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乃光老师走了，他走得太突然，至少对我来说。惊闻噩耗时，我在单位正在请人写几副喜迎新春的对联，因为再等10天就是除夕了。在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他的家人却要因此承受追思与想念之痛。

屈指算来，我与乃光老师相识相交三十六七年了。他是我的良师，是我文学创作之路上的扶持者和关怀者，也是我共事14年的同事和领导。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所乡村中学任教，由于喜爱文学便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些所谓大地意识的诗歌，一位同样也喜爱文学的同事看后觉得不错，便鼓励我可以向报刊投稿试试，于是就向《大理报》（今为《大理日报》）“洱海”副刊投了两首诗，不承想一个月后就见报了，于是继续投稿，所投诗歌也相继陆续发表，但我竟然还不知道编辑的名字。因为在那个年代，副刊编辑大都没有在报纸副刊版面留名。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大理报社”寄来的信，才知道编发我的诗歌作品的编辑是张乃光。在信中，乃光老师对我的诗歌创作给予了热情鼓励，并希望我多写一些注重细节表现的乡土诗歌，还要注意学习一些现代诗歌表现技巧。那时候，我写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看似有力量有气势，但其实大都是虚空的。比如我时常喜欢书写类似这样的诗句：“晨曦中的云岭大地／一座又一座山峰／仿佛同时站起／托起众多的朝霞／暮色中的云岭山川／一条又一条江河／仿佛竞相奔流／带走无尽的寂寥……”。可以说，后来我写的诗歌之所以能走出虚空，表现民族情感，在意大地上的人与事，的确与乃光老师的点醒不无关系。

我是被乃光老师陆续编发了两年诗歌作品之后，才见到其本人的。那是1987年初，《大理报》召开通讯员会，云龙县点名道姓通知有4人参会，其中除我之外，其余3人的工作单位都在县城，是新闻通讯员，写的是新闻作品。在从云龙县城到下关的参会途中，所乘客车途经永平县城下车吃午饭时，经参会同行的县广播站新闻采编张建明指认，竟意外见到了在饭店门口候车，准备去参加《大理报》通讯员会议的永平县诗歌作者李智红。而在此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我和他的诗歌作品曾多次出现在《大理报》“洱海”副刊同一版面，但俩人还从未见过面。此后我们一直成为朋友，许多年之后还成为同事。

首次参加《大理报》通讯员会议，除了认识大理州各县市的十余位文学创作者之外，最开心的是见到了“洱海”副刊编辑张乃光老师。在通讯员分组交流时，副刊组的许多成员都争先发言。我是首次参会，而且是新作者，因此坐在一个角落里无声“消化”大家的创作体会。也是在这个副刊作者交流会上，我才知道李智红不仅爱情诗写得好，而且还相当健谈。记得乃光老师作总结发言时，特别点到了写得不错的几位作者，在诗歌创作方面点到了李智红、苏金鸿（洪海）和我，让我受宠若惊，进而诚惶诚恐。聆听乃光老师的讲话，给我的感觉是和蔼、儒雅、博学和多才。他说话不紧不慢，言语表达严谨。在分组交流会结束时，乃光老师给大家发送晚上的电影票。他每念到一个名字，听到应答声后就立即上前递上一张电影票。念到我的名字，看到边应答边起立的我时，乃光老师走近笑着说：“很年轻啊，泽文！继续多读多写，好好写！”

好好写！这是乃光老师给我的信任与鼓励。此后我在教学之余坚持“好好写”，诗歌作品除了在《大理报》“洱海”副刊持续发表之外，还有一些诗歌作品开始陆续发表于省内外报刊。在乡村中学任教3年送走两个初中毕业班后，我先后调到县教育局和县广播电视局。在这期间，我每次出差到下关，忙完事后总要去报社乃光老师办公室聊聊或是到他家里小坐，要么喝着他泡给我的茶水，要么吃着他刚切开的西瓜，而所聊的话题也大多是文学创作。有时候，我也向乃光老师求借一些寻而未得的书籍。比如我想读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和朱自清的诗文集《踪迹》，但没办法买到，可想不到这两本旧版书乃光老师都有，我说是借看，乃光老师却说是送你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连声道谢。

作为《大理报》“洱海”副刊编辑，乃光老师善于发现新作者和用心扶持青年作者，这在当时的大理州文学艺术界，早已留下了良好的形象和口碑。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大理报》“洱海”副刊经乃光老师的努力，先后扶持了一大批有创作潜力的写作者，也团结了一大批优秀写作者，使“洱海”副刊成了一张亮丽的大理文学作品展示名片，让一张党报变得可读性更强，品位更高。许多年之后，我与纳张元、李智红、赵勤等一些老朋友闲聊文学往事时，都少不了要提到当年的“洱海”副刊编辑乃光老师。遗憾的是，进入90年代后，乃光老师离开了“洱海”副刊，由副刊部主任改任总编室主任。我们都为此深表惋惜，但工作的调整，我们只能正常理解。只是因此一些熟悉的写作者，相继从“洱海”副刊版面消失。而纵观当时的许多报纸，副刊版面常被广告所占领，只重广告不重视副刊的现象，其实已经很普遍。好在不再热闹的“洱海”副刊，由于报社的努力，即便换了几任副刊编辑，但还能一直办下去，也真是不容易了。

二

1992年初夏，我有幸调入大理州文联，开始从事《大理文化》期刊的编辑工作。如此一来，我与乃光老师的来往就越来越多了。我除了与乃光老师聊阅读聊文学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向他约稿和催稿。

乃光老师虽然不再做副刊编辑，也不再接触大量的文学稿件，但对文学的热爱与情缘，促使他挤出更多时间创作自己的作品。他的许多精美散文都是在这一段时间产出的，可以说这是他个人创作的一个丰产期。在当时省内外报刊上，不断有其发表的散文作品就是证明。也是在这段时间，经常值夜班的乃光老师，在白天休息时还到驾校进行了三轮摩托车的驾驶培训。拿到驾驶证后，乃光老师来文联送稿件时就经常开着挎斗三轮摩托车，脸上还带着一副宽边墨镜，显得相当有范儿。有一次他硬讓我坐进摩托车右侧边的挎斗里，然后驾驶着摩托车带我上街兜风。那些年，满大街跑着的是人力三轮车，小汽车少之又少，能开上三轮挎斗摩托已经相当显眼了。兜完风后我对乃光老师开玩笑说，今天您让我当了一回电影《渡江侦察记》里坐摩托挎斗的“敌参谋长”，就是少了亮开嗓子喊：“快追，快追呀；停，停；开枪，开枪……”，我的话音未落，乃光老师就已经大笑了起来。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学界兴起了一股随笔写作热潮。广大读者都喜欢阅读直接介入社会生活的轻松文字。在征得主编的同意和支持后，由我主持在《大理文化》开办了“阳光茶座”随笔栏目，每期邀请两个作家来“茶座”侃天，内容要求贴近实际和贴近生活。而每期要开讲的内容也大都是我事先确定的，相当于给写作者布置命题作文。栏目开办之后，本土十余位作家轮番上阵奉献随笔作品，在读者中反响不错，尤其对乃光老师写的诸如《文人的下海与失落》《婚姻好比一剂药》等随笔作品称赞有加。为此，有人甚至开玩笑说，之所以取名“阳光茶座”，其实就是由杨泽文的杨姓谐音“阳”和张乃光的尾字“光”组成的一个栏目名称，让我听后不置可否，只能笑而不语。

在编辑《大理文化》的过程中，我除了时常向乃光老师约稿之外，两人还一起合作，成功采访了通过央视春晚表演现代舞《雀之灵》而家喻户晓的著名白族舞蹈家杨丽萍。记得那是1993年大理三月街期间，得知杨丽萍老师被州政府邀请回故乡大理参加文艺活动，我便想争取采访她，然后写一篇纪实作品刊发于《大理文化》，如此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让广大读者充分感受杨丽萍老师对故乡热土的眷恋与热爱之情，同时也可以借此提升刊物的影响力。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大理文化》主编赵怀瑾老师的同意，并支持我邀请乃光老师参与采访，然后共同完成关于杨丽萍老师的纪实作品。我将这一想法与乃光老师沟通后，他爽快地答应了。随后我们一同列出了详实的采访提纲，通过相关渠道与杨丽萍老师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接受采访的肯定答复。接下来，我们一边收集凡是能找得到报道杨丽萍老师的文字资料，一边备好微型采访录音机和质量最好的录音磁带。就这样，我们在一个春风拂面的傍晚，走进了洱海宾馆，走进了杨丽萍老师所住的房间。由于准备得充分，整个采访过程进行得很顺利，更为难得的是，杨丽萍老师还如实告诉了我们许多她的童年往事以及学习舞蹈的艰苦历程。她说，因为你们是家乡的刊物，所以我才说得这么详细。她还说，自己天生就是为舞蹈而生的，舞蹈就是自己的生命，为此可以忍受人生的任何苦痛。记得深夜告别杨丽萍老师后，我们走出洱海宾馆，一同走在行人稀少的人民街时，乃光老师不禁感叹道：“人们往往只看到舞蹈家光彩的一面，殊不知其成就的背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命历练乃至人生磨难。”

经过一段时间录音资料的整理和相关资料的消化后，我开始着手动笔撰写杨丽萍老师的纪实作品。按照之前的分工，由我写出初稿后，乃光老师对作品进行加工、修改和充实。从后来的定稿来看，乃光老师所付出的脑力劳动要比我大得多，无论是他对文字的准确运用和驾驭能力，还是对杨丽萍舞蹈的具象理解与意象诠释，都远在我水平和能力之上。因此，在为近两万字的纪实作品《她是一片思念故土的绿叶——访著名白族青年舞蹈家杨丽萍》署名写作者时，我坚持乃光老师在前我在后，可乃光老师不同意，理由是文章的基础是我首先打好的，署名作者必须我在前，僵持不下只好请主编赵怀瑾老师说服乃光老师，没承想乃光老师还是坚持由我署名在前。赵老师只好笑着对我说，乃光老师向来很实在，他关爱作者，扶持作者，在报社是有口皆碑的。报社的记者，到县上与基层通讯员一起采写新闻，发稿末尾记者署名都是在前，通讯员署名都是在后；唯有乃光老师与通讯员一同采写新闻，发稿末尾通讯员署名都是在前，他作为记者署名总是在后。我本人曾在报社跟乃光老师共事多年，他的脾气我知道，他是不可能署名在前的，只能你署名在前了。就这样，署名顺序的问题依赵老师的意见定了下来，只是从内心来讲，让我既感动又不平静。而让人欣慰的是，我和乃光老师共同采写舞蹈家杨丽萍的纪实作品，经《大理文化》1993年第3期开篇刊发之后，反响非常好，用杨丽萍老师美丽的照片作封面的这期刊物，在报刊亭里很快就卖光了。

我在《大理文化》开始从事编辑工作后，对来稿的阅读感觉还是从一些读者的反馈信息得知，小说作品表现手法单一，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当时国内的许多文学期刊都推出了大量具有探索精神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于是我与一些写小说的青年作者逐一进行了交流，希望他们改变一味的“讲述故事的小说写作”方式，尝试“议论故事的小说写作”“构建故事的小说写作”和“解剖故事的小说写作”，不要把全部精力只放在小说的故事营造上，而是要把精力投放到文本建设上，即“怎么写”之上。叙述视角也不要一味地采用全知全觉与全知全能的“全知视角”（零视角），而是可以采用叙述者所知道的、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的“内视角”（即叙述者兼角色），还可以采用对“全知视角”根本反拔的“外视角”（即叙述者小于人物）。如此这般拓宽小说表现形式的作品，才会给人以耳目一新。而面对传统小说模式已经处于僵化甚至是固步自封的状态与病态，唯有自发的、自由的、具有探索精神的写作，才是最有意义的写作。事实证明，我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1994年，《大理文化》双月刊先后刊发了6篇具有探索精神的短篇小说。印象中，纳张元一改以往的情趣小说叙写方式，写出了有魔幻意味的、揭示现代文明给封闭山寨带来阵痛的《走出寓言》，赵敏写出了城里父亲与乡下母亲相互错位之痛的《蓝色村庄》，杨学文写出了时代进步与落后之殇的《大红旗袍》，我本人写出了荒诞年代的生存悲歌《咸咸月色》。这些注重文本结构的小说发表之后，引发了较好反响的同时，也掀起了一些风波。有人甚至给领导反映，说我编发的小说要么看不懂，要么写得太大胆了。时任主编的施立卓老师出于对我的爱护与保护，决定外聘一名特邀编辑。先是聘请州文化局的王峥嵘，一年后又聘请大理报社的张乃光老师。记得当时乃光老师知道我遇到的情况后，在我失落郁闷之时曾安慰我说，你倡导的小说创作要走创新之路没有错，只是步子迈得过快了，让一些人接受不了。要知道，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不想读、没法读或读不懂的作品就不是好作品，这些人也往往不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阅读水平还有待提高，因此要改变，也只有慢慢来。事实是自从乃光老师做了期刊特邀小说编辑之后，采取了编发“传统（讲故事）小说”为主，“非传统（如何讲故事）小说”为辅的方式，才基本风平浪静。在许多人都关注文学的年代，由于存在“众口难调”和“阅读水平高低差异”，因而只要出现了“异质”的东西，就少不了引发争议乃至争鸣，这对主持办刊的人而言，的确要承受许多心理压力，故而往往只能退一步或者步子迈得小一点，求取一个稳妥的方式，其结果则难以避免平庸的作品较多，优秀的作品较少，这是一时没法解决的事。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当然庆幸有乃光老师的编辑把关，否则我碰到的后果将会愈加严重。而三年之后讓我倍感欣慰的是，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的《十月》文学杂志派编辑来云南组稿，云南省作家协会予以协助，《大理文化》刊发过并引起“读不懂”争议的短篇小说《走出寓言》，被选中发表在大型文学杂志《十月》1998年第4期，这是大理小说作者首次登上国内著名文学期刊的作品，该作品也成为本土彝族作家纳张元的代表作。至此，小说既要注重写什么的同时，更要注重如何写的理念，开始被本土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所接受。

对乃光老师来讲，扶持作者和培养作者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工作，因而总是乐此不疲。在做《大理文化》特邀编辑期间，他把先前在《大理报》做“洱海”副刊编辑工作时的热情完全表现出来了。除了加强重点作者的联络之外，他还特别关注具有“异质”写作的新作者，比如鹤庆县第三中学有一名叫张灿华（张淼）的年轻教师，他写的小说，文本结构就很新颖。乃光老师对我说起他时，流露出兴奋的表情，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似地特别高兴。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的进步与编务工作的开展，都得益于乃光老师的扶持和教誨，因此我一向视其为良师，双方之间自然是师生关系，但乃光老师却把它当成文友关系，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相互学习。既然可以是文友关系，有时我也就没大没小地跟乃光老师开点玩笑。有一次我随口对他说，不要再做什么特邀编辑了，您还是申请调来文联吧，正式主持和参与期刊的编辑工作，因为您能“压得住”，我也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然后挤出更多的时间写写想写的作品。乃光老师虽然笑而不语，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写作者，他当然喜欢做与文学相关的工作。不久让人意外又开心的是，州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找乃光老师谈话，随后把他调到了州文联，担任州文联副主席和《大理文化》副主编。从此，我便与乃光老师开始了长久共事。

三

1997年3月，乃光老师来人民南路126号院上班。那时候州文联与州残联共用一栋楼，办公条件显然比报社差了许多。乃光老师虽然职务晋升工资增长了一点，但就福利待遇来说，损失可不止一点了。好在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乃光老师表示并不在意。话虽这么说，当了领导，职工福利总是要在意的。于是通过集思广益，终于有了全体职工达成共识的一个方案。

1997年下半年，宽松的环境加上当时政策的支持与鼓励，文联通过职工个人集资，开办了一个电脑文印部，开始对外承接文印书籍资料。文印部的人员都是临时外聘的，只是宏观上进行一些管理。有诸如文字录入和书籍排版的活计时，就由相关负责同志临时通知外骋人员来干活。因为所集资金有限，电脑文印部只采购了一台北大方正电脑，一套北大方正排版软件，一台激光打印机和一台复印机。由于之前我个人曾购买过一台联想电脑用于写作，懂得电脑应用的我，自然被职工推举为负责电脑设备采购和电脑文印室的兼职管理。记得我和乃光老师乘坐大巴去“北大方正”昆明分公司采购设备，路途中他多次暗示我要保护好身上的几万元集资现金，因为他担心我乘车颠簸途中打瞌睡。在昆明采购完设备并随夜班车托运之后，一路上又总担心设备是否安全无损。我也因此跟着他一路忐忑不安而难以入眠，直到回到单位电脑排版打印设备安装运行正常之后，我俩才彻底放下心来。后来，电脑文印部真的产生了效益，职工福利得到了较好解决。

除了编稿认真之外，乃光老师对期刊的发行工作也倾注了不少心血。由于互联网络的兴起对纸质期刊形成冲击，期刊的邮局发行量开始萎缩，乃光老师为此而忧心忡忡。于是每到年终，他总要带领期刊编辑，到各单位宣传说服人家征订《大理文化》。由于收效不大，一些编辑越来越少了热情，其中就有我本人。我的意见是，既然有些单位不愿花钱征订我们的期刊，我们就试着先赠送一年，也许看了之后来年会接受征订。而乃光老师更多强调的是，多跑一下腿，多敲一下门，多说一些话，总有机会多订出一份杂志。由于我与乃光老师在认识上达不成共识，我便以电脑文印室的事多事杂为由，没有跟着跑单位征订杂志，结果我与乃光老师之间爆发了一次口角冲突。事后尽管觉得自己不对，太冲动了，伤了双方的和气不说，还把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弄得紧张。然而出于好面子，事后也没有主动向乃光老师沟通认错，倒是乃光老师一个星期后主动找我，说了自己最近由于心情不好，也没有在意到大家的感受，以至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希望予以理解和谅解。听完乃光老师的话后，我自然无地自容，连连向他表明是自己太不冷静和太失敬了。话说开了之后，我与乃光老师之间又恢复了如常的关系。

乃光老师是善于学习和接触新鲜事物的。他知道我喜欢阅读而不断购买新书籍，因而时常过问我最近读什么好书，于是我就时不时拿给他一些新书翻翻，只要感觉适合自己阅读的，他就非要去书店购买阅读收藏。我在双休日，曾多次碰到乃光老师在大理新知图书城选购书籍。而对一些文学作品的共同阅读和探讨，乃光老师的文学理念和创作观念也会发生许多变化。他在多年后所写的《我与〈大理文化〉》一文中这样写道：“在编辑部的日子是愉快而值得留念的，刊物的同仁们每年都有新的想法、新的努力、新的变化。编辑部成员中，除了老朋友施立卓、杨圭臬外，还有傈僳族作家杨泽文等一批年轻而有才华的作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新的文学理念……”说真的，乃光老师的谦虚与好学，也常让我敬佩不已。他了解我使用电脑写作的便利提高了作品的出产量之后，也想购买电脑，学习用电脑写作，但又担忧学不会，还担心由提笔书写改为键盘敲字，会不会影响思维。我明确告之他大可放心，这不会比学开挎斗三轮摩托车难。一年后，他终于下决心购买了电脑，并请我到他的住所安装电脑和教他如何正常使用电脑。见我用五笔打字很少有重码之后，他也坚持学习用五笔打字，因为他不愿看到用拼音打字出现重码选字时的别扭与费事。通过三四个月的认真学习，乃光老师不仅学会了五笔打字，还开始了电脑写作，而且还开通拨号上网，走进了网络世界。可以说，这在当时的中年人当中，乃光老师绝对是一个先行者。

自从乃光老师用上电脑写作之后，在工作之余创作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散文作品。由于从小成长于风花雪月之地的大理，因而他一直钟情于苍山洱海，始终关爱脚下这片神奇的热土，以致他创作的大量散文作品，努力再现了大理优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人文景观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1998年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为其出版了散文集《秋天的湖》，书名来自于他写过的一篇散文标题，寓意是人到中年，为人处世就要像秋天的湖水一样：幽静含蓄，波澜不惊，倒映（包容）万物，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在文末这样写道：“一片又一片的秋叶，在风中闪烁着、飘零着。湖，安静下来，清冷如一滴泪。踯躅在沙滩上，我像一个落魄的水手，在打捞昨日失去的灵魂”。

乃光老师的第一部散文集《秋天的湖》出版后，其中有近2000册书要拉回大理，正好单位派我到省作协接回前来参加三月街举办“金庸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于是我提前一天乘车到云南人民出版社，找到了责任编辑原金菊老师。原老师安排了一辆小货车，将书运送到我所住的莲花宾馆。由于一时找不到服务生来帮忙，只能靠自己将书一包一包搬进房间，搬完所有书之后，我已累得满头大汗。第二天上午，又随省作协副主席汤世杰老师、著名白族作家晓雪老师到巫家坝机场迎接与会的专家学者。第三天早晨，先前联系的大巴一到，我就私下付费请了个服务生，一起将书一包又一包地搬進车内，全部放置到最后的空排座上。由于楚大高速的楚雄路段检修，大巴只好改走路况很差的老路（即320国道），好在有2000册书压在车尾，大大减轻了车辆的颠簸，只是长达7个多小时的路程，累坏了一群远方客人。事后我也没向乃光老师说起具体过程，但他还是对我表达了谢意。我呢，虽然劳累过度浑身酸疼了几天，但一想到办好了该办的事，内心反而有了轻松之感。

作为期刊编辑，在文联除了编好杂志之外，有时还要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一些编书任务。1999年初，针对大理旅游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州政府决定要组织编辑一本《大理导游》作为旅游行业从业者的培训教材，这个任务最终交给了州文联来完成。接到任务后，州文联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可靠的写作者逐一走访大理州内的旅游景点，三个月后拿出各景点“导游词”稿件。乃光老师和我除了要完成苍山洱海间的一些景点“导游词”写作任务外，还承担了任务不小的鸡足山景点“导游词”的采写工作。于是我和乃光老师，也就有了同吃同住的鸡足山游历之旅。在景区管委会所派导游小张的引领下，我们一个景点一个景点地游览和采集相关资料，所有的楹联、碑文和石刻都没有放过。有时候，我没有了耐心，乃光老师就提醒我，只有现在的认真考察和观察，才能避免将来导游人员讲解时的差错与谬误。看到瘦弱的导游小张，整天随我们步行探访景点累得够呛，乃光老师少不了买瓶装水或罐装饮料递送与她。小张实在不好意思就拒接，乃光老师就说：“不要介意，你为我们这么辛苦，你不喝，我们会过意不去的”。经过3天时间基本走访完要采写的大部分景点后，我们从山顶的金顶寺下到祝圣寺附近的客栈入住。到吃晚饭时，小张脸色憔悴，行走软弱无力。乃光老师似乎看出了些什么，说了“是不是”然后欲言又止。小张只好红着脸轻声说：“实在不好意思，来例假了，我有痛经的毛病。”乃光老师听后立即决定让小张饭后搭车回县城休息，至于附近的几个景点，我们自己能游览和采写。见小张有些犹豫和顾虑，乃光老师便明确告知小张，你就放心去吧，在景区管委会那儿，我们会说你一直引领我们到结束的。就这样，小张眼含感激的眼泪，在我们的目送下，搭上了回县城的一辆面包车。随后乃光老师对我讲，这3天我们两个大男人都要累坏了，何况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小张身体不舒服，要是再劳累会生大病的，让她赶紧回家休息才是最好的办法。让人想不到的是，我和乃光老师回单位不久，小张就将没有陪同我们游览的景点资料寄来了，说是供我们写导游词时参考。1999年8月，由大理州文联编撰的《大理导游》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12000册，受到旅游业界的广泛好评。

与乃光老师共事，让我真切感受到他不仅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而且具有与人为善、爱憎分明、怜贫惜弱的良好品质。有一次，乃光老师晚饭后散步至人民公园门口，看到城管人员对一个身背小孩的女摊贩执法行为粗暴（不容分说强行没收地摊上一堆衣架准备装车拉走），于是立即上前批评并提醒其文明执法。几名年轻城管放走哭喊的女摊贩后，随即围住了乃光老师，然后将其请上车。到城管部门后，乃光老师一再表明自己不是干扰执法，而是提醒不要粗暴执法。然而，对方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在感觉到有被强行控制的危险，乃光老师便要求借座机给家里打个电话，可对方表示没把干扰执法的真正原因说清楚之前不许打。乃光老师见对方态度已经很坚决，只好改口说那我打给市政府的老同学×××，请他转告一下家人。对方听后说：“赵市长真的是你老同学？”乃光老师说：“是不是等我打完电话就知道了。”其结果是，对方不让他打电话，而是简单过问在什么单位和从事什么工作之后，就将其请出了大门。事后，乃光老师向我们讲了具体经历和切身感受。我也问过乃光老师，赵市长真的是您的老同学？乃光老师笑着说：“这倒不假，只是来往不多，我BB机里有他的电话号码。”时值世纪之交，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加速了人口流动，给城市管理工作的确带来了诸多问题和难题，以至城管粗暴执法、暴力执法的事时有发生，相关负面新闻也不少。许多人也因此见怪不怪了，可乃光老师出于同情弱者的秉性，还是毅然对粗暴执法行为予以了批评，以至把自己带入了险境，而之所以化险为夷，得益于其见势行事的机智，实乃幸运。

由于对文学创作的共同爱好与追求，我和乃光老师之间向来在意对方的创作情况，乐此不疲的话题也与阅读和写作相关。有趣的是，我和乃光老师无论是获得重要文学奖项还是加入中国作协时间，都发生在上下年份。记得1999年10月，我的个人诗集《回望》荣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乃光老师是第一时间给我道喜的。可此时，我已告别了诗歌创作，开始一门心思投入到散文和书评的写作中，而获奖诗集中的部分作品，当年曾被乃光老师编发于《大理报》“洱海”副刊。让人高兴的是，2000年12月，乃光老师的散文集《秋天的湖》荣获 “云南省第三届优秀文学艺术创作奖”，显示了他在云南散文作家队伍中的创作实力。2003年10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乃光老师的第二部散文集《走进视野》。这期间，乃光老师不少散文分别刊发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华散文》等大报刊，其中一些优秀散文作品多次入选《中国精短美文》年度选本和其他各种选本。2005年11月，我顺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乃光老师也给予了真心祝贺。2006年3月，乃光老师在第六届云南省作代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半年之后又顺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除了担任州文联副主席和做期刊工作之外，乃光老师在十余年时间里还先后担任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主席，通过作协这一平台，以创作笔会、作者座谈会以及创作采风活动等多种形式，为广大作协会员做了大量的联络、协调、服务工作。像龚忠政、李达伟、江静龙等出身农村的年轻写作者，在他们读大学时，乃光老师就予以了格外关注与扶持，随后推荐吸纳他们加入州作协，使其健康成长。像周学凤（又凡）、左中美、苏佳琴（忆苏）等女作者的作品，乃光老师通过撰写文学评论刊发于报刊，提高她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说，在注重培养文学新人和关爱少数民族作者方面，乃光老师在大理文学艺术界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除了不断扶掖本土文学新人之外，乃光老师还善于在文学艺术界广交朋友，像云南著名作家胡廷武、于坚等人的作品，乃光老师都能靠朋友关系成功约到原创文学作品刊发于《大理文化》，从而提升了刊物的影响力。

2009年11月，我被推荐选举接任大理州作协主席时，乃光老师告诫我：一定要多花精力为广大会员做好服务工作，还要不断吸纳新会员，确保有一支充满活力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创作队伍。此后十年间，我担任两届作协主席，州作协会员总人数增至250人，其中先后有60多位作者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有9位作者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青年诗人何永飞的诗集《茶马古道记》、青年作家李达伟的散文集《大河》，分别荣获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明白，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因为乃光老师先前打下了良好基础。仅就接连荣获国家级文学奖的两个青年作家而言，乃光老师如同当年对我一样做过许多扶持培养工作。像新锐青年作家李达伟的“新散文”作品，其写作的侧重点，从“重视结局”转向“重视过程”，从“重视内容”转向“重视细节”，从“注重事件及其背景”转向“注重个人经验及其背景”，从“一个中心”转向“多个中心”，从“线性结构”转向“复杂结构”，从“简单事件”转向“事件的关联组合”。如此创新意识鲜明的散文写作，既是对传统散文的“反叛”，也是对传统散文的解放。这种“背叛”经典的散文写作，这种跨文体的散文写作，这种打破文体界限的散文写作，当然是有难度的写作。在散文写作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一直有“看不懂”和“读不下去”的非议声音存在，但乃光老师始终保持尊重李达伟的写作理念和行文方式，并不排斥编发其“新散文”作品，从而给大理的散文写作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乃光老师的超前觉悟与敏锐能力。

在州文联工作的十余年间，主要领导先后更换过几任，担任文联副主席的乃光老师在《大理文化》期刊的身份，也因此出现过由副主编到主编，再到常务副主编的转换。可不论如何转换或改变，他都不计得失，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哪怕个人碰到一些揶揄之事，他还是以工作为重，未失其常，不责于人；真正做到宽宏大度，隐忍以行。而在我散文写作风头正劲的几年间，不免被人诟病或遭人抵牾，乃光老师始终予以同情和关切。在我看来，一个人难得在“才华、学识、品行”三个方面皆能具备，但乃光老师就是这样一个难得者。

四

光阴似箭，2009年底，乃光老师光荣退休。

我真诚祝福乃光老师终于过上每天睡到自然醒的好日子。然而在新任文联主席王峥嵘的努力下，从2010年第1期开始，《大理文化》要改版扩容以及双月刊改月刊，如此一来现有的编辑力量显得薄弱，于是新任主编王峥嵘便挽留乃光老师，希望他继续工作一段时间。而在我具体拟定期刊改版扩容方案和栏目设置的过程中，乃光老师提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从而减轻了我不少心理压力，他随后也承担了2010年全年12期《大理文化》散文栏目的编辑工作。

退休后的乃光老师依旧豁达开朗，除了继续笔耕不辍之外，还经常到西洱河游泳强健身体。他也时不时到文联小坐，与期刊编辑聊天。每次进我办公室，他的口头语是：“泽文老文友，最近又读什么新书？”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坚持阅读。

杂志社新来的年轻编辑，也时常向乃光老师约稿，乃光老师也每年提供几篇散文作品刊发，他的文字，越来越老道和充满睿智。2015年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乃光老师第三部散文集《蓝洱海，白月亮》，其中收录的散文，相较于先前所写的散文，体现了“在场写作”的新特点，创作维度也有了新拓展。他已充分认识到，对于一个散文写作者，其实看见一种事物要比想象一种事物困难得多，因此他将自己置身于苍山洱海间的写作现场，努力呈现自己的真实“看见”和亲身“遇见”，避免笔下容易出现的一味“想象”与凭空“美化”。乃光老师也由此写出了苍山洱海独有的风景，书写了风花雪月“最大理”的散文作品。

由于女儿和儿子相继在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发展，乃光老师和爱人便选择时常到北京居住。如此一来，他来文联小坐的次数少了，但他在北京还是能坚持给《大理文化》写稿。后来他在北京做了一个大手术，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也因此元气大伤，身体便越来越虚弱了。由于需要静养，我们也不再向乃光老师约稿，也不再轻易打扰他。而我最后一次面见乃光老师，已是两年前了。

2021年10月底，我女儿结婚，鉴于乃光老师不在大理，本想不告知于他，但考虑到今后他会埋怨我的，于是还是拔通了他的手机。乃光老师在北京的居所接听我的电话后很高兴，他说“这就对了，你应该告诉我的，你女儿我也是看着长大的，你要给我表示心意的机会。”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与乃光老师最后的通话。

由于疾病原因，乃光老师悄然回到了大理，深居简出，而我还认为他一直在北京，直至1月10日上午刚上班，听到不幸消息时才知道他已回来一段时间了。于是与州文联主席汤培德、州作协主席纳张元、州评协主席杨义龙，一同匆匆赶到殡仪馆，见到了乃光老师的儿子张帆正在接洽殯葬事宜，悲痛中的年轻人告知培德主席：“家父于今天（2023年1月10日）凌晨1时25分，因病医治无效去逝，享年74岁。”下午，乃光老师的家属分别以微信和短信形式，给亲朋好友发了讣告，明确表示“只在殡仪馆设灵堂吊唁，不举行缅怀仪式，不设宴席”。大家明白，正值疫情非常时期，一切从简。

乃光老师不幸逝世，网上很快出现了不少追思纪念的文字。在微信群中，许多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纷纷发文、发帖、跟帖和转帖，表示深感痛惜和沉痛哀悼。在网络世界里，人们自发对乃光老师的悼念活动，可谓反响不小。

1月11日，云南省作家协会发了唁电，“对张乃光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唁电中称：“张乃光同志潜心创作、以散文见长，他提携后学，为大理文学、云南文学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月12日上午10时，在充满凝重氛围的殡仪馆，我与单位领导和部分同事一起，面对乃光老师的遗照含泪鞠躬告别。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对即将退休的我而言，缅怀逝者风范，不免沉思寻常往事，以至于师生情故，文友情谊，同事情缘，念兹在兹，释兹在兹。于是每每择时独坐书房，郑重地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着与乃光老师过往的一些文字。在这时断时续的静穆行文过程中，少不了时常起身默然注视书柜里的黑灰色砚台。这个材质考究、雕刻精美的凤羽砚台，是20年前我首次购房迁居时，乃光老师带着爱人李泉茹老师登门祝贺赠予的，只因一直舍不得磨墨使用而当作一件艺术品来永久珍藏。

睹物思人，音容宛在。时间也许会让人忘记许多人与事，但我相信，有些人纵使远去，却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有些事即便过去，也会长久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

此生能结识乃光老师，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