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桂波

(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快速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效率极大提高的同时，风险和挑战也日益复杂，凸显出对于技术的本质、技术与人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考的重要性。当前，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与发达国家一样在加快推进深度科技化进程，需要进行积极的思想储备和强化文化资源支撑，而技术哲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在应对新兴技术挑战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在此背景下，系统总结梳理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研究概况并探寻进一步推进研究的可能路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技术哲学发展趋势，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构建和完善基于特定的时代特征、社会现实和文化资源的中国特色技术哲学体系。

一、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进展

习近平于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中国特色技术哲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吸收借鉴国外技术哲学研究优秀成果、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技术哲学。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昌曙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57年第2期发表《要注意技术中的方法论问题》、李昌和关士续等于1960年在《红旗》杂志发表《从“积木式机床”看机床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一文，标志着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中国技术哲学早期主要依托“自然辩证法”学科得以不断发展，并随着“科学技术哲学”学科设立而迎来新的发展契机。1991年，黄顺基、刘大椿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前沿与进展》中将“技术哲学”作为与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并列的学科而单列出来，推动了技术哲学的独立建制化。自此之后，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持续拓展和深化，不断提升构建新哲学范式的理论自觉和对技术风险问题进行实践反思，取得了积极进展和丰硕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研究成效

1.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指导思想，一直将马克思技术哲学作为研究的基础和重点领域，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均包含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发展观、创新观和人才观等核心内容，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领域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既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研究，也为新兴技术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吴国盛在《技术哲学经典文本》中指出，马克思在技术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技术哲学中社会—政治批判传统的开创者，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异化劳动、技术的生产力作用等思想对于技术哲学具有重大意义[2]6。远德玉、陈昌曙也曾在《论技术》中提出了“马克思是真正把技术放到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经济关系中去加以系统研究的第一人”的观点[3]；陈昌曙在《技术哲学引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技术和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4]；刘则渊也强调马克思是第一个形成技术哲学完整框架的人[5]，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定下了基调。2017年，刘大椿出版《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通过对马克思文本中科学技术思想的提炼和阐释，提出应构建自由开放的科学技术世界[6]。另外，学界围绕马克思技术批判与技术正义思想、马克思技术思想的人学向度以及马克思技术哲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展开研究，并结合国情形成新的问题旨趣，在论证生态文明与技术哲学关系基础上，从中国传统哲学汲取思想资源，与技术哲学前沿问题有机结合，探讨发展的实质及合理性等问题，为应对新兴技术时代的发展问题带来重要理论参考。

2.中国传统技术思想资源的挖掘和转化取得丰硕成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技术观、技术思想极为丰富，对当代技术异化问题的解决、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中国古代具有发达的技术体系，独特的礼乐文化极为注重技术活动与自然、社会、身心活动等关系的思考，这些思想资源成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王前在《“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中从“道”“技”关系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技术哲学体系[7]；陈凡等在《技术哲学思想史》中阐释了以“道”与“技”关系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哲学框架体系[8]，既追溯了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又探寻了技术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另外，“器物”一直是中国哲学探讨的重要领域，“道/器”“形上/形下”是中国哲学体系中“一体两组”的重要范畴和理论框架[9]，围绕古代器物范畴，聚焦古圣制器与儒家技术思想[10]、“藏礼于器”的内在主义技术伦理[11]等展开深入研究，强调“礼器之用通过礼制所规定的仪礼规则，辅助人对不同对象完整表达礼意。”[12]胡翌林在《什么是技术》一书中则对“礼器”之用所蕴含的语境论技术观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非对象化方式审视器物之“用”的独特视角，进而将其延伸到对一般技术物的思考和理解，即技术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是塑造着人的生活和个性[13]。这些研究基于特定历史文化条件，分析中国古代技术观独特的思维逻辑、价值底蕴和文化理解之内核，对于新兴科技伦理治理带来重要的启示意义。

3.与国外技术哲学界的交流、互鉴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一直紧跟国外学术前沿，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包括米切姆、芬伯格、芒福德、斯蒂格勒、温纳和维贝克等国外著名技术哲学家的著作，注重与西方技术哲学的对话和交流，吸收借鉴其有益的理论和观点。中国技术哲学界密切跟踪国外技术哲学研究前沿动态，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价值论转向、技术与政治、技术哲学伦理向度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提出诸多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国内学界也比较注重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其中代表性的有《中国技术哲学》《思考中国技术哲学：五个问题》[14]等，赵延东、廖苗等学者在《科学技术治理与伦理——基于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全球视角》一书中向国外学界介绍了中国对科技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科技政策的伦理嵌入等问题的思考[15]。尤为重要的是，2020年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王前教授主编的《中国的技术哲学——经典文献和当代成果》，全面介绍了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进展状况，突出中国学者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彰显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国话语”[16]，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技术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推动了中国技术哲学国际化进程。

4.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建制化得以快速推进。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建制化发展是随着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1956年，我国发布《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规划，也为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的建制化奠定了政策基础。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平台。陈昌曙于1982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强调技术哲学应该成为哲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推动了中国技术哲学走上建制化轨道。1988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将“技术论专业组”改为“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标志着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真正进入建制化发展阶段，而陈昌曙的《技术哲学引论》则成为中国技术哲学的奠基之作。21世纪以来，中国技术哲学界陆续出版《技术与哲学研究》《中国技术哲学年鉴》和《中国技术哲学与STS论丛》(1)参见陈凡、陈红兵、田鹏颖：《技术与哲学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则渊、王续琨、王前，编：《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工程技术哲学》，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08年版、2010年版；王前、文成伟：《工程技术哲学：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2012-2013年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技术哲学与STS论丛》(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2011年版、2020年版。等，逐步开展技术哲学的专题研究。而且，定期开展的各种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持续推进了中国技术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同时，为了应对新兴技术伦理风险，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中心、学术平台、研究基地等也在不断完善，发挥了推动学科建制化的重要作用。例如，大连理工大学科技伦理与科技管理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研究所、中国科协—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等。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期刊定期刊登大量技术哲学相关研究成果，在推动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总之，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国特色技术哲学逐步由零散的个体研究向以学科为依托的集体研究转型，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专家学者。

(二)研究进路

综合考察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内容和研究观点，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研究进路，各种研究进路之间相互区别又有所交叉。

1.工程—分析研究进路。从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视角对技术活动进行概念解析和规律总结，并借鉴分析哲学方法切入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了技术哲学研究的工程主义传统，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早期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进路。如前所述，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和传播基础上逐渐推进的，由陈昌曙带领研究团队聚焦中国工程实践传统展开研究，强调应深入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实践的具体过程，认为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是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17]。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围绕技术的定义问题、技术发明与工程设计的方法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学者从人类文明进步角度探讨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18]。吴国林提出分析技术哲学和信息、量子等分支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并强调要运用综合的分析哲学方法进行技术哲学研究[19]。另外，学界还分别对工程哲学、创新哲学、产业哲学、信息哲学等以及它们与技术哲学的比较、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拓展技术哲学研究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2)参见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夏保华：《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曾国屏、高亮华：《产业哲学研究述评》，《哲学动态》2006年第7期；邬天启：《从信息哲学的认识方式反思哲学基本问题》，《系统科学学报》2019年第3期。。

2.社会—伦理批判进路。技术哲学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从一开始就是以它对‘技术’的反思和批判而引人注目”[2]1，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从“实践取向”出发逐步拓展了社会—伦理批判进路的研究，继承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陈凡论述了技术社会化的概念、功能、过程以及技术的社会角色、社会整合与调适等基本理论[20]；张成岗则对中国技术社会学研究的缘起、表征及趋向进行了深入分析[21]。也有诸多学者聚焦技术进步与劳动正义、物化与技术解放等问题，深入剖析了现代技术发展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而学界对于新兴技术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合成生物学、虚拟现实技术等的社会影响、风险治理等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从逻辑架构和历史经验出发，展望了未来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相应的社会和伦理影响[22]，另外还有关于数据主义的哲学伦理学反思[23-24]、合成生物学的哲学思考[25]等。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关于负责任创新的研究获得了极大的推进，不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负责任创新模式，而且在理论研究上也不断深化和拓展，已经从概念解析、相关政策启示等领域转向中国负责任创新案例研究和反思性研究等主题，凸显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对于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创新难题的理论自觉和问题意识。2022年11月，负责任创新译丛出版，主要包括伦理效率、责任与自由、伦理审查、预防原则、解释学等主题，在深化中国负责任创新研究和促进国际交流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3.人类学—文化研究进路。从人性、文化的角度理解技术，将对技术的反思建立在对人性、文化等的哲学反思基础之上。有学者指出人类学视野的技术观是一种更具经验性的、更多建构论色彩的、更少决定论的技术意象[26]；有学者对技术人类学的历史演绎、实践研究特色及价值进行了系统阐释，指出技术人类学研究丰富了技术研究的方法并完善了技术评价的视角[27]；还有学者揭示了技术人类学对芬伯格困境的超越，即人类学将技术界定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社会技术系统，将技术活动及其语境看作是意义之源[28]。另外，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技术文化批判展开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聚焦和谐技术观对中国历史上技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和对当代技术进步的启发价值[29]。《科学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型》一书结合科学技术文化环境发展，深入论述了科学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实践意义，指出促进科学技术哲学体系与文化体系融合的重要意义[30]。这一研究进路既回应和拓展了西方技术哲学中以芒福德为代表的技术人类学对现代技术本质的研究，也从中国现实语境出发对技术发展进行了文化审视和价值建构，凸显出中国技术哲学的实践特色。

4.综合性研究进路。在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推进过程中，学界也非常重视对研究趋势、中西方技术哲学比较研究等进行阶段性梳理和总结的综合性研究。刘大椿于2020年发表《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自然辩证法》等论文，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独特发展历史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传统进行了系统性阐释；也有学者梳理总结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31]，为我们全面理解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进路及特色提供了重要参考。近年来，中国技术哲学日益重视对自身研究的反思，基于“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重视批判性”[32]的“米切姆之问”，国内多位知名学者聚焦“中国技术哲学创新之路”进行深入的回应和探讨，内容涵盖技术哲学的大问题和小问题、技术哲学中国化、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中国技术哲学国际化以及深度科技化时代中国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等(3)参见卡尔·米切姆、王国豫、陈凡等：《研究笔谈：中国技术哲学创新之路》，《哲学动态》2021年第1期。，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迈上新台阶。另外，学界也对中西技术观的比较研究[33]、中国技术哲学学科体系[34]、重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35]等进行了研究。这一综合性研究进路有助于对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脉络、趋势等进行宏观上、整体性把握。

(三)研究特色

综观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进路及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鲜明的研究特色：

1.多视角、跨学科研究特色。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注重结合社会学、生态学、STS、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展开研究，注重将现代技术的本质规律、历史演进与科技治理、法律规制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对人工智能哲学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和多维视角考察[36]、新技术风险的社会公正与社会治理[37]等，凸显了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优势，能够更为深入、准确地把握技术现象和技术问题的本质。

2.注重文化语境、整体思维的研究特色。强调技术的语境研究，以整体性思维方式、境遇伦理思维等探讨技术的本质、技术伦理等问题，注重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下的技术观进行了创造性转化研究。

3.关注具体技术领域哲学问题的研究特色。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对具体技术领域的哲学问题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围绕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的哲学探讨、生命技术哲学范式的系统阐释以及主张信息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和新形态的研究等进行了深入探究。

4.重视技术的规范性和技术异化等问题的探讨，尤其是针对新兴技术风险问题进行哲学、伦理价值等层面的规范性反思和治理研究[38]。

二、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推进路径

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已经由译介援引西方思想资源阶段进入到了立足我国科技发展现状、推进科技伦理治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等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阶段，取得了诸多成绩和进步，但是总体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在国际技术哲学领域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的推进，不仅需要继续着力在逻辑体系、研究范式、理论基础以及实践应用等方面弥补不足，还需要加快学科建制化步伐，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资源，在努力推出原创性成果的基础上，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研究局限

1.学科定位不够明确、学科范式尚未形成。中国学者一直非常重视对技术哲学学科范式的构建，但目前仍然存在学科定位不够明确、研究较为分散的现象，尚未建构起清晰、系统和独特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仍存在将技术哲学仅作为“部门哲学”加以简单框定的现象。而且，由于技术哲学涉及领域较为宽泛，在学科划分较细、研究领域多元交织的背景下，对于技术哲学的基本纲领、学科逻辑体系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统一的研究范式还在构建之中，技术哲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学科规范问题等还需进一步明晰和论证。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技术哲学究竟包含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逻辑？技术是什么？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内容和方法是什么？应有什么样的研究纲领？陈昌曙等在《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中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等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39]；也有学者提出了技术本体论、技术价值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进化论等“强纲领”[40]，但迄今尚未达成认识上的一致。

2.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相较于科学哲学的悠久历史，技术哲学起步较晚，存在“历史性的缺席”[41]173问题，而中国技术哲学研究较西方而言也较为滞后，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技术哲学本身意味着一种哲学范式的转变，必须重新构建相应的理论基础。但从迄今技术哲学发展态势来看，学术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存在更多强调技术价值论而忽视技术本体论、过多强调外部规范性而忽视内部描述性等问题，缺乏技术哲学基本问题的明晰性与一致性，难以形成内聚性理论[42]。吴国盛认为，技术哲学的真正发展必须要超越本质主义人性论、超越技术中性论和技术自主论，将技术作为人的本质的一种自我构成，才能真正构建起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础[41]173，而目前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不够。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传统技术思想的继承，但是相较于对西方技术哲学的关注而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技术观资源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对中西技术哲学理论资源的重视不够平衡，而且对中国传统技术思想的阐释尚存在解读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对技术、人、世界关系进行根本性反思研究仍需加强。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兴起于西方，但其发展不可能局限于西方文化视野，中国古代具有发达的技术体系，中华文化博大深湛，其中蕴含的技术观、技术哲学思想极为丰富，对当代技术异化问题的解决、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充分发掘中华技术哲学思想资源，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技术哲学思想体系，无疑是我国学者的优势所在，更是责任所在。

4.问题意识亟待加强。当前，新兴技术迭代更新之速度前所未有，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影响，引发极其复杂的伦理问题。例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应用，带来人类主体性的消解、被智能造物支配与控制等问题和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必然不能仅止步于理论的构建，更需要以高度的问题意识关切技术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实际问题。不过，目前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与各种技术实践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理论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强，而面向具体实践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弱，技术哲学研究者与技术实践关涉的各种社会行动者的合作尚不充分，很难准确把握技术实践中不同阶段、不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往往导致技术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技术实践脱节。

(二)推进路径

1.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完善学科范式。我们应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弘扬自然辩证法传统，以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技术发展为主线，明确中国特色技术哲学不仅是对技术的哲学探索，更是关乎社会如何发展的哲学思考，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理论基石，构建技术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研究体系，尤其是应对身体技术、社会技术以及技术进化、技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技术社会学等进行拓展性研究[2]184-189，立足中国发展实际，超越仅从工程主义视角分析人与技术的关系和技术风险实质的局限性，注重从社会实践入手寻求技术风险的规避之道，彰显技术哲学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关怀，构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案。以“关系性”“情境性”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范式，克服西方技术哲学研究中工具理性的对象化思维，注重从塑造和构建人类生活、社会秩序的角度分析和理解技术，寻求技术发展的伦理“中道”，并将其转化为促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

2.夯实哲学理论根基，推进跨学科合作。应从形而上的维度构建一套认识、理解人与技术关系的概念架构和观念系统，对于身体技术、社会技术、机械技术等的分类研究，超越本质主义人性论、超越技术中性论和技术自主论，将技术作为人的本质的一种自我构成，才能真正构建起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础[41]173。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程，一大批有责任感的学者已经就如何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寻找最优化战略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今后可以继续就技术哲学与科技创新实践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行动哲学”，强调要“加强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反思推动相关技术实践。”[43]这既是对西方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一种理论回应，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技术实践观的创造性转化和提升，带来对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新启示。当然，夯实理论基础离不开学术研究队伍建设，为此，我们应准确把握当前的国际学术前沿和趋势并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学术规范，以本土学科建制化发展优化理论研究队伍，构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的教学研究一体化、系统化发展格局，为进一步提升前沿研究水平夯实基础。

3.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技术思想资源。中国技术哲学的发展不应局限于西方文化视野，应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技术思想资源，基于中国文化脉络探索技术哲学的特色之路，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学者的优势所在，更是责任所在。应在反思和借鉴西方技术哲学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技术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运用和转化，探寻其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在人与技术关系、生产模式变革和未来文明走向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思考。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侧重于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技术范畴体系，注重对“技”“器”“道”等相关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进行重新阐释，探索新兴技术时代技术发展之“道”，形成一套与西方技术哲学逻辑起点不同并具备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哲学观念体系[44]。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实践的技术传统、面向社会发展和技术治理的主要矛盾对技术哲学逻辑体系加以提炼和总结，并将传统“中道”智慧转化为技术伦理方法论，不断推出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原创性成果，为技术哲学的理论研究以及新兴技术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困境的超越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4.强化面向新兴技术实践的问题意识。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关，“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要求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2]6当前，新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问题新挑战新风险层出不穷，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必然要直面当代中国技术发展的实践问题，负有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技术问题的哲学责任。中国技术哲学应在面向世界学术前沿的同时，更需要基于新时代的中国国情形成新的问题旨向，将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中国创新发展实际、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为解决新兴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带来理论反思、提供解决路径。中国正在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治理，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必然以回应社会关切的技术实践为基础，在构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强化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的问题研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领下，反思和改变反人性的技术产品和制度设计。特别是对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等具有高度伦理敏感性和价值冲击性的新兴技术领域，应基于技术风险的客观性、社会建构性和主观认知等多重因素强化问题研判及对策探寻，从存在论层面深入思考新兴技术与人的关系，并积极深入技术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提升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的实践针对性。

三、结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效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进路和研究特色，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局限，我们应进一步扎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践，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攻坚克难提供学术理论支撑，立足中国实际进行技术哲学的问题设置、理论概括和方法总结，确立独具特色的研究视角、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等，注重凝炼具有创新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色之路；同时，应在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弘扬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勇于对权威研究提出反思和质疑，推出具有时代价值的独创性研究成果，提升在国际技术哲学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掌握一些特色研究领域的学术主动权和话语权，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探索与全球科技伦理治理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为推进全球共治提供中国方案，做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全球视野和中国话语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