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茂 赵 锋 邓正琴

（六安市金寨县桃岭实验学校，安徽 六安 237300）

语文是中小学教材体系中的基础学科和工具学科，教材高度浓缩包括性别价值在内的社会文化。通过文本感知讲授的语文教学会培育学生包括性别认知在内的社会认知，影响学生的性别认知和性别价值观养成。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通过研究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性别价值取向，实施性别价值视域下的语文教学，对培育学生正确的性别价值观，促进性别教育平等，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具有深远意义。

一、社会性别平等促生语文教材性别价值思考

“价值取向”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领域被广泛运用，“是人对客观事物及自己需求和利益的认识水平的反映，也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体现”。［1］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是指“从特定的背景和立场出发，选择或倾向于某一方案或意向，以实现学科所追求和向往的价值理念和目标”。［2］语文教材是学生学习语文知识和培养语文素养的重要载体，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以性别平等、性别失衡、性别偏见、性别差异等性别意识和性别文化，将影响学生的性别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特别是在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教学处理上，呈现出诸如性别失衡、性别偏见、性别差异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关注内容。如何在语文教学中通过落实性别平等理念实现教育平等已成为一大热点，中小学语文教学应重视教材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文化方面的教学价值。

二、性别偏见意识形态在语文教材中的呈现形式

教材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基本要求和知识体系编写，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体现在教材编写内容、编写目的以及编写形式上。社会性别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对男女特征的定义与角色要求，［3］是基于男女性别上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呈现。教材作为意识形态呈现的载体，具有两种对立的层面，它有可能是反映某个社会阶级的观念，也有可能反映与此观念相抗衡的思想。中小学语文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精华，体现着国家的教育思想、传统文化、道德情操、意识形态、人才培养观。因为这一属性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包括性别意识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根据社会性别理论，“男女平等”的教育理念已经纳入法律和社会政策保障之中，然而这种以“强调人的性别统一性和忽视人的性别差异性”为特征的绝对平等主义性别平等观构成的“男女平等”模式越来越露出其局限性，［4］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表现为性别偏见意识的产生。

（一）省略：不提女性主角的社会贡献与活动

在教学文本中，女性是从个人意义的角度成为主角。譬如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海伦·凯勒的《再塑生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大堰河——我的保姆》《陈情表》都是从母亲或老师对作者个人有重要影响而写的，是作者回忆的产物，作者写作省略了所写女性的社会活动与贡献，未对其社会意义给予适当评价。

（二）忽视：即使提到女性，也只是配角，欠缺女性楷模

在出现女性人物形象的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27篇、高中语文教材16 篇中，除《女娲造人》表现女娲神通广大、《驿路梨花》表现哈尼族小姑娘助人为乐、《美丽的颜色》表现居里夫人执着追求、《带上她的眼睛》表现女宇航员遇事坚强、《纪念刘和珍君》表型刘和珍“为中国而死”、《荷花淀》表现水生嫂深明大义、《哦，香雪》表现台儿沟姑娘香雪追求文明、《党费》表现黄新忠诚革命外，其余作品中的女性多处于配角、附庸地位，具有明显的家庭倾向。就是花木兰为国征战也落脚到孝顺，替父从军，凸显的是孝女形象；《蒲柳人家》中风风火火的一丈青大娘也没有制衡男性的权利；《陈情表》中祖母刘氏处事英明果断，坚强从容也是因为要承担儿子去世、媳妇改嫁后不可推脱的抚养幼孙的家庭责任。虽然教材中也出现了居里夫人、宋庆龄、谢道韫、屠呦呦、贾母等人物形象，但是也不能改变课本中整体的女性“后台服务型”家庭形象。

（三）刻板印象：在性别形象塑造上，女性存在较多的负面形象

《故乡》中的自私、刻薄、贪婪、势力、爱搬弄是非的“圆规”杨二嫂，《我的叔叔于勒》中尖酸刻薄、趋炎附势、冷漠无情的菲利普夫人，《祝福》中屈从族权、父权、夫权这三把利斧的祥林嫂，《孔雀东南飞》中维护封建礼教的焦母、“举身赴清池”的女性刘兰芝，《氓》中被抛弃的女主人公氓之妻，《红楼梦》中刁钻狡诈的王熙凤，《大卫·科波菲尔》中爱慕虚荣的米考伯太太，《小二黑结婚》中装神弄鬼、自私冷漠、心理扭曲的三仙姑等，就是这种人物形象的代表。

（四）歪曲：在性别分工上，认为女性本能是依赖的、被动的、家庭取向的，缺乏智慧、能力、冒险性与创造力，所以只能从事职位低的、收入少的，较不需要技术的工作

譬如《故乡》中母亲对于搬家的事都是听从儿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事都是父亲作主；《红楼梦》中探春因为“庶出”而不能发挥她的才华；《雷雨》中被周朴园遗弃仍然维护周朴园形象的鲁侍萍；《孔雀东南飞》甘作蒲苇的刘兰芝；《琵琶行》中摆脱不了依附处境的琵琶女等。

这些具有偏见的性别意识形态，变成正式课程之外的潜在课程，就会使学生对两性产生错误的认知，对性别角色产生不适当的期望。

三、基于女性价值取向的教材文本分析示例

语文教材这种性别偏见现象是教材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偏离现象，应引起教师的教学注意。语文教学除了教授语文知识、传承文化、培养学生文学欣赏与创作的能力外，还必须带领学生一同分析课文内反映的性别偏见现象，培养学生批判思考的能力。

统编版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散步》一文记叙了祖孙三代四口散步初春田野的生活场景，表达珍爱亲情、珍惜生命、相亲相爱的教学主题。从教材编写角度分析，这是一篇歌颂尊老爱幼中华传统美德和表现家庭伦理理想的美文。但运用社会性别价值教学观审视文章文本背后，我们不难看到文本所表现出作者母亲、妻子失声的女性形象和作者的传统男性强权意识。虽然这不是莫怀戚的写作初衷，但对于正在形成性别价值观期间的青少年，特别是出于青春期的女生来说，无疑会潜在地影响他们正视女性价值与经验和科学性别意识的形成。

（一）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和家庭伦理的理想

《散步》中在大路小路的选择上，“我”选择走小路。看似是母亲的决定，实质是出自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和家庭伦理的理想。在性别价值视域下，选择过程中看不出多少的女性价值因素。同样在文中，作为女性的“我”的妻子也是失声形象，对于道路选择没有丝毫发言权。因此，透过温情背后，我们看到的除作者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的发扬、家庭伦理的理想期望外，更有作为男性主权意识和对传统“男外女内”“男尊女卑”思想的认同。所以《散步》一文中体现的包含的男性主宰一切的男权思想和女性失声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生理性别差异、家庭伦理道德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差异。

（二）“谁”的经验与声音

仔细阅读《散步》，不难发现本文的“观点人物”（从谁的观点说故事）是男性。文章描写一家四口家庭散步场景，看似和谐，但运用女性性别价值观去审视，和谐背后是女性自我的牺牲和发声机会的丧失。文中描述的散步道路分歧解决，母亲和妻子均是以牺牲自我女性价值为代价换来的家庭和谐温情的平衡。在这一平衡中，“我”具有绝对的基于男权意识层面的发声地位，而母亲、妻子丧失了发声权，即使最后母亲的解围也是以凸显男性的经验与声音为前提。

（三）性别意识形态与知识建构的关系

教师若没有用性别平等的观点引导学生阅读与讨论《散步》，学生会从课文中获得何种社会期待的性别角色行为呢？虽然女性在面对问题时，倾向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较少关切自己的“责任”而非“利益”，但是并不代表女性、母亲“应当如此”，而男性、父亲“理所当然地”具有绝对的决定权。

一篇符合生活经验的文章，可能不经意地呈现出社会期望的两性角色，当它成为课文时，教师必须用更审慎的态度来分析它，再设计教学活动，以免在课堂上不自觉地传递了刻板的性别价值偏见，搭建起偏见意识形态与传授知识之间的建构关系。

（四）传统观念固化了女学生的自我认识

《散步》一文表现出女性歧视和刻板家庭地位定位应引起语文教师的教学注意。这样的文本思想，会影响学生对女性地位和价值的正确认识。“一切取决于我”，这是作者“我”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权霸权中心思想的生动再现。母亲因为老，妻子因为在外面而习惯听“我”的，说明她们早已习惯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定位。应该承认这种思想并非作者写作本真，而是千百年来性别价值和性别文化的积淀沉积作用，并推动其不自觉流淌于笔端的结果。这也从意识层面给予教师以启示，性别差异、男权思想是扎根思想深处的社会属性，必须要引起教学注意，不能让传统观念影响学生的性别认知，特别是固化女性学生的自我认识。

对于两性之间差异的形成，西蒙·波伏娃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5］类似《散步》的文本，给读者和学生一种刻板的、约定俗成的女性形象，这是对语文教学行为中女性性别价值偏离现象。语文教育工作者如果不加重视，必将会给予学生一种负面偏离的性别价值取向，不利于学生特别是女生性别认知。

四、女性价值取向视域下的教学建议

根据课标、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以及存在性别偏向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现状，语文教育工作者要运用性别价值观进行语文教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性别价值观，启发学生的性别意识，引导学生批判地思考性别平等议题，使核心素养视域下的语文教学依循性别价值教育的真实落地而步入正轨。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的家庭背景、性别、种族、宗教信仰与自己的教育投资，都会影响教师对事物的见解，进而影响教学决定，自然也会影响教师的性别价值取向。教师必须通过阅读性别平等的书籍、文章，参与进修课程，或是与同事分享教学心得，提升自己对性别议题的敏锐度。另一方面，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也需要试着用新的性别教育观来分析课文、检视习以为常的观念。只有当教师的性别意识觉醒时，才能引导学生用性别平等的观点理解课文。

（一）唤醒学生尊重女性意识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语文课程致力于全体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为学生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6］这其中人生观、价值观也包括女性价值观，不可忽视。语文教材作为中小学实施语文教学的重要媒介，是课程标准实现目标观念的载体。教材中女性人物形象对唤醒学生的尊重女权意识产生具有积极意义。具体到教学中，需要教师运用女性性别价值观引导学生思考课文中的性别议题。如在教学《散步》时，设计“在大路小路的选择上，母亲是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者吗？”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分析母亲道路选择决定权的取得并不是基于是女性，而是需要照顾的老人。文中折射出的不是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对女性的同情。这与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尊重女性的平等性别观是相背离的，教学时需要注意。

（二）引导学生针对性别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

“批判”是指合理的分辨与判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内容，一起找出课文中潜藏的社会传统价值观，再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经验，引导全班同学一起讨论现代社会两性在照顾子女与分担家务时可以共同承担的责任。讨论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从个人经验出发，说出不同的看法，但也要提醒学生不可受限于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请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以自己的观点，重新诠释课文的情节，甚至更换性别扮演父母亲的角色。当学生换个立场，设身处地思考时，较能体会所扮演角色的感受与挣扎，也能体会到性别角色的多元化。教学《散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开展“我为儿子支招”教学活动，从男性和女性两个角度展开思辨，在思辨中，就会实现围绕性别的批判性思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性别价值观。

（三）培养“从爱出发的伦理观”

诉求性别平等并非是要两性争输赢，而是要双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凡事从“爱”“体谅”“理解”“尊重”“关怀”的角度思考，多为别人着想，尊重他人，不以刻板的性别角色期望限制自己与他人。在“从爱出发的伦理观”视域下的性别观不会有强弱、主次、对错之分。《散步》一文中一个家庭祖孙三代四口人链接成老年、中年、幼年的生命之链，其中的链接点就是“从爱出发的伦理观”：“我”的爱换来善解人意的母亲、贤惠善良的妻子、听话的儿子。教学中教师对文本的解读可以以此为切入点，既挖掘文本中的人性美、生命意识，也应留意警惕文本中的性别歧视因素，从而达到培养学生“从爱出发的伦理观”的性别意识教学目标。

（四）正确解读女性形象的文化背景

任何人物形象都有其生活的文化背景，教师解读女性形象时，要分析其形象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教材编写者选取女性形象文本，说明这些女性形象具有文化价值，可以帮助学生接受女性社会学方面的教育。教师在全面解读女性形象时，也要用女性价值观和女性社会学去挖掘女性人物形象的性别教育意义，不可脱离人物的社会文化背景，忽略女性形象的时代价值与意义。虽然是新社会，《散步》一文依然折射出源于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儒家思想的性别文化观，这是作者莫怀戚写作此文没有回避的女性形象文化背景。教师教学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用新时代女性性别价值观，从植根于儒家思想深处的“男尊女卑”女性价值观角度讲析清楚，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女性形象文化产生的历史性、阶级性、时代性，从而为解读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提供帮助。

（五）多元化解读女性角色，避免性别歧视

教师的性别观念对学生可起到“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教师性别文化观念会渗透于教学理念，展现于教学行为，影响男女同学的性别认识、性别行为、性别表达、性别交流。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教材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正确解读，改变教材中女性形象的边缘化、单一化、固化、刻板化现象，充分挖掘女性的聪慧坚韧、自由率真勤劳坚毅、纯真朴素、默默奉献、忠贞不渝等审美价值，对女性形象进行合理再构，以避免性别歧视对学生性别价值取向产生负面影响。如解读《散步》中妻子形象，忽略其服从意识，彰显其贤惠善良就是多元化女性价值观视域下可取的教学解读。

教材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课程体系中体现形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要想实现教材中的性别角色平等并不容易，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语文教材中的性别偏离问题无法解决。语文教材文本固定了教学内容，但教材的使用可以灵活多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涉及女性人物形象的文本，要有正确的性别价值观，注重对教材的性别解读，多元化解读课文中的性别角色，积极拓展学生思维，弥补教材中对性别角色简单化的描述，引导学生从多元化的角度来认识课文人物的性别价值，塑造完美的性别价值观念，完成自身的性别社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