的知识权力，规定了文化空间再生产的秩序和方向，整合了三个空间中文化再生产的内容。

(一)来自政府等制度化力量的规训

政府、开发商希望利用乡村文化资源打造核心文化概念，原本只在特殊节点开展的民俗仪式被筛选、扩充和改造，成为吸引游客的地方盛事，如团山村的祭祖活动。

祖训：莫言人短，莫道己长。施恩勿讲，受恩不忘。

祭祖歌文：维我始祖，发籍江西，贸易至滇南，迁居于建水，卜宅团山，造成了巨族之乡。世世代代，维美书香，百忍家风，耀彩千秋，俎豆馨香。

经过政府和旅游开发商的组织，乡村文化仪式成为有时可循、有地可观、有人负责的固定文化体验活动。作为当地乡村文化核心特质的“百忍家风”也在此过程中被确立。

现在由政府来开发嘛，全部都整起来了来的人都知道我们这里“百忍家风”。

(二)作为“百忍家风”的村民行为规范

村民通过再生活空间中一遍遍与游客互动，作为表演者具有的行为模式和道德要求也逐步被内化成为文化自觉中的一部分。他们遵守作为表演者时与游客互动的特定规则，如不能做出破坏游客第一印象的行为举止、要熟记本村历史文化符号的意义等。“百忍家风”成为了必须贯彻的行为规范，得到了乡村文化空间中所有村民和游客的重视和认同。

跟小娃说“百忍家风”，以前他还不爱听，我说外面来的人好多都是想瞧这个，看多了听多了，我再说起来发现他就会听了。

(三)具有权力和奖惩作用的文化规训

规训行为同时也衍生出惩罚和奖励。经济资本进入乡村空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拉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解决了村民就业问题、也促进村落基础设施建设，从经济利益的奖励上不断推动当地村民对文化空间进行再生产。当地村民充分发挥文化原住民优势，“百忍家风”做出权威性的知识解读。村民的行为举止和村庄场景设置越能体现文化特质的，就越受到游客青睐，这促进村民不断进行文化再生产。

另外一种奖励方式是当地村民身份上的“特权”。村民会故意走在不知道旅游路线的游客前面，向守门的保安证明自己身份后免费进入景区。这种炫耀行为促成了当地村民内部的认同和团结，彰显了其主人翁的主体性地位。

我们本地人进团山村又不要门票，进去玩都不需要导游，我自己都可以讲给你们听。百忍家风讲给他们听，他们最喜欢听我们讲这个。

借助规训的力量，“百忍家风”成为了团山乡村文化空间的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突显了团山民居村民在文化空间再生产的主体地位，建立起新的文化再生产良性循环，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程度得以加深。

五、文化复振之路：以文化空间中的互动推动乡村文化再生产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灵魂[20]，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应该面向在地的村民，扎根于乡村现实生活和具体场所。相较依托于政府的外源性干预，空间视角下乡村文化振兴在文化空间中的感知层面、行动层面、表征层面的具体互动实践合力阐释了以村民作为主体的乡村文化再生产之路。

(一)“看见自身”：感知层面的文化再生产

乡村文化空间的感知层面更关注可触碰的符号性物质实体[21]，这种实体直观地展现了当地文化的地方性特点[22]128。吉尔兹指出，地方性知识是当地人所掌握的与当地文化和社会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知识[23]222，能够激发当地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积极性和内源性动力，推动其从文化的消费者向生产者转变，进而提升文化创造能力。感知层面中地方性知识的提炼和开发使得以城市为主体的“普同性”逻辑转向以乡村为主体的“地方化”逻辑。感知层面文化再生产实践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就地对当地村落历史文化景观的提升改造，利用具体可触碰的物质符号展现当地文化的具体内容；二是新建地方文化公共场所，修建村史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紧扣当地村民需要，承担起多种生活、社交功能，让人在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能“看见自身”[22]133。

(二)构建“集体意识”：行为层面的文化再生产

乡村文化空间的行为层面更关注文化互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体现。乡村日常生活的互动逻辑就是乡村文化的再生产逻辑。行为空间中的文化实践以“家”为本位，“家风”文化就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乡村家庭的生活日常与乡村社会生活的本真状态都提供“真实乡村”的鲜活资料，可以从中提取出了极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

当地村民在文化空间的行动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行文化展示，积累了共同的情感和记忆[22]129，成为了当地文化凝聚力的标记[20]74。乡村文化的再生产路径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村民以文化的视角审视个人、家庭以及集体[23]223，重新连接起血缘和地缘，重构了关于个体、家庭和宗族之间的文化记忆和传承关系，重申了村民在乡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对抗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消解。

(三)打造“共建、共享、共治”新格局：表征层面的文化再生产

感知层面和行动层面中具体的互动实践形成了本地乡土文化的核心特质。借助核心文化特质，个人的文化继承诉求同政府的文化发展诉求相串联[24]：一方面既实现了乡村文化振兴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动力聚合[13]97，使“自上而下”的权威动力在崇风尚俗的基础上发挥党组织与政府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在核心文化特质的规训下，乡村文化资本转化的成果和形式在数量、多样性上有效提高，形成以“政府引导—村委组织—村民自发参与”的文化再生产途径，打造出乡村文化治理层面上的“共建、共享、共治”新格局。

六、结语

总的来说，乡村文化空间感知、行动、表征层面中的互动对应的是当地村民“符号提炼——策略调整——规训内化”的文化再生产逻辑。当地村民在互动中实现了自身诉求，基本上达成了“乡土性”与“现代性”的折中平衡，完成对乡土文化的主体性再生产。“乡村振兴最大的难题是触动村民主体产生内生性的文化寻根意识。唯有村民自觉重拾文化火种，方能真正领会乡土文化之厚重，以及乡土文明本体之价值。”[16]28行文至此，本研究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不同村落文化空间中的互动形式各异，对于乡土文化再生产参与程度高的乡村应当更加关注结合各方要素推动乡村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本研究将重心放在微观层面的村民与外来者的文化互动情况，纵向上缺少不同层次组织对村落文化空间再生产的阐释，横向上尚未对不同主体参与建设乡村文化空间过程的主观视角进行描述，还需要未来进一步研究来填补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