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成

［摘 要］王治河和樊美筠的重要著作《第二次启蒙》勾勒的未来蓝图，可以说是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纲要。第一次启蒙对理性的高扬，在科学和工业的推动下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以致把自然界视为征服对象，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第二次启蒙是对第一次启蒙的启蒙，强调整合思维在理性中应有的本体地位，其思想基础是从怀特海过程哲学出发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应当深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思想，在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的同时在科学的基础上推进东西方文化的整合。思维离不开抽象，必须警惕抽象思维对整体的屏蔽，美和艺术有助于抵抗抽象的魔障。由于人们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和探究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对绝对真理的把握也只是一个逐渐接近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启蒙永远在路上。

［关键词］第二次启蒙；整体性；自然向人生成；生态逻辑

王治河和樊美筠的重要著作《第二次启蒙》早在2011年就已出版。该书从以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出发，对第一次启蒙，即18世纪主要由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开启的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清理和反思。该书将第一次启蒙的局限性初步概括为以下七点：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①针对这些局限性，他们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的一些基本理念与核心价值。该书通过对“道义民主”“厚道科学”“深度自由”“有机教育”“和者生存”“互补并茂”，以及“建设性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有情法”“后现代农业”“后现代商道”“后现代人权”“后现代绿色生活方式”等概念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设计，勾勒了第二次启蒙的未来蓝图，可以说是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纲要。作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关注和全方位的建设性筹划，第二次启蒙乃是关系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极其重大的课题。在如此深接地气的建设性意见中，贯穿了可贵的历史担当精神和脚踏实地的责任感，实在令人感佩。

王治河等提出的“第二次启蒙”，其思想基础是从怀特海出发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笔者刚刚经历了对怀特海过程哲學的美学解读，不期然而生发出一个想法：启蒙，应该永远在路上。

一

作者在序中指出：“第二次启蒙就是大时代对大智慧、大思路的呼唤，它呼唤一种高瞻远瞩的整合思维，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中久已忘怀的意义及方向感。这是一种有底气的启蒙。”①应该说，整合思维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所失落的本应有的灵魂。

作为对第一次启蒙的再启蒙，首先是要解开两百多年的启蒙对理性自身的屏蔽。它绝不是要否定理性精神，也不是像某些思潮那样要用感性主义取代理性主义，而是要重启整合思维在理性中应有的根本或本体的地位，唤醒理性应有的灵魂。无论是作为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中心的生态观念，还是被视为深生态学的怀特海过程哲学，都把整体性作为认识世界的基点。生态思维在事物与环境的整体关联中认识和把握事物，特别重视环境对事物的整体性影响。对这个“环境”的认识，在怀特海那里已经明确达到了宇宙的视域。怀特海把作为原初现实实有的宇宙整体视为至大无外、至高无上的终极存在，万事万物的生成和创进都在这个终极因的作用之下，这无疑为现代整合思维提出了最为广阔而幽深的整体观念。

其实，对具体整体性的重视早在黑格尔哲学中就已存在，但是他的“具体”概念只是一种精神的存在。马克思把自然界看作包括人在内的整体，突出了世界整体的生成性质，后来又明确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正确的思维道路，并强调要在关系中考察事物的性质。但是，17世纪以来在理性主义推动下，随着科学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与整体思维对立的抽象思维占据统治地位。《启蒙辩证法》的作者在论及“启蒙”的概念时说：“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强制的尝试，都只会在自然界受到摧毁时，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中。欧洲文明就是沿着这个途径过来的。启蒙的工具——抽象与它们的客体的关系，就像抽象彻底消除掉它的概念的命运一样被彻底消除了。”②由于抽象，世界被分解和割裂，首先是自然界的整体被肢解为各种有用的元素和部分。这样一来，世界就成了无数“实体”的机械组合甚至堆积。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的认识陷入怀特海所说的“抽象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之中。在这样一种破碎割裂而纷乱凑合的世界景象里，事物的整体关联被淹没，宇宙整体的神性被祛魅，于是就有了“上帝死了”乃至“人也死了”的悲叹。

继杜威之后，怀特海对17世纪以后科学思维的抽象倾向及其后果的批判更为深刻和尖锐。杜威从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中揭示自然界的整体性关联和生成性价值，怀特海更指出世界生成过程中的整体效应及由此而生成的原初的审美价值。这个整体是具有差异性的个体事物的合生，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自我生成机能的有机存在。正是整体性的这种被复杂性理论称为“涌现”（其实在此之前海德格尔就已提出与“系统存在”相联系的“涌现”概念）的深刻作用，才有了世界向美而生的自我创进。世界存在的有机性和生命，本来就具有整体性合生的创造性机能。恢复和确立现代生态哲学指导下的整体思维在理性中的至上地位，就是第二次启蒙的首要课题和任务。

然而，世界的整体性却并不容易认识和把握。我们只能在这个世界的各种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联中不断拓宽视野和深化认识，把整合思维螺旋形地加以提升。这个进程，就是原本模糊的整体性逐渐显现、被蒙蔽的整体性逐渐敞亮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的探究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启蒙应该永远在路上。

二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揭示了理性主义启蒙走向自我异化的严峻事实，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倦的自我毁灭的过程。为了反抗对自然界的强制而提出的启蒙，最终陷入对自然界更加横暴的强制并导致生态危机。这个结果使人清醒地意识到，第一次启蒙以理性取代神意，其对理性的高扬，在科学和工业的推动下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以致把自然界视为征服对象。启蒙的异化造成的生态问题，引起人们对人与自然界关系和人在宇宙中位置的持续而深刻的反思，此乃理性的一次根本性的觉悟。在海克尔提出“生态学”观念以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警示下，这种终极性的反思才逐渐成为人类越来越广泛的理性自觉。

应该说，这种反思在康德的时代就已开始。康德从“星云说”感悟到宇宙自我生成的观念，并以为这是“自然向人生成”的具有客观目的的进程。另一位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勾画了世界自我生成的基本轮廓。但是，这种自然生成论最后在黑格尔的精神生成论体系中失去了现实的生命。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人的生成过程被抽象为精神的生成过程，自然界也是其生成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他最终仅仅把自然界看作对精神的束缚和异化，且在对精神的绝对抽象中把它与自然界对立起来。1844年，年仅26岁的马克思接续了康德的反思，认为历史只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阶段，明确指出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肯定了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成性关联。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中，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解成为 “历史之谜”的两大基本内容之一。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通过对“自然辩证法”的论述，更充分地展开了关于人与自然界之间生成性关联的思想，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作出了最明确而科学的哲学说明，使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自然史观得以敞亮。应该说，针对启蒙主义的自我异化而进行的再启蒙自此就已开始。遗憾的是，又经历了近百年的曲折，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具有再启蒙意义的思想才逐渐突破种种有意无意的遮蔽，但是仍然远未得到深入到位的理解和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把人类历史包括在内，具有深刻而重要的生态思想内涵。马克思关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以及人是“类存在物”的观点，关于一切事物都是对象性存在的观点，关于实践的主体性应以对象性关系为基础的观点，关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观点，关于“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对于人就是无”的观点，以及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和人的整体与部分的观点等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及其核心范畴“实践”的阐释，也变成了脱离自然之根的抽象框架，因此抹杀了其生态本性。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本出发，可以看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括了那种把自然界仅仅视为可用资源而加以占有和消耗的掠夺倾向。其中对拉萨尔关于“劳动是一切文化和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觀点的尖锐批判，更突出了自然界作为文化和财富的原初源泉的意义。更为重要和深刻的是，他们把自然界看作一个自我生成的整体，而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对此，恩格斯特别指出：“整体和部分在有机的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种子的萌发——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是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这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①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自然界这个整体，万事万物都是从这个整体生出来的有生命的活的存在。正因为自然界这个整体具有有机性，它才能自我生成，才能生成出人，并作为精神活动的“前史”生成出现实的精神。从整体上看，自然界就是一个有机的存在。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就是有机-过程哲学潮流中极其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乃是有机-过程哲学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理论形态。生态现实说明，恩格斯关于有机体中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论述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在这里，怀特海的有机宇宙论彰显出独特的理论意义。以怀特海的机体-过程哲学为参照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界生成为人”即“自然向人生成”的自然整体观，就能够更加明确和深入地认识其关于自然界整体的有机性和过程性的思想，重视其关于世界的自我生成性的深刻揭示。有了怀特海这个参照，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于构建现代生态文明的伟大意义可以更加清晰地彰显出来。

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应该正确认识实践的生态本质，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地位与意义，且需要虚心谨慎的态度和不倦探究的努力。深入全面地探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勾画的世界自我生成的整体图景，具体考察其幽微之处，也是一个对“被遮蔽的马克思”不断启蒙的过程。由于这种启蒙极端重要且十分艰难，它应该是永远在路上。

三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更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

当今世界，“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矛盾至为尖锐。资本逻辑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目标，为达目的甚至不惜破坏生态。而生态逻辑首先强调的就是自然界的有机关联和整体性，其基本内涵就是自然界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互动共生的有机关系，追求的是生态关系的平衡、优化和永续。两者的矛盾造成了现实中生态问题的种种紧张和纠结，人类所面临的空前的生态危机主要来源于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逻辑还只是动物性的生存逻辑，而不是真正人的生存逻辑。资本逻辑主宰下的社会还只是“真正人的历史的史前史”。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一些社会性发展较为充分的国家，这种矛盾得到缓和，甚至呈现出相互平衡和良性互动的趋势，生产与生态环境能够较好地相互适应。

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之前，针对资本主义盲目生产因只顾资本逻辑而造成的对自然界的破坏，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①恩格斯说的“计划”，应该不只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根据他要求生产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这种计划还应该包括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生态相互关系的协调。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并没有体现恩格斯的本意，在产、供、销等各方面的信息极不准确且无法即时收集、传递和反馈的情况下，这种计划经济只能是主观妄断的“长官意志”。随着信息科学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对社会生产的合理调控应该可以逐步符合生态的逻辑。这种调控在广度、深度和精准度等方面的推进，不仅会极大地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生态成本、遏制生产过剩、提高生产的社会效益，也必然会在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间发挥越来越积极的协调作用。由生态文明的大趋势所决定，这种基于生态保护和优化的计划调控，也会逐渐与资本逻辑达成和解。当然，这种协调还有赖于政治、伦理、教育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力量。如果从《第二次启蒙》所阐述的“深度自由”即有责任的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经济”，这样的自由经济与计划性调控也应该是互补的。发生在自然界中的自发的生态调节，在人这里应该成为自觉的生态化实践，以避免各种人为的生态灾难。

这种自觉的宏观生态调控是一种对社会生产整体效应的控制，它本来就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管理生态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也应为“第二次启蒙”所重视。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可以说在整体上体现了这种精神。当然，鉴于过去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深刻教训，遵循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的生态调控毫无疑义必须高度科学化和人本化。这种调控机制的建立将是一个极为复杂而且艰巨的过程。其间，不仅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矛盾和对抗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相互屏蔽，而且市场的自由经济与社会发展愿景之间也会因为种种纠结而造成难以预料的相互屏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高度揭示这种种屏蔽，正确认识其中的复杂矛盾，协调好彼此的关系，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并且逐步使生态逻辑居于主导地位，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启蒙的过程。从这个方面来说，启蒙也应该永远在路上。

四

《第二次启蒙》的作者说：“如果按照柯布博士所预言的，‘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则要说，第二次启蒙的希望在中国。因为中国具有实现第二次启蒙的深厚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对此，他们清醒地指出：“在欣赏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并不苟同‘中国文化拯救世界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浪漫化固然容易吸引眼球，博得好感，但这种浪漫化既无视在过去的上千年里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众多苦难以及中国在近代的积弱，更无助于现代生活中种种不幸的认真解决。”①这个难得的清醒认识，意味着在世界看好中国文化对于生态文明的意义的时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生态文化的内容，也存在着启蒙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属于前现代化的古典文化范畴，其对世界和宇宙的整体性认识多是直观的感悟。尽管其中有许多与现代科学相互融通的地方，但并没有经过西方现代科学那样的分析性深化的过程。这使人想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希腊人的整体自然观所作的论述。恩格斯说：“在希腊人那里——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肢解、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整体、从总体上来进行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的联系还没有从细节上加以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观的结果。这正是希腊哲学的缺陷所在。”②希腊哲学的这些缺陷，自17世纪以来逐步在科学发展中得到弥补。像怀特海等哲学家的有机宇宙论体现的整体自然观已经吸取了现代科学的成果，对自然界的自我生成过程进行了空前深入而细致的论述。从历史发展和生态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两种宇宙整体观的具体内涵及其实践意义不可同日而语。清醒地认识和弥补“细节上的缺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启蒙。这是因为，恩格斯所说的“细节上的证明”，直接关系到这些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即使像“和而不同”这样宝贵的观念，也需要用现代生态哲学加以科学性的阐释，深入揭示差异性和多样性对于“和”的意义，进而把“和”从协调和谐引向积极的协同合作，以实现协作创进的自我生成进程。怀特海对和谐的能动进取内涵的论述，就可以提供重要的启示。“因此之故，与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郁的第一次启蒙一边倒，只拥抱西方文化不同，第二次启蒙则既向东方开放，也向西方开放。它是东西最优秀智慧的创造性整合。”③此乃理所当然的現代意识和科学态度。

《第二次启蒙》的作者指出：“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种高远的整合精神，需要一种能把各种零碎知识整合为一种综合远见的学说”；“我们认为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就代表了这样一种哲学。因为过程哲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照世界的视野，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思路，也就是用一种动态的眼光，从有机和谐的角度看待世界”。①怀特海自己就曾说过，他的哲学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观相通。而且，他的有机宇宙论作为“思辨的形而上学”已经注入了许多现代科学的内涵，这对于认识和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使之得到科学化的改造和深化，乃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早熟的文化，理性对感性的规范成为无情的压抑和严苛的桎梏，使本来具有深刻生态内涵的天道观被主要引向内心世界的道德修炼，而未能真正推进对外部世界的科学探究。这种早熟的文化还存在着人的个性未能充分发育和自由发展的问题，出现少年老成甚至未老先衰等现象。未经科学洗礼的天道观甚至蜕化为落后的天命观，在道德说教和礼乐手段的辅助下，成为固化等级体制的凝固剂和润滑剂。这显然是与现代科学和民主精神相对立的。在今天，用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生态科学和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深入阐释，乃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否则，即便中国传统宇宙整体观中本就蕴含的生态思维，也难以发挥更广泛的实践作用。

为了在中西古今文化的整合中更加富有成效地实现这种启蒙，我们还需要作更加全面而深入的努力。以现代科学为中介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也会是一个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启蒙的过程。为了把文化自信建立在科学的坚实基础上，启蒙也应该永远在路上。

五

我们说启蒙应该永远在路上，还有一个根本的认识论上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理性必须不断突破因抽象而造成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理性必须运用抽象这个思维利器去解剖对象、分析事物，另一方面抽象又是认识对象具体整体存在的魔障。

柯布在为《第二次启蒙》写的序中说：“怀特海之哲学则可为解决西方第二次启蒙之钥匙。”②怀特海对工业化弊端的批判，就是从科学所造成的抽象思维开始的。没有抽象就没有思维，没有抽象思维也就不会有科学。问题在于，在启蒙运动推动下兴起的科学，惯于把世界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析研究，这就常常把抽象误认为具体，把事物都变成抽象的存在，于是实体思维盛行。这种抽象屏蔽了事物和世界的具体性和整体关联，也就失落了世界的有机性，也即怀特海所说的“抽象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但是，事物和世界的具体整体对于人的意识和理性始终是一个模糊而幽深的存在。人们的认识再具体，也不能排除抽象，只是抽象的程度不同而已。正因如此，杜威认为对明确性的寻求只能是一个不断探究的过程，任何明确性都因其抽象性而造成某种屏蔽。熟知并非真知，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怀特海专门写了一本《观念的冒险》，一再告知世人，人类理性中产生的一切观念都带有冒险的性质，因为这些观念往往并不一定符合世界的最深的真实。

其实，人类理性的这种局限性早已被康德明确指出。康德把进入人的经验的事物称为“现象”，认为在现象背后还有尚未被认识乃至不能被认识的“物自体”（物自身）。也就是说，世界存在着人所不可尽知的一面——无论认识如何深入，人们得到的都只是经过抽象的现象，而对象总还存在着被这些现象所遮蔽的东西。在这里，现象作为对对象的抽象，成了认识物自体的“魔障”。理性可以一层一层拨开魔障，但不能完全消除这个魔障，因为它只能凭借知性这个抽象分析的工具去认识对象，而进一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這一思维过程总是以这些抽象的结果为材料的。因此，无论认识所达到的具体是何等全面而细致，为理性所把握的具体仍然是对对象的某种程度的抽象。这个理性具体作为现象，在它的背后总还存在着一个未被理性所把握的物自体，一个幽微而深邃的未知世界。诚如斯宾诺莎所说，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因为任何规定都只是某种抽象，而任何真实的存在都是许多规定性的统一。

怀特海对“抽象的具体性误置”这个认识论谬误的揭露说明，任何已经达到的认识都可能同时又是遮蔽。宇宙和地球作为人类的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具有无限的广度、深度和复杂性。对此，我们必须报以虔诚的敬畏之心。真正清醒的理性，应该正视和深知人类理性天生的局限性，随时警惕抽象这个认识“魔障”可能造成的屏蔽和误导。

为了弥补和纠正对理性可能的屏蔽和误导，怀特海、杜威和海德格尔都特别重视诗人、艺术和美学的作用。他们认为，正是一些诗人还在寻找和歌唱着被科学的抽象撕裂和分割了的世界整体，因为他们所钟情的美就是这整体精神发出的信息。怀特海告诉我们，哲学应保持自己的诗意，应该深刻认识世界向美生成的合生创造的本性，正是世界原初的审美性才蕴含着世界生命的真正秘密。这就是2000多年前庄子所说的“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在怀特海看来，世界之美就是宇宙整体这个“上帝”机能的“骤然体现”，美就是世界的神性之所在。在这里，上帝在美之中，宗教和美学达成了和解，美与上帝一样因其神秘性和神圣性而具有神性。于是，被第一次启蒙祛魅的世界，如今又被复魅。但此次复魅，不再是陷入超自然的愚蒙。正如格里芬所说，复魅何须超自然主义。这就意味着，自然主义的宇宙整体论和美学，把世界整体的神圣性敞亮在世人面前，以这最高的理性去提醒和引领对抽象这个魔障的警惕。正因如此，内在地统一了自然主义神性观的怀特海有机宇宙论，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生态美学就具有根本性的启蒙意义。把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统一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生态思维，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的人本生态美学，也与之神髓相通而异曲同工。

为破除宗教对理性的蒙蔽而兴起的启蒙运动，在经历了宗教与科学的漫长对立之后，在第二次启蒙到来之时正在走向和解。理性一度以为自己真的能够穷极世界的奥秘而掌握绝对的真理，但杜威和怀特海都告诉我们，在科学面前总存在着一个模糊而幽深的潜在领域。特别是宇宙整体创生机能的神秘性，对于人类理性而言可能始终是一个不可完全具体把握的最深秘密。这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最为幽深的生态神秘性之所在。过去人们对超然于世界之上的上帝的信仰和臣服，正转变为对宇宙世界整体创生机能的神秘性的虔诚和敬畏。承认这种神秘性并同时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既要有深入探究的决心（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以及复杂性理论正在做的就是这种探究），同时又要警惕探究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抽象所造成的某些意想不到的屏蔽。

抽象既是理性思维探寻世界必不可少的利器，又是对世界的具体真实造成种种屏蔽的魔障。要想对付这个魔障，只能时时葆有解蔽揭秘的启蒙心态并付诸启蒙行动。由于抽象的两面性乃是注定的宿命，对绝对真理的把握只是一个逐渐接近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启蒙，应该永远在路上！

责任编辑：胡颖峰

特邀编辑：胡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