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中国当代医药》主笔 潘 锋

由医师报社、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等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医学家年会（2022）暨第二届医师职业发展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 自2020年开始，医师报社发起“致敬医界丰碑”系列荣誉，以此致敬并纪念我国不同医学领域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在第七届医学家年会“致敬医界丰碑?医学大家故事”环节，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吴德沛教授、四川省肿瘤医院院长林桐榆教授、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董家鸿院士、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小峰教授，分别深情分享了阮长耿院士、管忠震教授、黄志强院士和张乃峥教授的医学故事。

阮长耿：中国血小板之父的热血情怀

吴德沛介绍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苏州大学阮长耿教授，是我国血栓与止血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 同时，阮长耿院士还是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国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江苏省血液研究所所长。阮长耿长期从事血液与血管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1998年担任江苏省血液研究所所长，1993年任苏州医学院院长，于20 世纪80年代初在苏州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血栓与止血研究室。阮长耿先后承担了国家“863”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自然基金等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课题38 项，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资助重点项目、中法先进研究计划课题等；获国家专利、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42 项；主编专著11 部， 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20 篇, 其中SCI 收录论文206 篇。 阮长耿院士曾先后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和“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等荣誉称号和奖励。

吴德沛说，阮长耿是个一心想学医的“文体明星”，他从小就热爱学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因为小时候目睹母亲被绝症折磨，便坚定了学医的志向。 高中毕业前夕，在所有志愿栏里都填报了医学专业。1964年6月， 阮长耿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国防科工委选中，分配到二机部（后更名为核工业部）下属单位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病研究室任助教，师从我国血液学专业奠基人陈悦书教授。第一次见面，陈悦书教授便拿起一本血液相关书籍让阮长耿阅读，他立刻用英文流利地朗读起来。在当时学校只开设俄语课的年代里，这次别样的“面试”令陈悦书教授对自学英文的阮长耿频频点头称善。 从1966年到1973年，在陈悦书教授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身边，一向勤勉好学的阮长耿如鱼得水，他每天同陈悦书教授一起查病房、出门诊、讨论病例，同时刻苦钻研医学理论，日积月累，阮长耿对血液病的诊治能力不断提高。

1979年， 阮长耿以优异的成绩在国家公派留学生全国选拔考试中轻松胜出，他立即捧起法语课本开始自修，在北京语言学院参加了3 个月的法语强化训练班后，于1979年9月直接从北京登上飞往法国的航班，开始了他在巴黎第七大学附属圣路易医院血栓形成与止血研究中心的学习生活。阮长耿把研究方向确定为用单克隆抗体研究血小板，以寻找血栓与止血诊断和治疗方面更有效的手段。留学期间，法国同行们对阮长耿赞叹不已，更让法国同行们钦佩的是阮长耿惊人的毅力，不仅关键步骤一定要自己动手， 就是实验的准备工作，也从来不嫌繁琐，做得一丝不苟。 功夫不负有心人，阮长耿在法国留学期间，鉴定出国际上第一个抗人血小板膜糖蛋白Ⅰ单克隆抗体，并首先阐明血小板膜糖蛋白Ⅰ作为粘附蛋白Von Willebrand 因子受体的功能。阮长耿的这项科研成果是血小板生理机制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他的导师雅克·冈（Jacques Caen）教授逢人就说：“中国人了不起！ ”

1981年学成回国后， 阮长耿在苏州医学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血栓与止血研究室。研究室创建初期条件极其艰苦，资金短缺，设备简陋，其中两台仪器和一批试剂是阮长耿用在法国节省的奖学金买回来的。1982年8月，阮长耿带领研究团队开始进行血小板单克隆抗体的研究， 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阮长耿选择逐一击破。 如缺乏细胞培养所需的小牛血清，那就尝试人工自制血清来解决问题。他们从屠宰场购买小牛犊带回实验室，自行采集小牛的血液，之后离心血清，经过消毒便成功制备出小牛血清试剂，就这样阮长耿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信念和排除万难的决心，克服了科研探索道路上的重重艰难。

吴德沛总结说，阮长耿院士为我国血液学尤其在血栓与止血领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3年， 研制成功我国第一组抗人血小板膜糖蛋白单克隆抗体，1985年至1990年，抗vW 因子单抗、抗纤维蛋白单抗、抗人活化血小板单抗等被命名为“苏州系列”的单克隆抗体相继研制出来，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阮长耿及其团队于1986年开发出血小板诊断试剂，解决了血小板功能缺陷疾病的诊断难题。阮长耿院士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一是开展了苏州系列血小板单抗临床转化，解决了血小板功能鉴定的难题，提供了抗栓药物治疗新手段。他促使“苏州单抗”应用于200 余家国内外医学机构，扩大了这种最新技术的应用。二是建立了出凝血疾病遗传学诊断技术，研发国内首个出凝血疾病基因诊断芯片，率领国际上首个中国人群大宗队列研究。三是创建血小板功能疾病诊疗新策略。阮长耿院士在科研、医疗、人才培养和产业化发展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造福了全国广大病患。

管忠震：见证中国肿瘤化疗药物发展历程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管忠震教授是我国最早一批从事肿瘤化疗研究的学者之一，见证了中国肿瘤化疗药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林桐榆介绍，1954年，管忠震毕业于岭南大学医学院，不久后被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首任院长谢志光教授引进到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工作，管忠震到任后力抓该院肿瘤内科治疗并开始着手组建内科化疗组，成为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内科学科的创始人。管忠震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进修结业，并远赴美国MD 安德森肿瘤中心访问学习。管忠震历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肿瘤内科主任、肿瘤学教研室主任；现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内科主任导师、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名誉主任。管忠震教授自创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以来，始终秉持不断学习、不断开拓的精神，一生都在为肿瘤治疗的发展而踌躇，毕生都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这片热土上挥洒着科研热情，发挥着巨大的科研效能。

林桐榆介绍，国内肿瘤化疗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国外的肿瘤内科治疗也刚起步， 当时肿瘤治疗手段还很局限，化疗药物匮乏，主要的化疗药物盐酸氮芥虽对肿瘤有抑制作用但毒性很大。 化疗在当时只有北京、上海等地的极少数医生开始应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在我国南方首开先河， 成立了专门的化疗学组。 经过长期不断探索，管忠震带领团队在癌症化疗特别是恶性淋巴瘤、肺癌、乳腺癌及儿童期肿瘤的临床治疗研究方面获得多项建树。20 世纪70年代通过临床试验，管忠震团队发现三尖杉类植物生物碱中酯类生物碱是抗肿瘤的主要有效成分，在国内首先报告阿霉素的临床应用经验，率先进行顺铂和长春新碱的临床研究。在中国肿瘤化疗领域有“北孙南管”之说，北有孙燕院士，南有管忠震教授。 作为我国最早一批跨进肿瘤化疗领域的研究者，他开创并见证了中国肿瘤化疗药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林桐榆介绍， 管忠震教授常说，“病人把生命交给我们，我们必须把这份责任和信任放在心里，考虑周到， 用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法，帮助病人解除疾苦。 ”霍奇金淋巴瘤是一种好发于青年人群的淋巴系统恶性疾病，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990年CT 影像学还未在临床广泛使用，放疗是霍奇金淋巴瘤的主要治疗手段。按照西方学者的理念， 要查明霍奇金淋巴瘤的分期，除了体格检查外还要进行剖腹探查，但对患者的伤害很大。 管忠震经过长期临床探索提出了“不做探查，而以全身化疗为主”的理论，这样不仅简化了治疗中不必要的疗程，节约了治疗费用，最重要的是减少了开腹手术给患者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管忠震探索出的霍奇金淋巴瘤治疗的“中国模式”挑战了世界通用标准，改变了临床实践，成为当时临床中使用最广泛的治疗模式。同时，“中国模式”还得到了海外诸多学者的认同和大力支持，被一致认为是淋巴瘤治疗史上的重大突破。

林桐榆介绍说，在药物临床研究中，管忠震教授逐渐意识到开展和引领多中心临床研究是中国肿瘤内科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 为此，他先后主持了我国十余种重要抗癌药物临床研究，担任了多个新药的主要研究者，在临床试验评价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受原卫生部委托负责起草了我国《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管忠震于1996年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创建了国家级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GCP），为后来我国许多新药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管忠震教授曾获诸多荣誉：早在1991年，“新菌抗癌1 号”研究获湖北医药局成果一等奖及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年，管忠震教授被授予“淋巴瘤突出贡献奖”“中国肿瘤内科杰出贡献奖”。 管忠震教授是永不懈怠的医学探索者， 从临床研究、基础科研到药物试验，他都怀有极大的热忱。 现如今，年近九旬的管忠震教授依然活跃在国内肿瘤学术交流的舞台上。

黄志强：艺高人胆大的中国胆道外科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强教授是我国胆道外科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胆道外科之父”，肝胆病学一代宗师。董家鸿院士说，“能够成为黄志强院士的学生，我是非常幸运的。考研时我本来报考的是第三军医大学的心血管病理生理专业，后来调配到黄老的肝胆外科专业。拿到复试通知的时候实习老师告诉我说， 你这个导师太有名了，肝胆科的泰斗，我们国家第一本《肝脏外科学》是他主编的，第一本《胆道外科学》是他主编的。 我庆幸能拜入黄志强教授门下，暗下决心一定要做黄志强式的外科医生。 ”

董家鸿介绍，黄志强院士根据他个人的发展经历和职业生涯的成功经验， 为其量身定做了一个“两段式”的培养模式。硕士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的培训相结合，为外科临床打下坚实的基础；博士研究生期间完成肝胆外科专科医师的培训，使学生们在完成学位培养的同时成为一名成熟的肝胆外科专科医师。黄志强院士要求他的学生既要有临床的实践胜任能力，又要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做两条腿走路的学术型医生，这对后辈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志强院士除了注重研究生培养外还十分注重进修生的培养。 早在20 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经举办过两届全军干训班， 请全军各大医院的普通外科骨干或者肝胆外科学科带头人到西南医院做一年时间的培训，既重理论授课，更重手术训练。这批人后来大都成为全国各地肝胆外科的学科带头人， 此后全国各地来进修的优秀医生们都得到了黄志强院士的悉心指导， 他们也都相继成为各地的肝胆外科学科带头人。

1985年， 黄志强院士北上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建立了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肝胆疾病治疗中心。那时候有“南吴北黄”之称，“南吴”是上海二军大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吴孟超院士， 他的专长是在肝脏外科；“北黄”就是黄志强院士，他是胆道方面的“泰斗”，同时在肝脏外科领域、胰腺外科领域、门静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领域都卓有建树，此外在外科基本问题上如休克感染、多器官衰竭、 微创外科等也有很多学术建树，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 2003年，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研究所成立，黄志强院士出任研究所所长。 尽管已在解放军总医院任职，但他一直都在关注和帮助西南医院的肝胆外科。 1998年，在黄志强院士的力荐下，第三军医大学决定任命当时只有38 岁的董家鸿担任西南医院肝胆外科中心主任。 在黄志强院士的悉心指导下， 西南医院肝胆外科拼搏攻关，以肝脏移植为突破点带动了整个肝胆外科的发展，迎来了学科发展的再一次辉煌。黄志强院士在肝胆管结石方面的研究于200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虽然他当时已经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但他仍然把这个奖项留在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给西南医院肝胆外科带来了新的机遇。

2006年，因工作需要，经黄志强院士引荐，董家鸿教授从西南医院奉命调到解放军总医院。在黄志强院士的带领下，解放军总医院和西南医院两院的肝胆外科同步前进，相继建成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成为全国肝胆外科行业的龙头。黄志强院士一直是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的组长。 2007年黄志强院士把重任交给了董家鸿，在黄志强院士的指导下与全国外科同道团结一心发展我国的胆道外科事业，破解肝胆外科的难题。

董家鸿介绍说，“敢开别人不能开的刀， 能治别人治不了的病”是黄志强院士常说的一句话，也一直是我们团队的座右铭。在黄志强院士指导下，他们开展了高难度的肝脏移植，如活体肝脏移植，还有双供肝活体移植，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体外肝切除自体肝移植术，这些技术上的突破推动了我国整个肝胆外科和移植事业的发展。黄志强院士认为，做外科医生首先外科技能要行，技术要很有造诣你才能有权威性； 同时还要会做研究，从临床上发现问题， 通过临床研究、实验室研究，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提高临床医疗服务水平。 问题是临床研究的出发点，这对我们后来提出临床驱动的医学研究范式是很好的启迪。2006年，他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精准外科理念，用于指导医学的临床实践，此后在国家重点课题和重大课题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准理念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形成了肝胆外科的创新理论和技术体系，“精准肝胆外科范式”得到了全国乃至国际同行的认可和广泛的推广应用。

2014年， 董家鸿带着恩师的殷殷嘱托转业到清华大学，担任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创院院长，在军队医院积累的学科建设经验也用在了医院运营管理和专科建设上。董家鸿说，2015年4月黄志强院士永远离开了我们，生前， 他为祖国的医疗事业披肝沥胆、奉献终生；逝后，他的满腔赤诚将流芳百世。他和团队将继续探索复杂疑难病例，继续研究精准肝胆外科的范式和技术体系，传承黄志强院士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努力打造卓越肝胆外科。

张乃峥：敢于追“风口”的中国风湿病学之父

张乃峥教授是中国风湿病学奠基人、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创始人，被誉为“中国风湿病学之父”。 曾小峰介绍说，张乃峥194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49年起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大内科副主任、风湿免疫科首任主任。张乃峥师从钟慧澜教授，从事黑热病研究，1951年就在SCI 上面发表了有关黑热病的文章，颇有影响。 20 世纪50年代末，张乃峥受国家派遣去莫斯科前苏联医学科学院风湿性疾病研究所进修， 回国后即参与制定了当时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的风湿病学部分， 并在全国最先建立了风湿性疾病门诊以及类风湿因子、 抗透明质酸抗体、黏蛋白、六氨基己糖以及纤维蛋白原的测定方法。 1969年9月起，张乃峥曾到广西桂林南溪山医院工作7年， 担任副院长，承担援越医疗工作。

张乃峥于1976年回到北京协和医院，在国内率先建立了风湿免疫学科专业； 后于197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风湿免疫科学组，1980年正式建科；1985年，张乃峥创建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张乃峥教授曾经获得亚太风湿联盟“大师”称号，以及美国风湿病学会“大师”称号，被誉为中国风湿病学之父。

曾小峰说，张乃峥教授以全国学科发展为己任， 在担任科主任、尤其是兼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委后，开办了大量的各学科普及提高学习班，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方法，邀请了很多国际大家来国内传授风湿病学知识。在张乃峥教授的带领下，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临床免疫以及风湿病学培训中心，成为培养国内风湿病学专业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不仅长时间引领了中国风湿病学学科的发展，而且成为中国风湿病学领域里的“黄埔军校”。

曾小峰介绍，张乃峥教授有非常好的前瞻性研究思维， 在20 世纪90年代就鼓励开展多中心早期类风湿病研究。 2000年又号召组织多中心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关系的长期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张乃峥教授主持的抗核抗体谱的建立及其临床应用、 干燥综合征的临床研究等，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对风湿免疫病以及临床风湿免疫性疾病的认识及诊治水平。尤其是干燥综合征的临床研究改写了我国的教科书。 此前，我国的教科书上把干燥综合征作为一个罕见疾病，通过张乃峥教授的研究，提示它是中国一个非常常见的风湿免疫性疾病。 在20 世纪80年代、90年代， 张乃峥撰写了大量SCI 文章，开辟了我国风湿免疫临床研究的先河。1999年，张乃峥教授主编的《临床风湿病学》集合了当时最新的风湿病学研究成果和他本人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 成为风湿专科医生的必读文献。 后来，基于“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牵头成立了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协作组（CSTAR），承担了SLE 的多中心注册研究，建立了完整的SLE 队列。 此外，张乃峥教授还提出，要加强对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药物的药理作用和疗效学研究，给患者以正确的导向，而不应该只讲经济效益，不顾科学性和病人利益，这是医务人员、制药行业、宣传媒介共同的社会责任。

张乃峥教授非常重视国际合作，用国际通用的客观指标来观察研究项目。创科之初就推动与国际接轨，提出要建立中国标准，并于1983年首先制定了北京协和医院狼疮相关诊疗标准，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1982年开始，张乃峥创办中英风湿病学研讨班，让国际大师走进中国。 同时走出去，参加美国风湿病学会（ACR）会议以及国际风湿病学会联盟（ILAR）会议。 同年，在中英风湿病论坛上，张乃峥教授提出，雷公藤是我国治疗风湿病的单用药物，应组织全国大协作深入研究，为世界抗风湿性疾病作出新的贡献。 1985年牵头成立风湿病学会， 后于1988年带领中国风湿病学会加入了亚太风湿病联盟。 曾小峰说，张乃峥教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脊柱关节病、系统性血管炎等各种风湿免疫疾病的诊疗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张乃峥教授已经离开我们快8年了，但现在足以告慰张乃峥教授的是中国风湿免疫学科发展非常迅速，全球医院排行中位列第二，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SCI 论文全球第一；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在中国复旦最佳医院排行榜风湿专科中，连续12年蝉联榜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中连续8年排行第一。曾小峰表示，张乃峥教授的学术思想是我国风湿免疫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学习他严谨求精的治学精神、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甘当人梯的伯乐精神、毫不利己的奉献精神，推动中国风湿免疫学科走在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