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承勇

2019年4月15日，是巴黎人也是法国人十分“伤心的一天”——作为法兰西文明之重要象征的巴黎圣母院遭遇了一场严重火灾，许多巴黎市民含泪跪地祈祷。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演讲中称火灾是国家的灾难，并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迄今，不知国际社会最终给出了多少物质和技术上的帮助，但是我想，只要对巴黎圣母院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在精神和情感上给予关怀与支持。事实上，那一阵子，社会上对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情有独钟，出现了一个不小的阅读高潮，我主讲的爱课程网上关于《巴黎圣母院》的慕课，也被几个公众号先后推送转播。这些都说明了公众对圣母院的高度关切。

火灾损伤了圣母院，修复后的她依然会有原先的“完美”吗？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期待又心存疑虑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技艺高超的修复，相比于原貌的圣母院，难免会有缺憾或缺陷。雕像断臂维纳斯不就是因为人们担心修复后的依然 “残缺”，因而宁肯让其保持残缺吗？ ——虽然这两者有不可同比之处，但却说明了生活之美与缺陷的辩证法：有缺陷才有对美的追求，而且，美与缺陷往往是同在的。

小说《巴黎圣母院》 描写的故事距今540 余年，情节纯属虚构；作为一部不朽的经典，小说描写的浪漫而凄婉的故事自然有许多“意义” 的表达，并且在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照演绎中表达着人性与人生之完美和缺陷的寓意。

教义之于人的“宿命”与“缺陷”

雨果在《海上劳工》的序言中曾经说：“宗教、社会和自然，这就是人类的三大斗争”。《巴黎圣母院》则通过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的悲剧，表达了人与宗教之斗争的深邃主题。

故事发生在1482年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为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的美和活力所打动。当天晚上，他指派敲钟人伽西莫多途中劫持女郎，恰好宫廷侍卫长弗比斯巡逻路过此地，闻声救了女郎，女郎也爱上了“太阳神”般英俊的弗比斯。后来，克洛德趁这对恋人幽会之机刺伤弗比斯，事后又嫁祸于女郎，致使女郎被判绞刑。伽西莫多在刑场上救下了爱斯梅拉达，并把她送进圣母院的钟楼避难。克洛德在外面煽起宗教狂热，要法庭不顾圣母院的宗教避难权逮捕女郎。奇迹王朝的乞丐们闻讯奋力相救，群起围攻圣母院，却遭到了官兵的团团围杀，顿时，圣母院广场尸横遍地。克洛德趁乱溜进了圣母院胁迫女郎，遭到女郎拒绝之后就将她交给了官兵。女郎最终被执行绞刑。克洛德在圣母院的钟楼上俯瞰着刑场，发出了狰狞的狂笑。这个时候，伽西莫多从背后一把抱起克洛德，将他从钟楼摔了下去，克洛德坠地而死。此后，伽西莫多消失了，圣母院的钟声也消失了。两年后，在隼山坟窟人们发现了两具奇怪地搂抱在一起的尸骨，其中一具是敲钟人伽西莫多，另一具是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当人们试图将它们分开的时候，尸骨化作了尘土。

通常，读者会认为爱斯梅拉达是小说的主人公，因为小说以她的命运推动情节的发展，对小说主题的表达具有关键的作用。其实，这只是小说的表面现象，真正的主人公是副主教克洛德，因为这个人物其实是情节推进的深层“原动力”，他身上也蕴含了小说的深层主题。

在雨果笔下，克洛德首先是宗教邪恶势力的代表，是制造爱斯梅拉达悲剧的罪魁祸首。他身穿教服，内心阴暗险恶；他指使伽西莫多拦路劫持，企图强行占有女郎；他谋杀弗比斯，又把罪责强加于爱斯梅拉达；他煽起宗教狂热，借教会和王权势力置女郎于死地。小说通过对克洛德罪恶行径的描写，暴露了教会势力虚伪与险恶的一面。他坠死钟楼的结局，是道义上对他的惩罚。

但是，作品的更深刻之处，还在于把克洛德也写成了宗教教义和宗教生活的牺牲品。作为“牺牲品”的克洛德，他并非生来就是残酷险恶的，他的性格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青少年时期，克洛德纯正、善良。少年的克洛德聪明可爱，然而，似乎“命运”早已决定，他从小就被父母送上了当牧师的道路。他19 岁时父母双亡，抚养幼小的弟弟成了他不容推辞的义务。兄弟俩相依为命的生活，使克洛德感受到了人间发自心灵的骨肉之情的温暖。后来，他又出于爱和怜悯，收养了奇丑无比的弃儿伽西莫多。爱兄弟、收养伽西莫多，都体现了他人性中爱的情感的真实与自然，也体现了宗教的博爱精神。博爱和天然的人性之爱在那时的克洛德身上是高度统一的。

然而，长期的宗教生活，使成年后的克洛德在情感—心理上发生了变异。本来，作为一个成年人，克洛德应该有正常的男女性爱，这是合乎人的自然天性的。可是，宗教教义不允许一个献身上帝的神职人员有此要求。宗教教义认为，爱情是一种最可怕的异己力量； 女人是魔鬼给男人设下的陷阱中最可怕的一种诱惑。克洛德当然不能不恪守教规而落入魔鬼的陷阱。为此，他在日常生活中抛弃尘世的欲念，回避女性，即使是国王的女儿来到圣母院，他也拒不接近。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虚伪，而是他在教义支配下的自我克制。正是这种对情感的长期克制，使他爱欲层面的心理能量得不到正常外现，导致了整个心理结构的不平衡，乃至情感—心理的变异。他越是在教会的阶梯上步步高升，性格也就越是变得阴郁、自私和险恶。36 岁当上副主教的克洛德，人性扭曲、心灵变得畸形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天使般的爱斯梅拉达偏偏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爱欲的唤醒和受挫使他的性格在极度扭曲之后进一步走向变异。第一次看到爱斯梅拉达的舞蹈后，他的心就像遭到雷打一样震撼不已，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欲望猛烈地冲击着他。当然，信奉上帝的克洛德像以前一样，本能地企图借助上帝的力量抑制这种情感冲动。然而，宗教教义最终无法阻挡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克洛德在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由于自我克制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后，终于屈服了。他决定，为了爱斯梅拉达，愿意抛弃过去认为神圣的一切，抛弃副主教的位置，从上帝的圣坛逃向世俗的人间。克洛德曾经向爱斯梅拉达真切地表白：

啊，我爱你！ 假如你是从地狱来的，我要同你一起回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啊，只要你愿意，我们能够多么的幸福啊！ 我们可以逃走，我可以帮助你逃走，我们可以到某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大地上找到一个阳光更好、树木更多、天色更蓝的处所。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互相充实彼此的灵魂，我们之间有着如饥似渴的爱情，让我们双方不断地来斟满我们那杯爱情之酒吧！

这番表白是非常真诚而真实的，它告诉人们，克洛德像正常的人一样对爱情生活有着热切的向往。作为一个人，克洛德有权利爱爱斯梅拉达，就像畸形丑陋的伽西莫多有权利爱爱斯梅拉达一样，至于这种爱是否被对方接受，那是另一回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克洛德的情感发自那颗畸形的心灵，因而，他在爱欲无法实现又难以克制的时候，内心就无法承受这种灵与肉的冲突所导致的极度的痛苦，这颗本来已变异的心灵也进一步被扭曲，爱欲变成了对被爱者的极度仇恨和疯狂迫害。他的哲学就是：要么得到她，要么把她交出去（绞死）。他对爱斯梅拉达说：“命运把你我放在一起，我要主宰你的生死，你呢，你主宰我的灵魂。”可见，爱欲在此时的克洛德心里孕育出来的并不是美丽的爱情花朵，而是邪恶的毒果。看来，神圣的教义未必能滋养出美丽善良的心灵，在克罗德这里则恰恰相反，宗教生活、以善为宗旨和名义的教义正好是导致克洛德性格缺陷的外在根由。这难道就是宗教生活中人的难以抗拒的“宿命”？

小说通过教会恶势力化身的克洛德的描写，揭露了中世纪教会伪善的一面； 通过宗教生活牺牲品的克洛德的描写，揭示了中世纪教会控制下人性的压抑与扭曲，说明了教会生活的不人道的一面，从而表现了对宗教生活和教义之合理性的质疑。克罗德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雨果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审视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揭示了宗教环境里人的某种无奈和灵魂的无形压抑，尤其是宗教教义制约下神职人员的悲剧式“宿命”，从而体现了小说之教会批判和教义质疑的深度，表现了雨果对个性自由、人性解放、人性完美的呼唤。

不过，小说也告诉人们，虽然宗教也会导致人生和人性的缺陷，但是即便是离开宗教的制约，人生也未必就是完美无缺的，也许，缺陷本身也是人无法回避的一种“宿命”。

美，就在丑的旁边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艺术对照原则的运用，使这部小说显示了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什么是艺术对照原则呢？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并非听凭人们的主观意志一概尽善尽美的，相反，它是优劣、美丑并存的，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和光明与共。这其实是雨果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也是他观察人与社会的哲学理念。由此推衍至艺术创作，他认为艺术家通过这种对照原则的运用，可以使美的显得更美，丑的显得更丑。“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使显得更美。”（《〈克伦威尔〉序言》）雨果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这种美学原则，其中《巴黎圣母院》是最为典型的。这部小说在环境、场景、人物描写等多方面都体现了对照原则。在此，我们集中通过小说对不同人物“爱”的描写去解读。

小说中克洛德、伽西莫多、弗比斯、甘果瓦等四个男性人物都对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产生了“爱”，爱斯梅拉达也爱着其中的弗比斯。五种不同的“爱”，展示了人物不同的心灵世界。

副主教克洛德对爱斯梅拉达的感情，本来不失为一种天然的男女之爱，但宗教教义使他的灵魂被扭曲之后，爱欲变成了冷酷无情的仇恨，表现在行动上则是不择手段的加害，最后置女郎于死地。克洛德对女郎是一种畸形的爱，反映了他灵魂的自私冷酷、阴险狠毒。

侍卫长弗比斯对爱斯梅拉达的“爱”，只是逢场作戏、有口无心的玩艺儿。爱斯梅拉达只不过是他想拥有的、供他取乐的玩物。他用同样的言辞向表妹求婚，也向女郎求爱，那就是：“我爱你，我除了你没爱过任何人。”弗比斯对女郎是一种虚假的爱，反映出他灵魂的自私与丑陋。

甘果瓦是个卖文为生的诗人，当他因误入乞丐王国而将被绞死时，爱斯梅拉达出于同情而救他。但按照乞丐王国的法规是，她必须与甘果瓦结为夫妻,他才可免于一死。因此，女郎与甘果瓦结婚，并非真正爱甘果瓦，而他则做起了洞房花烛夜的美梦。其实，甘果瓦也并没有发自内心地爱女郎，他差不多更爱女郎的那只小羊。他是个感情贫乏的庸人，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起初我爱一些女人，后来爱一些兽类。现在我爱石头，这也和女人同兽类一样有趣。”所以，他和女郎形式上是夫妻，实际上是“两个相近而不相连的灵魂。”甘果瓦对女郎是空洞的爱，这反映出他心灵的平庸和情感的匮乏。

这四个男性形象中，唯一可以称得上对女郎有真挚之爱的是畸形人伽西莫多。他的情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受克洛德副主教的唆使，他拦路劫持爱斯梅拉达，失败后被绑在磨盘上遭鞭打。烈日炎炎下他口渴如焚，旁人都在嘲笑捉弄他，唯有爱斯梅拉达给了他水喝，这使他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尔后，在法场上看到女郎将被绞死，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她到圣母院避难。此后，伽西莫多在百般照顾、保护女郎的过程中平生第一次燃起爱情之火。他把女郎看成“一道阳光，一颗露珠，一只鸟儿的歌声”。然而，女郎活着时，他无法向她表白，纵使有所流露，也未能使对方领情；女郎死后，他为爱殉情。伽西莫多对女郎有的是真挚的爱，这种爱映照出他灵魂的纯洁与高尚。

爱斯梅拉达爱的是侍卫长弗比斯，而且她至死仍保持着这种爱。虽然弗比斯并不值得她爱，她的单纯和善良也看不清弗比斯的虚假，但她所付出的是天真少女的纯情之爱，这种爱显示了她心灵的纯真与明净。

不同“爱”的对比描写，揭示了五颗不同的灵魂：有发光的，有阴暗的，有美的，有丑的。在这个基础上，五个人物自身的美与丑、善与恶、形式与内容、灵魂与驱体也形成了鲜明对照。克洛德外表是正人君子，骨子里则凶残伪善，在一本正经的外表里，藏着一颗险恶的心。这种内在的恶和外在的善对照，突出了他内在恶的一面。弗比斯外表俊美而心灵空虚、丑恶，在迷人的外貌里，裹藏着一颗污浊的心，外在的美衬托出他内在的丑。诗人甘果瓦存在着形式和内容的矛盾，激情的诗人与平庸的懦夫形成对照，外表的真衬出内在的假。畸形人伽西莫多外表奇丑，然而内心极美，在奇丑的躯体里蕴藏着高尚的灵魂，外在的丑衬出了内在的美。爱斯梅拉达不仅体态美，而且心地善，就此而论，她的内在美和外在美达到了相对的统一。

再接着，四个男性人物围绕着爱斯美拉达，又形成了群体性对照。女郎是这个群体中唯一内在的善和外在的美达成统一的人物，她犹如黑暗夜空中一轮皓月，相形之下，其余的人物都显得晦暗无光。正所谓“地底的小神使天使显得更美”，四个男性人物犹如“地底的小神”，衬托出女郎“天使”般的善和美，而她也反衬出他们各自存在的“丑”和“缺陷”。

不同的“爱”的对照描写，人物内在与外在的对照描写，有效地服从于人物性格的深度刻画，而且还揭示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辩证关系，表达了雨果的爱情观和美学思想，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人类的爱情属于审美范畴,真挚的爱情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如伽西莫多，就其外在形态而言是丑的，但因其爱之真、心之善、行之诚，从而拥有了很高的审美价值。这就是这个人物之所以那么感动人的原因所在。

第二，爱欲可以升华为真挚的爱情，从而生出美感，但爱欲本身不等于爱情，也可能变异为仇恨与邪恶，所以爱欲本身并不具有美感。作家如何描写爱欲与爱情，可以见出他情操之高下、艺术趣味之雅俗及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之高低。

第三，善与恶、优美与丑怪、理智与情欲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相冲突而演变的，丑怪滑稽与典雅崇高也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第四，有存在，必有缺陷；“为了存在，须有缺陷”（雨果）。在这种意义上，看起来内外皆美的爱斯梅拉达，其实也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完美”，这不仅仅因为其悲剧性死亡使小说隐喻了对完美之存在的质疑——正如作者对所谓“至善”的宗教的质疑，更因为她内心的善良恰恰与幼稚简单同在，所以她无法真正看清世界之美与缺陷，以至于她至死不渝地爱着灵魂丑陋的弗比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这也就隐喻了世界是有缺陷的，因而纯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

不过，雨果认为，虽然世界有缺陷，丑就在美的旁边，人有神与兽的两重性，但是，若施之以仁爱，人就会在循环的阶梯中向善和美飞升。因此，雨果呼唤人们：

希望吧！ 希望吧！ 希望吧，可怜的人们！

没有无尽的苦难，没有不治的顽疾，

也没有永恒的地狱！雨果相信：善良必将胜利，所以不要担心世界以及人的缺陷。这也许就是雨果艺术对照原则之美学根基，也是小说关于人生和人性美丑阐释的人道主义哲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