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当我又一次跨进市教育局局长的家门时，局长垂下眼睑，摆摆手，一脸严肃地说，可以，但文联必须还我一个像你这样有教学经验的，并且又考入师范大学深造以优良成绩毕业的人。说千道万就是不同意我软磨硬泡要求的放行。

我调到大理州文联工作，颇费了一些周折。主要障碍是当时我在学校教高中物理，而那时为了维护教师队伍的稳定，制定了一个原则上不能从教师队伍中选调人员的规定。虽然有不少学生及家长也认为我是一个好教师，不应请求调动，但当时我确实已痴迷文学而不能一心扑在教学上了。有一天，我走进教室登上讲台，抬眼一扫，发现教室里多了个人：头发花白，坐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是教育局安排人来实际考察我的教学水平了。由于头晚我在熬夜写诗，未好好备课，教学效果平平。结果，这教学生涯中的一次败笔帮了我的忙——我的调动获准了。那是1984年的事。

来到新单位上班，最喜欢文联机关老院子古色古香的情调。这个院子，是20世纪40年代喜洲商人建盖的，华丽而别致，是下关城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典型的三坊一照壁白族庭院，如今已作为保护文物供人参观。院落的正房朝东，面向照壁，是州民政局的办公室，北楼也是。南楼归文联使用。

文联的日常工作是编辑机关刊物《大理文化》。每天“咚咚咚”上楼，在中间的屋里坐下，埋头看稿、改稿，有作者来访，抬起头，目光越过摞在桌上的山一样高的稿件，热情地打个招呼。

负责地处理作者来稿，给作者写附有修改或退稿意见的回信，是我那时养成的习惯，以后到《春城晚报》编副刊，这习惯也一直被保留下来。当然，收到退稿信，作者在当时或许会感到不快（因为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的稿子写得不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他会修正自己的看法，并对编辑认真负责地处理他的稿件持肯定态度。

很多年前，我到某县参加一个会议。开幕的宴会上，该县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突然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连声对我说感谢。谢什么呢？我愕然。结果他告诉我，他至今还保留着我写给他的退稿信。并说，那些恳切的修改意见，对他提高文字能力起到了激励作用。前两年，一位厅级干部退休，请他的老领导吃饭，竟然也把我请去了。酒席上，他不断念叨早年他一篇因太长而无法在我编的版面刊发的文章，被我转荐其他刊物，终被刊出的事，道谢之声频频。这样的事例不少。地方文史专家周城人赵勤，还于前段时间把我当年给他来稿的回信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表达怀念之情。当时只道是寻常。当初的一点尽责，一点善意，想不到有人始终记得。

当然，从事编辑工作，也可能收获腰颈酸痛和眼目昏花。在大院里面对稿件坐久了，有时我会一个人到不远的西洱河边走走。这是一条少见的向西流去的河，是洱海的出水口，先汇入漾濞江，再汇入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的澜沧江，流经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最后注入南中国海。这条河因唐代的天宝战争而进入白居易的那首诗《蛮子朝歌》中。河畔早已找不到“箭孔刀痕满枯骨”的痕迹，是粼粼波光轻轻抹去了历史深处的血与泪，有依依杨柳悠悠舞动在时代的暖阳和甘霖中。这静静流淌的河水，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也会漾起涟漪或溅起浪花。这时我就会想，我们作者写的、在我们刊物上呈现的文字，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的涟漪和浪花吧？也许它们只是微弱的闪现、短暂的耀亮，但终归也是要汇入人类文化的大海洋的。没有点滴，哪有汪洋？这样一想，就对自己的工作价值有了一种确切的认定。到这里吹吹河风，被文字搅缠得晕晕乎乎的脑袋瓜，立马神清气爽起来。

临河不远，有一处主要供大理州委、州政府接待宾客的所在，名叫“洱海宾馆”。内有白族风格的小庭院，清幽宁静。有外地作家、艺术家来大理采风，我们也会到这里为之预订房间。

我调到文联后，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蔡其矫先生。这位浪漫诗派的杰出代表，8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泗水，20岁时回国参加抗战，后入延安鲁院学习。194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曾官至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宣传部部长。但他后来淡出仕途，成为专业作家。印象中的他，宽脸膛，肤色较黑，头发短而有点卷曲。到大理时，他身穿一套工人师傅们常穿的劳动布工装，脚上的旅行鞋，灰黄灰黄，似敷了一层泥，朴素得很。我陪他游览了洱海、蝴蝶泉（他后来写下短诗《洱海月》《大理》收入他的诗集《醉石》中），以后又到劍川石宝山、剑湖边采风。一路的闲聊，使我获益匪浅。他向我极力推荐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聂鲁达、惠特曼的诗歌（他翻译的《聂鲁达诗选》至今还安放在我的书橱），向我介绍提高文字功力的个人经验：多积累名词、用好动词、少用形容词。他与艾青交好。他对我说：“要多和优秀的人做朋友，尤其是年轻时代。”他处世的一种哲学是：“共处一境时应该相濡以沫；各有天地时不妨相忘于江湖”，很有点老庄之风。前一句话，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交友观。后一句话，助长了我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独立不羁倾向。

山水的秀美和人文的瑰丽使得大理成为一个巨大的诱惑。来大理观光采风的作家、艺术家络绎不绝。可以开列出一大串我们接待过的全国名人：乔羽、王忍之、尧山壁、谢大光、魏巍……省内的文艺家就更多。乔羽对大理爱得连当地的石头都想多带几块回去。王忍之和蔼亲切、平易近人，回北京不久就出任中宣部部长了。谢大光喜欢集邮，天色晚了，还要跑到邮局去盖纪念邮戳。接待工作让我有了很多与名人接触的机会，既增长见识，又学到了经验，偶尔也难免感受到名人的庸俗和浅薄。进而明白，成名的因素很复杂，做人其实比成名更重要。人和人相处，有白首如新，亦有倾盖如故。我和尧山壁这位河北省作协的老主席，关系属于后者。接待他时，我已经开始忙着调往昆明。他却劝我说：“从写作角度来说，你还是应该留在大理，深耕这块土地。”虽然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所有的经历都不应该或者不会让人后悔。况且，曾经到我办公室一坐的周国平在他的《人与永恒》中所说的“生命之流失去落差，终成死水一潭……告别你所熟悉的环境吧，到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的人来往，从事陌生的事业……能否从零开始，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靠尺度。”这句话，与我的想法完全合拍。但在并非深交的情况下，山壁老师能给我那样的忠告，多么难能可贵。对大理进行深耕，写出不愧于这块土地的佳作名篇，我更寄希望于大理的诸多文友。

到文联从事文字工作，使个人爱好和职业相贴近，真是人生幸事。不过那时的工作条件较差。一期杂志印好了，我们就推着编辑部拥有的一辆手推车，将其中的一部分送到邮局邮发，其余的拉回文联院子，装信封，寄赠州作协会员和相关人员、单位。印象最深的是进出大院时上下阶梯和过门槛。“加油，加油！”我们弯腰弓背齐心协力，拉的拉推的推，呼哧呼哧使出浑身力气，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

那辆手推车是我们工作上的得力帮手，不啻宝马香车。不光是运送刊物，就是接待外地宾客，我们也常常推着它穿街过巷到汽车客运站，把来客的行李箱放上去，推着，在路人的目光中，带客人到宾馆安歇。

那时州文联的工作人员有文联副主席杨崇斌，《大理文化》副主编、著名大理史学专家施立卓，美编是画家方世雄，财会是王莲花，摄影家王仲宽。不久后，刚从云南大学毕业的朱洪东也被分配到文联当编辑。人不多，大家相处得像一家人。

《大理文化》这份杂志，在我刚调文联之初即已在我省的地州刊物中较为亮眼。依稀记得，当时的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永祺到大理调研，把《大理文化》“三为主”的办刊经验向上级作了汇报，于是这个经验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和褒扬，《大理文化》也被列入全国32种好期刊之一。这自然是很光彩的。据说在一次州级三干会上，因为这件事，崇斌老师还被州委书记叫站起来，让大家看，进行表扬。何谓“三为主”？就是在办刊中，以“本地题材为主，本地作者为主，本地读者为主”。坚持“三为主”的原则，极大地强化了刊物的民族特色，在当时，既能被上级肯定，也受群众欢迎，毫不奇怪。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能一成不变，特别到了互联网时代。至少“本地读者为主”这一条需要突破。在1991年《大理文化》第一期的卷首语里我曾这样写：在内容和形式上，刊物将一如既往地朴实，如我们脚下的土地；在情致和格调上，刊物将一如既往地真挚，如我们身边的人民。它将始终保持着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不愿固步自封。翻看如今的《大理文化》，它在各方面的进步十分明显。不过，我觉得千变万变，有两条可能不应改变，这就是我们一直所秉承的：一是选用稿件不分亲疏，摒弃门户之见，质量为上；二是编校和装帧设计排版一丝不苟。

我和王仲宽差不多同时调到文联。那时还没进行“房改”，职工住房由所在单位安排。文联没有住房，我们两家就只好蜗居于办公室楼下的厢房里，在阶台上做饭。

住房狭小，但院子不小。下班以后，那青石板铺就的大院，就为我们两家人所独享。

月光如水的夜晚，大院一片静悄悄，楼房的飞檐翘角，剪影一般与我们对望。有时会隐约传来一阵歌声，那是不远处白剧团的歌手在练嗓。我总觉得，白族民歌总体上有点忧伤，而这种情调，最能在大院的静夜拨动一个人的心弦。

大院也有热闹的时候，那是作者朋友来闲聊了。

据有些全国著名编辑回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运动”不断，人们“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年代，编辑和作者都不会相互检举揭发。在讲求和谐的年代，在大理这样的友善之邦，两者之间，更是情同鱼水。经常来编辑部坐坐的作者有杨腾霄、谢荣贵、赵泽，还有在大理师专（现在的大理大学）读书的纳张元，魏向阳，驻大理部队的军人谭中兴……也有从县乡来的作者，如曹劲鹄、杨建宇、李智红、魏华等等。

有些作者还会在大院和我们共进晚餐。是时，阶台上的电炒锅，滋滋冒着热气，香气四溢，直冲霄汉。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觥筹交错间，话题不离诗歌、散文、小说。鼓荡起一腔狂放之气吧！有点醉意了，留着一下巴美髯的杨腾霄，会放嗓唱一曲《白月亮白姐姐》，歌唱得不太专业，但他一抹胡须、扬头微笑的派头，真是好一个潇洒了得。朱洪东在云大读书时，是银杏文学社的社长，诗人气质十足。但大家都认为他如果去当歌手，可能会唱红半个中国。当他浑厚的男中音响起时，大院里回音四起，让在座的年轻女作者心尖发颤。朱洪东在我调昆明之后不久也调到省里工作了，如今是省委机关的一名副厅级干部。

那时候，在广大作者及文艺爱好者中，州文联很有号召力。记得云南日报《周末》创刊时，一位编辑到大理组稿，请我们帮忙。一通电话打出去，响应者众，来参加组稿会的人，竟然把一个能容纳近百人的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让这位省报编辑感叹不已。

当然，与作者偶尔也会产生龃龉。一位资深作家，与我关系本来很好，但在一次州级征文评奖活动中，他的一篇文章落了单。也许文人多为性情中人，他勃然大怒，不问青红皂白来到大院对我作了一顿臭骂。那时我还比较年轻，但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忍了下来，却也懒得向他作更多的解释。是的，那篇文章写得很好，但在评奖时，有人提出他的文章除在本州報刊发表过外，还在《滇池》发表了一遍。而那次征文的评奖范围仅限于在本州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更主要的是，在当时，一稿两投被视为不太合乎规矩，算是有了硬伤。他的文章就是这样落的选。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没有价值。如今省察此事，我觉得在那次评奖中，自己虽然不是一锤定音的人物，但说话还是有一些分量。如果为之力争，情况可能会有不同。是我的刻板和僵化，造成了他对我的隔膜，至今心存芥蒂。一份友谊就这样断送了，有点令人遗憾。

不过，总的来说，那时的我工作是很卖力的。一份文化刊物的文学部分，小说，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个重头戏。而大理州的文学创作，小说偏弱。这对我的编辑工作形成了一个挑战。需要从大量的来稿中淘出可用或基本可用的文稿，然后和作者沟通，如此这般，提出修改意见。有时候，需要几个往返，一篇作品才趋于成熟。那时候，在小说创作中比较勤奋的一个是农民作家阮镇，另一个是工人出身的谢荣贵。当然还有杨腾霄（他的短篇《云在洱海上空》写得颇为精彩）以及王学俊、王学义兄弟等等。阮镇的作品我们刊发了不少。他有较厚的农村生活底子，对务农人的酸甜苦辣比较了解，也善于编故事，作品较为接地气，颇受一些读者欢迎。缺点是有些情节包括文字俗了些，挖掘不深，思想含量偏少，审美情趣有时显得偏低。谢荣贵偏重书写市民生活，作品烟火气浓，故事性强，但也有同样的不足。这也许跟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有关。当然，有些问题，是他们成长的时代造成的。当年跟老作者们交换对他们来稿的意见时，我会跟他们说，没有思想含量的作品算不上好作品，而缺乏诗意的文章都是索然无味的。这也是我个人的文学观和写作标杆上的一个刻度。我希望他们多读古今名著，争取更上层楼。我调昆明后，谢荣贵写了部长篇小说《石女》，寄赠了我一本。近两年没有这两位作者的音讯了，不知道他们可还安好。如今的年轻一代，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能够阅读到的书籍也多得多，这是一种优势，但比起老作家来，似乎又缺少些生活的历练和对底层疾苦的感同身受，这是新老作者可以长短互补的地方。当然，有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未必容易了。当编辑的人，往往会沦于眼高手低。

好像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编发了一篇谢荣贵创作的短篇小说，标题我记不清了。内容是一个官员有婚外恋情，常常偷偷与情人幽会。为了防止被人认出，不暴露本来面目，他穿风衣戴墨镜，精心化妆，去往会面地点时，一路探头探脑，行动鬼鬼祟祟。他用一些细节，把这些情节写得活灵活现。作品属于反腐题材，只是当时的官场风气较好，因此这样的揭露，现在看来是太小儿科了。想不到的是，文章发表后，我们竟然被告知刊物出了问题，要作检讨。问题出在哪里呢？苦思冥想也想不出这检讨该怎么写。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一位官员正被类似的流言蜚语所困扰。关于他，社会上传说的一些细节，竟然与小说中的描写相仿。我们就被怀疑是在为这种流言推波助澜。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好在流言总是来得快，去得快，要我们写检讨的事也就很快不了了之，我们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件事，算是我在大院的编辑生涯中的一朵小浪花吧。一个编辑，肩上的责任堪称重大。因为白纸上落黑字，影响较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良影响。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必须做到的。到《春城晚报》工作以后，这样的观念，时时会在我耳旁警钟一样敲响。

那时候，我做了一件在当时算得上有创新色彩的事：每年都向全州作协会员印发表格，统计他们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作品，然后将这份成绩单寄呈州委宣传部和州五套班子办公室进行汇报，对作者们起到一种鼓舞作用。

举办笔会，是为作者成长和脱颖而出创造的一种条件，提供的一次机会。那些年，在省作协的协调下，形成了举办滇西八地州（后来“地”改“市”了）笔会的做法：由楚雄、大理、临沧、保山、怒江、德宏、丽江、迪庆的文联轮流作为东道主，每年在当地举办一次。

滇西怒江笔会的大理作者是我带队参加的。记得楚雄州的带队是黄晓萍，保山地区是由后来的云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周文林带队，临沧地区的带队则是后来的省台办副主任（巡视员）段林。《边疆文学》的欧之德莅临指导和组稿选稿。我和黄晓萍作了大会发言，交流自己的一些创作体会。我讲的主要内容好像是来到一个地方，首先应该去史志辦、文化馆站去看看，在那里可以窥探到当地在书本或口述中的历史、风物，算是进行一种总的了解。其次是到菜市场，那是一个连接千家万户、烟火气氤氲的所在，肉食蔬菜，你买我卖，讨价还价，气象万千。到菜市场看看，可以认为是对一个地方进行横向的触摸。一个地方的古往今来、过往当下，尽在两个场所作的概略性的展现。我也说到了作品的推陈出新。我的观点是，推陈出新，既要相对别人更要相对于自己。要在写作上不走旧路，不落窠臼，语言运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要让自己的叙事风格焕然一新，不妨把自己常用的字词列张表，而在新写一篇文章时，尽量避免使用表上的字词。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会与之前的有迥然不同的感觉。与会文友都觉得这个办法很新鲜。其实这个办法是我1985年去哈尔滨参加中国散文诗学会首届年会时，从诗人刘湛秋那里学来的，虽然属于二道贩子贩卖的陈年旧货，但由于它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因而也较为引人关注。

从大理来到怒江，从自然环境来说，一则明山秀水、草绿花媚，一则大江汹涌、山高岭险。在历史文化方面，一个有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的厚实，一个有边地少数民族的瑰丽。完全不同的山水人文，给了大理作者一种全新的感受。枕怒江的涛声入睡，能把它误当为同室文友的鼾声；望溜索上的傈僳汉子过江，那渐远渐杳的身影，可以被想象为一朵飘然而去的蒲公英。江边沙滩柔媚的线条，片马风雪垭口公路的奇险，还有石月亮的奇妙，怒江第一湾的壮美。入眼入耳，都可为诗为文。而与兄弟州市文友的砥砺切磋，也开窍启悟，胜读十年书。

文学笔会，确实能让人扩展眼界，收获见识，收获友谊，让人生多些经历，让经历多些色彩。有意思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学男女大都多情，几日的同车共辇，促膝并肩，不免有人在心灵交汇中产生情感火花。也确也有那么一两个小年轻，偶尔会失踪于大庭广众而约会于花前月下去喁喁私语。虽说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但我们也不愿发生婚恋上的推陈出新。于是有人建议，以后举办笔会，最好别超过10天。应在大家情感始热未烫之际倏然画下句点，就像炒菜要讲求火候，不要待其发出焦煳之味后再撤火。此为说笑。

由大理州文联作东道主的滇西大理笔会。也由我扮演重要角色，方世雄、王莲花、王仲宽等一干同事的协助也颇为得力。在 “仿佛英国的剑桥”（老舍语）的大理喜洲小镇，一院院“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风格的民居让与会作者大为惊叹。人们久久端详一副“人在名利行走，心在荒村听雨”的对联，品味当年喜洲商帮的心曲。最是一进三院的董家大院，穿过一重又一重盎然古意后，眼前突然出现一栋法式洋楼的感觉，耐人咀嚼。把一份意想不到藏在深处，这对我们写文章能不能有一些启示呢？南诏发祥地巍山的圆觉寺和玄珠观，又分别称为大寺和小寺。但由于玄珠观的面积比圆觉寺大，当地就有“大寺不大，小寺不小”的俗语。其谐音是“大事不大，小事不小”。以处理小事的心态处理大事，以处理大事的态度处理小事，这可是辩证地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满含哲理。启示真是无处不在啊！巍宝山文昌宫的松下踏歌壁画，是对至今仍被彝族人民喜爱的一种歌舞的历史记录，也让与会作者兴趣盎然。这次笔会，体现出了大理州文联的组织能力，为兄弟州市的文学作者了解大理提供了便利，为他们宣传大理提供了素材。笔会落幕，大家不禁一起轻声唱起了《大理三月好风光》，依依惜别，互道后会有期。

新秀笔会是我们举办的又一次重要活动。参加笔会的人员，都是大理州的新锐作者。在笔会期间，他们奋楫争先，写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作品。以后也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赓续前行，如今一个个都著作甚丰，成为全省甚至全国的知名作家。

1991年，全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理州文联和大理电视台联袂举办了一次诗歌电视大奖赛。全州的诗歌写作者几乎都被动员起来了。一时间，大院里来往出入的，皆是投稿之人。稿件堆积如山。朗诵人才一时变得炙手可热，涌现出了不少金嗓子。文润生等一干电视台的能人大显神通，编导、会场设计、安排金牌播音员充当主持人……诗歌和朗诵约会，以电视作媒介，这种形式在当时很新颖，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时任大理州州长的李汉柏也来到比赛现场观看。省文联老领导、著名白族作家杨苏激动地当场发表讲话，说即使在省里，也未必能办出一场这么好的活动。后来，作为积极组织者，我受到了州委组织部、州委宣传部、州文化局、州文联的表彰。

岁月匆遽而事业长存。数点往事，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诗句不觉涌上心头。

杨美清老师调到州文联，应该是80年代中期稍后的事。那时杨崇斌副主席身体不好，病休了。美清老师担任副主席，主持工作，立卓老师也是副主席了，主管刊物兼编文史类稿件。我主要负责小说、散文的编辑。成为副主编后，统筹文学类稿件的任务也就由我承担了。朱洪东编诗歌。

美清老师是当时被称为“文学三塔”的老作家之一。所谓“三塔”，是指大理州当时仅有的三个全国作协会员。其他两位是老作家樊斌和那家伦。

文联职工的住房是个老大难问题，不像现在这样，办公地点一搬再搬，越搬越宽敞漂亮。美清老师调来后，这个问题更显突出。王仲宽和我，曾多处考察寻找可作为宿舍的地方，我们甚至一度对当时天宝公园里的几间荒废平房打过主意。天宝公园是天宝战争阵亡将士的纪念地，比较冷清，在阴雨天或者平日的黄昏，甚至有点阴森。我们想到了那里，可见住房的窘迫。后来经过比较，决定把大院外侧的一排简易平房改造一下居住。后来，美清老师和王仲宽就搬到修整以后的平房住。我继续住大院，在楼上增加一间住房。有一个小插曲是，院外的平房有一间闲着。那时我的小姨妹要结婚，我们就暂借作为她的新房。可没几天她的新房就被撬开，购置的结婚用品被尽数偷走。

杨、王两位的房子不好住，特别是美清老师的，下雨就滴漏。不断地打报告递交申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是当时文联的一个课题。然而，在事情有了一些眉目，并即将召开文代会选举美清老师为文联主席之际，美清老师在骑车上班的途中，突遭车祸，猝然去世。

由于美清老师待人和善，更由于他对大理孜孜矻矻、不遗余力地书写，为大理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也由于他离世的突兀，消息传开后，人们纷纷自发地前来悼念。

设置了灵堂的大院，哀乐回环，挽联飘拂，人头攒动，悲情流溢。出殡时，竟有数千人为之送行，胸前戴小白花的人，站满长街。

“咣啷。

马达的轰鸣无法吞没那一声金属的撞击。自行车的座椅上，跌落一角蓝天。雨意阴沉，血，血，血…这是不该出现的偶然。

一种腥咸温热地漫溢，一出悲剧殷红地绽开。”

在一篇对他的悼念文章里，我这样写道。

“我曾读过一篇你对死有所描述的文章。你写道：据说人死的一瞬间眼前会涌现一片美丽的蓝色。你写得那么达观，那么安然。或者化为扫荡硝烟的狂飙，或者成为溅染东方的色彩，甚至当一名与病魔屡败屡战的斗士。你明白人生的必然归宿，也清楚通达它的各种路径。然而你万万没有想到：你生命的最后火光，仅为漫不经心的骑车者亮起了一盏红灯。一篇文章被粗暴地删短。一席讲话被霸道地打断。一串笑声被无情地寂灭。步履匆匆，步履匆匆，還有多少事业等着你去完成，你竟这样不情愿地辞别了为之奔忙不息的生活。”

……

“我们的最后一次分手，你显得不同寻常地客气。那渐渐远去的背影，曾使我稍许凝视，心中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一种预感或先兆吗？不，我倒宁愿它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不然，我真要万分愧悔于未能及早提醒你多加保重了。”

在文章里我这样回忆。

“值得愧疚的事真不少，尽管有些并非我力之所及。比如你卧室的蚊帐上，一直安放着一只接漏雨的脸盆。你一生俭朴，从不追求享受；你一生辛劳，从不抱怨生活。

我们的机关已经开始建盖住房和办公楼了。美清老师，你离去得实在太早！”

接下来，我在文章里写下了以上这些话。

记得法国诗人英格索尔曾用他的诗句向人们发出过一声沉重的拷问：“每一只摇篮都在问我们/你来自何处？每一口棺材都在问我们/你去往何方？”美清老师辞世引发的哀思，使我明白，这位白族人民的螟蛉之子，虽未建立惊天动地的伟业，亦未写成轰动世界的巨著长篇。但从安徽来到云南大理，他用自己的笔，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而凡是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人民都会在心中为他留下应有的位置。所以，就会有千百种笑颜为之降下了半旗；千百床眼帘为之垂挂着挽联。书法家马福民先生撰写的“洱水波沉苍岭披白悼大理文坛明星陡落；巢湖声咽黄峰泣红愿南疆皖子英魂永留”的挽联，我一直记得。

美清老师罹难于一九九九〇年五月四日八点十分。这是一个被镶上了黑框的时刻。时年他五十九岁。

1991年11月，我收到了调用我到春城晚报报社工作的通知。而此前，我曾作为云南代表团的团长，赴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手上还留有紧握王震、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后留下的余温。那时的我，还真有点意气风发的感觉。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在奔赴昆明的头一天，我承担了一个接待任务：陪同魏巍、周良沛一行游览蝴蝶泉。写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名动四方的魏先生，面色白皙，举止儒雅，是一位谦谦君子。一路坐车，记得他曾对我的陪同表示感谢，并祝我第二天赴昆一路顺风。已经记不清他还讲过什么其他话语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说话不多的人。遗憾的是，我竟然未邀他照一张合影留念。

我与文联老院子结缘，以接待蔡其矫始，接待魏巍终。这样起步和画下句点，自然不是什么命运的隐喻，但这样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弥足珍贵。

在即将离开大理之际，我很及时地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新的文联办公楼和宿舍已经竣工。我的在同一个屋檐下与刊物为伴，以文字为友的师友们即将迎来乔迁之喜。真诚地祝福他们。

坐在驶向省城的大巴车上，我在心中默默地念叨：别了，沉积了我八年光阴的老院子！亲爱的良师益友们，我们曾经相濡以沫，以后也许会相忘于江湖，但我相信，彼此心中的那盏互相照亮过的灯，始终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