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 萍 魏鹏飞

一、引言

当前， 全球产业布局正加速重构。从中长期看，由于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成果转化不足， 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全球经济尚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陷入2%～3%的低速增长期， 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从短期看，在多重因素叠加之下， 全球单边主义、 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问题更趋政治化， 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逆全球化”，产业链收缩和区域化趋势明显。

作为全球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面对日趋复杂紧张的国际形势， 我国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尤为剧烈。一方面， 全球经济下行使美日等发达国家愈发重视实体经济，开始通过实施“再工业化” 战略等推动高端产业和关键产业流入本国。 另一方面，伴随劳动力、土地等传统低成本比较优势的丧失，我国部分低端产业开始向东南亚、 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若不因势利导，这种“两端转出”将严重影响我国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掣肘。因此，如何优化我国产业转移路径， 使之有效服务和支持我国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成为当下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我国产业转移现状分析

进入21 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 全球供应链、价值链进行了动态调整，产业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转移日益突出。 我国始终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参与者。 改革开放初期， 外资企业作为资金供给者、 先进技术提供者和市场机制承担者， 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年来，国际经济格局深刻演变， 国内企业区位优势减弱， 新兴国家市场潜力释放， 导致我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海外国家转移。

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两方面资金流动趋势的对比来看， 虽然我国出口额仍在增长， 但其发展已逐渐达到上限并呈现下降趋势（见表1）， 而对外直接投资则处于上升阶段（见表2）。2020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当年全球流量和存量的20.2%和6.4%，居于世界第一位和第三位；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分别占我国当年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的14.7%和7.8%。

表1 2010—2020 年我国进出口额情况

表2 2002—2020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情况

从地理区域看， 可将我国进行产业转移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划分到七大区域（东亚、东盟、西亚、南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在东亚， 我国对蒙古国的投资规模呈现逐年总体上升趋势，直接投资行业结构逐渐由贸易和食品加工、餐饮服务、建筑建材和农牧产品加工等向矿产资源勘探开采等行业转变。在东盟，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所投资的产业类型从农业和制造业等低附加值产业向能源产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高附加值行业延伸。但总的来看，主要是流向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且投资的产业也主要集中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西亚， 我国与沙特阿拉伯的产能合作主要是石化、建筑、电力等行业； 与伊朗主要集中在高铁、 汽车产业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对土耳其投资的领域从传统的能源、矿产等行业向农业、交通、新能源、 金融业和电信等行业日益拓展。在南亚，目前主要是对印度、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投资， 所涉及的产业主要围绕能源开采、 基础设施建设、 机械设备制造和纺织生产等领域， 还存在投资领域相对单一、 缺乏链式和集群式投资等问题。在中亚，目前仍以采矿业、 低附加值制造业和零售批发业等资源密集型产业投资为主， 缺乏对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的关注， 且随着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状况逐渐转好， 有关矿产资源开采限制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出台， 未来我国可能要面临主要投资产业生产成本上升的风险。在独联体，近年来， 我国对其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总投资流量不断攀升；对俄罗斯的投资占据首位，截至2020 年，我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20 亿美元， 约为独联体国家的93%， 主要投资行业为采矿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在中东欧，作为我国与欧洲开展产能合作的重要节点，2020 年， 我国对中东欧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达30.5 亿美元，较2003 年末0.4 亿美元的存量而言年均增长约5 倍， 所投资行业已覆盖机械、化工、汽车、农业等多个行业， 合作形式也日益多样。

三、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效应分析

2013 年，我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重点，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个主要方面，全面释放沿线各国发展潜力，努力实现经济大融合、 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我国对外产业转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在促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 也将世界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沿线各国。本文将运用PSM-DID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 实证分析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带来的互惠共生效应。

（一）产业转移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带来的驱动效应

1.产业结构升级

（1）模型设定。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DID）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产业转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驱动效应。 基准模型为：

式（1）中，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分别用产业结构合理化（RA） 和产业结构高级化（UPG）衡量（基于篇幅考虑，两个指标具体计算公式省略）；i表示产业转移承接国，t表示时间；X为国家虚拟变量， 主要用于区分控制组和对照组， 当i为产业转移承接国时，X取值为1， 当i为非产业转移承接国时，X取值为0；year为产业转移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 年底正式提出，故本文将2014 年前取值为0，2014 年后取值为1；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v、u、ε 分别表示国家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随机扰动项。 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如表3 所示。

（2）样本选取。考虑数据可得性，以49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产业转移承接国，在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选取阿根廷、澳大利亚等49 个国家作为未承接我国产业转移国家 （见表4）， 研究时间范围为2006—2019 年。 对个别数据的缺失，运用插值法补齐。同时， 为消除变量间量纲不同产生的影响， 对除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外的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表4 样本选择国家名单

（3）实证结果分析。如表5 所示，当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交互项的系数绝对值均有所增加， 表明产业承接国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转移显著相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和产业转移承接国存在巨大的经济互补性， 双方可以通过经贸产能等合作， 推动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 从而发挥溢出效应， 推动产业承接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表5 产业转移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平均效应检验结果

2.经济增长

（1）模型设定以及变量选取。为检验产业转移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产生的驱动效应， 构建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GDP），核心解释变量Tit为是否承接我国产业转移， 对应取值规则与前文一致。 控制变量包括研发支出占GDP 比重、资本形成总额、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外商直接投资。 选取2000—2019年133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主要为世界银行、《中国对外投资公报》、中国海关等，并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实证结果分析。通过对模型进行基准回归（见表6），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产业转移推动了当地经济增长。

表6 基准回归

（二）产业转移对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驱动效应

1.模型设计和变量选取

首先，从外贸规模、外贸结构、 外贸竞争力和外贸可持续四个方面， 采用熵值法构建我国外贸发展指数（见表7）。 基于篇幅考虑，略去具体指标构建公式。

表7 外贸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其次， 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来研究产业转移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路径：

其中， 被解释变量为对外开放水平hq，用外贸发展综合指数表示。 核心解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X， 用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衡量， 并进行对数处理。 中介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is和技术进步cm（用技术市场成交额衡量，并进行对数处理）。 控制变量为人力资本、 金融发展水平、政府支出、经济增长。

模型选取2005—2020年中国内地30 个省 （区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对外投资公报》《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

2.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8 可以看出，三种估计模型的系数均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我国产业转移每提高1%， 对外开放水平提高0.005%，由此可见，产业转移通过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对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一定的驱动效应。

表8 基准回归结果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合作框架， 在分析我国产业转移现状的基础上，运用PSMDID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对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带来的互惠共生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国际层面看，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产业承接国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出口、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等， 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从国内层面看，我国对外产业转移可以通过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 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

（二）政策建议

1.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对各类产业转移的跟踪研判。 一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各部门协调沟通机制，促进产业转移相关信息互通共享， 推动各项工作举措协同发力。 二是加强产业转移跟踪研究， 通过系统评估产业转移所涉及行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程度、 比较优势、发展潜力，科学研判不同行业转移的方向路径与潜在影响， 指导各地有序转移与承接产业， 实现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健全和完善企业“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产业政策对接、 信息交换和监管互认等合作， 支持企业进行全球资源整合和产业链布局。

2.完善产业政策，对不同因素导致的产业转移分类引导。一方面，对于因生产成本、 配套设施等客观因素导致的重点产业转移， 通过加大政策支持、 完善基础设施等减缓产业转移速度和规模。例如，中西部地区可通过试点对标东南亚国家，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以税收政策工具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同时，探索开展“我国产业链+东南亚劳动力” 的产业一体化模式， 通过为东南亚国家的年轻劳动力提供语言培训、学历教育等，吸引其来华学习工作。另一方面，对于为规避政策风险、 扩大市场规模等主观因素导致的重点产业转移， 可考虑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加大外汇投资便利化程度等措施， 优化其在华生产环境， 提升发展信心。

3.加强优势互补，以“一带一路” 为平台提高我国对外合作水平。为真正实现“一带一路”效益落地，对内：应加快推进我国高水平自由贸易体制机制改革， 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试验田”作用，持续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对外：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政策对接、 信息交换和监管互认等合作， 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促进贸易便利化，拓展投融资渠道，深入开展产业合作， 共同办好经贸、产业合作园区。

4.加快技术创新，把握好数字化、 绿色化产业发展机遇。当前，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依然较高， 高精尖技术较为欠缺，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为此，建议建立高端人才创新培养机制， 加大对技术创新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业态， 推动我国产业链、 价值链向中高端不断迈进。 特别是要抢抓产业发展新机遇， 鼓励传统企业实施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用新技术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例如，目前我国已经在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光伏等一些数字化和绿色化交汇的产业中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可以通过发挥我国技术领先、产业配套网络齐全、市场规模巨大等优势， 将这些产业作为推动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合作的抓手。此外，应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市场价值， 充分发挥我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 使之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合作和企业国际化建设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