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刘淑兰*，钟霞

(1.福建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2.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1]。这既为新时代生态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精神内核。乡村生态文化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根基，既是厚植于乡土文化之下探索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产物，也是新时代实施美丽乡村建设行动的集中表达。当前，学术界对生态文化展开了多方探讨：毕京京着眼世界观方法论、文明兴衰规律、增进民生福祉等角度提出了厚植新时代生态文化的路径选择[2]。尚晨光等认为应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宝库、培育公民生态意识以及生态制度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协同推进等角度来实现生态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3]。胡宇喆等从理念支撑、制度规范、行为典范等方面提出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4]。周梅婷认为应发挥生态文化重塑乡村生态环境的功能，发挥乡村生态文化的价值，从而引领美丽乡村建设[5]。从现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关于生态文化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以乡村振兴为视角的研究还较少。因此，基于乡村振兴视域，挖掘乡村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探寻乡村生态文化的现实性转化路径，对于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生态文化的内涵解读

乡村生态文化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过程中，结合乡村社会实际情况，继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建立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形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6]。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乡村生态文化的主要构成涵盖了精神、物质、行为和制度等层面。其中，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反映了乡村地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维活动和结果，重在生态文化素养的培育；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泛指美丽乡村建设中有形的生产生活样态，旨在提供符合生态需求的生态文化产品；行为层面的生态文化在于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建设主体，强化行为引导，切实保障乡村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是指通过发挥制度本身所带有的规范化功效，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性规制。

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

乡村生态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培育乡风文明、发展生态产业、增进民生福祉以及完善生态治理等具体实践中，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2.1 培育乡风文明新风尚的重要助推力

培育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生态文化紧跟乡村社会发展进程，以其自身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促进生态文化自觉的养成，重塑乡规民约，在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尚中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生态文化能够促进生态理念与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相契合。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7]。”基于优质生态环境下的乡村生产生活实践，生态理念贯穿始终，能够创建乡村生态和谐之美，在传承乡风文明的过程中，彰显了乡村地区广大群众对于优质生态环境的价值认同和精神诉求。乡风文明孕育着丰厚的生态文化元素，实现了生态价值共识向生态富美环境的现实性过渡，为塑造整洁村容村貌提供思想引领。

乡村生态文化能够促进生态价值观养成。生态文化以促进全民生态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为重点，人的思想观念则贯穿于这一方式之中[8]。将生态文化融入村民的知识体系中，激发乡村文化的新活力，树立起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价值观，有利于村民生态价值观的养成，从而促使其怀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使得村民自发成为乡风文明新风尚的建设者和传承者。

乡村生态文化为乡风文明新风尚贡献生态智慧。乡村生态文化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与西方生态哲学等思想具有共通共融之处，有助于丰富乡风文明新风尚的内在意蕴。如安徽省徽州地区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衍生出独特的地域生态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助推乡村生态建设，为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9]。

2.2 发展乡村生态产业的重要支撑力

乡村生态文化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带动了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产业链的外延与拓展，丰富了具有乡土特色的生态文化内涵。大力发展乡村生态产业，培育生态文化产品，有助于夯实乡村生态文化的物质基础。

乡村生态文化使得乡村生态产业特色更加凸显。生态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和经济相结合的产业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乡村生态文化的指引下，乡村产业渐趋生态化、体系化，生态文化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产业效益明显提升，推动了乡村产业绿色转型。在发展乡村旅游业、休闲农业等产业中，生态文化实现了与经济的有机融合。如贵州省基于丰富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优势，将生态文化、民族文化融入旅游业中，以挖掘民族生态文化生产力为目标，大力发展生态经济[10]。

乡村生态文化能够引领乡村生态产业品质有效提升。乡村生态产业在与生态科技等现代化技术的结合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态文化产品品质稳步提升。近年来，在乡村地区持续推进的文化长廊、文化广场等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形成了文化设施体系，既充分挖掘了乡村生态文化资源，也为生态文化产业品质提升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如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为进一步营造浓厚的乡村生态文化氛围，以乡村振兴和生态文化旅游为抓手，不断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文化产品，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根本保障[11]。

2.3 增进乡村民生福祉的重要引导力

马克思认为，自然、人、社会三者的统一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状态，而且拥有历史性，因而完成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12]。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涵养生态文化的重要前提，在改善乡村生产生活面貌、增进乡村民生福祉等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基于此，乡村生态文化则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诉求，致力于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乡村生态文化能够助力乡村生态宜居建设。在涵养乡村生态文化的过程中，乡村生态资源开发效率显著提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的转变，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据调查发现，自2020年以来，福建省寿宁县西埔村全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攻坚，对127座房屋进行了立面改造，建设了5个公厕，有效地改善了当地村落生态环境面貌，有力维护了状元古村的文明形象。

乡村生态文化能够扎实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生态文化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具有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特征。通过挖掘乡村生态文化的内在潜力，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有助于实现生态民生与经济民生的可持续发展。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乡村生态文化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生态效益共享范围逐步扩大，逐步实现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有机统一。如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不断探索乡村联合体共富模式，与周边24个村开展组团式、片区化联合建设，乡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近44%，形成了浙江省美丽乡村蝶变的缩影[13]。

2.4 完善乡村生态治理的重要凝聚力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有效落实乡村生态治理要求，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专项计划，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题中要义。乡村生态文化作为维系乡村生态治理的精神根基，在完善乡村生态治理中作用凸显，有助于构筑乡村生态振兴的文化支柱。

乡村生态文化在维系乡村生态环境秩序中作用凸显。乡村生态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营造生态环境秩序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在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以创建乡村生态文化示范村为引领的美丽乡村建设行动中，生态绿构成了乡村生态走廊、村庄绿化等行动计划的发展底色。根据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发布的2020年“全国生态文化村”名单显示，全国共有128个村被授予该称号，其先进建设经验获全国宣传推广，旨在深化社会公众对传承生态文化、留住美丽乡愁的认同感。因此，有效落实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举措，同样需要乡村地区广大村民从思想上认同，将高度的思想自觉厚植于生态环境治理行动之中。

乡村生态文化在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中作用凸显。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有效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的有力保障。生态文化在融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有助于丰富乡村生态治理内涵，增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在吸引力。在制度建设中，生态文化理念贯穿始终，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并通过生态文化制度规范，有效提升了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严密性。

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生态文化时代价值的实现困境

乡村生态文化厚植于乡土文化之中，不仅是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根基，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源泉。然而，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发展，乡村生态文化时代价值的实现在生态文化素养、产品供给、建设能力以及文化体系等方面面临着诸多困境，其精神助推力、物质支撑力、行为引导力和制度凝聚力等受到影响。

3.1 乡村生态文化素养有待提高

乡村生态文化素养作为乡村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生态价值观、生态知识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价值的实现旨在推动生态行为能力的养成。基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面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新难题，价值观念偏差、文化失范等现象逐渐成为乡村生态文化精神助推力的制约因素。

一是生态价值观念存在偏差。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部分村民对待生态问题的思想观念大不相同，对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不够，秉持“先污染再治理”的观念依旧存在，直接影响了人们在应对生态问题上的态度与行为，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足。亦有学者认为，在以生态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生态文化建设存在内卷化现象，人们对政府投入仍具有依赖性，认为生态文化建设和环境保护是政府行为，其“等、靠、要”思想严重[14]。

二是生态文化意识较为薄弱。生态知识主要涉及对乡村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等相关具体内容的基本认知，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号召，部分民众虽然对此有所了解，但对其实质性内容与要义还缺乏理性认知。此外，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生了过度消费、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等非理性经济行为，影响了农民的价值判断。农民生态文化理念的缺失，容易导致其对乡村生态治理的相关举措产生精神抵触，不利于发挥生态文化对人们行为上的导向和激励作用，阻滞了乡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3.2 乡村生态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乡村生态文化产品是以生态理念为依托的物质载体，涵盖了具有乡村生态特色的产业形态、基础设施建设等。由于生态文化产业体系尚不完备，物质支撑力尚未得到强化，乡村生态文化价值的实现依旧面临着生态文化产品投入与针对需求方面的不足。

一是乡村生态文化产品投入不足。乡村生态文化产业立足农业，并逐步走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但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资本投入成效欠佳。一些地区对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尚不明确，生态文化产业支撑力、拉动力不强。同时，由于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乡村技术型人才较少，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二是乡村生态文化产品在应对需求方面针对性不够。针对生态文化产品的不同需求，生态文化产品应更加注重自身的多元统一。在建设乡村生态公园、生态教育基地等基础设施方面，对产品的定位、设计和推广等方面针对性不强，未能有效满足人们对生态文化产品的新需求。

3.3 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能力不足

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方主体参与，建设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如何深化美丽乡村建设的行动体系，是乡村地区有效应对生态问题的关键议题。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其主体价值的实现，主要受制于其行为引导力的自身局限。

一是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参与度不够。村民作为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是服务乡村生态振兴的生力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在参与生态文化建设中还停留在浅层性的宣传教育层面，对相关参与机制、责任落实成效等方面还缺乏深入了解。村民在参与生态文化建设实际过程中，在涉及生态决策、执行与监督等方面，参与进程较为迟缓。

二是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创新度不够。政府在积极推行生态政策的过程中，显示出行政化色彩，导致其他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决策的依赖性加大，限制了其自身发展空间。正确发挥政府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同时加强与相关社会组织、团体等协商合作，引导社会力量投入生态文化建设中，是创新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路径的应有之义。

三是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内生动力不足。由于城乡融合发展在资源配置上还不够均衡，在人员流动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进程较为缓慢，造就了生态文化建设主体缺位的局面。基于乡村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乡村生态文化建设主体渐趋弱化，从而导致其内生动力不足，对于整体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具有不利影响。

3.4 乡村生态文化体系不够完善

生态文化在融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乡村生态治理的隐性规制。基于乡村生态文化体系自身存在的弱项，其时代价值的实现在制度凝聚力上还有所欠缺，乡村生态文化体系亟待结构性重塑。

一是乡村生态自治体系尚不完善。乡村生态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但从职能划分上来看，相关职能部门还未形成相互衔接的执法管理网络，更加注重对农业生产领域的生态保护，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相统一的生态自治体系尚不成熟。此外，乡村基层政府工作的重点往往在综治维稳，在涉及乡村生态环境监督方面的精力有限，由于部分污染防治举措尚未体现全体村民的意志，因而乡村生态自治成效欠佳。

二是乡村生态法治体系尚不健全。在法律规范上，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等都是为了实现宏观层面上的目标需求，针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还不够深入，法治思维在融入乡村生态治理实践中仍有一定的差距。乡村生态法治建设进程缓慢，对乡村地区污染防治的规定还处于完善阶段，法治边缘化现象时有发生。

4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生态文化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乡村建设摆在重要位置[15]。乡村生态文化作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助推器”，充分发挥其理念支撑、物质外化、行为规范、制度约束等外化功能，不仅有助于化解乡村生态文化时代价值的实现困境，而且对于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4.1 加强生态文化教育，提高生态素养

2021年2月，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编制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文件指出，要充分发挥生态文化引领风尚、凝聚共识、精神支撑的重要作用，广泛传播生态价值理念[16]。广大村民作为良好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唯有以转变生态观念为准则，不断提高乡村生态文化认知，才能为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加强生态文化教育，旨在推动人们生态意识的结构性重塑，有效提升生态素养，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要求相契合。

第一，加强乡村生态文化知识的普及。要始终以“两山”理论为根本抓手，发挥生态文化知识下乡育人的功能，深入挖掘厚植乡土的生态优势，为普及生态文化知识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在涉及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的重点领域，例如在统筹推进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要依托生态文化知识的理论根基，加强乡村生态环境系统观教育，构筑生态文化教育的长效机制，培育生态道德，凸显其教化能力。

第二，丰富乡村生态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通过利用现代科技发展成果，开展喜闻乐见的活动等方式，弘扬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风尚。在内容上，突出乡村生态文化教育的三个着力点，即发挥乡村生态文化的宣传向心力、示范引领力和实践驱动力，助推乡村生态文化的内涵式延伸，深化生态文化教育的内在意蕴。在形式上，借助农家书屋、文化站、新闻媒介等多种途径，广泛持久地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活动，为生态文化教育提供平台支撑，从而有效实现村民生态素养整体性提升。

4.2 优化生态文化供给，促进绿色发展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出要深入推进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活动[17]。为夯实乡村生态文化的物质载体，美丽乡村建设应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重点，不断优化生态文化产品供给，发挥乡村生态文化的物质外化功能，积极构筑生态富美的绿色家园。

第一，推进乡村生态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兴旺，应基于乡村生态资源存量，着力打造乡村的生态农业、工业和旅游业新业态，将乡土元素融入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之中，充分彰显乡村生态文化产业的乡土本色。同时，推动绿色公共设施等保障性措施落到实处，引导乡村产业与绿色发展理念相适应，打造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生态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不断优化生态文化产品供给，以乡村生态文化之力实现产业绿色化发展。

第二，激活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经济潜力。推进乡村生态文化示范村建设，仅仅依靠政府投入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盘活生态资源，充分挖掘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潜力。应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增强集体打造“绿水青山”的凝聚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为乡村生态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例如山东省德州市以挖掘乡村生态资源潜力为引导，不断巩固乡村集体经济的物质根基，实现了产业发展、村庄美化等目标[18]。

4.3 完善生态文化参与，培育生态自觉

在推进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必须打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渠道，科学处理好政策导向和参与主体之间的多元互动联系。通过挖掘乡村生态文化的行为导向作用，铸牢多方主体自发投入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共识，进而转化为参与者的行动自觉。

第一，完善村民参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激励机制。要以激发村民参与的内在驱动力为准则，采用物质激励、榜样激励等激励方式，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激励村民积极为乡村生态保护建言献策，从而形成村民参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持久动力，最大限度发挥村民参与的热情和主动性，增强其获得感。

第二，政府应积极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环保社会组织的运行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能够加强其参与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能力，也能够促使其更好融入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进程之中。政府应加大对环保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提供适宜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实际的人才与智力支持，为环保社会组织参与创建提供空间。

第三，发挥乡贤组织重塑乡村生态文化的示范作用。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的贤达人士，具有丰富的实践智慧，他们在实践中树典型、立榜样，对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应努力实现乡贤组织生态自觉与榜样示范、生态共识与文化引领相契合，促进乡村生态文化与社会文明同步提升。

4.4 健全生态文化制度，注重综合施策

乡村生态要振兴，制度建设是强有力的保障。乡村生态文化融入乡村生态制度建设，要始终以生态文化的积极导向来增强制度规范的约束力，充分彰显乡村生态治理的文化优势。为巩固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必须健全相关生态制度，实现乡村各项制度协调运行。

第一，健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法治体系。法律法规对乡村生态文化建设具有规范作用，应将生态文化和法治思维紧密结合，确保生态法治化运行的权威性，有效提高乡村生态法治的执法力度。此外，要通过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来推进乡村生态建设，以覆盖面广、运行流畅为制度设计原则，推动形成村民的制度认同感和归属感，从法治层面来深化生态共识。

第二，健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善治体系。善治体系作为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也是维系乡村生态文化制度的重要基础。要推进生态文化要素融入乡规民约，以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为契机，整合各种生态文化优势，充分挖掘乡村生态文化中的德善资源。同时，发挥乡规民约的内在导向作用，以建构公序良俗为引导，为巩固乡村生态文化制度提供隐性规制。