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胜 李佳易

高德胜，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特聘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曾任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2012—2016）、中国教育学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2013—2022）。小学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执行主编。著作与研究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首届优秀教材特等奖、上海市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多项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李佳易，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从伦理关系来看，家庭、学校、社区（社会）是不同的伦理实体，各有功能，不能互相替代。研究家庭作业最重要的是看家庭作业施行的伦理后果。家庭作业的普遍、长久施行，使家庭变成了“附属学校”；使家长变成了“助教”；使学生变成了没有下班时间的“上班族”；使学校没有边界、责任没有尽头；使社區变成了“学区”。家庭作业所带来的问题不容回避，需要理性地面对，寻找解决之道。

【关键词】家庭作业 伦理审视 伦理后果

提到家庭作业，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学者都会有一个惯性思维，就是只思考家庭作业多还是不多、重还是不重。如果从多不多、重不重这个维度来看，其实已经有一个预设了：只要不多、不重，它就是合理、合法、合教育的。也就是说，这种思维方式以承认家庭作业的合理性、合法性、合教育性为前提，所反对的只不过是家庭作业的过量、过度问题。

还有一个惯性思维，即将作业负担和学业负担混淆一起。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很多学生来说，上学还是很愉快的，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作业折磨人，就是因为要写作业，所以不愿意上学。不愿意上学是表象，不愿意写作业才是实质。

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忽视了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学校、家庭和社会是不同的伦理实体，每一个伦理实体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边界。如果一个实体的边界无限地扩大，侵入另外一个实体的边界，然后侵占它的功能，那么就必然伤及整个伦理关系。所以，我们在讲家庭作业重不重、多不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忽视了家庭作业是学校入侵家庭边界的“武器”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学生每天通过书包“把学校背回了家”。从这个角度看，家庭作业就是一个入侵的“武器”，入侵到学生家里的一个“武器”。家庭作业是否对正常的伦理关系造成伤害，这是我们过去很少思考的问题。

那么，对家庭作业进行学术思考，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概括起来，应该有这些维度：家庭作业的存在是否合伦理、是否合教育？家庭作业的实践操作和价值预设到底是什么？家庭作业广泛且长久施行造成的伦理后果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过去在研究家庭作业的时候很少思考的。

一、思考家庭作业的伦理维度

审视家庭作业，对它进行研究，就需要有理论框架和判断标准。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一，学校与家庭、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学校、家庭、社会是各有功能的伦理实体，不能够互相替代。这三个伦理实体之间如果互相替代，就会有很多问题，甚至会动摇整个社会系统。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惨痛教训。“文革”时，以社会代替学校，将学生放到社会上去，以社会为学校，对教育事业所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种无边界的做法，教育事业是直接受害者，但所伤害的又不仅仅是教育，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

第二，学校、家庭、社会是各有边界的伦理实体。每一个伦理实体都有自己的边界。阿伦特认为家庭作为私人的场所是个人的庇护所，使我们免于公共生活的打扰。学校不能把手伸到家里去，家庭同样不能把手伸到学校里来，不然伦理实体之间的关系就会混乱、扭曲，就会危及各个伦理实体的存在。

第三，不同伦理实体之间可以互相合作。每个实体都有自己的本体性职责，在这个职责以外，也可以给予其他伦理实体以支持、配合。需要强调的是，配合不是唯命是从、不是挟持。我们讲家—校—社合作，合作不是服从，合作不是一方完全听从另一方。比如，家庭要支持学校教育，而不是被学校支配；同样，学校教育需要支持家庭教育，但不是支配、挟持家庭教育。

第四，伦理实体既是实体的，也是成员的。各个伦理实体拥有不同的界限与功能，互相合作与支持但不逾界，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互相尊重但不越界。也就是说家长是家庭的成员，而不是学校的成员。成员关系的越界会造成正当伦理关系的错位，最终导致责任混乱、权利分配不清，进而使得各伦理实体成员（包括儿童）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第二个维度，就是学校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的前提和价值预设。学校和教师有权布置作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预设。我们以为它是天然合理的，没有人会去质疑学校是否有权布置家庭作业。通过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在家里面写作业，学校和教师突破了自身行为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将手伸进了家庭之中。也就是说，通过家庭作业，学校与教师突破了学校的空间与时间的双重限制，将自己的存在从学校延展到家庭。教师有没有这个权利，是需要思考的。

第二个预设是所有学生、家长和家庭都有写作业的基本条件。大家知道，写作业是有基本条件的，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条件。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一个卖卤菜的妈妈，她的小孩子没地方写作业，就在卤菜案板下面写作业。不是所有家庭的孩子都有写作业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还有一个心理与文化条件，包括家长的情感支持，作业辅导、协助和监管。

还有一个关于家庭作业的预设就是家庭作业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这个判断到底有没有数据支持？到底有没有全世界范围内大量数据的支持？如果大家都不写作业，学习成绩是不是还是这样？如果大家都写作业，多数人升学结果还是一样，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写作业？

第三个维度，是审视家庭作业的实践对家庭、对学生、对社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不厘清家庭作业的实际效应，那判断我们所预设的家庭作业的价值是有难度的。比如从伦理关系来讲，家庭作业是不是对家庭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学生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家庭作业对家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即家庭虽然是一个伦理实体，有自己的边界，但现在变成了“附属学校”。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附属学校，都是学校的附属单位。从时空的角度来讲，家庭成了第二课堂，学校通过家庭作业对家庭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了改造。

学生只要一上学，就只有一个稳固的身份：学生。正常说来，小孩子在家里的身份是家庭成员，到学校后他才是学生。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只要一上学，他只有一个稳固的身份，无论在哪里都是学生。然后我们要求每一个家长围绕孩子的学生身份转，帮助其完成学生身份所要求的任务，好像孩子在家庭中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这就像在说，孩子在家里面生活，但却是一个家庭生活的局外人。他们是在家学习的人，除了学习，家庭里的所有事务都与他没有关系。

按理说，一个家庭成员，要帮家里干活，要帮家里做事，要帮家里分担家务。但是，现在的孩子放学回来了以后，不但不承担家务，还需要家长把家务放下来，把家庭责任放下来，来帮他学习。

因此，家庭作业不但从时空的两个纬度改造了家庭，甚至还掌控了家庭的生活内容。进入小学阶段后，作业作为儿童生活的突出主题，充斥着孩子的童年生活。进入初高中阶段后，完成家庭作业已经成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或者说是“生活的主调”，很多学生往往要通宵达旦写作业。

当作为家庭中心的孩子以写作业为主要的生活内容时，家长的生活也被迫发生相应的改变。家长需要为孩子的作业殚精竭虑，甚至假期、周末的家庭生活都需要围绕着家庭作业展开。而当家庭作业成为家庭生活的主线时，家庭的情绪氛围、情感生活也被家庭作业所牵引，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会因为家庭作业而恶化。

家庭作业是刺破不同伦理实体边界的一个利器。本来家庭和学校是有边界的，现在边界全都给打破了。家长也变成了老师的“助教”：辅助监督学生完成作业，接受老师的评价。家长的双重身份让其备受煎熬。一方面，他们是子女的父母，既期望孩子有出色的学业表现，又为孩子过重的作业负担而心疼；另一方面，他们是老师的“助教”，有监督孩子学习的任务，但又因为自己失去自主休息时间而烦躁。

三、家庭作业对儿童在家生活方式的改变

作为家庭作业的直接参与对象，学龄儿童的生活也因家庭作业而发生改变。可以说，家庭作业产出了另外一个伦理后果，即学生成了不能下班的“劳工”。家庭作业我们讲的是homework，字面上看是“家里的工作”，但它实际上不是homework，是schoolwork，“学校的工作”要在家里来做，就变成了homework。家庭本来是生活空间，但变成了工作空间。“通过书包，学生把学校背回了家里”，他放学了，其实学校也被他背回家了。

这里面有一个权利和伦理问题，从学校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思考教师是否有权利管理学生在家庭中的活动。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是否有权在家庭场域中和家长共同安排自己的生活。比如学生去接受兴趣班，到社会上去玩，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追求，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学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权利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一定要继续完成学校的工作？

前面提及“学生把学校背回了家里”，结果是学生在家里的生活就变成了写作业。多余的课外生活，甚至吃饭、睡觉都要为作业让步。学龄儿童的心理与身体都处在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对周遭环境、对自身发展都有极强的好奇心。他们本应该拥有的充满探索、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生活被乏味的作业所充斥、所禁锢，所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家庭作业单一、枯燥乏味的特点，让儿童失去主动对作业维持持续性的注意力，家长就需要作为外在力量去监管孩子的作业完成情况。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由此简化成学习者和监督者的关系，甚至是一种过度监督的关系。不少学术研究已经揭露，亲子之间的作业互动，走向冲突的概率非常高。

家庭作业的另一个弊端是对孩子儿童人格发展上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创造性不足和服从性人格。孩子们天天在完成别人交代的任务，过的就是一种被安排好的生活。如果没有作业，很多孩子回家了反而会觉得无聊，感到无所适从，已经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作业，就在村里面生出各种各样的“事端”，生出“事端”就是让事情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激发创造性。现在的小孩回来，每天都是在家里面完成既定的内容，哪有创造性？他是做别人交代的事情，不是自己想办法让事情发生，生活也就变得单一化，易造成生活基本技能缺失。

还有一个问题，即我们学生的童年消逝。波兹曼认为现在的童年受电子媒介威胁最大。但是，我们有一个想法，这是一种双重的绞杀：一是电子媒介把学生吸引过去，沉溺于电子生活；二是做“无法下班的劳工”，放学了也要写作业，无法享受真正的童年。

四、无限的权利与无限的责任

除了家庭、家长、学生承担家庭作业长期实践的后果，社区也受到同样的“殖民”遭遇。并且，学校与教师作为作业的上游发起者，自身也遭到后坐力的波及。学校与教师可以享受无尽边界的权力，也就意味着要承担无边无界的责任。

如上所言，我们现在的学校正通过家庭作业不断向社区扩张、膨胀。在大城市里面，学区比社区重要；在农村里，社区因为学区低下逐渐走向衰亡。比如说，笔者去年回到老家发现，上小学时的村小是村里盖得最好的房子，但现在里面只有一个看门人，学生都跑到哪去了？都跑到更好的学区，跑到县城去上学了。因为小孩子到县里上学，父母就跟着小孩到县里去，村里面就没有人，学校也没有人。

学校不断扩张的边界使得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愈加突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学校的责任随着权力的扩张日益增加。学校的责任越来越大，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归结到学校，出了问题就问责学校。事实上很多问题都不是学校的问题，比如说电子媒介的问题，主要不是学校的责任。

教师同样也承担着无尽的责任。8小时工作制对于教师而言已是名存实亡。教师不仅要布置作业、批改作业，还要负责家校沟通。若作业布置较少，家长会埋怨教师不负责任；若作业布置较多，家长会抱怨教师将教学责任转移到家长与孩子身上。家庭作业作为媒介，让教师可以将权力延伸到学生家庭中，同样，作业的反坐力也让教师的责任无限扩大。

当前，每个人都成了“作业产品”（the products of structured schools of homework），这是作业社会化、学校化的另一个纬度。我们将作业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我们已经不再具备审查作业是否合伦理、是否合价值的意识与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作业无论对学生还是家长，都无法靠兴趣、热爱来维持，只能靠强制要求与利益诱惑来维持。

结语：家庭作业并没有那么天经地义

以上的思考仅仅是对家庭作业问题的初步分析，但已经预示了未来对于家庭作业的研究，需要超越数量的视角。因为从作业量、作业负担来审查作业伦理问题，依旧表明我们还在肯定作业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的视角所揭示的问题可能与其所掩盖的问题一样多。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指责学校、埋怨教师。教师、学校同样是家庭作业的受害者。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学校、家庭、教师、家长、学生、社区公民在教育关系中的位置，要各就其位，不能够混乱，不能用一个角色、一个伦理实体来支配所有伦理实体。

重新认识家庭作业对这些伦理实体和伦理关系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就要超越家庭作业的框架，思考家庭作业设置的必要性。我们起码可以想象废除家庭作业了以后，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废除家庭作业，我们又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如果无法废除家庭作业，如何最小化家庭作业所带来的伤害？这些都是关于家庭作业学术研究所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王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