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星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指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世界多样文明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有关人类多元文明如何相处、如何发展的基本观点。习近平先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布鲁日欧洲学院、纪念孔子诞辰 2 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国际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见解、新论断、新主张，实现了新时代文明交往交流和话语体系的范式创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由此可见，深入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对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应对人类文明共同挑战、指引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形成背景。谢清果[2]认为，中国正积极有为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提出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二是理论基础。张荣军等[3]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是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万欣荣等[4]则认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创新，又具有中国古代文明思想的深厚底蕴。三是内涵解读。吴海江等[5]认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内蕴人类文明多元共存的“格局观”，亲、诚、惠、容的“价值观”，对本民族文明自觉自信的“底线观”“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的“理想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观”。四是理论贡献。朱晨静[6]认为，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不仅在思想上引领了世界秩序的变革，而且在实践中以切实的行动指导着世界秩序的重塑；吴志成等[7]则认为，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指引，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消除思想障碍，为促进国际合作交流夯实文化基础，为改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凝聚精神力量。五是实践启示。惠春琳[8]认为，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实际行动证明，世界多元文明可以和谐共生，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迈向美好未来的可行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的正确出路。六是时代意义。陈明琨等[9]认为，文明交流互鉴观超越了“文明中心论”和“制度模式单一论”，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文明交往观；刘军等[10]则认为，这一文明观对摒弃文明前进桎梏、揭示文明发展规律、优化文明治理模式、开创文明美好未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相较于上述前期研究，本文从生成逻辑、本质内涵、价值意蕴三个维度系统阐释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深入挖掘其产生的逻辑理路，全面呈现其蕴含的理论内涵，使其更加严密完整；同时，以世界时代背景和中国战略利益为切入点，探究其对文明道路选择、国际话语权提升、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重大现实问题的价值意蕴，以期能够深化对该议题的思考和研究。

一、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生成具有严密的思维逻辑性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而且凝练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实践经验，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又立足于西方文明治理模式式微的现实境况。

(一)理论之源：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学理支撑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立足于世界多元文明交往交流的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具体化运用和创新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马克思关于文明多样性的阐述对习近平关于“文明是多彩的”启发。在《莱茵报》时期，针对普鲁士政府利用反动的书报检查令来限制人民自由表达思想观点的做法，马克思尖锐批判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因多种多样而丰富多彩，不能人为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11]

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产生条件的阐释对习近平关于“文明是平等的”启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同文明的产生依赖于“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12]519，受到文明发源地水文、地质、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文明的多样发展道路也同样是各民族“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12]540的结果。因此，文明之间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应平等相待、互相尊重。

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交往的论述对习近平关于“文明是包容的”启迪。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文明交往的扩大，不同区域间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的状况被打破。不仅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物质产品成为世界性和全球性的共同财富，“区域性的文化”也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文化”。

4.马克思关于文明演进规律的阐发对习近平关于“文明是发展的”启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新发展、新跃迁，会同社会原有生产关系相矛盾，便要求破除旧有生产关系对其发展的限制，因此社会革命就会爆发。伴随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基础会随之变更，“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3]。因此，文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二)实践之基：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积淀的结果。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以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指出，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成果，而“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14]。在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重视交流互鉴，强调要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办法，指出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5]。同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世界多元文明的共生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客观基础，“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的动力。”[16]474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16]522进入21世纪，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和动荡变革的国际形势，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具体阐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不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相反而行，而是与其他文明的发展相向而行。因此，我们绝不能以“文明冲突”或“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来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而应该努力尊重不同文明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制度，使其“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申明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这既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丰富和拓展。

(三)文化之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发展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养分，将中华文化的智慧结晶与新时代文明交往实践相结合，彰显出中华优秀文化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面向世界文明发展新潮流，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深入挖掘和大力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摒弃其中的思想糟粕，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精神沃土。在谈及“文明是多彩的”时，习近平引用“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古今贤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孟郊《答姚怤见寄》)等，以此强调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应加强文明之间的交流交往。在谈及“文明是平等的”时，习近平引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量腹而受，量身而衣”(墨子·鲁问)，“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等，以此强调文明的平等性，并不存在某种地域性文明优于世界其他文明。在谈及“文明是包容的”时，习近平引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智者求同，愚者求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等，以此强调文明的包容性，应寻求不同文明内蕴的共同精神文化基因。在谈及“文明是发展的”时，习近平引用“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东周列国志·第十六回》)等，以此强调文明的发展性，主张要以文明交融超越文明偏见。

(四)现实之思：西方文明治理模式式微的反思镜鉴

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不断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对此，人类多元文明是交流互鉴、和合共生还是自我封闭、敌视对抗，成为文明向前发展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和话语体系下，“西方中心论”者自认为西方文明应当占据中心和主导地位，其他文明理应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西方中心主义”者大肆鼓吹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刻意贬低非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并企图将在特定发展条件和自身文化传统下形成的西方文明价值观美化为“普世价值观”，向世界各地倾销和推广。尤其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更加甚嚣尘上。例如，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断言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8]；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声称，民族国家之间的主要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9]。由此，一些寻求国家富强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盲目引进外国资本和管理方式，甚至以出卖国家部分利益来换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支持。然而，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性影响，资本主义治理模式因难以有效应对危机而饱受诟病。在此国际背景和时代境况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外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又努力减少现代性负面效应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变革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

二、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本质内涵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是在考察文明发展历史和总结文明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刻揭示，指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文明是发展的”；同时，它又科学诠释了人类多元文明的发展方向，提倡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文明交融”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文明偏见”。

(一)文明是多彩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是多彩的，指的是文明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等。“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20]258,“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21]。各具特色的人类文明孕育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承继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民情。从历时态看，人类文明历经茹毛饮血的原始文明、田园牧歌的农耕文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工业文明和互联互通的信息文明。从共时态看，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也无论是资本主义文明还是共产主义文明或社会主义文明，它们都根植于各文明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之中，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以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为例，指出茶与酒并不是绝对隔阂的，而是可以相互尊重和欣赏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22]并且，多姿多彩的世界文明图景不应该被误认为是“民族冲突的根源”，而应该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源泉”和“文明进步的动力”[23]。任何别有用心地否定人类文明多样性这一既定事实的霸权逻辑，企图以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以高等文明消灭低等文明的强权思维，任何违背人类文明客观演进规律的冒进做法，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肤浅的，而且在行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相互交流、共同进步才是多元文明打破隔阂、和谐相处的共生之道。

(二)文明是平等的，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是平等的，申明的是文明间的地位平等、权利相同等。“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20]259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重申：“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24]各民族的文明既有自身的特色、优点和长处，也有本身的缺点和不足。文明因自身的长处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诋毁世界其他文明是不对的；同理，因自身的短板而妄自菲薄以致逐渐丧失与众不同的特性也是不正确的。坚持文明的平等性才是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与基础。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对中国人的为人处世、生活态度及风俗习惯产生深远影响，是因为其有机融合了印度佛教的宗教传统和中国儒家、道家的文化基因；同样，中国特色的写意油画因将传统作画技艺与西方油画特点相贯通，由此造就了一批杰出的绘画大师和优秀的绘画作品。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传入欧洲，促进了航海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带动了世界变革。虽然“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沉渣和论调不时泛起，但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使然。客观事实也一再证明，“文明冲突论”最终冲突了，“历史终结论”最后终结了，“中国崩溃论”结果崩溃了。

(三)文明是包容的，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文明是包容的，侧重于指文明之间不能相互排斥，而应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正如习近平所言：“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20]259从本质上说，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凝结着本民族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都值得同等尊重和倍加珍惜。人类社会各种文明所具有的特点或特色，不是造成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而是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20]262历史和现实均证明，任何一种文明要想获得持久且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就必须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世界其他文明，并与其进行广泛而深入地交流，进而在交流互鉴中与时俱进。在历史上，中华文明通过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从中汲取了有益成分，也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古丝绸之路的成功开辟、郑和七次南下西洋等活动既加强了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又促进了多元文化交往交流。遣唐使来华学习、马可·波罗东游等也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它们都是中外文明平等性交流和包容性互鉴的典型范例。在当今时代，南北贫富差距扩大、恐怖主义蔓延、全球气候变暖、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风险挑战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安全，这就格外需要不同文明相互学习、兼容并包，以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向前。但是，西方一部分人秉持错误观点和蛮横态度，总是认为自己的人种、民族和文明高人一等，蓄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包装成“普世价值”或“普世文明”去否定文明间的差异，企图把自己的狭隘文明观强加于其他文明，“其实质不过是为了掩盖自身狭隘的特定立场和特定利益”[25]。

(四)文明是发展的，以文明交融超越文明偏见

文明是发展的，意指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顺应时代、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守正创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6]此言实质上道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才是多元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为实现此目的，首先，既需要重视和珍惜本民族的文明，又需要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民族的文明。在纪念孔子诞辰 2 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27]，都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组成部分和核心成员，都应该被同等相待和给予尊重。其次，应该在多元文明的交流、交锋、交融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对待人类社会创造的不同文明，我们应以宽广的胸襟接受其差异与特点，并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其历史与未来，努力使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与“现实国情相契合”，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7]，将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转化为文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石与动力。再次，需要摒弃错误的思想观念。西方一些人戴着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眼镜看待其他文明，以唯我独尊的恶劣态度对待世界其他文明，奉行文明霸权主义。他们认为古老的东方文明已失去生机与活力，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只能是西方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和文明观。而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则固守“文明阶级论”的思想观念，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置于判断文明先进与否的至高地位，断言“社会主义文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文明”[28]。这两种错误思想都有悖于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都不利于推动人类文明在交流交融中向前发展。

三、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的价值意蕴

思想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指导意义。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并不是抽象的逻辑演绎或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以现实主义的关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脉络、现实境遇和未来进路，从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和重要的现实价值。它对于尊重不同文明道路选择、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均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一)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有助于尊重不同文明道路选择

道路选择问题是第一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事关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命运和文明的兴衰。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在于这条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血脉，形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探索的经验教训积累，成熟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模板”，也不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翻版”，更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实践的“再版”，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新版”，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同理，其他文明国家的道路选择也是基于本民族的文化风俗、历史传统和独特国情等特点而作出的。一味尊崇某一种文明或持续贬低某一种文明，企图以某民族的发展道路去同化、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民族的发展道路，都是不可取的做法，其导致的后果只能是矛盾、纷争、冲突与战乱。

(二)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迅速发展，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然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并未有效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常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听不懂”的话语劣势地位。对此，不同的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和行动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主张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话语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文化保守主义者倡导用凝结着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中国传统话语体系来摆脱话语劣势境地，文化激进主义者则建议直接融入西方话语体系来达到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目的[30]。然而，这三种方案都未能真正立足于21世纪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问题与社会矛盾，完全忽略了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因此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认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文明是发展的”，并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因发展而繁荣，蕴涵着多元文明相处之道的“中国智慧”，为破解文明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进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更多具有标识性和认可度的话语(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型举国体制”等)，正在逐渐改变西方文明主导世界文明的一元话语格局，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做出了卓越贡献。

(三)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观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治理体系即在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主体围绕全球事务通过对话、沟通、协商等方式，以寻求全球性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从历史上看，全球治理体系历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嬗变转型。然而，无论哪一种全球治理体系，其都是以综合国力的强弱、生产方式的优劣、科技水平的高低、军事实力的大小等条件为依据，都是以西方文明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为前提。由此，西方往往冠之以“文明”与“进步”的代表，自诩为“世界领导者”，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则常常被斥为“野蛮”与“落后”的别称。西方列强肆意侵占别国领土、干涉他国内政、掠夺富饶资源、压榨殖民地人民，总视之为将发达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输入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而带动落后国家的产业升级、社会变迁和整体转型，殊不知自身的行为已沦为真正的野蛮行径。自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领域面临重重阻碍，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也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使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显得捉襟见肘、无力应对。对此，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直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治理秩序，需要一种“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31]。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32]这一世界性难题，习近平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文明交融”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文明偏见”，从而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