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晴

一 天下名胜罗浮山

罗浮山，位于广东省博罗县境内，是中国道教名山之一。《云笈七签》将其列为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七洞天”、七十二福地的“第三十四福地”。罗浮山之所以闻名遐迩，实因其同时满足了成为山川名胜的三个要素：一是自然风光秀丽奇胜；二是有葛洪隐居炼丹行迹及道教圣地的历史地位；三是《龙城录》中关于赵师雄梦梅的神奇传说，历代诗文为罗浮山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1程杰，《古代五大梅花名胜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载《阅江学刊》2011年第1 期，第109 页；程杰，《岭南罗浮梅花村考》，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3 期，第152—156 页。

自宋代起，本地官员与士人开始修撰罗浮山志。山志的出现，标志着罗浮山进入名山的行列。正如张先清所指出的：“对于一座山而言，山志的编纂意味着山岳被赋予了文化史的特殊意义……只有那些具有独特景观资源并且对地域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山岳，才能有足够的幸运，引起世人的关注并为它编撰一部文化志。一些名山甚至将这种书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延续下来，形成连贯性的山志。因此一部山志的编撰，对于每一处山岳而言，都是其进入文明史的一个重要阶段，甚至是跻身名山的一个标志。”2张先清，《地景与书写：一部明代山志的社会生命史》，载《地域文化研究》 2020年第6 期，第59 页。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罗浮山志达十五部之多，其中韩晃撰《罗浮野乘》、宋广业撰《罗浮山志会编》、陶敬撰《罗浮山志》、钱以垲撰《罗浮外史》等四部山志，被收入《四库总目提要》地理类存目，这和五岳、黄山等天下名山相比，也是不遑多让的。山志作者有游宦入粤者，而大多为东莞、博罗等广府地区的地方士人。宋代以降，珠三角士人阶层初步形成，建构地方文化传统成为明清时期珠三角士人的一项重要事业。3吴凯桐、孙廷林，《罗浮山志编纂及陈琏〈罗浮志〉价值考论》，载《中国地方志》 2021年第1 期，第43 页。山志的不断编修，充分说明罗浮山在广东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虽然声名显赫，但罗浮山僻处岭外，省外士人难有机会入粤游览，即使南来广东仕宦，能入罗浮一游者终属少数。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苏州人宋广业编成《罗浮山志会编》一书，遍请两广诸位大员作序，结果这些官员都在序言中感叹不能一游罗浮，如两广总督赵宏灿所写：“余访闻其胜，而未获一游。”又巡抚杨琳作序称：“夫罗浮僻处岭南，四方来游者，跋涉数千里，聚粮办装，挈舟驾车，积月累时，而后至此。古今来士大夫往往慕罗浮者甚切，而得游罗浮者甚少也……余奉命建节羊城，距离罗浮仅三百余里。欲游之志，与澄溪同。亦以羁于官守，未及一游。”广西巡抚陈元龙言道：“独是予与澄溪，生平皆擅登临之兴，济胜之具，而罗浮近在五百里内，未遑亲涉其境，岂仙灵梵释，栖真冥悟之地也，果非尘俗所得而问津耶？”4赵宏灿、杨琳、陈元龙各序见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康熙五十六年刊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嘉道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就以屡过山前而未能入山，作诗慨叹：“六次罗浮山下过，不曾去问铁桥津。”5[清]阮元，《余屡过罗浮山下皆未入山诚以地方供帐俗习牢不可破减从径行殊为无谓弓刀小队更非所宜乙酉冬阅兵惠潮六过此山亦惟遥看山色而已》，《研经室集》续集卷六，中华书局，2006年，第1106 页。至于足迹从未入粤者，这种遗憾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嘉庆十九年（1814），苏州籍老状元石韫玉在一册岭南友人的罗浮山水册页上题诗：“平生踏遍九州尘，独有罗浮未问津。今日山窗看粉本，烟霞新结画中因。”6李若晴，《罗浮洞天：〈艮泉图咏〉考析》，载《艺术探索》2016年第1 期，第6 页。这种把无缘问津的情愫，当成题材来加以发挥的写作方式，弥补了文人无法亲临实地的遗憾，也满足了他们加入题写名胜诗咏竞赛的参与感，它与纪游诗文一道，共同构成了罗浮山的文本化。7商伟先生在黄鹤楼题写名胜诗咏的研究中指出：“题写名胜的‘缺席写作’因此成就了文学史上的吊诡奇观。”详见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第八章“名胜被占领之后：即景诗与缺席写作”，三联书店，2020年，第158 页。

这份欲见不得而产生的“距离”之美，使罗浮山超凡脱俗，也越发使省外士人渴望一游。清代有“诗佛”之誉的吴崇梁（字兰雪）入粤旅行，岭南本地学者仪克中作《买陂塘》一词，其题序称“吴兰雪舍人为罗浮、荔枝来粤，喜赋”8[清]仪克中，《剑光楼词集》，载《广州大典》，广州出版社，2014年，第450 册，第73 页。，揶揄吴氏特地为罗浮和荔枝而来广东。无独有偶，李遐龄《呈吴兰雪舍人》一诗的修辞也如出一辙：“海内诗名贯耳雷，逢迎到处故人杯。江山生色多留句，金粉钟情只爱才。庐顶曩因云水恋，岭南今为荔枝来。他年掌录遍游迹，不是罗浮是粤台。”9[清]李遐龄，《勺园诗钞》卷二，载《广州大典》，第450 册，第431 页。在时人心目中，罗浮与荔枝，是最能代表岭南的一山一物。荔枝是闻名天下的岭南佳果，而罗浮则是可以与三山五岳相提并论的天下名胜。罗浮一直享有“粤岳”的盛誉，直至民国，本地报纸仍称：“罗浮是百粤名胜之区，谈山水者，无不推此山为天南巨擘。”10李翊，《罗文干罗浮山戒酒》，载《星华》1936年第1 卷第26 期，第12 页。

除了游记、诗文、山志，山水画也是塑造名山形象最有力的途径，即使近代以来摄影术已大量运用于社会生活，但在宣传名山的力度上，山水画的地位仍然无可取代。罗浮山一开始最令画家感兴趣的是东晋葛洪隐居的故事。早在宋元时期，便出现了以葛洪移居罗浮为题的创作，据《宣和画谱》记载，五代时期李昇、黄筌创作过《葛洪移居图》，宋元则有马远《葛稚川移居图》、钱选《葛洪移居图》、王蒙《葛稚川移居图》。11朱万章，《宋元书画赏藏考》，第四章“王蒙与《葛稚川移居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1 页。但作者多是向壁虚构，其重点乃在刻画葛洪的高士风度，作为背景的罗浮山只是泛化之景。元代隐逸之风盛行，出现了以罗浮山为题材的山水画创作，如陈汝言《罗浮山樵图》（图1）。明代有关罗浮题材的绘画存世不少，如嘉靖八年（1529），江南名士俞泰为送友人莫佥吉赴广东惠州府上任所作《罗浮春色图》（图2），直将罗浮山作为广东的象征。同时也出现广东本土画家的罗浮山图，如明代遗民画家张穆《罗浮洞天福地图》，为庆贺友人生辰，特意“绘罗浮洞天福地为寿”（图3）。

图1 [元] 陈汝言，《罗浮山樵图》，纸本设色，纵107 厘米，横 53.5 厘米，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图2 [明] 俞泰，《罗浮春色图》， 纸本水墨，纵28 厘米，横26 厘米，广东省博物馆

图3 [明] 张穆，《罗浮洞天福地图》，纸本水墨，纵28 厘米，横19 厘米，收录于《岭南画征略》

此外，各版本的罗浮山志，都绘制了大量的版画插图。许多未能亲至罗浮的画家，根据山志的版画插图，创作了不少罗浮实景山水画作品。一个有名的例子，便是清代广东巡抚董教增所绘《罗浮山图》（图4），嘉庆二十二年（1817），董氏离任，进京考绩，将此图进呈嘉庆。12董教增（1750—1822），字益甫，江苏上元人，嘉庆十八年（1813）由陕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嘉庆二十二年（1817）升任闽浙总督。在介绍完罗浮山的地理概况后，特别吹嘘罗浮为仙山：“其中林壑周环，寺观罗列，古梅疏秀，仙蝶纷飞。居洞天之第七，为福地之三十一。祈晴祷雨，有求辄应。洵足为圣朝彰效顺之灵迹，著丰乐之庥征。不仅珠海之奥区，仙真之别馆已也。”此图标明各处峰峦名称，作者董教增很可能与其历任前任一样，并未入罗浮山一游，此图只是根据罗浮山志绘制的。经笔者比对，此图应是根据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中的罗浮山全图变化而来。

图4 [清] 董教增，《罗浮山图》，绢本设色，纵78.7 厘米，横76.6 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被清廷定为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逐渐壮大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吸引了省外不少文人士大夫与著名画家入粤游历，而罗浮成为他们的首选必游之地。旅行催生了不胜枚举的纪游诗文，也催生了不少描绘罗浮山具体景点的纪游图。目前存世的罗浮纪游图，最早应是汪后来作于乾隆年间的《罗浮山水》（二十开），绘制麻姑峰、水帘洞、飞云顶、大小石楼、铁桥、列仙祠、上界三峰、朱明洞、阿耨池、药市、梅花村、白水岩、丹灶、瑶池、玉女峰、宝盖峰、凤凰谷、华首台等多处景点。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汪后来《罗浮胜境》册页（七开），绘华首台、观源洞、二石楼、凤凰谷、夜乐池、水帘洞、聚霞峰七处景点（图5）。

图5 [清] 汪后来，《罗浮胜境》第一开“华首台”，纸本设色，纵23.5 厘米，横 34.8 厘米，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嘉庆二十一年（1816），著名画家汤贻汾入罗浮山一行，他的罗浮之游内容丰富且充满传奇色彩，他与山中酥醪观主持江本源的交游更是一段佳话。出山后，他自刻一枚“罗浮半月黄冠客”的小印以纪念其罗浮之旅。他另作有临石涛《罗浮十二景》册页（图6），1936年曾由商务印书馆珂罗版发行。

图6 [清] 汤贻汾，《罗浮十二景》之“桃源洞”，商务印书馆，1936年

张宝《泛槎图》是著名的清代自传体纪游图谱，13张宝《泛槎图》的最新研究，详见梅韵秋，《天下名胜的私家化：清代嘉、道年间自传体纪游图谱的兴起》，载《美术史研究集刊》，2016年。其中有《罗浮访梅》（图7）一幅，又填《一萼红》一词，几乎将罗浮众多景点囊括入内：“羡罗浮，奈云山迢递，曾向梦中游。今日何缘，置身画里，迥非尘世丹邱。俱说道、梅花早谢，有缘人、犹见数枝留。观号酥醪，台名华首，瀑涌飞流。崖畔冲虚仙境，更比那、延祥资福，宝积清幽。山抱黄龙，涧环白鹤，往来蝴蝶，绸缪看、到九天明月（自注：酥醪、冲虚、黄龙、白鹤、九天为罗浮五观，华首、延祥、资福、宝积、明月为罗浮五寺）。尽包罗，付与笔端收。添写闲身一个，四百峰头。”14张宝，《仙槎游草》“罗浮杂咏”，嘉庆二十四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7 [清] 张宝，《泛槎图》之“罗浮访梅”

《泛槎图》的作者张宝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至道光元年（1821），在广州居停三年，此书也刻于广州，书中有众多在粤名流的题诗，且多以罗浮入诗。如阮元题诗：“未上银河觅旧津，壮游一一记前尘。偶停四百峰前櫂（棹），且向罗浮问故人。泛槎忽到海南隅，携得支机石也无，已写帝城好春色，罗浮还作纪游图。”15张宝，《泛槎图》，浙江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06 页。阮元的幕僚江藩写道：“乘槎贯月到罗浮，不为梅花不远游。琼管老仙骑鹤去，苍烟千叠向东流。是处青山可卜居，诗筒画具利名疏。平生踪迹半天下，五岳归来好著书。”16同注15，第119 页。粤中本土名士也多从罗浮山措意，如刘彬华：“袖中尚有五岳云，度岭来揖罗浮君。天鸡一唱海日上。便欲乘槎凌沅漭。仙槎逸致翩如仙。孤槎游览经岁年。千岩万壑贮胸次。却向笔底飞云烟。”17同注15，第127 页。又如谢兰生以《浪淘沙》词一首，送其游罗浮，其下阕：“五岳记前游，笔阵横收者。回仙福，更无俦手弄梅花。骑蛱蝶，四百峰头。”18同注15，第130 页。可见时人心目中，罗浮是与五岳并列的名山，是入粤不可不一游的胜景。

罗浮山作为广东文化象征的提法，到清代已牢不可破。同治年间，郭嵩焘任广东巡抚，名士高心夔来穗游历，对郭说：“欲游罗浮，不然枉为广东一行。”郭说：“君至广东，已见陈兰甫（即陈澧），不枉此行。”陈澧闻言自谦说：“不敢当一座罗浮山。”19陈澧，《东塾遗集》第四十七册，另见黄国声整理，《陈澧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将罗浮山与粤中第一大儒相比，可见罗浮山作为标志性的广东文化，已深入人心。

罗浮山虽是文人墨客热衷前往的一处天下胜景，但交通不便，从广州到罗浮山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公里，却须水陆兼程 ，一日一夜始可抵达。这一交通状况直到晚清仍未有改善。宣统元年（1909），广东名士潘飞声至罗浮山旅行，深感旅途艰难，20潘飞声（1858—1934）曾出任柏林大学东语学堂广东教习，故有借鉴西人以开发罗浮山的构想，详见洪再新，《艺术鉴赏、收藏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居廉、伍德彝绘潘飞声独立山人图为例》，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2 期，第6—25 页。提出了一个开发罗浮旅游资源的宏伟构想：

使建铁轨于陆路，借仙人之飞车，作长房之缩地，不逾数刻可履洞天门阑矣。瑞士、意大利称西土名山，自筑路以来，林木茂密，田亩丰穰，市尘畅盛，民游乐国，暴寇不生，楼台可泽金银，云霞新其绚绮，此仙城宝界之犹有待于后人也。21潘飞声，《罗浮纪游》，宣统二年铅印晨风阁丛书，丰源印书局本，第9 页，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

潘飞声的构想，很快便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得以实施。20世纪20 至30年代，中国各地兴起建设风景园林区的热潮，譬如黄山、桂林、庐山等景区先后得到开发与发展。而在广东省政府的主导下，罗浮山也得到了开发，除了保存原有古迹名胜外，还新修建了许多幽美楼宇，交通设施也日趋完备，去罗浮山旅游变得方便快捷。由此，罗浮山也吸引了不少画家前来游历并创作实景山水画。现代传媒兴起后，罗浮山的相关报道与摄影作品也屡见报端。这说明直至1930年代，罗浮山仍然是一处天下名胜。但奇怪的是，经历种种新建设的罗浮山，此后却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泯然众山”，由一处天下名胜隐退为地方风景。而在文艺作品中，罗浮山也不再成为艺术家热衷的创作母题，以下将探讨罗浮山现代开发的历程及其与实景山水画、摄影的关系，并且分析其衰落的原因。22本文所说的衰落，指的是罗浮山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下降，至于游客数量、基础建设自是较前增长的。

二 罗浮的现代开发

（一） 陈炯明的开发设想

罗浮山的现代开发，应始于陈炯明第二次治粤期间（1920—1922年）。在开通广州至汕头的广汕公路时，陈氏即有开发罗浮山的计划。陈是广东惠州府海丰县人，对于地属惠州府的罗浮自有一番桑梓之情，其部下也多为惠州府属人，因而此计划得到上下呼应，一致赞同。1921年3月，粤军参谋次长黄强联合邓铿、熊略等惠州籍军官向陈炯明上条陈，报告了民国初年罗浮山遭到人为破坏的情况，呼吁省政府加以保护，黄强更提出远期开发的规划，乃在开通公路，使省港可乘车直达罗浮山，又于山中修建旅游区。23《黄强条陈整理罗浮》，载《广东群报》1921年3月24日、25日。

1921年12月10日，陈炯明偕伍廷芳等人前往罗浮山考察，小住两天，进一步明确开发罗浮山的意向：

伍总长、陈省长、陈觉民、马育航、陈达生、黄凤纶诸君，日前往罗浮山游览，业于昨十三晚八时搭车返省……省长与伍老博士与村民谈论良久，始乘肩舆登山，是晚宿华首台。其地高三四百尺，风景清幽，绝无蚊蚋。次日伍次长梯云等七人登飞云顶，高四千尺，为全山之最高者。伍陈诸公则游览白云观、黄龙观、延祥观各处名胜。晚仍宿华首台。十二日清晨，众游分水隈。下午抵冲虚观，晚即下榻于此。是夜伍老博士设案讲道，高谈轮回之学，众皆肃然恭听。陈省长亦于扩充罗浮计划有所谈论。略谓前已规画将农林试验场迁移罗浮，并拟设一大植物园，为改良全省植物之模范。由石龙至罗浮山脚马路限期通行，如明年尚未工竣，则为省长该打云云。众闻之大笑。24《陈省长罗浮山游记：陈炯明空肚游山，伍廷芳高谈轮回》，载《时报》1921年12月22日。

不久，与陈炯明同行的内务部技士容觐彤拟成《开辟罗浮计划书》，建议将罗浮山建成公园，可与北戴河、山海关、莫干山、庐山等著名避暑胜地一比高低，如果开发得宜，甚至可以扬名世界：

查罗浮山有多数地点，适宜建筑消夏屋宇，为我西南人士避暑养息之所，无须渡东瀛、赴北方以避炎夏也。我国北方，则有北戴河、山海关，中部则有莫干山、牯岭等处，为夏日避暑之地。惟我西南则付阙如，殊为憾事……查罗浮山与省港相隔匪遥，交通颇称利便，一经开辟，不难与北方名胜并驾齐驱。而该山山脉宏大，地面实广。设以数千亩为筑夏日房屋之用，其风景名胜，庙堂寺观等，不惟不致损碍，必因之反受其益。数年间到此游览者必多，金钱消耗于此者必不少。南方有胜地，增光生色岂浅鲜哉。如在美国，凡有此种山景，政府必自行建筑房屋旅店，以便国民游览，而引起旅行快感。政府每年收入国课，则宜以之建筑山上马路，以便通行汽车。有此种种利便，可谓一举两得。而罗浮名山胜地，不独可流传于国内，且为世界所赞美也。25《开辟罗浮山计划》，载《民国日报》1922年1月15日。

在接到专业人士的建议后，陈炯明很快制定了开发罗浮山的规划，大略有四项：（一）兴筑罗浮马路。该路线由东莞石龙起，直迄罗浮山麓为终点。（二）筹建农林试验场。（三）附设大植物园，藉此广大园林以点缀罗浮名胜，增美风景。（四）禁止军队驻扎。26《整顿罗浮山新计划》，载《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8日。

根据陈炯明的指示，在省公路处之外，专门增设罗浮公路局，以方便罗浮山开发。陈炯明虽然制定了开发规划，但数月后“六一六”兵变爆发，孙（中山）陈（炯明）决裂，罗浮山所在的惠州地区成为两军拉锯交战的战区，根本谈不上地方建设。总之，罗浮山这一阶段的短暂开发，随着陈炯明兵败就付之东流了，以后则是新一代主政广东的陈济棠继续发力。而陈济棠时期的开发，基本仍是沿续了陈炯明的建设思路。

（二）陈济棠时期的开发

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1928—1936年），因政局平稳，经济繁荣，前往罗浮山游览者络绎不绝。1930年2月，为发展林业、保存古迹起见，广东省建设厅动议重新开发罗浮山，厅长邓彦华专门致函江西省政府，“请将开辟牯岭情形函复来厅，以资借镜”27《建厅动议开辟罗浮山》，载《香港工商日报》1930年2月25日。。可见新一轮的罗浮山开发，从一开始便是以庐山为参照的。

此轮罗浮山开发工作，实由林云陔主导建设。林氏在建设厅厅长任内即开始建设，其后任广东省主席更是不遗余力。1934年春天，广东省政府制定了开发计划，首先对标的仍是庐山：“本省罗浮山为中国三十二大名山之一，层峦耸翠，风景清幽，实为一良好避暑区域。只以交通不便，设备未周，以致中外人士，望而裹足，不能与匡庐牯岭并称。”在交通方面，计划“全山寺观，可由汽车直达，而游客之由增城直抵冲虚观前，无劳步武之苦，又将华首台至飞云顶之鸟道，改阔为六尺，俾（避）免危险，则将来罗浮山之繁荣，可于交通之便而增进矣”。又规划避暑区：“客栈拟设在黄龙观附近，或在前西人盖搭营幕住宿之分水坳，以上两处，若以高险而论，则分水坳为宜，若以泉林瀑布而论，则黄龙观妥。”并自信地宣称：“从此吾粤又多一避暑胜地，不让庐山专美矣。”28杰之，《开辟罗浮山为避暑区域》，载《新广东》1934年第13—14 期，第139—140 页。另见《广东省政公报》第250 期，1934年2月5日。

广州市市长刘纪文对开发罗浮山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9刘纪文是广东东莞人。古时从广州出发，走水路到罗浮，必经东莞石龙，因此东莞人士也视罗浮为家山。在其施政报告中专辟一章“协助开辟罗浮山避暑区”加以强调：

罗浮山地跨博罗、惠阳、东莞等县，为吾粤名胜之一，每届夏令，中外人士，恒假山中寺观为避暑之所。数年前建设厅森林局曾于此处开模范林场，颇有可观。本年二三月间，省政府林主席提议将该山辟为公园及避暑区域，计划就绪，已具规模，刘市长对于此举热心赞助，爰提经市政会议通过，在罗浮山黄龙观前蝴蝶岗，择相当地点，筹建新式楼房，以备社会人士避暑之用；同时规划遍植樟树阴香等材木林及松杉科植物，以点缀天然风景。30《广州市政府新署落成纪念专刊》，1934年，第375 页。

在这些利好消息刺激下，罗浮山避暑区成为一处旅游热点，香港的报纸报道称：“东江罗浮山，向为粤省唯一名胜。近经当局辟为避暑区，建筑各线公路，沟通省港，皆可朝发夕至，因此游人倍增，现值炎暑时期，各地人士纷纷前往避暑。山上各著名道观，如冲虚、白鹤、酥醪等观，均被客租住一空，尤以冲虚观与华首台二处，更为拥挤，各处皆住百人以上，一时摩肩接踵，热闹非常，为从来所未有之盛况。”31《罗浮避暑区今年热闹》，载《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7月28日。1911年，广九铁路开通，广州至香港的交通变得快捷，广九铁路停经东莞石龙，旅客在此下车再通过船运可以直达罗浮山南麓，这使省港两地至罗浮山的交通大为改善。1933年，广九铁路为了增加客流量，“拟在秋冬两季期间将本路沿线风景名胜广事宣传，引起各机关团体旅行兴趣，发展旅客运输”32《广九铁路施政计划》，载《广州民国日报》1933年11月6日。，罗浮山自是沿线最为著名的景点。出版于1934年的《罗浮游览指南》，作者陈炎佳记录了他跟随旅行团从广州出发至罗浮游玩的经过。他从广州坐电船到石龙，再转汽车至罗浮。33参见陈炎佳，《罗浮游览指南》，美华书局，1934年。广东国画研究会画家黄般若1935年夏天至罗浮旅游，就总结道：“从广州往游，其路程有二：一乘广九铁路火车至石龙站，转搭小艇赴东博墟，由东博墟雇山轿直到冲虚观；一从广州乘广州河源之公路汽车，至罗浮山下，转乘汽车入冲虚观。”无论是在石龙转车，还是乘车直达罗浮山下，这两种交通方式都较晚清民初大为便捷。

到罗浮山避暑，也是民国时期旅游观念及方式转变的结果。陈蓓曾分析过民国时期旅游热兴起的原因，指出在“新生活运动”期间，旅行被视为一种值得赞赏的行为而得到提倡，东南地区的旅游业与旅游设施由是被大量开发。与明清两代的旅行观念不同，随着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旅游观念的传入，尤其是周末休息制度的形成，周末旅行开始流行，城市居民很喜欢到郊外做短期的旅行，因此也带来现代旅游业的兴起。34Chan, Pedith.“In Search of the Southeast: Tourism, Nationalism, and Scenic Landscape in Republican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vol.43, no.3, 2018, pp.207-231.

不过，从广州往罗浮的交通虽有改善，但仍是十分艰难，尤其是雨季，更是泥泞难行，黄般若1935年夏天的罗浮之旅，就记其路途窘况为：

路面俱积水，泥泞遍地，车行颠簸殊苦，如舟行险恶风涛中，诸游侣深恐覆车，心至不安。至此方知公路多毁，车行甚艰之消息即指是。由增城至罗浮一段，沿途俱若此，大抵因田高于路，遇雨即浸，汽车多因此损坏，行车时间，遂不准确，行旅颇苦。闻有从广州至罗浮者，需时二三日不定，越一二宿者亦常有，因车陷泥中，行殊不易。途中，曾遇一美国之教士，凭一货车，满载行李粮食，亦陷于泥中，方召乡人助之推挽。后闻该车亦费时两日，方能到达，实则从广州至罗浮只四小时车程而已。距增城三里许，须越山而过，其地之险，路面倾斜而多曲，下临深涧，偶一不慎，即有倾覆之虞。其地曰杀人坳，状其险也。至此，咸主步行，惟车已上坡，不欲再停，则亦听之，车中人多不敢下视。车至山半，路益窄益曲，公路汽车车身较长，乃不能转，不得不停，命一人于车后探视，后退数尺，方可开过，其险至甚。35黄般若，《罗浮纪游》，载黄大德主编，《黄般若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7 页。

又经过两年建设，至1936年，路况始大为改观，山中旅游设施也初见规模，公园管理处主任龙云德向大众报告：“自民国廿三年春，建设厅将该山辟作公园，并委龙云德为该园主任，惨淡经营，至今两载，建设规模略具，现该公园除极力保存原有古迹名胜之外，并有种种之新建设。”36龙云德、莫朝豪编述，《广东省罗浮山之新建设》，内部发行，1937年，第3 页。龙氏更是对记者夸下海口，要将罗浮山建设为“全世界最大公园之一”：

本处现将全山辟为公园，大旨与民共治共享共乐……政府近决意将本山经营，筹辟开飞机场于绝顶平原处，设无线电话、气象台等，并由福田墟筑路，沿朝元洞达飞云顶，完成民众植牧场，及狩猎区，复利用白水门瀑布发水电，供给飞云峰燃料与运输饮料……最近并请省政府通令各县将其特产植物采送本处繁殖，俾民众到游者，即可尽窥全省特产。盖本处为省立公园，且为全世界最大公园之一，实应设备宏规，方不负民物望也云。37《罗浮山名胜》，载《广州民国日报》1933年1月8日。

1936年“两广事变”后，陈济棠下野，罗浮山管理处主任也换成原粤军将领钟鼎基，但罗浮山建设并不受影响，至1937年初，交通已十分便利：

在昔由惠州广州行抵罗浮，舟车之劳，穷一日始可到达。今则公路四通八达，由广州前往，仅需四小时。即如罗浮山路，向日崎岖不平，多有行不得之叹。今则开辟罗浮公园公路，接驳罗澜公路，复由罗浮大通明达公路，贯通各寺观及各名胜，暨飞云顶之行道。东面及北酥醪一带，水源滋润，土壤肥沃，并筑公路以贯通之，俾种植畜牧等生产事业，得藉交通之便利，促其进展。北面就原有之天险设置狩猎区域，拟筑一小路环绕。现在所有全山交通网，已甚周密，将来再事筹筑，当益便利也。38《粤省名胜罗浮山新建设：全山交通网已趋周密，碉楼、明远楼极形壮观》，载《“中央”日报》1937年2月15日。

在基建方面，则新建有明远楼，明远楼背后，建有明远水力堤。飞云顶建有碉楼一座，名集云楼，为驻兵守望之用（图8）。广州市府并筹建红棉馆一座。根据笔者实地考察，在水力堤附近，今存一座致远楼遗址，“致远楼”三字为林云陔所题，另有“民国廿四年秋广东省政府建”的年款，可知此楼竣工于1935年秋天（图9）。集云楼还残存墙垣，在飞云顶东南。红棉馆留有石刻，在黄龙洞附近。“红棉馆”的落款是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刘纪文，此外还保留有民国时期将罗浮山开辟成公园的碑文，但红棉馆主体工程未及动工，就因抗战爆发戛然而止。

图8 罗浮山明远水力堤，《工程学报》1935年第6 期，第2 页

图9 广东省主席林云陔视察明远楼建筑工程，《工程学报》1935年第6 期，第1 页

三 往来罗浮山的广东政要与国府要人

随着交通便利与设施完备，粤中政要纷纷避暑罗浮山中，罗浮山一度成为与庐山相似的“政治山”。国民党大佬胡汉民，自“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广东组织西南反蒋联盟，曾至罗浮山避暑。当时的报纸报道：

中常会主席胡汉民高卧其东山延园私邸，根据与王等所商之原则，起草救党救国大计，并整理其欧洲游记。脱稿后，适天时渐趋和暖，身体亦臻健康，乃准备完成其未入京前遍游粤桂名胜之初愿，除上月已作粤北从化温泉之游外，本月十七日复偕省府主席林云陔等往游罗浮山。该山位于粤东博罗，为百粤古迹名胜之一。自广东省政府经营为避暑区后，天然风景，加以人事设备，遂为一极好静居休息处所。39《西南要人春光明媚中徜徉山水间：胡汉民小游罗浮山》，载《大公报（上海）》1936年4月25日。

因为胡汉民在山中，省中要人自不免纷纷入山拜谒：

中委胡汉民，近为修养起见，于十七日晨偕秘书陈融及女公子木兰女士及随从卫士等一行四十余人，分乘汽车十余辆，于当日下午二时抵山即下榻白鹤观。该地清明如画，极合疗养病人。自胡氏到达后，粤桂贵人如陈济棠、李宗仁、林云陔等，均接踵前往，与胡氏把晤，而罗浮山附近一般耆绅名流，亦都纷纷上山谒胡，故山上连日熙来攘往，颇形热闹。有某大学，原定本月十九日游山，亦因此而中止，以免警卫人员多一顾虑。胡之左右云，胡现在精神极佳，想系空气适合及气候转暖关系，现拟在山小憩一月之谱，再下山问闻国是。京粤一体，在京在粤，均无关宏旨，预料胡氏在一二月内，或须往南京一行也。40《胡汉民小憩罗浮山，胡木兰女士肺病庆愈》，载《上海报》1936年4月22日。

当时就有人讽刺他们在罗浮山上商大计，搞阴谋：

一时人望的胡展堂先生，近来益无北上之讯。现住罗浮山上小憩，李宗仁、陈济棠二氏昨相偕上山，与胡商讨大计。这大计的内容外人虽无从得知，想来总是些烦闷问题。现在中国的最大烦闷问题是国难焦急而大家不能团结。这烦闷的打开，我们总希望能够不就此而止！41《短评： 罗浮山上商大计》，载《大公报（天津）》1936年4月20日。

粤军将领李扬敬与陈济棠闹矛盾，也入山隐居。42天风，《李扬敬重出罗浮山》，载《晶报》1933年10月29日。“两广事变”之后，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以学佛为名躲入罗浮山。43《罗文干罗浮山学佛》，载《新闻报》1936年10月27日。在罗浮山白鹤观隐居期间，罗文干戒酒，也是一时趣闻。44李翊，《罗文干罗浮山戒酒》，载《星华》1936年第1 卷第26 期，12 页。

笔者在罗浮山田野考察时，曾寻访到一块残碑，立于水帘洞飞瀑之侧，为民国广东政要李章达所书，记录了他与蒋光鼐游罗浮山白鹤观、水帘洞后，建亭立碑纪念一事，其碑文如下（图10）：

图10 白鹤观观瀑亭残碑，笔者摄

壬申夏蒋子憬然暨友数辈游罗浮，攀跻危峻，白鹤观后上数仞，林木蔚佳，飞泉溅珠，不觉延耳并目。顾景虽可玩，苦无容趾之所，路复崎岖生畏，为嗟赏而叹惜焉。归语黄炼师理□，属建水亭山半。庶来者得托几凭□□容揽胜。炼师亟从事，亭成，因名□□。东官李章达并识。45此亭曾见诸报端：“水帘洞旁有观瀑亭一座，为蒋光鼐所建，由李章达立碑，此为白鹤观名胜之一。”参见《罗浮山公园最近之建设》，载《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7日。

壬申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回粤，与东莞同乡李章达同去罗浮山销夏，游白鹤洞诸景。翌年二人均至福建参与“福建事变”，并出任福建人民政府政府委员。可见，这一时期的罗浮山深受广东政要青睐，视为避暑胜地，同时也是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1936年，蒋介石前来广州视察，期间曾至罗浮山游玩。蒋介石此游颇为机密，未曾见诸当日各大报刊，然而在不久后出版的《良友画报》和《蒋委员长寿辰纪念画册》上，都刊登了蒋介石游历罗浮山的照片，而蒋介石的日记也详述了罗浮之行。

蒋氏早年在广东发迹，自1926年北伐之后，阔别广州十年，此番再度重来，不胜今昔之感。46如其日记中所记以飞机到广州，感慨：“十年旧地，今日重临，不觉悲喜交集！”至黄埔军校视察校址，则感慨：“不胜欷嘘！”当时 “两广事变”刚刚结束，蒋之南来，有弹压广东本土势力之意，且为新任广东军政领导站台。蒋氏一行于1936年8月26日上午8时从广州黄埔出发，随行有司法院院长居正和女公子居戴春（图11）。中午11 点半即抵达罗浮山黄龙观。蒋对于所游景点多有点评，如游虾公岩，则称：“其地幽胜，可游也。”又游洗药池、龙珠潭，观瀑，还与家乡的山水做了比较，自然是家乡的更胜一筹：“观之可乐，然较诸故乡雪窦之瀑，则不及四分之一也。”又返黄龙观，游览观前，称赞此地：“涤尘桥下之水，乃龙珠瀑布之泉，而泛霞石所在处，实黄龙之胜景也。”47王宇高（墉伯）、王宇正（垣叔）编，《蒋中正总统游记》卷七（民国二十五年二月至十二月），国史馆出版社，2011年，第97—98 页。

图11 蒋介石与司法院长居正父女在罗浮山留影（蒋仲琪摄），《良友》1936年第120 期，第3 页

蒋介石首日所游皆属黄龙观附近景点，有虾公岩、洗药池、龙珠瀑、涤尘桥、泛霞石等。次日从黄龙观出发，登上飞云项（图12）。在顶峰上，他发表了一通感慨：“四围万山，环拱俯伏，环顾八荒，俯仰自如，乃知高大之为尊，而登峰造极之可乐也。”下山路经白水门瀑布，大为称赞：“地皆平坦，各成一局，而自白水门巅以下，则崎岖艰步，不可名状。甚矣，罗浮胜景，美不胜收，而古瑶台尚未游览，甚自憾也！”48同注47。

图12 蒋介石于罗浮山飞云顶留影，《蒋委员长寿辰纪念画册》，1936年11月，第38 页

次日行程，依次是抱珠亭、华首台、飞云顶、飞云精舍、五马归槽、白水门、酥醪观。蒋介石能于清晨从罗浮南麓的黄龙观上山，中午即抵达飞云顶，又能于黄昏前抵达罗浮北麓的酥醪观，行程之速，说明山中路径因为旅游业的兴起，游人渐多而得到修整，旅游线路也渐趋合理便捷，公路交通已成全山交通网。49当时的报纸称：“何仙姑祠左侧、新辟行人路，直达山顶；黄龙观下右方龙头山筑上山行人路一，系利便该住宅区交通；宝积寺，亦新辟登山之行人路。”同注45。此外，蒋介石夜宿酥醪观一事广为流传，一般认为在1925年蒋介石第二次东征时期，然严艺超先生查阅大量民国史料，特别是记述蒋介石行实特别详尽的《蒋中正先生年谱》，均没有记载他曾在1925年夜宿酥醪观的记录，认为这是后人将1936年误为1925年之故。50严艺超，《蒋介石畅游罗浮盛赞“美不胜收”》，载《东江时报》2017年3月27日。

蒋介石最后一日的行程，是游览茶子凹、铁桥、冲虚观、葛洪丹灶，中午返回广州。他此次游历罗浮山，受到启发，认为庐山开发反过来应当仿效罗浮山，建设林场：“庐山汉阳峰，应令建设林场。”51同注47。

继蒋介石之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前来罗浮山旅游。他只住了一宿，行色匆匆，但却颇具象征意义。52《林主席昨游罗浮山晚留宿山中》，载《“中央”日报》1937年3月31日。无奈好景不长，罗浮山的开发刚步入正轨，抗战就已爆发。先是罗浮山公园管理处经费被压缩一半，53广州市档案馆，《广东省政府修正裁停各机关经费暨实减各数办法》，卷宗号10-3-265。转引自姜波，《近代广东旅游业的兴起与开发（1930—1937）》，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34 页。继而沦为战区，54相关报道参见《东江我军续克博罗，敌向罗浮山增城溃退》，载《“中央”日报（重庆）》1938年12月13日；《东线战事激烈，我反攻正果，日犯罗浮山中伏受创》，载《大公报（香港）》1939年12月21日。1945年，冲虚观更是成为东江纵队的总指挥部。开发工作陷于停顿，从此一蹶不振，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

四 20世纪30年代艺术家的罗浮之行及相关纪游图画、摄影

陈蓓的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旅游业日趋蓬勃，加上出版业的兴盛，名山大川的照片和绘画透过报刊广泛流传。虽说摄影的发明挑战了绘画的地位，然而，在当时的旅游论述中普遍认为山水画才能捕捉名胜的神髓，而照片只能留下山川的外貌。此外，油画家所绘风景多以城市景观或郊野小景为主，较少以名山为主题，因此，山水画是塑造名山形象最有力的途径，在旅游论述中地位远胜油画、水彩。55陈蓓，《时代之眼：民国时期报刊中呈现的名胜与山水》，载张坚主编，《黄宾虹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与艺术文献展图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年，第233 页。张大千无疑是民国时期最爱描绘罗浮山题材的画家。他首次游罗浮山是在1928年夏天，作画多幅。56李永翘，《张大千全传》（上），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68 页。1933年11月，张大千再赴岭南，重游罗浮山多日。57同注56，第100 页。同年在广州期间，他与广东画家黄君璧相识，并赠其一本新绘的罗浮山册页，分别是老人峰、黄龙洞、酥醪观（图13）、冲虚观、朱明洞、虾公岩等六处景点。最后一页写黄山两松以寓意二人的友谊。

图13 张大千，《罗浮山景册》之“酥醪观”，1933年，纸本设色，纵116 厘米，41.5 厘米，广东省博物院

此后张大千又多次描绘罗浮山实景，以记旧游。如他创作于1934年《宝积寺忆旧》（图14）写其一年前游罗浮山宝积寺情景。十年后，他再次描绘此处景色（图15），又题诗：“宝积寺前影日红，杖藜来看老人峰。流连小阮知吾意，两坐泉声树色中（自注：罗浮宝积寺，与三侄两过其处，追忆旧游写此）。”

图14 张大千，《宝积寺忆旧》，1934年（出自《张大千作品选》，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图15 张大千，《宝积寺图轴》，1944年，纸本设色，纵116 厘米，横41.5 厘米，四川省博物院

张大千在表现宝积寺时，特别刻画了寺前的双瀑奇观。宝积寺已圮，其位置是今天的南楼寺，此双瀑奇观，今已无存，惟山壁之上仍存“宝积飞泉”题刻，与张大千的作品一样，聊可供后人想象。

白水门也是他爱入画的罗浮山实景，《罗浮白水门旧游》乃其晚年追忆旧游所作，其中题诗（图16），说罗浮瀑布远胜庐山瀑布：

图16 张大千，《罗浮白水门旧游》，1978年，纸本设色，纵103 厘米，横48 厘米，台北历史博物馆

一入罗浮世梦醒，琴心三叠道初成。匡庐近说多尘垢，瀑布何如此地声（自注：予年三十游罗浮白水门旧诗，偶写此图，漫复录之，不必尽与画合也）。

张大千还将罗浮山作品刊载于报刊，如《罗浮小景》，58《天津商报画刊》1935年第15 卷第1 期，第2 页。《罗浮黄龙洞》（图17）。59《美术生活》1936年第24 期，第8 页。

图17 张大千，《罗浮小景》（出自《天津商报画刊》1935年第15 卷第1 期，第2 页）

1936年张大千在南京举办纪游山水画展，其中“罗浮撷秀”是其中一个单元，其余则是“关洛纪游”“荆楚揽胜”“黄海搴奇”，足见罗浮山水在张大千心目中的超凡地位。60《艺术消息：张大千画展》，载《中国美术会季刊》1936年第1 卷第2 期，第111 页。

直至晚年，张大千还常以罗浮入画，如创作于1979年恭贺陈立夫八十寿辰的《罗浮山白鹤观》（图18），张大千时年八十一岁高龄，61同注56，第561 页。其题诗为：“白鹤观前环燕飞，山民争说鲍姑归。自是仙家爱荆布，近来不着五珠衣（自注：罗浮白鹤观北有大石，有蓝纹，宽二尺许，长数丈，如铺布，呼为鲍姑晒布台）。”

图18 张大千，《罗浮山白鹤观》，1979年，纸本设色，纵136 厘米，横69 厘米，私人收藏

张大千关于罗浮山，除山水画外，尚多人物画创作，常以赵师雄梦梅、麻姑卖酒等罗浮山神仙故事入画，如《罗浮梦影图》作于1934年，题诗曰：“罗浮旧梦最销魂，劫后梅花尚有村。重与麻姑话沧桑，一杯春露向谁温（自注：去年十月与三侄心铭入罗浮数过梅花村，问麻姑卖酒处，不得，漫赋绝句。甲戌七月于故都写麻姑，遂书其上）。”溥心畬1943年次韵和诗：“疏影浮空路断魂，枝花寥落不成材。可怜劫后山河改，旧梦迷离何处温（自注：癸未四月题大千居士罗浮梦景图，即和原韵）。”62曹大铁、包立民编，《张大千诗文集编年》，荣宝斋出版社，1990年，第36 页。可见这些充满绮思的典故与画面，仍是文人津津乐道的谈资。

余绍宋1935年春天亦曾入罗浮游历，画茶山、石灶等实景。《浙江青年（杭州）》还选登了其中几页（图19），对宣传罗浮山大有裨益，另有编辑按语：

图19 余绍宋，《罗浮纪游图》（三幅），周陶轩摄，《浙江青年（杭州）》1935年第1 卷第11 期 ，插图页

龙游余越园先生，除善写墨竹章草，尤工山水。近主编《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今春赴两广及南洋各地收集材料，途经罗浮，因睹山景之雄奇，归后写就罗浮纪游图一册，笔法苍劲古朴，不同凡俗。今本刊络续选登其最精者数页，以飨读者。63余绍宋，《罗浮纪游图（三幅）》，周陶轩摄，载《浙江青年（杭州）》1935年第1卷第11 期 ，插图页。

张大千、余绍宋等人的实景山水图，就山水面貌的真实程度而言，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山水画坛流行的实景写生有相当距离。他们仍是沿袭前人的做法，始终不将真实描绘作为最高目标，只是在山水布局上略为注意接近原景而已，正如何仁山在一卷罗浮纪游图中所言：“图为纪游作，以志山水缘，但取松石间意，非必肖罗浮景也。”64[清] 何仁山，《锄月山房文钞》卷下，载《广州大典》，广州出版社，2014年，第468 册，第181 页。

随着摄影技术兴起，罗浮山的真实面目得以显示于世人面前，以罗浮山为题材的摄影作品也屡见于报端。广东省内的报纸对罗浮山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报道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报道罗浮山的建设情况，二是对团体旅行、名人政要游览罗浮山进行报道。65姜波，《近代广东旅游业的兴起与开发（1930—1937）》，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32 页。这些报道经常会配以摄影作品，进一步加深了普通民众对罗浮山的了解。

罗浮山也常见诸省外的报端，如著名学者朱楔游罗浮山，66朱楔（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留学，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中央大学。1933年曾游罗浮山，撰《入罗浮记》。他有一辑名为《罗浮十景》的摄影作品刊登于《东方画报》（图20）。67《东方画报》1930年第30 卷第19 期，第11—12 页 。另有《民间周报》1933年刊载的一组照片《罗浮胜迹》（图21）。68《民间周报》1933年，第42 期，第1 页。罗浮山也经常以风景照片的形式出现在杂志封面（图22）。在《良友》杂志刊登的“何处消夏”的旅游广告中，罗浮山是与庐山、普陀山等名山并列的避暑胜地（图23）。

图20 朱楔，《罗浮胜迹》，《东方画报》1930 第30 卷第19 期，第11—12 页

图21 《罗浮胜迹》，《民间周报》1933年第42 期，第1 页

图22 《罗浮山远望之形势》，《民间周报》1933年第24 期，第1 页

图23 《何处消夏》，《良友》1934年第91 期，第16 页

罗浮山在国画、摄影作品的一再出现，说明与同时代艺术家关注东南形胜的雁荡、黄山、庐山以及西南的桂林一样，罗浮山也是一处倍受艺术家垂青的山水名胜，也是新兴的旅游风尚中的时尚宠儿，这都足以说明它在当时仍然是一处天下名胜。

五 缺席的岭南画派

近代创作罗浮山题材的代表画家中，张大千、余绍宋可谓是外省画家的代表，而黄君璧则是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一员。这是强调师承传统的一派，而倡导画学革命的岭南画派，对于罗浮山似乎不感兴趣。岭南画派画家既不像同时代的外省画家一样对罗浮充满好奇，也不像前代粤籍画家一样，将罗浮山作为抒发乡邦感情的母题创作。高剑父曾在罗浮山黄龙观住过一段日子，1937年春天，高剑父在《风飕月暗寒虫泣》一画中题识：“‘风飕月暗寒虫泣’，十年前宿罗浮黄龙观句也。”69高剑父，《风飕月暗寒虫泣》，载《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9 页。可知他曾于1927年入罗浮山写生，在其传世的写生稿中，有《黄龙观洞口之涤尘桥》《白鹤观之五龙潭》《华首台之洗衲石》《冲虚观及山》《冲虚观之洗药池》。但目前没有见到他有相关的山水画作品传世。他唯一一件与罗浮有关的作品是仕女画《罗浮香梦美人》（图24）。70关于此图的研究，详参傅立萃，《与古今对话：高剑父人物画的现代意义》，载《美术学报》2012年第1期，第13—15页；黄大德，《高剑父人物画初探：从三幅〈罗浮香梦〉谈起》，载《美术学报》2015年第4 期，第39—48 页。高奇峰、陈树人都有不少实景山水画写生作品传世，但未曾见有罗浮题材的山水画。岭南画派第二代画家中，关山月有一件定名为“罗浮电站工地”的山水画，创作于1978年，但罗浮山附近没有大型水电站，画的应是井冈山的罗浮水电站。71陆俨少创作于1977年的《罗浮新颜》，绘井冈山新修水电站情景，可证关山月此图应是同题材作品。黎雄才绘有一件表现白鹤观五龙潭的作品，但只是偶一为之的应酬之作。

图24 高剑父，《罗浮香梦美人》，年代不详，纸本设色，纵114 厘米，横44 厘米，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岭南画派在罗浮山题材的缺席，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事实上，岭南画派并没有忘记广东的名山，他们发掘了肇庆鼎湖山。高剑父中年之后笃信释教，与山中的庆云寺结下不解因缘，多次入山写生、创作。其弟子关山月、黎雄才也创作了许多以鼎湖山为主题的山水作品。经过两代人的积累与探索，总结出一套成熟稳定的教学体系，成为岭南画派山水画语言体系的重要表征。72李若晴，《山水法乳：鼎湖山与岭南画派山水画语言体系的建立》，载《美术》2022年第2 期，第94—100 页。广东本土画家深受岭南画派画风笼罩，鼎湖山的地位由是渐渐凌驾于罗浮山之上。外省入粤写生的重要画家，如钱松岩、陆俨少等人，似乎也受此影响，对于罗浮山不再青目有加，未曾入山写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画界兴起的写生运动，实则是山水名胜被新政权文艺界再次认定的过程，而罗浮山未能在这次重新“洗牌”中争得一席之地，导致其淡出了20世纪下半叶山水画创作。被山水画家漠视，其背后是罗浮山在文化史地位的下降所致，更贴切的说法是，二者互为表里，也互为因果的。

此外，20世纪50年代之后，歌颂新中国社会主义新建设与描绘革命圣地题材成为山水画创作的两大主旋律，也成为中国画改造的主要方向。73王朝闻，《摆脱旧风格的束缚》，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26日第8 版。表现文人隐逸精神的传统山水画，被主流文艺圈排除在外，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关山月、黎雄才等人，为何不以罗浮山为主题进行创作了。而直至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创作罗浮山题材的张大千、黄君璧则远渡台海，以此寄托其故国之思。两相比较，可见即使是不直接表现社会现实的山水画创作，也摆脱不了政治大环境的影响。罗浮山在文化史地位的升降浮沉，其背后隐隐折射出20世纪文艺思潮的变迁。

六 结论

罗浮山与桂林、黄山、庐山、雁荡山皆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发，但是此后境遇却有天壤之别。罗浮由显而晦，其余四处都由显而荣，其因所在，似与风景优劣无关，而与人事有关。黄山、桂林、庐山等地倾全省之力甚至借助国家力量发展旅游业，打造文化名片，为游览、观看名胜打造了全新的审美视角。正如陈蓓所指出的，20世纪 30年代报刊上所刊登的有关名胜的文字叙述、照片和绘画，重构了民国时期观看名山大川的特色。面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传统山水的美学、交通建设、社会和经济也相应发展，并建构了民国社会整体的山水品味和欣赏角度。国画家在面对西潮冲击时，重申师法自然的重要性，透过外师造化去审视和肯定传统，造就民国时期山水画的变革。74同注55，第235 页。东南形胜（尤其是黄山与雁荡山）在此次山水画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罗浮山所起的作用则是微乎其微。文艺作品中的罗浮山也日益式微，20世纪下半叶之后，我们难以在重要的艺术作品中见到罗浮山的山影——罗浮山逐渐为世人所淡忘。

私意以为罗浮山衰落有几个原因：其一，道教的衰落是20世纪无法挽回的趋势。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曾经考虑将罗浮山中的道教、佛教地产收回作为教育经费。75老麦，《粤政府将没收罗浮山寺院公产》，载《上海日报》1930年7月26日。自晚清民国以来，佛教、道教便是政府的打击对象。这一次的没收公产，不过是前几次没收公产的延续。道教的衰落，自然也带来了罗浮山的衰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先粤中文人极力扶持的酥醪观进入20世纪后日渐没落，黄般若就说“（酥醪）观后林木森秀，堪舆家称此观风水极佳，入道籍者多馆阁中人，清代科举未废，来此读书者颇多，今时移世易，已呈冷落之象，大不如从前矣”76同注35，第51 页。。盖因道家洞天福地的色彩一淡，罗浮山曾有的仙山之名也随之隐没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开发，把它定位为避暑良区，77当时的开发规划以技术人员为主，对于罗浮山几处大瀑布，均以能否发电为首要考虑，如白鹤观五龙潭瀑布、水帘洞瀑布，“其流量之速，均可藉为发电之需”；又黄龙观流杯池、龙珠潭两处瀑布，“亦均可利用水力以发电也”；又记白水门瀑布，“水力发电，绰有余裕”。参见《开辟罗浮山为避暑区域》，载《广东省政公报》250 期，1934年2月5日。或许从一开始就为罗浮山声名下降埋下了隐患，它可谓是现代园林景区开发的牺牲品。

其二，民国以来旅游观念及方式的转变。对于明清士人而言，旅游有区分雅俗的社会功能。直至晚清，诗人仍以“海外奇峰双眼饱”（邱浩桐诗），“探奇曾蹑罗浮顶”（郑观应诗），“挂剑为帆是仙侣，神山飞渡记当年”（傅绍岩诗）等诗句来赞颂罗浮的缥缈难至。这种心态正如现代人喜欢去青藏云贵等险绝之地旅游，美其名曰“最后一片净土”，都是追求“人不能往，我独能至”。随着现代化开发，交通设施完备，罗浮山变得容易到达，百闻不如一见，反而没有神秘感，也失去了挑战性，去了不足以向旁人炫耀，游客自然不感兴趣了。

其三，竞争对手的改变，由原先的名胜古迹变成了革命圣地。广东是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保留了大量的革命史迹。这些史迹自民国以来，成了宣传革命理念的重要空间。受教科书与现代传媒的影响，去瞻仰这些革命遗址成为新的主流旅游方式。

其四，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调整，以岭南画派为代表的广府文化圈逐渐远离了罗浮山。广府地区在经济、文化上占有绝对优势，但资源都转向肇庆鼎湖山、南海西樵山倾斜了。岭南画家更喜欢表现鼎湖山、西樵山这两座新崛起的“家山”。罗浮山在省内竞争中失宠，从此不再成为广东文人身份认同的风景意象，在广东文化中的地位发生了断崖式的衰退。78近三十年来，广东渐有“四大名山”（罗浮、丹霞、鼎湖、西樵）之说，罗浮由自古以来的“粤岳”变成四山之一，应是文化地位下降最明显的表现。失去广府文化精英的支持，是压垮罗浮山在广东文化史上独尊地位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有升降，山水亦然，历史就是这般变化多端。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旅游设施大大提升，而且有蒋介石、林森等国府要人的加持，张大千、余绍宋等著名画家的宣扬，但罗浮山难以挽回地声名式微，从天下名胜下降为地方风景。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倍感遗憾的现代风景区开发失败的案例。而罗浮山在文化史上的衰落，又进一步导致了它在现代绘画、摄影中的“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