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成 宋 卿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

〔内容提要〕 金朝海陵正隆前后，参照北宋登闻鼓制度并加以革新，分置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登闻鼓院除章宗朝短暂成为独立机构外，其与登闻检院一直隶属于御史台，职掌监察、受理上诉和言谏等事宜。登闻鼓机构主要由进士出身、品行端正及有地方工作履历的官员充任。在政务运作上，登闻鼓机构承担进状受理和转呈，接收的进状并非全交皇帝审理，也有部分由御史台、尚书省和翰林学士院负责。金朝统治者为强化皇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赋予登闻鼓机构监察台省的政治功能，将其作为一条下情上达的新信息渠道，以此达到对御史台、尚书省制约和监督作用。

金朝登闻鼓机构既是皇帝掌控下情的重要信息渠道，也是制约和监督御史台、尚书省的主要部门，更是司法制度的补充。近些年来，金代论著对登闻鼓和登闻检院有所涉及，徐松巍《金代监察制度初论》、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①、宋德金《中国历史·金史》和乔幼梅、贾芳芳《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典章制度卷》第十四章《金朝典章制度》等，以《金史》为史料来源，概述性介绍了金朝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的职官设置、职能、隶属关系及作用②。目前，尚未见到学界专文讨论金朝登闻鼓制度，故本文拟对金朝登闻鼓机构沿革、设置、官员构成、政务运作、特点和影响等予以系统考察，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金朝登闻鼓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能改斋漫录》卷2《登闻鼓院之始》载：“魏世祖悬登闻鼓以达冤人。乃知登闻鼓其来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③宋人吴曾认为，登闻鼓制度可追溯到北魏太武帝时期，但直到北宋时期才得以完善。北宋之制：登闻鼓院“判院官二人，以带职朝官或卿监充……监鼓内侍一人，书令史二人”，登闻检院“判院官一人，以带职郎官以上两省充……令史二人”④。“登闻检院，隶谏议大夫；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⑤登闻鼓机构皆隶属于谏院，主要承担进状的受理和转呈。

金朝承袭北宋的登闻鼓制度，亦设立了以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为核心的登闻鼓机构，但职官设置和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

关于金登闻鼓院的具体设置时间，史籍语焉不详，然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海陵正隆年间已有登闻鼓院建制⑥。海陵朝登闻鼓院属于草创阶段，有登闻鼓院设置，但未真正行使其职。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二月，章宗“敕登闻鼓院所以达冤枉，旧尝锁户，其令开之”⑦。章宗为体现关心民情的明君形象，称帝不久就把重开登闻鼓院提上日程。由此观之，登闻鼓院对统治者政治形象的树立和下情上达具有重要意义。明昌元年(1190年)，“登闻鼓院初设官，宰执奏司谏郭安民、补阙许安仁及旭皆堪擢用”⑧。登闻鼓院置官并进行人事安排，标志着其正式运行。《金史·百官志二》载登闻鼓院下设：“知登闻鼓院，从五品。同知登闻鼓院事，正六品。掌奏进告御史台、登闻检院理断不当事，承安二年以谏官兼。知法二员，从八品。女直、汉人各一员。”⑨通过这则史料，除了解登闻鼓院职官设置外，还需注意到以谏官兼登闻鼓院长官问题。《续文献通考》载：“承安二年，以谏官兼知法二员，女直、汉人各一员，从八品。”⑩由明人王圻行文可以看出，他认为，这里的谏官是兼知法而非兼登闻鼓院长官。对此，笔者持相同观点，“以谏官兼”后应无句号，此处是中华书局本《金史》点校错误，即承安二年(1197年)，登闻鼓院又增设知法一职。另，据程妮娜考证，以谏官兼登闻鼓院长官，从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以后，《金史》可查到的登闻鼓院长官的任职者，或以礼部郎中、翰林侍制、侍御史等兼之；或以登闻鼓院官职兼秘书丞、翰林修撰等，独未见谏官兼职者。说明谏官并不是兼登闻鼓院长官。若按照“以谏官兼知法”看，知法一职品阶本就较低，未载于史也属正常。

对于金朝登闻鼓院的隶属问题，徐松巍认为，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后登闻鼓院脱离御史台，成为独立的机构，程妮娜则认为，登闻鼓院隶属于尚书省。然而，笔者通过史料搜集分析后发现，二人观点尚待商榷。《金史·章宗纪一》记载，明昌元年十月(1190年)“戊戌，以有司言，登闻鼓院同记注院，勿有所隶”。由该史料可知，登闻鼓院在章宗以前是有隶属机构的，后经“有司”建议，使其在明昌元年(1190年)后成为了一个独立部门。此后不久，登闻鼓院再度拥有隶属机构。《金史·孟铸传》载，泰和年间，“永丰库官不守宿，因而被盗；上(章宗)召登闻鼓院官欲有所问，皆不在。上谕铸曰：‘此辈慢法如此，御史台所职何事也！’”永丰库失窃，章宗召登闻鼓院官员询问相关情况却都不在，因此，章宗将登闻鼓院轻忽法令的行为问责于御史台，可见，此时登闻鼓院隶属于御史台。从现有的相关史料来看，登闻鼓院在隶属关系上，除明昌元年(1190年)成为独立机构外，后一直归属于御史台，且未曾发现其由尚书省管辖的记载。对于明昌元年(1190年)以前登闻鼓院隶属于哪一机构，史无明载，然基于前面所言登闻鼓院掌监察这一职能特点，以及后期归御史台管辖来看，笔者推断登闻鼓院在成为独立机构前也是隶属于御史台。登闻鼓院受御史台管辖这一论断，可在其他相关文献得到支持，《续文献通考》载：“金御史台……登闻鼓院隶焉。”章宗朝登闻鼓院与御史台的关系先后历经隶属——短暂脱离——再隶属的发展变化。

关于登闻检院的设置时间，金海陵正隆二年(1157年)“八月癸卯，始置登闻院”。此处登闻院所指为何？《隆平集》载：“登闻院曰登闻检院，改鼓司曰登闻鼓院。”该文为曾巩所记北宋登闻鼓机构的官名变更，金制部分承袭于宋，故《金史·海陵纪》中登闻院当是登闻检院在北宋时的旧称，即正隆二年(1157年)八月，金朝设置登闻检院。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黑龙江省五常市出土一方金初官印，印面铸汉文尚方大篆“登闻检院之印”，印一侧阴刻楷书“正隆元年□月□日”。为何《金史》所载的登闻检院初置时间与考古发掘的时间不一致？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在海陵正隆之前，虽然已有登闻检院这一机构，但是，其建制并不完善。考古发掘的是登闻检院在草创时颁发的官印，至海陵正隆二年(1157年)后，登闻检院制度才得以完善，故《金史》载“始置登闻院”。登闻检院下设知登闻检院，从五品。同知登闻检院，正六品。知法女真、汉人各一员，从八品。据范成大《揽辔录》载：“曰御史台，有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及登闻检院知院、同知院隶焉。”世宗大定年间，南宋使臣范成大在出使金朝后撰写《揽辔录》。通过此条史料，除知晓登闻检院同样隶属于御史台外，也可确认登闻检院直至世宗朝并未设立知法一职。因此，登闻检院知法一职与登闻鼓院情况相同，为章宗时期增置。此外，从上述史料中还可发现，御史台管辖机构中，未见登闻鼓院的记载，这是因世宗时期登闻鼓院关停而导致其缺载。

二、登闻鼓机构职掌与人员构成

金朝登闻鼓机构是国家中央监察机构的重要部门，除史载掌监察职能之外，还拥有其他职能。与京师普通机构相比，作为监察机关的登闻鼓机构在人员构成上有其独特性。

(一)职掌

《金史·百官志二》记载，登闻鼓院“掌奏进告御史台、登闻检院理断不当事”。登闻鼓院负责受理御史台和登闻检院办理不当的案件，对御史台和登闻检院进行监督。登闻检院掌“奏御进告尚书省、御史台理断不当事”。登闻检院负责受理尚书省和御史台办理不当的案件，对尚书省和御史台进行监督。关于登闻鼓机构的监察职能，宋德金认为，登闻检院与登闻鼓院是监察御史台和尚书省的机构，在设立初期起到一定作用，之后，两院关锁，渐同虚设。乔幼梅、贾芳芳认为，登闻鼓和登闻检院并非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检察机构。由于受到投诉的是尚书省和御史台，使得两院无权对诉状进行审理，只能承担诉状传递。二人观点皆有一定道理，但仍需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即没有以“检察”命名的机构，也没有专职的检察官员，一直以来，监察机关审检不分，直至清末，才有了近代中国检察制度的开端。因此，金朝并不存在所谓的司法检察机构，严格而言，登闻鼓机构是在受理进状后，承担对尚书省、御史台或内部登闻检院的具体办理结果复议，提出重新审查的监察机关。

值得注意的是，《金史·百官志二》仅记述了登闻鼓机构有监察职能，然笔者爬梳相关史料分析后发现，登闻鼓机构仍有其他职能。故笔者拟对登闻鼓机构职能考释，以弥补《金史》疏漏。众所周知，统治者置登闻鼓机构的初衷，是为防止冤狱和更有效地了解民间疾苦。当含冤者无处申诉，登闻鼓机构可以超越普通诉讼受理范围和程序，有机会直接向皇帝陈诉。哀宗曾“诏刑部，登闻检、鼓院，毋锁闭防护，听有冤者陈诉”。因此，金朝登闻鼓机构在正常运作时，上诉受理也是其主要职能之一。除上诉受理外，言谏亦是登闻鼓机构重要职能。世宗逝世不久，章宗想要围猎，“同知登闻检院孙铎皆上书谏罢围猎，上纳其言”。章宗朝，完颜襄以七月多雨为由，欲请求章宗更定正月为受外国贺礼的日子。右丞相完颜襄言：“熙宗圣节盖七月七日，为系景宣忌辰，更用正月受外国贺。今天寿节在七月，雨水淫暴，外方人使赴阙，有碍行李，乞移他月为便。”时任同知登闻检院事孙铎进谏认为此举不可。不仅如此，为加强登闻鼓机构的言谏职能，登闻鼓院知法，“承安二年以谏官兼”。谏官兼知法的任官模式，实际体现出统治者有意强化登闻鼓机构的言谏职能。

此外，遇有特殊情况，中央往往会依据登闻鼓机构官员个人才能，临时差遣其完成某些与礼法相关的任务。泰和三年(1203年)，“命吏部侍郎李炳、国子司业蒙括仁本、知登闻检院乔宇等再详定《仪礼》”。登闻鼓机构官员被命参与《仪礼》的详定工作。另外，明昌六年(1195年)，“以知登闻检院贾益为高丽生日使”。承安元年(1196年)，“以同知登闻检院阿不罕德刚为高丽国生日使”。元光二年(1223年)，冯延登，“知登闻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国，就充接送伴使”。登闻鼓机构官员任高丽国生日使、夏国接送伴使，分别出使高丽和西夏。

(二)人员构成

海陵时期置登闻鼓机构，为了更好地履行登闻鼓机构职能，金朝针对其设置了专门的选拔标准，需满足资格的官员才能够入选登闻鼓机构。查阅《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元好问全集》《全金石刻文辑校》等资料，终金之世登闻鼓机构官员见于史载共17人，详见表一：

表一 金朝登闻鼓机构官员一览表

根据表一统计的信息，结合有关史料，对金代登闻鼓机构官员的民族成分、入仕途径、职官迁转等问题加以分析。

1.民族成分

据表一，在17位登闻鼓机构人员中，汉人14位，女真人3位。程妮娜指出，金朝作为女真族为统治民族的王朝，在监察制度中具有鲜明的种族统治色彩，监察机构与金朝其他军政机构一样，由女真贵族居绝对支配地位。然与之不符的是，作为监察机构的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在民族成分上却体现出以汉族占绝对优势的特点。究其原因，当与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所掌监察权力相对较小，未在统治者提防非女真族之列有关。

2.入仕途径

《金史·选举志二》记载：“自进士、举人、劳效、荫袭、恩例之外，入仕之途尚多，而所定之时不一。”金朝入仕途径虽广，但登闻鼓机构的官员选任比较单一。入仕途径有明确记载的14位登闻鼓机构官员中，全部为进士入仕。为何登闻鼓机构官员皆选用进士出身？大抵与皇帝的统治思想有密切联系，金世宗曾说：“起身刀笔者，虽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皇帝习惯将人品与出身挂钩。登闻鼓机构掌监察，任职官员为“廉介之节”显得尤为重要，也正因如此，就有史可查的记载来看，出任登闻鼓机构者多为襟怀坦荡、清廉刚正之属。如巨构，年二十登进士第。世宗评价巨构“外淳质而内明悟，第乏刚鲠耳。佐贰之任贵能与长官辨正，恐此人不能尔。若任以长官，必有可称”。巨构外表淳朴，内心为明理之人，品行可称为不错的人选。杨邦基，天眷二年(1139年)进士第，“太原尹徒单恭贪污不法，托名铸金佛，命属县输金，邦基独不与，徒单恭怒，召至府，将以手持铁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动。秉德廉察官吏，尹与九县令皆免去，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杨邦基任官期间不畏权贵，始终坚持廉洁奉公。

3.职官迁转

在17位已考的金代登闻鼓机构官员中，14人有较明晰的仕宦履历记载。其中，13人在出任登闻鼓机构之前曾在地方任职，约占总数93%。从金朝登闻鼓机构官员的任前职分布看，高至同知转运使、节度副使、县令、观察判官等，低至县丞、主薄等。其中，登闻鼓机构官员任前职以县令、主薄等县官官职居多，尤其是县令，共9人有此任职经历。如贾益，先后出任河津主簿、矾山令和定海军节度副使。郭俣，先后出任长子主簿、莱州观察判官、莱阳县令。能够升任到中央机构的地方官员，多为政绩突出和政治经验丰富之人。因这些官员长期在基层工作，深谙民情，有利于更好地履行登闻鼓机构的职能，才得以被选任至登闻鼓机构。

在17位登闻鼓机构官员中，有明确迁转他职记载的共14位，其中，12位升任或转迁中央各机构任职，占比约86%。除女奚烈守愚由同知登闻检院(正六品)转迁著作郎(从六品)一职，品级有下降外，有7位官员的品级皆小幅度上升；另4位皆为平级(从五品)调动，王震、贾益改任礼部郎中，张翰转任侍御史，赵璜转右司谏。此外，王元德和巨构转任地方官，二人品级都有小幅度上升。

三、登闻鼓机构的进状人构成及政务运作

金朝登闻鼓机构进状对象较为广泛，普通民众皆可通过登闻鼓机构来寻求帮助。在常规程序不能维护当事人公平的情况下，登闻鼓机构则成为当事人再上诉的特殊途径。当进状被登闻鼓机构接收后，会直达圣听或移交给相关部门处理。

(一)进状人构成

登闻鼓机构为皇帝体察下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渠道，允准遭受不公待遇或其他问题的各类人群，无论高官，抑或普通百姓，都可寻求登闻鼓机构的帮助。章宗“敕登闻鼓院所以达冤枉”。如招抚使高伦被诬陷，“家人复抱登闻院鼓以诉，有司再评，伦自伏如初”。戴罪官员家眷属平民一列，为诉冤情前往登闻鼓院上呈进状。州倅李侯，“先广威用承直郎荫，当补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请大夫者乃系班。广威诣登闻鼓院自陈，道陵(章宗)从之”。官员子弟凭借登闻鼓院这一渠道，得以直接面见皇帝陈述己见。还有，天兴元年(1232年)七月，“辛巳，军士挝登闻鼓乞将刘益”。军士通过登闻鼓院来表达自身诉求。不唯如此，在职官员也是进状人重要的构成部分。时任右补缺杨庭秀言：“自转对官外，复令随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路有可言者，并许移检院以闻。则时政得失、民间利病可周知矣。”该提议得到章宗允许。当进状人员满足中央官八品和地方官五品以上的品级规定，可向登闻检院呈交治国方略。

(二)政务运作

金朝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是中央或地方机构处理政务存在问题，进状人认为某部门的处理结果不公时，才会寻求的一种特殊途径。就诉讼而言，按照正常程序，当有案件发生，依据“法当诉本贯”原则，地方进状人需经过县、州机构的处理程序。史载：“有农民避贼入保郡城，以钱三十千寄之邻家，贼平索之，邻人讳不与，诉于县，县官以无契验却之，乃诉于州。”遇特殊案件时，进状人会直接诉于御史台和尚书省。如正大二年(1225年)，“宜翁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郁郁以死，留语其妻必报陈和尚。妻讼陈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杀其夫，诉于台省”。城镇防军葛宜翁的妻子，以陈和尚故意杀人，先后诉于御史台和尚书省。还有，赵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于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举人群体不满赵秉文的做法，也是直接诉于御史台和尚书省。

若进状人先后经县、州、御史台和尚书省等机构处理后，仍认为不公，就会寻求登闻鼓机构来维护自身权益。《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记载，招抚使高伦“迫于棰楚，自诬伏。家人讼其冤，尚书省付有司谛审之，伦无异辞。家人复抱登闻院鼓以诉，有司再评，伦自伏如初”。高伦蒙冤后，其家属先诉于尚书省，未得到解决，又诉于登闻鼓院。另，王恽《乌台笔补》载，金制“三品以上官有罪，监察体究得，申台呈省闻奏。若宣勘本官不问虚实，即便承伏，如中间实有冤枉，令家属告登闻检院，不理，然后檛鼓以闻”。该史料中的“鼓”，指代的是击登闻鼓院鼓。因在进状的程序方面，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虽属同一级别机构，但登闻鼓院“掌奏进告御史台、登闻检院理断不当事”，实际上登闻鼓院对登闻检院起制约和监督作用。所以，当家属有冤告登闻检院“不理”，理应寻求登闻鼓院进行上诉。不仅如此，从这条史料我们还可一窥金代诉讼的具体路径，即特殊案件要首先经由御史台和尚书省负责，若台省审理不当，当事人家属可告知登闻检院，假如登闻检院不予理会，当事人家属则再诉于登闻鼓院。由此观之，当进状人无法从最高行政系统尚书省或御史台来维护他们的权益时，登闻鼓机构就成为了他们再上诉的一个重要渠道。

需注意的是，政务运作过程中，登闻鼓机构并无案件审判之权，仅负责进状受理和转呈之事。呈递至登闻鼓机构的进状，有的直接交由皇帝审理。而出于信息保密性的考虑，进状转呈之前往往需要实封。如张文贞“摄同知登闻检院事，奏封称旨，乃真受焉”。同知登闻检院事张文贞，因进状转呈皇帝时，实封奏状得当获皇帝认可。皇帝对进状内容的了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登闻鼓机构或翰林院官员汇报陈言内容来获知，如贾益，“兼知登闻鼓院，看读陈言文字”，时任翰林侍读学士阎公贞，“命与登闻检院贾益同看读陈言文字”；二是在上朝期间，由登闻鼓机构官员直接向皇帝呈奏，同知登闻检院事孙铎曾就进状转呈尚书省一事向章宗言：“凡上诉者皆因尚书省断不得直，若上诉者复送省，则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断之。”孙铎以上诉者都是不满尚书省处理为由，认为如今又将进状交给尚书省处理的做法是有失妥当的。章宗同意孙铎的看法，遂诏：“登闻检院，凡上诉者，每朝日奏十事。”章宗朝更改原来登闻检院进状转呈尚书省的程序，变为在上朝日，由登闻检院直接向皇帝呈奏十件上诉之事。

除由皇帝直接过问审理外，进状也会转呈其他上级机构。正隆三年(1158年)，金海陵下诏尚书省：“凡事理不当者，许诣登闻检院投状，院类奏览讫，付御史台理问”。登闻检院将进状分类，再交付上级御史台，即御史台是登闻检院的转呈机构之一。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世宗曾下诏：“凡陈言文字诣登闻检院送学士院闻奏，毋经省廷。”由此可知，原有的正常渠道是登闻检院需将陈言文字转呈尚书省，实际反映出尚书省是登闻检院另一转呈机构。至世宗朝，取消原有程序，变为登闻检院将陈言文字呈递翰林学士院，再由翰林院官员负责向皇帝“读陈言文字”。所以，翰林学士院成为登闻检院的又一转呈机构。综上可见，呈递到登闻鼓机构进状，既有交由皇帝直接审理，也有转呈至尚书省、御史台或翰林学士院处理。

金代以降，登闻鼓机构长期充当着诉讼中的直诉途径，超出常规的官司受理和申诉程序，可直接向皇帝陈诉。赵映诚认为，至元明清时期，登闻鼓直接向皇帝登闻的本意已经大打折扣。然而，笔者通过宋金两朝登闻鼓机构比对后发现，此观点有待商榷。黄纯艳指出，宋代登闻鼓机构既不是言事机构，也不是司法部门，呈至鼓、检两院的进状，均由皇帝审阅，其他官员不可代看。皇帝亲阅以后，再委托官员处理。如前文所述，金朝时期，呈递登闻鼓机构的进状，除交由皇帝直接审理外，亦有部分转呈御史台和尚书省，由台省对进状所涉及问题进行处理。与宋相比，金登闻鼓制度已然发生了变化，既是皇帝的耳目，也是司法制度的补充，当百姓和官吏不能通过常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时，登闻鼓机构就成为了他们申诉的重要途径，受理他们的进状并转呈御史台或尚书省审理。因此，事实上，从金朝开始，登闻鼓制度作为民言直达圣听的功能就已经开始淡化，司法作用凸显。

就政务运作而言，皇帝日理万机，很难做到及时有效地处理登闻鼓机构上呈的所有进状。金朝为改变这一状况，呈递登闻鼓机构的进状不再全部交由皇帝审阅，会部分转呈御史台、尚书省和翰林院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问题的解决。所以，尽管金朝登闻鼓制度违背了回避原则和司法公正，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该制度革新仍不失为一种对旧有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四、金朝登闻鼓制度的特点及影响

金朝监察制度的执行机构主要分察官和言官两大系统，察官系统以御史台为主，言官系统以谏院最重要。海陵即位之后，为强化皇权，在熙宗汉制改革的基础上，又进行大刀阔斧改革。金海陵正隆元年(1156年)，“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废止中书、门下二省，将原属二省的谏院改隶尚书省，与御史台并立。谏官本是宰相机构的属官，负责规谏皇帝的政治举措。程妮娜指出，金朝自海陵始，设谏院使得谏官成为一个独立机构，谏诤对象不再主要面向皇帝，而变为以宰执为首的百官。

除言官系统外，统治者亦对察官系统进行变革。金朝置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承北宋之制又有革新。北宋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皆隶属于谏院，而金朝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却转隶御史台。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在北宋属言官系统，在金朝已转属为察官系统。究其原因，是金朝登闻鼓机构也受皇权强化影响，从而导致宋金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主要职掌的不同。北宋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主要负责进状的受理和转呈。而反观金朝，登闻鼓院“掌奏进告御史台、登闻检院理断不当事”。登闻检院“掌奏御进告尚书省、御史台理断不当事”。金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主要监察台省工作。与北宋相比，金朝登闻鼓机构职能明显发生变化，统治者将主要职能放在监察方面，登闻鼓机构不仅对自身及上级监察部门御史台予以监督，还对总揽朝纲的尚书省进行监督。海陵赋予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监察职能，事实上是其欲开拓一条有别于台省新下情上达的信息渠道，并以此对中央两大权力机构御史台、尚书省形成制约和监督。

受金朝登闻鼓制度的影响，元世祖“敕诸事赴省、台诉之，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院击鼓以闻”。元朝中书省和御史台受登闻鼓院监督，与金朝登闻检院的职掌基本相符。由此可见，金朝登闻鼓制度，为之后元朝的政治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

五、结 语

相较于契丹、蒙古，女真人在统治汉地后更全面地采用传统中原制度。从本文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至金朝时，登闻鼓机构除颁行了一套新的职官设置外，为强化皇权，统治者将登闻鼓机构改隶于御史台，并赋予其监察的政治功能。而为了提高政务运行效率，登闻鼓机构所接收进状不再全部交皇帝处理，也转呈其他机构负责。由这些调整不难看出，金参照北宋置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但无论职官设置、隶属关系、职掌，以及政务运作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由此观之，金朝对中原官制并非照抄照搬，而是根据统治需要进行相应革新。透过金朝登闻鼓制度演进，可反映出北方民族王朝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推动作用。

注 释：

① 徐松巍：《金代监察制度初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下同，第210—211页。

② 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典章制度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下同，第404页；宋德金：《中国历史·金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下同，第197—199页。

③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登闻鼓院之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0页。

④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6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84页。

⑤ 《宋史》卷161《职官一》，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下同，第3782页。

⑥ 李锡厚认为，《金史·百官志》所载的基本上是正隆官制，《金史·百官志》有登闻鼓院相关记载，见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

⑧《金史》卷97《焦旭传》，第2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