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二磊

内容提要 爱伦·坡在19 世纪40年代与纽约文学民族主义组织“青年美国”的短暂结盟和他对新英格兰诗人亨利·朗费罗的严厉批判，常被视为其主动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力据。事实上，在这两个看似独立、实为密切关联的事件中，爱伦·坡与前者的交好和与后者的交恶并非以铸造美国性、凝聚民族认同和构建民族叙事为鹄的，而是源自于个人利益的驱使、对公平竞争的坚守和对美学原则的捍卫。就民族与文学的关系而言，爱伦·坡批驳美国19 世纪主流文学唯民族主题的狭隘性，将“整个世界”视为“唯一合法”的创作舞台，展现出他对世界文学与人类共同命运思索的高瞻意识和博大情怀。

1815年1月，美利坚合众国在新奥尔良重创英军，赢得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的胜利，让这个新生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彻底的独立，“美国民族主义再次高涨”①。在文艺领域，振兴美利坚民族文化的需求呼吁着一种独立于英国文学、 展现民族身份和本土特色的美国民族文学的诞生。为了彰显“美国身份”和书写美国性以迎合民族共同体潮流，欧文（Washington Irving）把目光聚焦于荷兰移民，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展现了美国的荒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发起了超验主义运动，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书写了清教徒，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将印第安语言融入诗歌创作，惠特曼（Walt Whitman）开创了自由体诗。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为“排斥美国社会基本价值”②、“极度敌视民主”③和“通过孜孜不倦的讽刺和幻想般的批判模式来颠覆美国文学”④的文坛怪杰爱伦·坡（以下简称坡），从1839年的短篇小说 《被用光了的人》（“The Man That Was Used Up”）开始，将批评的目光和创作题材也逐渐转向了美国本土。

19 世纪40年代是美国民族主义浪潮的鼎盛时期。坡于1844年来到纽约之后与致力于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青年美国（Young America）”组织积极互动，甚至与其中的核心成员义结金兰。在该组织领袖杜伊金克（Evert A.Duyckinck）的资助下，坡在贴有美国民族文学标签的《美国书库》（Library of American Books）系列图书中，出版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故事集》（Tales，1845）和《乌鸦及其它诗》（The Raven and Other Poems，1845）。此外，1844年是坡的短篇小说出版数量最多的一年，大多故事主题也都与美国本土相关；1845年又是坡撰写和发表评论文章的高峰期，其中五篇文章的标题都带有“美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似乎坡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构建美国民族文学的丰功伟业之中。本文通过考察坡与民族叙事相关的批评文章和散文体虚构作品，重新检视坡与纽约文学民族主义团体“青年美国”交好、与新英格兰诗人朗费罗交恶的真实原由，揭示坡在美国19 世纪民族文学建构浪潮中真正的态度与立场。

一、互利互益：坡与“青年美国”

1844年，坡再次来到了纽约，这一年正是肆虐美国长达7年的经济危机结束之年。经济复苏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同墨西哥一直以来的领土争端问题，美国开始为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积极准备。为了应和国家战略、找到出征的托辞，奥沙利文 （John L.O’Sullivan） 杜撰出 “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说，声称美利坚民族肩负着神圣使命去覆盖上天分配给美国人民的这块大陆，而墨西哥人由于是“低能和思想不集中”⑤的种族，不应该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天定命运”说让美国在美洲大陆南部和西部的领土扩张顺势成为占据国家主导地位的崇高任务，建构出美国侵略邻国的“闪亮的挡箭牌”⑥。美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触角延伸到了文学领域，纽约的文学民族主义组织“青年美国”就是典型例证。奥沙利文及其“天定命运”说为其昔日同窗杜伊金克（Evert A.Duyckinck）领导的“青年美国”组织出版《美国书库》系列作品提供了资助和保护伞。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既“缺乏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显性观照”⑦又偏爱异域题材的坡，反而收到了“青年美国”抛来的橄榄枝。究其缘由，无论是坡还是“青年美国”都对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新英格兰文坛的霸权地位心存芥蒂。坡自叹才华横溢，却一直穷困潦倒，而那些他认为才疏学浅的新英格兰作家却名利双收、锦衣玉食。在坡看来，产生这一不公平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文学圈中的霸权毒瘤以及出版行业的腐败行径。于“青年美国”而言，他们与民主党的官方杂志《民主评论》（The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联合，就是要共同阻击辉格党的《纽约月刊》（New-York Monthly Magazine or The Knickerbocker）和波士顿的各类杂志在全美的影响力。《纽约月刊》的撰稿人大多是来自波士顿和纽约的文坛巨擘如朗费 罗、霍 姆 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洛 威 尔（James Russel Lowell）和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等，其出版商兼编辑克拉克（Lewis Gaylord Clark）“在编辑专栏中经常恶语攻击他们[坡和杜伊金克]”⑧，是坡的冤家对头，也是杜伊金克的敌人。克拉克和 “纽约客组织 （The Knickerbocker Group）” 中的诸多文人对坡和杜伊金克的敌视态度，让他们俩都感到自己是纽约文学圈的局外人。由是，杜伊金克企盼在其盟友奥沙利文的支持下瓦解“纽约客组织”与波士顿文人的霸权话语，并通过出版系列民族作品的方式来构筑“青年美国”在纽约甚至全美的民族文学领头羊身份。而此时的坡正在纽约竭力寻求合适的出版商，从而启动他梦寐以求的《铁笔杂志》（The Stylus）。虽然夙愿未酬，但他结交了一位对他其后作品的出版起到关键作用的友人杜伊金克。杜伊金克心怀鏖战新英格兰文坛与“纽约客”团体文学霸权的想法与坡不谋而合。

除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之外，坡有着更为重要的利刃为“青年美国”所倚重。坡在美国文学批评界一直拥有着“战斧手（The Man with the Tomahawk）”的别称，他言辞犀利、“直言不讳”⑨，而且不同于美国同时代批评家在民族文学建构浪潮影响下对待本土作品相对客气温和的态度，⑩他勇于揭露本土文人的舛误，甚至毫不留情面。来到纽约之后，坡继续展开他于1840年发起的“十年蛙池帮战争（Ten-Year Frogpondian War）”⑪，并在“青年美国”的声援下射出无数支冷嘲热讽的利箭来“摧毁波士顿和纽约的文学霸权集团”⑫。然而，坡与“青年美国”的联手并非其铸造美国性和凝聚民族认同的表现抑或证据，而是一种迫于生计的无奈之举，造成这种尴尬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美国知识分子“缺乏国际版权法的保护”⑬。

在坡创作的年代，美国作家鲜有依靠写作来维持生计的。朗费罗和霍姆斯每个月拿着大学教授的津贴；霍桑和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政府部门享有一官半职； 爱默生从他第一任妻子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洛威尔拥有自己的杂志《开拓者》（The Pioneer）。唯独坡的生计完全依赖于创作和文字编辑工作，生活的凄风苦雨，他们无从领略。于美国的出版商而言，出版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盗版作品会获利更多，因为无需向版权所有人支付任何费用，美国民众也愿意花更少的钱看更多的书。于是，盗版的书籍俯拾皆是。为了生存，美国本土作家不得不做出让步，成为了一个在出版商面前卑躬屈膝的弱势群体。坡的《怪诞和阿拉贝斯克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在1839年由费城的出版商利和布兰查德（Lea & Blanchard）出版，他们不但没有付给坡一分钱，甚至还后悔这一“慷慨”的决定。作为一名依仗出版行业的文字工作者，坡在纽约的首要问题就是其评论文章的发表和文学作品的出版，而家族几代人都是出版商的杜伊金克拥有诸多出版的渠道和资源，成为了坡的“顾问和经理”⑭。

与坡在纽约共同经营《百老汇杂志》（The Broadway Journal）的“青年美国”成员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于1843年组建了“版权俱乐部（The Copyright Club）”，诗人布莱恩特担任名誉主席，杜伊金克为“记录委员”⑮，坡是125 名准会员之一。然而，国际版权法直到18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蔡斯法案》”⑯之后才得以施行。除了夸夸其谈之外，“版权俱乐部”并没有做出任何重大意义的事情，但它的存在说明了美国越来越多的本土作家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带有经济利益的特殊职业。于杜伊金克而言，“版权俱乐部”的成立，既可以让“青年美国” 组织通过出版系列美国本土作家的作品来建构该组织在美国民族文学中的领头羊身份，又能够让美国本土作家们获得丰厚的稿酬，而后者对于毫无其它经济来源的坡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可见，坡与纽约文学民族主义组织“青年美国”的交好，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他积极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理据，互利互益才是双方短暂联合的前提和根基。正是由于坡的批评才能在文学批评界的影响力，“青年美国” 组织才纳其于麾下以对付共同的对手，而坡则完全出于生计和作品出版的考虑。由是，坡从1843年5月开始接受“青年美国”的襄助和支持到1846年1月《百老汇杂志》的停刊这一时期乃为坡“尴尬的屈膝阶段”⑰。出于坚守公平竞争原则的同时回报 “青年美国”的伯乐相马之举，坡更加猛烈地抨击新英格兰诗人朗费罗，吹响了“青年美国”指向波士顿文坛的攻击号角。

二、公平竞争：解构新英格兰霸权

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共和政体，其民族身份和文化特质不是从已有的传统继承而来的，而是被主观建构的。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北部和东部的文化相较于西部和南部而言，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到了19 世纪30年代，南北方的划分可谓泾渭分明，南方被视为主流之外的异域，而北方则是充满进取精神、 朝气蓬勃的文明之地。由是，犹如奥沙利文的“天定命运”说，新英格兰知识分子顺势肩负起责任与使命去构筑美利坚的民族文化，“以新英格兰模式来塑造民族文学”⑱。在康考德，爱默生热切呼唤美国学者去建构美国民族神话，“他的召唤曾吸引了无数像梭罗和惠特曼这样的热血青年”⑲；在波士顿，来自显赫的“婆罗门（Brahmins）”家族的知识界名流如朗费罗、洛威尔和霍姆斯歌颂民族叙事，反对蓄奴制。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坛由新英格兰的婆罗门作家所统治”⑳，在文化与文学方面形成了区域性的霸权格局。

作为新英格兰最著名的爱国诗人朗费罗早在其大学毕业演讲 《我们的本土作家》（“Our Native Writers”，1825） 一文中就把民族文学定义为“与美国壮丽的自然风光相关联的文学”㉑。在《我们国家的文学精神》（“The Literary Spirit of Our Country”，1825）一文中，朗费罗号召美国诗人走出冰冷的封闭空间，热情地拥抱美国的大自然，从而书写美国，铸造美国性。相较而言，坡“根本不是一位民族文学的战士”㉒。他与朗费罗树敌，并不是为了建构美国民族文学，而是源自于他对新英格兰文化霸权的不满、 对欺世盗名的文坛名流的憎恶以及二者在诗学原则上的异见，同时也是他迎合“青年美国”组织的壮举和“忠诚的表现”㉓。

然而，坡并没有以放弃原则性为代价去刻意迎合“青年美国”，而是秉持“公平竞争（fair play）”㉔的批评理念，同情和维护处于弱势的南方文学，“攻击新英格兰的文化霸权主义”㉕，蔑视超验主义和新英格兰小团体。可以说，坡对以朗费罗为代表的新英格兰文化霸权的抨击，是一种出于劣势群体对权势集团的控诉和渴望公道的呐喊。坡在评论朗费罗的叙事长诗 《奴役篇》（“Poems on Slavery”）时讥讽道：“毫无疑问，对这位教授[朗费罗]来说，惬意地坐在图书室的椅子上，写诗教导南方人如何大大方方地放弃他们的一切，如果他们不愿意，就辱骂他们，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称赞、非常舒服的事情。”㉖在批判霸权的同时，坡同情南方文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他在《诗歌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1850）中论述美国南方诗人平克尼（Edward Coote Pinkney）的诗作《健康》（“Health”）时就义愤填膺地指出：“假如平克尼先生是一位新英格兰人，他就或许被那个长期掌控美国文学命运、指挥《北美评论》的阴谋集团置于美国抒情诗人的榜首。”㉗与坡交好的新英格兰作家洛威尔的诗集《批评家寓言》（A Fable for the Critics），因刻意褒扬新英格兰诗人遭到了坡的无情批判。坡指摘洛威尔在诗集中只会赞扬波士顿文人，“根本没有提及南方诗人”㉘。

另一方面，坡毫无顾忌地揭露那些徒有虚名的新英格兰文坛权贵，朗费罗便是其中之一。朗费罗早期诗集的问世让他在新英格兰乃至整个美国名声大噪，是“19 世纪最受爱戴和最著名的美国诗人”㉙。然而，坡认为朗费罗的作品水平陋劣、徒有虚名，甚至是一个“文抄公（plagiarist）”。在首次评价朗费罗的小说《亥伯龙神》（Hyperion，1839）一文中，坡就一针见血地揭露其中“勉强容忍的模仿”㉚。在评价朗费罗的诗歌方面，坡尖锐地指出其诗歌水平“被过大地高估了，如果没有社会地位和财富作为附属物，此人几乎不会受到什么尊重。”㉛其实，批判朗费罗的名不符实并非只有坡一人，一些新英格兰作家也纷纷表示英雄所见略同。新英格兰女权主义作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在1845年12月10日的《每日论坛报》（Daily Tribune）上评价朗费罗道：“他并不是一位有创造力的天才，而是一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人作品的派生作家。”㉜依富勒之见，朗费罗的声誉已经超过了他的真才实学，他善于模仿他人，缺乏创造力。新英格兰诗人惠特曼对这位波士顿诗坛泰斗的态度与富勒类似：“朗费罗不是革新者，他从来没有走过新道路，当然更未曾开辟过新道路。”㉝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坡对朗费罗的抨击源于二者的诗学歧见，尤其在诗歌的功能和目的性方面。坡本人就宣称他对朗费罗的批判，既非个人攻击也无妒恨之心，而是在“捍卫一套创作原则”㉞。鉴于以清教徒文化为根基的新英格兰诗人大多将文学作品视为道德教谕的工具，坡在评论朗费罗的诗集《民谣及其它诗》（Ballads and Other Poems，1841）时就指摘朗费罗“在诗歌目的上的理念是完全错误的”㉟，“他的说教完全不合时宜”㊱，是一种文学上的异端邪说（heresy）。为了强调诗歌应追求纯粹的美感而不是功利的道德说教，坡在文章中把精神世界分为三个区域：纯粹的智力、趣味和道德感，智力对应真理，趣味指向美，道德感对准责任。藉此，坡以审美活动为中心把诗歌定义为“美之有节奏的创造”㊲，即产生美感才是诗歌唯一的目的和功能，从而产生愉悦、激荡和升华灵魂的效果。1845年1月，坡评论了朗费罗的编著《流浪者》（The Waif）及其之前出版的诗集，除认可作品的美感之外，再次批判其中的“道德污染”㊳以及朗费罗的剽窃行径。

坡对朗费罗持续而激烈批判的壮举背后矗立着“青年美国”和奥沙利文掌门的《民主评论》。根据汤普森在《埃德加·爱伦·坡：随笔与评论集》中的收录，从1839年开始到1845年结束，不包括在其它文章中对朗费罗的涉及，坡完全针对朗费罗的文评总共有11 篇，而1845年就有7 篇。在坡与朗费罗的论战期间，《民主评论》 公开发文赞扬他攻击朗费罗团体的勇气。坡于1845年2月在纽约的社会图书馆（The Society Library）首次以《美国的诗人和诗歌》（“American Poets and Poetry”）为题作了演讲，其中不乏对朗费罗的批判。杜伊金克在3月1日的《早间新闻报》（Morning News）上赞赏坡道：“他[坡]毫不犹豫地指出，新英格兰的首府（波士顿）在这个国家是文学商人和文字贩卖者的主要居住地。坡先生用一把锋利而耐用的刀来治疗可怖的伤口，其方法既熟练又坚决。”㊴可见，坡来到纽约之后对朗费罗毫无保留的抨击必然得到了“青年美国”和奥沙利文的支持甚至怂恿。

坡与朗费罗树敌，既是位于纽约的“青年美国”组织选择其为盟友的原因之一，也投射出纽约与波士顿争夺文坛霸权地位和美国文学之都的烽烟。尽管纽约在1785年到1790年间为美国的首都，并从19 世纪开始超越费城跃居为美国第一大城市，几百公里之外的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却一直占据着美国的文化和文学中心。奥沙利文和“青年美国”联合的目标之一就是颠覆新英格兰文学霸权让纽约成为新的美国文学之都。于奥沙利文和“青年美国”而言，坡对全美最受欢迎的波士顿诗人朗费罗的批判，就是对新英格兰文人一直以来的嚣张气焰的打压，有利于纽约的崛起和美国文学之都的转向。然而打压并非长久之计，正面建设方为上策。于是，《民主评论》于1848年8月开始刊登坡的系列评论《纽约城的文人墨客》（The Literati of New York City），向全美宣传纽约的文人雅士。坡在担任纽约的 《百老汇杂志》（“Broadway Journal”） 编辑期间，“纽约正迅速成为美国的艺术中心”㊵，到了1850年，纽约成为了全美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于坡而言，抨击代表着新英格兰文化霸权的名流朗费罗，彰显出他对公平竞争原则的坚守和对美学原则的捍卫，也为他批驳美国19 世纪主流文学唯民族主题的狭隘性提供了契机。

三、跨越国界：“民族的普罗米修斯”

就民族与文学孰重孰轻这一问题而言，坡展现出鲜明的立场和直言不讳的态度。在1842年1月《格雷厄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的《批评见解序言》（“Exordium to Critical Notices”） 一文中，坡愤然写道：“现在的口号是 ‘民族文学’！——似乎任何真正的文学都可以是‘民族的’——似乎整个世界并不是文学的唯一合适的舞台。”㊶由此观之，坡深刻地意识到，文字语言艺术并不仅仅是为民族服务的，而美国19 世纪文学民族主义的热狂导致了主流文学唯民族主题的局限性，这种井底之蛙式的短见使得文学创作处于持续的平庸状态。此外，由于短暂的美国历史中鲜有值得吹嘘的文学传统，本土先驱文人的作品成为了一些文学民族主义者的吹捧对象，但这些作品在坡看来既无鉴赏价值，也不具备代表性。对此，坡毫不客气地指出，“在美国文学的所有先驱中，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被他的同胞们过高地评价过”㊷，而“这种愚蠢就是美国”㊸。于“渴望获得国际声誉”㊹的坡而言，“整个世界（the world at large）”㊺才是文学创作者“合法”的创作素材和创作舞台，而不应该仅仅为某一个民族或国家。

然而，“在建国初期，美国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于欧洲旧大陆的厌恶，表现为一种迫切希望摆脱欧洲影响的世界观”㊻，美国本土素材和美国主题成为了19 世纪美国民族文学复兴与建构民族身份和文化特质的关键性因素。在民族主义文学家马修斯（Cornelius Mathews）的《大角星》（Arcturus）和早期的《民主评论》中，实现文学独立就是要改变文学作品内容，㊼书写美国乃为实现美国文化与文学独立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弥漫着民族文学建构浪潮的大环境下，非美国题材成为了批评家构陷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罪名，正如坡所说，“异域主题在当下将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足以把他拖入一个批判诅咒的泥潭。”㊽为此，坡强烈反对美国主流评论界督促书商们“要恪守‘美国主题’的必要性”这一狭隘论调，并叹惋美国19 世纪主流文学批评在文学民族主义的渗透下变得泾渭不分。同时，坡“拒绝参与仅仅因为它是美国作品，就‘吹’捧其价值”㊾的民族主义做法，因为这种不知羞赧的沙文主义批评手段在他看来只会让本土文学的发展拘囿于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既愚蠢又褊狭。

爱默生对新英格兰超验主义领军人物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的过高评价，就是将民族情结凌驾于文学审美价值之上的典型例证。钱宁在其著作 《论民族文学》（Remarks on National Literature，1830）中指出美国本土文学的匮乏，号召美国作家齐心协力建构美国民族文学，倡议美国诗人把民族热情植入到诗歌创作中去。虽然爱默生本人并不赞赏钱宁的诗歌造诣，但考虑到钱宁为新英格兰民族叙事话语建构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还是在超验主义杂志《日晷》（The Dial）上刊发并高赞了钱宁的诗歌作品，甚至帮助钱宁出版了他的《诗集》。在坡看来，爱默生对钱宁的劣质诗歌的刻意吹捧，就是一种文学民族主义激情对审美判断的不良干预。鉴于此，坡在1843年8月的《格雷厄姆杂志》上直截了当地以“我们的业余诗人”㊿为题，尖刻地讥讽了这位“民族诗人”对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拙劣仿效。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倡导用审美标准取代功利准绳的文艺批评家，坡并没有止于“尝试打压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而是提出了“将文学批评局限于对艺术的评论”这一“为艺术而艺术”的批评理念。如果说坡在文学批评中直言不讳地批判美国19 世纪主流文学唯民族主题这一狭隘的论调，那么他在文学创作中则采用“暗度陈仓”的方式揭露和讽刺美利坚民族在领土扩张中所犯的种种罪行。

尽管坡反对文学民族主义、“偏爱‘异国主题’和警惕区域主义”，但是从1842年开始创作《金甲虫》直至其离世这段时间里，坡的大部分小说都或多或少地与美国本土相关，坡的这一转向也常被误认为是其建构美国民族叙事的理据。事实上，坡在其美国主题的小说中并没有主动建构民族认同抑或“新世界”“新亚当”的形象，反而走向了否定美国民族叙事话语建构的另一面，甘愿成为“其民族的普罗米修斯”。坡在短篇小说《瓶中手稿》（“MS.Found in a Bottle”，1833） 的开篇就写道：“关于国家和家人我没有多少话可说。”短篇小说《被用光的人》创作于美国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Second Seminole War，1835—1842）期间，主人公约翰·A·B·C 将军荒唐可笑的形象，可以说是坡对在美国领土扩张中通过屠杀印第安人而获得荣誉的军事领袖们的辛辣讽刺。与此同时，坡拒绝助力美国政府建构民族叙事和帝国叙事，甚至在散文体虚构作品中暗示出一种微妙的怀疑主义色彩。短篇小说《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Some Words with a Mummy”，1845） 对美国19 世纪民族主义盲目的文化自信进行了全方位的质疑和否定，故事的主题指向了美国荒唐的民族自负感、“乌合之众”式的民主和美国对印第安人以及其它民族领土的暴力侵占。

坡在美国19 世纪民族文学建构浪潮中表现出的颠覆性态度，成为了他在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那些致力于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批评家诟病的藉口。由于坡不符合他们的“民族主义设计”，美国著名评论家马锡森（F.O.Matthiessen）在《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1970） 一著中毫不犹豫地把他置于美国文艺复兴主流作家的庙堂之外。

结 语

总而言之，坡在19 世纪40年代赢得了美国文学民族主义团体“青年美国”组织和《民主评论》的信任，两部代表作也得以在《美国书库》系列中顺利出版。批判朗费罗既符合“青年美国”打压新英格兰波士顿文化霸权的战略，也契合坡讥讽虚假名流的一贯作风。但是，坡与前者的交好和与后者的交恶并非以铸造美国性、 凝聚民族认同和构建民族叙事为鹄的，而是源自于个人利益的驱使、对公平竞争的坚守和对美学原则的捍卫。与坡而言，整个世界而不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才是他崇尚的创作素材和创作舞台。尽管坡不主动应和书写美国的号召，但他对待趾高气扬的英国文坛的态度从未卑躬屈膝，诗歌创作也“相对独立于英国先辈”，具有一定的民族自觉性。因此，也不能过于极端，因其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讥讽，就认定他为民族的叛徒或者民主的敌对分子甚至美国文学的颠覆者。正如斯皮勒所说，坡的民族性与布罗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艾略特（T.S.Eliot）类似，“他们把美国文明理想化同时又加以批判”。尽管坡在有生之年并没有以民族文学建构为己任，但他的作品在全世界的传播、 接受和认可间接地为美国民族文学做出了贡献。到了20 世纪初，坡在国际上已享有了很高的声誉，是“欧洲唯一认可的美国作家”，“坡与惠特曼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作家，甚至超过了艾略特和福克纳。”

相较于那些致力于建构民族文学的文学家而言，坡超前地意识到了文学民族主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对文学创作的掣肘，倡导文学自律和艺术自主的创作理念，这与英国的柯勒律治、济慈和法国的戈蒂耶崇尚作品艺术价值的观念不谋而合。他们犹如雪莱笔下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砸碎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锁链，让优秀的作品走向全世界，这也是“他[坡]被视为第一个将美国小说带到全世界的人”的原因所在。正如歌德所言：“并不存在爱国主义艺术和爱国主义科学这种东西。艺术和科学，跟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物一样，都属于整个世界。”而“将整个世界视为作者的真正读者”也正是坡独立创办的《铁笔杂志》的核心宣传标语。坡的“整个世界”而不是某个民族的文学观念同样是19 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所彰显出的“跨文化、跨民族、跨语种的‘世界性’效应及其‘世界文学’之特征与意义。”正是由于坡所关注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普遍的人性，他才被波德莱尔以及全世界认可他的人推崇备至。“他清楚地看到并坚定地指出了人的天生的凶恶”，反映出他对人类共同命运与世界文学的思索。如今，坡的影响早已从美国走向了整个世界，足以证明其当初的高瞻意识。他独树一帜，怀抱世界文学的理想；他既是美国坡，也是法国坡，更是世界的坡。

注释：

①张爽：《美国民族主义——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76 页。

②⑨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 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94页。

③Matthiessen，F.O.，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xii.

④Tally，R.T.Jr.，Poe and the Subvers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atire，Fantasy，Critique，New York： Bloomsbury，2014，p.1.

⑤Levine，R.S.，Dislocating Race & Nation： Episod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ry Nationalism，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8，p.126.

⑥查尔斯·A·比尔斯、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上），许亚芬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12页。

⑦王二磊：《爱伦·坡文学批评的道德困境与美学出路》，《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 期。

⑧Widmer，E.L.，Young America： The Flowering of Democracy in New York C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44.

⑩Fisher，B.F.，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dgar Allan Po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00.

⑪Calson，E.W.，“Poe’s Ten-Year Frogpondian War”，The Edgar Allan Poe Review，2002，3（2），pp.37～51.

⑫Moss，S.P.，Poe’s Literary Battles： The Critic in the Context of His Literary Milieu，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63，p.3.

⑬⑭Quinn，A.H.，Edgar Allan Poe： A Critical Biography，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1969，p.305，p.476.

⑮Clark，A.J.，The Movement for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60，p.70.

⑯Goldsein，P.G.，International Copyright： Principles，Law，and Practi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8.

⑰㉓㊼McGill，M.L.，“Poe，Literary Nationalism，and Authorial Identity”，in Rosenheim，S.and S.Rachman（ed.），The American Face of Edgar Allan Po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271～304.

⑱Buell，L.，New England Literary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naiss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8.

⑲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 页。

⑳McHenry，R.，et al.，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Vol.1，15th edition，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93，p.334.

㉑Higginson，T.W.，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New York： 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902，p.31.

㉒Richard，C.，“Poe and ‘Young America’”，Studies in Bibliography，1968，21，pp.25～58.

㉕Whalen，T.，Edgar Allan Poe and the Mass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iterature in Antebellum Americ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43.

㉙㉝Blake，D.H.，Walt Whitman and the Culture of American Celebri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72，p.74.

㉜㊴Thomas，D.and K.Jackson，The Poe Log： A Documentary Life of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Boston：G.K.Hall & Co.1987，p.604，p.509.

㊵Cantalupo，B.，Poe and the Visual Arts，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4，p.16.

㊹Hartmann，J.H.，The Marketing of Edgar Allan Poe，New York： Routledge，2008，p.17.

㊻付宇：《美国民族主义传统的起源与演进——约翰·亚当斯、亚伯拉罕·林肯、林登·约翰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 页。

㊾Wert，J.R.，“Poe’s Early Criticism of American Fiction： 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and the Fiction of Robert Montgomery Bird”，in Hutchisson，J.M.（ed.），Edgar Allan Poe：Beyond Gothicism，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11： 17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