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楠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 金朝与南宋对峙，天下五岳，金朝已有其四，唯有南岳衡山在南宋境内。金世宗时，官方规定，于河南府登封县嵩山“遥祀”南岳衡山。金朝对南岳之神，采取了低调化处理，以流传于河北、晋南一带的崔府君“代祭”之，号称“亚岳”。金朝对南岳的诸种祭祀方式，集中反映了其欲为“中国正统”的政治诉求，这一历史遗产日后亦为元、明两朝所继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五岳祭祀是中国古代“礼制”中的重要一环，“大一统”王朝的皇帝，或行封禅之礼，或加五岳爵号。南北朝、宋金对峙时，双方籍此宣示正统。专攻古代五岳祭祀的牛敬飞指出：“五岳祭祀之礼延续两千余年，还有很多内涵亟待发掘。”①以金代而论，从前人研究成果分布看，多就五岳祭祀整体或金朝境内诸岳进行研究，对南岳往往一笔带过，未对文献中并存的“遥祀”“代祀”说予以辨析。笔者对此予以探讨，绝非简单判断某说为是，某说为非，而是将更多的关注放在相关文献、史料的源头、生成、传播上，揭示金代南岳祭祀所反映的正统观及后世历史的变迁。

一、“遥祀”说

金代官修《大金集礼》云，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所定岳镇海渎祀仪，云：

外，南岳衡山、南镇会稽山，权衡遥祀于中岳嵩山。②

据任文彪考证，《大金集礼》系金朝礼部或太常寺礼官编纂，成书于大定末年，是一部以礼仪制度为中心的会要体文献。《大金集礼》是《金史·礼志》的重要史源，今本《金史·礼志七》岳镇海渎部分，主要是大定四年(1164年)所定祭祀仪注，出自《大金集礼》卷34《岳镇海渎》③。《大金集礼》系金朝礼官编纂，所据者乃金朝官方所藏档案，其权威性、系统性是不言而喻的。按《大金集礼》所载，金朝官员于中岳嵩山“遥祀”在南宋境内的南岳衡山，这一举动是经过多方面“权衡”的结果。“权衡”者无非是宣示金朝的正统地位，同时尽量降低南宋的“存在感”。地点选择在中岳嵩山，可能是考虑到中岳嵩山即是金朝境内“四岳”之一，同时距离南岳衡山最近。

《金史·礼志》岳镇海渎部分史源系《大金集礼》，但文字上略有改动，为：

立夏，望祭南岳衡山、南镇会稽山于河南府。④

《金史》将“遥祀”改为“望祭”，将祭祀南岳地点，由具体的中岳嵩山改为更高一级行政区划河南府。按，金代嵩山主峰“太室山”“少室山”位于登封县，登封县系河南府之属县⑤。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制定岳镇海渎常祀制度，《元史》云：

三月南岳、镇、海渎，立夏日遥祭衡山，土王日遥祭会稽山，皆于河南府界。⑥

马晓林认为，至元三年(1266年)前，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国家祭祀未暇定制，为了稳固汉地，故将汉地(金朝)原有的祭祀旧例进行简单重申”，至元三年(1266年)夏，“才正式定立了详细的常祀制度”⑦。从《元史》看，元朝未统一南宋之前，“遥祭”南岳衡山的时间、地点，皆因袭金代。

金世宗时，于立夏日遥祀南岳衡山于河南府登封县中岳嵩山，后为定制，被载入官修会要体文献《大金集礼》中，其制于元初尚为元朝所继承，元末史臣又根据《大金集礼》相关记载，将之载入《金史·礼志》，环环相扣，可谓铁证，学者从之者众，除马晓林外，认同此说者尚有安丽春、王曾瑜、王可宾、徐洁、张目、萧放、孔维京、邱靖嘉等⑧。

除文献记载外，金代“遥祀”南岳衡山于中岳嵩山还能得到建筑和民间传说的佐证。今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大金店村有南岳庙，登封地方志工作者除记述民间传说外，认为南岳庙“保留着金代建筑的规格样式”“基本保持了金代建筑风格，为河南省现存时代较早的一座金代木结构建筑”⑨。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南岳庙“传为金人占领中原后所建，现存建筑多为明清时重修”，较为谨慎⑩。于冰清、吕红医认为：“南岳庙大殿的营造特点反映了金元时期木构建筑的结构与装饰特点。”南岳庙奉祀崔府君，其主体建筑虽然有金代特征，但缺乏相关金石石刻的佐证，证明该庙自金代始建，即用于祭祀南岳衡山。今登封中岳庙主体建筑，已不见多少金代特色，然庙中《大金重修中岳庙碑》及承安五年(1200年)《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正大二年(1225年)铁狮俱在，既有文字史料，又有实物史料加以佐证。

当地民间传说将南岳庙与金朝名将完颜宗弼(兀朮)联系起来。1986年，登封南岳庙被批准为河南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树碑以示纪念，并将这一口传史料，以文字的形式，刻于石刻背面：

南岳庙位于登封县大金店中街，始建于金代，相传，金兀朮占领中原，全国五岳已居四岳，唯有南岳尚未达到，为表示要统领全国，随令“位配南岳”而建此庙。

按《大金集礼》，大定四年(1164年)，金朝始“遥祀”南岳衡山于登封，民间传说径直将首次祭祀年代提前二十余年，并将南岳庙之建与民间流传最广的金朝人物——完颜宗弼相攀附，不可信程度显而易见。类似的传说还有汝州市的北岳行宫，传为完颜宗弼所建，然金石文字证实，至早在金末元初时，汝州有北岳行宫，是否建于宗弼南征时，不得而知。

大定四年(1164年)后，金朝于登封中岳嵩山“遥祀”南岳衡山，成一代之定制。但《金史》《元史》所据之《大金集礼》，纪事下限迄于世宗末年。世宗后诸帝，《金史·礼志》岳镇海渎部分，增补《大金集礼》者，为章宗明昌时封五镇、四渎为王爵事。任文彪疑其出自金代纂修之《续集礼》。相关史料较少，可能元末史臣所据《续集礼》相关部分，或有阙失。“遥祀”南岳之制虽见于《大金集礼》，然至多说明世宗一朝，终遵此制。世宗之后诸帝是否仍于嵩山“遥祀”南岳，是否有变化和反复，均不得而知，且缺乏相关金石文字的佐证。至于登封南岳庙和民间传说，与《大金集礼》结合，看似有“二重证据法”之效，但究竟是金朝定制“遥祀”南岳之时，就修建了南岳庙，还是金末元初时人及后人根据金朝文献，被地方文士加以发挥，对传统文化资源展开争夺，“推动”了相关建筑的建成，不得而知。后一种事例则屡见于史，宋太祖“挥玉斧”之说，本系宋徽宗时，宇文常为了对抗宋朝中央“开边”的压力而创造，但南宋时，黎州竟有“划玉亭”的建设，使该说由书写、传述转向“实证建设”。于五岳祭祀，唐宋祭祀北岳恒山，本在河北曲阳。但金元时，地方道教人士制造和传播了“浑源北岳”说。明代时，此说被记入地方志并为《明一统志》采纳，河北、山西两地围绕北岳文化资源展开争夺，浑源方面配合北岳“飞石”说，建造“飞石窟”。至清代，浑源恒山被“钦定”为“北岳”。“遥祀”说，看似牢不可破，但其薄弱之处，在于金章宗至金亡这段时间，无相关文献加以佐证，《金史》未记载，不能证实依然遵从世宗之制或有无变化、反复，这一“空白”时间段的存在，使“代祭”说的出现成为可能。

二、“代祭”说

该说主张金朝曾以“崔府君”代享衡山之祭，或称“亚岳”。

自称 “世居武安，在磁(州)为属邑”的元初能臣胡祗遹(1227—1295年)云：

(崔府君)金国以宋祀未绝，江淮未庭，奉神代享衡山之祭。至元十五年，中书省奏：先是，南岳阻于长江，不获致礼，以崔府君摄享。金残宋灭，南北五岳通祀，府君封号难袭故常。圣旨增封“齐圣广祐王”。

胡祗遹生活在金末元初，云崔府君“代享”南岳之祭，所据为至元十五年(1278年)中书省的上奏，所奏来源，不外为官藏金代档案、询问“故老”、金末元初“旧例”等。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学者认同此说者，如王颋、鲍君惠、牛敬飞等。

称崔府君为“亚岳”最早者，为金朝遗老、史学家元好问，其云崔府君，“或谓之亚岳，或谓之显应王者，皆莫知其所从来”。已有文献无征之叹。宋燕鹏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征引了元代石刻及清人之《崔府君祠录》，认为“亚岳”之说可以得到元代金石文献的证实。笔者认为，宋先生征引的文献，在撰写时间上，似有重新探讨的必要，现述如下。

元磁州管军千户师德华云，崔府君在“金大定中，祀五岳以具神位”，因衡山在南宋，“诏以侯权之”。该文作于至大二年(1309年)。元人李钦所作记文，称崔府君“大定初封为亚岳，摄行南岳事”，石刻立于泰定三年(1326年)。元人王士纲所作崔府君庙碑，称金朝“命王(崔府君)权行南岳事，谓之亚岳”。作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以上文字去金代已远，在史料的可信度上，不及元好问、胡祗遹之文，师德华、李钦二文，将崔府君“代”行南岳事系于金世宗大定时，颇有“层累”之嫌。至于清人郑烺述及，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巡狩祀五岳”，对礼官言“北方有历代加封神灵显著者，可权岳祀矣”，礼官以崔府君对，“乃封为亚岳之神”云云，并未标注出处，可能系抄录方志或金石文献。

明确提及“亚岳”说之来历者，大德三年(1299年)，元人王德渊(广平永年人)所作《崔府君庙记》值得重视：

金有中原，以衡岳在宋境，命王(崔府君)权行南岳事，谓之“亚岳”。太(泰)和元年，郡幕官豆衍发所瘗墓志于西閤，得王世系、灵异事为最详，因请上党簿潘溪孟记之，亦磁人，文章德业为当时冠。金末兵乱，庙圮记完。

该段文字明确标注参考了泰和元年(1200年)金朝文人潘溪孟所作庙记。金末庙宇毁于兵燹，而此碑尚存。潘溪孟，应作“潘希孟”，刘祁云，“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为文条畅有法”，金宣宗之哀册、玉册皆系其手笔。潘氏系磁州人，以文闻名于时，王德渊所述与刘祁所记，并无二致，可见颇有来历。据潘氏所作庙记，至迟于泰和元年，已有崔府君“权行”南岳事，号“亚岳”的说法。至于是世宗朝，还是章宗朝，崔府君“权行”南岳事，已不可考。

牛敬飞认为，唐宋以来，由于道教与五岳祭祀的密切关系，“五岳除行朝廷正礼之祠庙外又立道教真君祠”。宋代出现了五岳行祠，“以东岳独盛，其余四岳行祠亦有萌芽。金元承宋五岳封帝之制，亦颇重视岳渎之祀，故诸岳行祠发展迅速”，山西地区因多山的原因“自金元起亦多合祠诸岳”。从文献记载来看，金朝所谓“代祭”“亚岳”之说，并非“钦定”金朝境内某座名山“暂代”南岳衡山，而是以崔府君“代享”作为人格化的南岳神，胡祗遹记载，磁州民对其云“自神灵(崔府君)之在祀典，宋金两朝虽加崇敬，而贵不过公侯”。北宋，崔府君被封为“护国显应公”。金朝所封崔府君之爵位应为“侯”。

金朝以崔府君“代享”南岳大帝之祭，号称“亚岳”，金章宗时已有此说，金末元初，该说在河北一带较为流行，金末文人潘希孟与元初能臣胡祗遹，皆为磁州人，或出于“桑梓之情”，对该说的流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元代中期，该说在华北地区已经成为常识性的知识，可能与道教存在某种联系。

三、金朝祭祀南岳的历史意义

邱靖嘉指出：“金人通过祭祀五岳表达国家的正统诉求。”可谓确论。熊鸣琴指出，金朝的“中国”认同，“中国”作为政权概念，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出于此种“政治正确”，金人将同时代的南宋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表现在金朝官方文献和部分私人撰述上(如宋金战争时期金朝文人的诗文等)。另一方面，金人“中国”观已经萌生出一种不论华夷种族，不论南北民族地域，皆可为“中国”的相对宽泛的“大中国”意识，表现在部分金朝遗民的观点中。金朝对南岳的祭祀活动，将此种“中国”认同的双重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金朝对南岳的“遥祀”体现了将南宋排除于“中国”外的正统观念，这种理念认为，南宋是偏安政权，尽管南岳在其版图，但南宋不具备祭祀南岳的正统性，金朝于中岳嵩山“遥祀”南岳才具有正统性，对于南宋自称“正统”，致力于“恢复”“重视”南岳衡山，可谓针锋相对，“精准”对接。金朝自称“中国正统”，不但见于金代文献，元人仍有如此认识者，阎复所叙元将宁玉灭宋战功，开篇即云，“天水氏靖康南鹜, 抗衡中国余二百年”，即认为占据中原的金朝为“中国”，而将南宋排除于“中国”之列。

金朝以“崔府君”“代享”南岳之祭，体现了部分金朝人认为南宋亦为“中国”的思想。据宋燕鹏研究，金代崔府君信仰已经流行于华北一带。作为拥有众多百姓信仰的神祇，金朝政府不能不有所回应，但崔府君信仰于金朝的正统性，是较为敏感的话题，一是南宋流传崔府君“泥马渡康王(宋高宗)”的历史传说，邓小南、王颋、宋燕鹏诸先生对此有深入的研究；二是华北地区的崔府君信仰，多与五岳之首——东岳信仰相联系。与高调“遥祀”南岳相比，金朝对于崔府君信仰的回应可谓煞费苦心，既要对百姓的信仰有所表示，又要避免让百姓过度联想到宋高宗及南宋政权，故采取“低调”处理。首先是承认崔府君信仰，予以封爵，但不与东岳信仰挂钩，而是“代祭”南岳，或称“亚岳”，“南岳”“亚岳”地位皆低于东岳。其次是封为“侯”，爵位要低于北宋时所封的“公”。这样的举措，无疑具有降低南宋政权“存在感”的政治企图，体现了金朝的“正统”诉求是高调宣称本朝的正统性，同时又不能完全无视南宋政权的存在，只能尽量予以“降低”，颇有无奈之处。

金朝在正统观的这一劣势，部分女真君臣亦心知肚明。完颜亮欲南伐，耨盌温敦思忠表示反对，完颜亮对其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尔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读书，可往问之。”完颜亮建议耨盌温敦思忠去向自己“读书”的儿子询问，无疑暗示不能“混一天下”者不可为“正统”，已经作为常识，被某些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女真知识分子所接受。金世宗虽高调祭祀南岳，但其统治的中后期，在礼制方面对前朝典故的态度是——淡化宋制，主采唐制，任文彪认为，金朝在制度、文化上并无优势，“由于南宋的存在，使得金朝君臣不能让自己真的相信宋统已绝”，故对北宋制度的态度极为微妙。金章宗为皇太孙时，曾建议摧毁北宋故都，不再看护北宋皇陵，左司郎中粘割没雅认为，应该继续维护北宋旧都与皇陵，不使宋人失望，为金朝计，最上之策莫过于搞好内政，“养威伺衅，以谋混一”。在粘割没雅看来，解决金朝“正统”问题的终极方案，就是等待机会，统一南宋，无疑承认了金朝不能完全无视南宋的存在。章宗时，讨论“德运”，最终确定为继承北宋火德之土德，正如刘浦江所论，此举为“宣称金灭北宋，赵宋火德已绝，故本朝当承宋统为土德”。在前代典故的引用上，亦不排斥北宋制度。金章宗时，对于本朝“中国正统”的自信心，有了明显增强，但还是无法完全“无视”南宋。泰和六年(1206年)，金军攻宋襄阳，宋人记载，金将有“年约五十以上”称“完颜相公”者，与宋襄阳知府赵淳“打话”。“完颜相公”称金章宗有旨，禁止杀戮南宋百姓，赵淳指责金军仍然杀害南宋边民，“虏言：‘不曾，都自安业，自家懑相近为一家人’”。金将公然宣称“南北一家”，无疑是承认南北两朝平分天下。金将认为宋金两朝文化相近，有同为“一家人”的思想，无疑是日后金朝遗民相对宽泛的“大中国”思想的先声。这种观点认为南北迟早会“混一”，金朝有主宰“混一”的可能。南岳无论是“遥祀”还是“代享”，不过是权宜之计，南北统一后，朝廷会派使臣祭祀南岳衡山。只是在时人的脑海中，大多数人不会想到是由日后的元朝完成这一壮举。

金朝“遥祀”“代享”南岳，有着欲为“中国正统”的政治诉求，这一历史遗产亦为元、明两朝所继承。虽然不能排除位于登封的金代南岳庙，建成之始，就“祭祀”崔府君。但亦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同前述金末元初时人“创造”浑源北岳说类似，借助元代崔府君信仰在华北的进一步传播，有人利用金朝“遥祀”南岳说，将登封的金代建筑“改头换面”为崔府君庙，造成“遥祀”“代祭”二说的合流，同时，登封地方知识分子也乐见这一“历史遗产”坐落家乡。元代“亚岳”说的传播，册封“亚岳”者已经由金末元初最早上溯至金章宗，明确变为金世宗，金世宗系离元朝最近且被推崇的“明君”，故相关传说与之攀附。杜洪涛认为，明朝建立后，大力整合华夏正统与历史记忆，包括取消辽金的正统地位，重构传统礼制，革除“胡俗”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金世宗作为“非正统”王朝的君主自然不再受青睐，修建南岳庙的主人相应换成了完颜宗弼(由于岳飞事迹的流传，宗弼无疑成为金朝第一“历史名人”)，登封地方士人和民间传说，亦不“排斥”这一“塑造”，而河南女真后裔，更是易于接受这一传说，维持自己家族的“历史记忆”。但元、明两朝，无论南岳庙始建者一变再变，还是传说愈来愈丰富，登封金代南岳庙的核心记忆——金朝追求“中国正统”，欲“混一”天下，从来没有发生改变，显示出金朝借助南岳祭祀追求“中国正统”的政治诉求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注 释：

② 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卷34《岳镇海渎·祀仪》，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下同，第329页。

⑤ 《金史》卷25《地理志中》，第593页。

⑥ 《元史》卷76《祭祀志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1902页。

⑦ 马晓林：《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⑧ 安丽春：《试论金代礼制的渊源、 特点和历史作用》，干志耿、王可宾主编：《辽金史论集》(第八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王曾瑜：《宋辽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等崇拜》，《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王可宾：《女真民族意识演变历程》，程尼娜、傅百臣主编：《辽金史论丛——纪念张博泉教授逝世三周年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徐洁：《金代祭礼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3、88、156页；张目：《古代国家镇山祭祀格局初探》，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6页；萧放：《从信仰之山到情感之山——论中国山岳祭祀礼俗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5期；孔维京：《金代岳镇海渎祭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42、46页；邱靖嘉：《金代的长白山封祀——兼论金朝山川祭祀体系的二元特征》，《民族研究》 2019年第3期。

⑨ 登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登封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0页；登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登封市志》(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