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7—8日，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共同策划并联合主办的“中英环境史学术交流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来自中英多所高校的多名学者围绕“环境、农业与食品”这一主题，就相关论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一、会议主题

9月7日，研讨会正式召开。会议伊始，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亨利·弗伦奇（Henry French）教授与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共致开幕辞。弗伦奇教授首先对梅雪芹教授以及清华大学历史系对此次研讨会所做的准备工作表示感谢，随后他对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UK-China Humanities Alliance， UKCHA）①以及在其框架下进行的本次学术研讨主题进行了介绍，包括：帝国与全球贸易在知识生产、技术传播、物种移植、疾病传染等方面的影响与作用；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农业发展与环境、生态与健康的相互影响；史料与科学研究数据的关系；比较研究的方法与全球史视域的拓展；等等。弗伦奇教授指出，作为UKCHA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研讨会必将进一步促进中英双方人文学术的交流与合作，并增进两国人文交往和高校友谊。梅雪芹教授在致辞中欢迎中英双方学者在UKCHA平台上分享各自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她表示，此次研讨会将讨论历史上环境、气候和景观对农业发展和食品生产的影响，农业实践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以及这些实践最终如何反作用于环境和景观等内容，必将拓宽中英学者在环境、农业与食品等领域的研究视野，增进双方人员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互信，推动中英双方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更新发展和人文友谊的跨国延续。

二、英方学者的主题汇报

随后，会议进入第一场主题发言。来自埃克塞特大学的詹姆斯·费舍尔（James Fisher）博士以《作为生态媒介的印刷书籍：现代早期英格兰耕作知识的整理编纂》（“Printed Books as Ecological Agents： Codifying Knowledge of Cultivation in Early Modern Britain”）为题，细致分析了17—18世纪英格兰早期农业印刷书籍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生产形式是如何推动现代早期英格兰的生态变化的。他认为，印刷书籍是系统化、学理化的地方农业知识的汇集与表达，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下人类与環境的关系，其中体现的人类对环境的意识（想法、态度、信仰）在英格兰新的地方土地所有权和劳动结构形成与变化的背景下得到了传播与发展，并塑造了当时的人类活动，而以其为基础形成的自然知识体系又重新构建并嵌入新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然而，这种印刷书籍试图塑造的标准化或统一化的农业知识也受到地方气候与土壤等多样性的挑战，使得这种自然知识的传播有限，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地方农耕知识的全貌以及由此看出人类与环境的互动，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接着，埃克塞特大学的莱纳德·贝克（Leonard Baker）博士以《埃克斯莫的（错误）环境管理与内部殖民（1818—1862年）》［“Environmental （Mis）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lonialism on Exmoor， c.1818-1862”］为题作了发言。他通过“内部殖民”的研究理论重新检视了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皇家森林在埃克斯莫地区被开发与被垦殖的历史。贝克指出，自从埃克斯莫地区的管理和开发权被出售给私人家族后，从林肯郡、约克郡和苏格兰招募而来的农民代替了当地的土著民众，他们改变了当地传统的耕作实践，实施了包括建立农场、铺设铁路、开垦矿山等在内的密集的环境改造工程。经过近24年的环境建设与管理，埃克斯莫地区的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在1842年之后出现了物种失衡、环境污染、土壤退化等问题。贝克认为，埃克斯莫地区的“内部殖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这种英国本土的垦殖活动源自观念上的“殖民”，即认为作为荒野或“野蛮之地”（a Barbaric Place）的埃克斯莫需要被开发和利用；二是通过引入外部更“有能力”的人进行所谓更具现代化或现代文明样态的农业改造和动植物培育，这是内部殖民的直接体现。埃克斯莫地区的这种环境管理活动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甚至造成了巨大灾难。

亨利·弗伦奇教授在贝克发言主题的基础上，以《重建1820—1900年埃克斯莫环境开发史》（“Reconstructing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Reclamation of Exmoor， 1820-1900”）为题，继续探讨这一时期埃克斯莫地区环境改造和管理的历史。他介绍了普利茅斯大学和埃克塞特大学联合科研组在埃克斯莫地区进行的科学考察工作，其中包括对湿地土壤和其他沉积物等实地环境样本的采集和分析等。弗伦奇教授利用采集到的当地花粉和真菌孢子样本等进行科学研究得出的数据，还原了1820—1900年间埃克斯莫环境开发与管理过程中土壤、作物、动植物数量等的变化情况，并与当时相关历史档案记录进行了比对。他认为，表面上环境检测数据与历史档案记录有些许出入，但通过分析埃克斯莫地区的人口普查、农业调查和庄园管理记录等文献，以及其他相关信件、报纸记录等诸多材料，可以调和并解决这种矛盾性。因此他认为，将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还原埃克斯莫地区的环境开发历史，找到被历史档案所隐藏的部分，进而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研究问题进行合理客观的评价。

最后，埃克塞特大学的约翰·利德威尔-杜宁（John Lidwell-Durnin）博士以《1770—1800年英帝国关于人造饥荒的辩论》（“Debates over Artificial Famines in the British Empire， 1770-1800”）为题，探讨了饥荒作为传统农业问题在18世纪晚期如何成为“人为制造”的议题，并在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当中引发了众多争议与讨论。他首先回顾了英国粮食生产的历史，指出自18世纪开始英国农业生产的增量远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1760年之后英国从粮食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粮食（和面包）的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居民工资收入。由于英国的农业发展无法维持其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加之恶劣气候以及对外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等一系列短期问题，最终导致了若干次饥荒的爆发。利德威尔-杜宁博士以孟加拉为例，认为1786—1787年的饥荒存在“人为制造”的可能性，因为伴随着对饥荒的报道，粮食供应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倒买倒卖，严重影响了英国本土与殖民地地方的市场交易，并由此产生政治上的诉求。他通过这一时期英国报刊媒体对饥荒或饥荒威胁的报道，梳理出18世纪末英国本土与殖民地关于“制造饥荒”的大量讨论，认为饥荒成为英国与殖民地政治博弈的重要议题，也是帝国史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

三、中方学者的主题汇报

9月8日，研讨会进入第二场主旨发言。梅雪芹教授作了题为《环境史研究的新思维》（“Some Reflections and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报告，就中英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阐释：一是在环境史研究框架内强化环境、农业与食品相互关系的研究；二是以殖民主义勾连起英国本土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扩展研究视野；三是通过加强跨学科合作来挖掘传统历史编纂学中所忽略的史料和事实。梅教授还以维托利亚·迪·帕尔马（Vittoria Di Palma）的《荒原：一部历史》（Wasteland： A History）为例，引导与会学者思考如何看待帕尔马强调的“荒原”二重性问题——“既是文明的对立面，又是文明的产物”，进而主张借用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的“农业生态系统”（agroecosystem）概念，来探讨本次研讨会的“环境、农业和食品”主题。

紧接着，中山大学的费晟教授以《超越“白人无处可去”论：华人移民与昆士兰的热带农业》（“Beyond the ‘No Place for a White Man：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Tropical Agriculture in Queensland”）为题进行了发言。费教授在发言中揭示了19世纪下半叶华人是如何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这样的热带殖民地创造新生态的。来自中国的农业生产经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与繁荣，形成了大型香蕉种植园，并推广了水稻和白菜等中国农作物与农产品的种植，极大地改造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中国本土的农业和商业经验也通过殖民网络在英帝国内外进行了传播。然而，由于华人在当地农业商品市场以及生态环境改造与建设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澳大利亚欧洲移民的生态焦虑，导致当地于19世纪末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排华舆论和一系列排华活动，使华人在这一地区的参与度急剧下降，最终被排挤出地方环境开发与管理。关于这一时期华人在昆士兰地区的环境互动，不仅是理解澳大利亚环境开发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华人移民参与并塑造现代世界的重要面向，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讨。

上海师范大学的刘晓卉副教授同样探讨了华人移民与外部世界的环境改造这一主题，她以《加州华人农业活动及其与当地环境的互动》（“Chinese Farming in California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Environment，1860-1920”）为题作了发言。她指出，华人为加州的早期环境开发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华人的农业生产不仅促进了加州的农业发展，也带来了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的转变。华人通过源自母国独有的环境观念、自然信仰和农业技术与经验，一方面将加州的部分荒野变成耕地，促进了加州部分地区的农业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发展；另一方面，华人移民种植的食物也影响了美国当地的饮食习惯和消费取向，包括种植白菜、豆芽、竹笋、荸荠、菱角等扩充了加州种植作物的种类。她认为，正是包括华人在内的非白人少数族裔在自然环境、生态景观和食品种类方面的建设与塑造，使得加州呈现出多元化的农业景观和独特的生态系统。

云南大学的施雱副教授以《疯牛病事件与英国食品安全法规的演变》（“The Mad Cow Disease Incid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Food Safety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为题，就疯牛病被发现的历史、英国政府在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管理以及促使食品产业特别是有机食品的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她认为，自1986年疯牛病在英国被正式确认后，对疯牛病的防控和牛肉食品安全的监管本是英国政府重点关注和处理的问题，但英国政府保护本国养牛业的动机及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漏洞和体制混乱，造成了疯牛病进一步蔓延，严重威胁了世界食品市场和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她指出，疯牛病管控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更应该注重消费者和饲养动物本体的健康，而不是仅仅关注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对疯牛病管控进行个案研究，将使环境史研究的视野更贴近现实生活，使史学研究更具现实关怀。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吴羚靖以《帝国生态学：20世纪早期印度殖民地檀香木穗状病与檀香木贸易的资源危机》（“Imperial Ecology： Sandalwood Spike Disease and the Resource Crisis of Sandalwood Trade in Colonial Indi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为题，探讨了檀香穗状病的暴发与蔓延对印度殖民地生态和檀香全球贸易市场的影响。吴羚靖介绍了19世纪末檀香穗状病在印度迈索尔地区被发现以及英国科学人员对其病理的探索过程。檀香穗状病的暴发与蔓延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檀香产业，促使檀香油贸易兴起，但同时也引发了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关于檀香贸易、生态资源、环境转型等的巨大矛盾。吴羚靖认为，英国殖民干预与剥削造成迈索尔地区生态混乱，檀香穗状病引发的资源危机又对英帝国林业发展与管理形成重大挑战。迈索尔地区檀香穗状病的暴发引发了帝国殖民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的双重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全球生态关系产生变化。

清华大学博士后乌昵尔以《椰枣：从地方食品到全球商品》（“Date Palm： From Local Food to Worldwide Commodities”）为题作了发言。他从椰枣及椰枣树的栽培史、伊拉克枣树种植与贸易状况以及椰枣贸易全球化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椰枣作为中东地区特有的粮食与经济作物，也是地方重要的物质文化要素，其产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向全球范围扩展。椰枣贸易全球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英帝国在椰枣原产地中东的殖民统治，二是美国植物采集猎人在这一地区的引种和栽培活动。如今，随着全球食品加工技术和市场营销的发展，椰枣已成为全球食品工业和全球消费品市场中重要的产品之一。将椰枣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进程中加以考察，是以环境史視域扩展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

四、主旨演讲后的交流与讨论

在此环节，中英双方学者针对各位发言人的汇报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刘晓卉副教授向詹姆斯·费舍尔博士的演讲进行提问：在英格兰早期农业书籍编纂过程中，是否应将小冰河时期等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和影响纳入其中？技术革命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是如何体现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印刷书籍中的？詹姆斯·费舍尔博士回应指出，早期农业印刷书籍确实受到地方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小冰河时期作为长时段气候现象，在这一时期书籍中的体现不太明显，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在书籍中的呈现是缓慢而逐步的，因为这些书籍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会被农业生产者实际应用的，所以农业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知识也会在经验积累的前提下慢慢纳入印刷书籍中。梅雪芹教授接着点评道：内含农业生产知识的印刷书籍成为这一时期英格兰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重要内容，体现出这一时期英格兰农学知识与农业研究的发展，是既往研究中容易忽略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探讨。

施雱副教授就历史研究的材料运用问题向亨利·弗伦奇教授进行询问与讨论。她认为，在历史研究中确实存在史料之外的隐含内容，但如何选择并运用合理的材料还原历史场景是目前学术研究的难点之一。弗伦奇教授对此表示认同，并介绍了他本人参与的实地考察，认为可以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进行实地考察和科学研究，通过采集的信息与历史档案的记录进行对比，然后综合运用涉及本主题的多方材料，通过仔细对照比较，最终得出相对客观合理的结论。

吴羚靖博士后和刘晓卉副教授共同向约翰·利德威尔-杜宁博士提问：“人造的”饥荒在当时英国议会和殖民地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体现了英帝国殖民进程中重要的环境话语，那么英帝国在殖民过程中是如何消除人造饥荒的问题的？利德威尔-杜宁博士认为，一方面，传媒业的发展使得诸如孟加拉等殖民地方的信息越来越及时地反馈至英国本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的滞后与混乱；另一方面，内阁与议会也会派遣考察团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殖民管理网络迅速提交至帝国决策中央。此后人造饥荒的问题慢慢得到解决，不再成为帝国与殖民地方政治博弈的重要面向。吴羚靖博士随后又与莱纳德·贝克博士交流，认为“内部殖民”的理论扩展了殖民主义研究的视角：既往研究大多关注英国海外殖民地而忽略了英国本土，埃克斯莫的案例正体现了这种内部殖民的核心观点。

詹姆斯·费舍尔博士和约翰·利德威尔-杜宁博士均对费晟教授和刘晓卉副教授提出的华人移民对澳大利亚和加州的环境改造过程感兴趣。他们提出如下问题：华人移民是否是主动选择前往这些地区的，他们的驱动力是什么？除了上述地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热带或温带地区环境改造的案例？华人在当地进行的农业生产与环境改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地方的继承和消化？刘晓卉副教授认为，华人前往加州的动机一方面是受淘金热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华工大量迁入加州从事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而被迫选择的。在这个过程中，华人将来自中国的农业生产经验带到这一地区，丰富和拓展了地方农产品，改造了农业景观，这一变化并未因华人受到排挤和边缘化而断裂，白菜、芥菜等中国本土的蔬菜和食品已成为加州地方饮食习惯和消费取向的一部分。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郑扬文（Yang-wen Zheng）教授对此作出点评。她认为，在强调华人移民对澳大利亚、加州等地的环境改造过程中，不能忽略被殖民主义裹挟的动因。大量华人移民是被迫卷入帝国殖民网络中的，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进行农业生产和地方开发的工作，因此，在讨论和叙述华人进行环境改造时，不能忽略其被殖民的背景。

在热烈而富有意义的点评和讨论中，此次学术交流会圆满结束。双方学者相约继续保持后续的研讨和交流，共同推动中英两国人文学术研究的发展。

責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